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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化  的  逻  辑

 Retrench

Initial algorithm on the prototype of evolution

王宇 著

前  言

如果没有突发的Covid-19疫情，没有突发隔离，这本书或许要多年后才能面世。2020年下半年全球处于禁航状态，计划中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旅行被搁置，中国虽然独善其身，却被全球疫情围困。其实，即使在航班短缺的半封锁时期，飞到这个神秘群岛的遥远旅程也不过两三天而已。然而188年前，达尔文要经过数年的艰难航程，才得以探访这一片岛群。加拉帕格斯不同岛屿巨龟的龟壳特征，使达尔文意识到，物种的继承性演化或许是其差异的来源，而演化又深受环境所驱使，不同环境提形成了过滤器，驱动生物进行不同适应方向的演化。或许长达数年的单调旅行，使他有充足时间分析样本，深入探索了不同物种的特征关联，也有时间思考生物与环境、物种关联与差异性等跨学科的问题。

对不同象龟和鸟雀的比较分析，使达尔文及后世的学者发现了生命长河的非确定性，自然环境与物种交汇，物种与物种交汇，并相互塑造对方。加拉帕戈斯如同物种的伊甸园，象龟、达尔文雀在此缺乏天敌，因而自由演化，其演化路径以鸟喙、龟壳等生物的外在特征记录下来。透过比较相似但分离的不同种群生物，后世学者们构建出崭新的世界观，那就是生物处于自然演化中，今天的生物是演化的阶段性成果。演化理论根植于当时成熟的基础研究，如生物学、博物学、地质学、气象学等，正是对环境和各物种的透彻洞察，达尔文发现生物不再是一系列固化的上帝配方，生物世界表现为伴随时间、环境演化的趋势。达尔文创造性的假说击碎了数千年来也已固化的世界观，其独特的研究既是长期潜心探索的结果，也是当时诸多学科深度和广度的完美结合。

本书看似很宽，也试图通过寥寥数语跨越数个学科，使读者洞悉演化的基础逻辑。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有机会打通各学科，从根本上把若干繁盛的学科连接起来。现代科学在每个领域日渐深入，有些发展久远的学科已长成参天大树，也有些新创领域处于萌芽阶段。我本人更痴迷于这些学科之间的连接，希望能找到更多统一理论的证据，将不同科学分支连接起来，割裂的科学界和割裂的人类社会一样，是没有前途的。无论花木间飞舞的昆虫，还是流动在根系的水土，甚至人与动物的情感交流中，都印证了跨学科连接的广泛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各学科之间的连接，我们才能不断突破认知极限，引发新学科诞生。

本书试图用科普的角度阐述自然、生物、认知和秩序的共同起点，描述其同源性的可能性，将其起点假设为精简算法。该算法是一个反复回溯时光的循环。无论是力的交汇，感知的交汇，认知的交汇，抑或这三者的交汇，通过回溯逝去的交汇点生成信息序列，互为线索的交汇信息被精简为认知模式模型。

在无休止地回溯循环中，万物以最短路径持续演化。生物是演化的阶段性产物，如同非生物一样，生物也受环境作用，而且形成了对环境的记录与互动，复杂的生物尤其如此。环境中的有效信息被生物感知，并记录为有限的存在秩序，以电子脉冲的形式涌现，长期存续于生物神经元构建的复杂网络。一旦生物演化出尺度不同的回溯能力，或演化出更复杂或更简化的感知交汇模式，新的认知秩序或新的生物种群就诞生了。生物演化的逻辑，或许起点是各自独立发展出来的精简算法，遵循各自不同的回溯尺度，而终点是群体同步引发的连接和交互。

不同的力将物质凝聚成内外两个环境，精简算法的作用表现为：外部环境信息通过回溯算法精简后导入内环境。对生物而言可以形成感知、认知等模式信息，某些模式信息会影响回溯算法，作为后者参数被卷入到算法之中，因而更加深远地改变后续认知。

对非生物来说，从早期宇宙的爆发伊始，物质通过原力与外部环境交互，就从均匀分布到极化聚集，形成绚烂的星系。偶然间的机会，年轻的太阳系中，某些短命恒星的残余物质形成了地球等若干行星。更为偶然的是，地球收到含水彗星的轰击，聚集了大量液态水。水形成的海洋中，炽热的地幔柱推开地壳而悄悄隆起，形成至今仍在扩张的海底中洋脊。冷水因水压进入地壳深处，与热岩发生水合反应，聚集富含碳氢的有机物从海底喷涌而出，造就了遍布海底山脊的碱性热液喷口。

十亿年后，具备自装配能力的蛋白质分子在喷口广泛存在，肽链从环境中吸引氨基酸，并组装成更长分子链，然而这些大分子的随时可能湮灭，因其无法复制。直到4种独特的氨基酸组成双螺旋长链分子，作为记录蛋白质拼装信息的模板，有机生命的基础结构 – 蛋白质终于能被高效而稳定地复制。生命的代码，自此开始了持续三十亿年的进化，稳定存贮的蛋白质信息使生物性状得到传递，生物开始适应诞生地以外的广大世界。

经环境施压后，生物规模宏大而呈现复杂性，因复杂性而不断极化，又因极化而各自独立演化，很快填满了地球几乎所有区域。生命从形态到规模，都变得日渐复杂，展现出惊人的适应性和可塑性。同时，生物也成为环境的重要部分，生物的演化使环境从单调乏味到缤纷多彩，人类则脱胎于万花筒般的环境中。我们演化出的复杂、多样的传感器，也促使我们走向更复杂、多变的环境。

日益复杂的环境反过来推动我们认知进化，而认知进化则提供了更多存贮空间，因而得以扩展我们的内部、外部连接数量，高效连接的神经网络出现了。复杂环境、高效连接开始推动我们从孤立走向团结，从小家庭进入大部落，直到聚合为更大的族群。至少在各自族群内，我们很容易彼此复制思想、仿造工具、学习技能，在族群内也更容易形成道德、文化、行为的共识。人类自身组成的规模渐增的大型社会，因此我们在复杂性渐长的环境中演化，而且在自然环境、个人认知、社会认知等多重复杂性叠加的环境中演化。

当然，机器算法如果拥有上述的多重进化环境，其“智能”进化将会快得多。明显地，我们今天所自傲的“人类智能”最终出现，并非偶然事件，而是数十亿年环境中的外部因素不断卷入生物算法的结果。回看过去，环境信息的不断卷入是生命发生的基础条件，更是智能生命的加速器。我们的效用动机不仅来相对稳定的基因代码，也来自基因对环境的适应性变迁，甚至来自后天形成的认知模式库，学习周期超长的当代人类尤其如此。最近数千年，人类孩子们的学习时间明显延长，学习新知的能力也日益精进。特别是最近一百年，地球上多数人开始接受公共教育，没有战乱、危机的国家，一代代人教育程度明显超越了上一辈，人类智能也因此而呈现爆发性增长。

生物算法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回溯过程，把无限丰富的环境感知卷入认知库。同时，新增认知作为关键变量，时刻更新着我们的精简算法 – 也就是最新版的预测算法，这也许是生物持续演化的根本原因。我们所珍视的大自然，现实点看，是生物们可预测的环境。对于无法预知的环境，我们的祖先理解为神魔鬼怪的超自然世界，某些人理解为的科学的边界，但更多学者则视为奋斗的方向。

作为投机取巧者，生物因回溯时光获得了宝贵的认知信息，也因认知序列逐渐累积而获得了更多的预测能力。人类是更为幸运的生物，除了个人的认知能力外，我们还具备基于群体、甚至全人类的共同认知。这写认知共识推动了我们对环境更为一致的预测反应，后者促进了我们对语言、习俗、文字等人类文化的普遍理解。但是，受传感器数量及算力有限的影响，人类和其它生物一样，面对外界多样性，也无法穷尽环境中所有的征兆。人体已经具备数以亿计的传感器，因此没有能力追踪每一次感知脉动。人类能够存储上亿的模式识别信息模组，但我们没有能力把尝试所有的连接组合，形成认知模式交互的清单。

我们曾经为生物的预测本能赋予了深奥的名字：因果，但因果对生物而言，却只存在于相当有限的认知序列中。因果是生物的执念，使我们预测能力得到了长足进步。我们发展出的理性，皆受此执念所驱动。随着回溯尺度增加，我们得以记录更多、也更久远的感知线索。独一无二的预测能力，使我们轻松驾驭信息洪流，适应了万花筒般的城市生活。

在人类出现以前，生物更依赖其生理变化而演进，基于基因迭代的生理变化是其获得环境适应的唯一手段。比如，从古生物化石角视角观察，动物们在几百万年的历史中几乎就没有太大变化。甚至从更久远的尺度来看，4500万年前的灵长类亲戚阿喀琉斯基猴，与人类具有明显同源的生理结构。当然，再追溯更远的地质史，我们与同为脊椎动物的鱼类也具有相似的脊椎、颅骨等肢体支撑构件。我们的探索继续向前，目光停留在5.5亿年前蠕虫化石上，也能发现其与我们之间生理上的密切关联- 我们这些晚近诞生物种并非天外来客，只是其管状结构的复杂衍生品，我们的管壁特化、分化为更多专业器官。保持基本架构稳定同时，生物逐渐积累局部特化，这就是演化得以稳步前行的基础。生物一直在稳定、缓慢而坚定地推进其演化过程。演化从来不是革命性的，反之相当保守。通过将遗传信息模块化，生物总能继承绝大多数演化成果，维持整体性状稳定，是进化试错得以不断发生的先决条件。

鸟类和哺乳动物的诞生，特别是人类的诞生，是演化史的巨大转折，生物演化逐渐脱离缓慢的硬件演化，越来越明显地转向认知模式高速迭代的软件进化。短暂且无常的生物属性反而是天赋，推动认知模式不断迭代。简单生物寿命很短，通过提高繁殖率，缩短迭代周期增加种群存适应性，提高存活机会。后天学习使生物自出生后就开始自我升级，通过生物算法积累经验，同时不断更新算法，通过学习获得了比硬件迭代更好的适应性。这种情况下，寿命延长成为认知累进的优势，而认知模式进一步拓展生物寿命的边界。

我们因个人认知扩展到族群，而进入了正向的演化循环。自然界中，具有负杂社会结构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寿命相对较长，比如，海狸鼠、灰雁、家鹅、乌鸦、大象、鲸类、草原狼寿命就如此，较长寿命有利于技能在亲子之间隔代传承。海狸鼠自幼与家人一起生活，学习处理树干、树枝，将河流改造为湿地，成年后也会将这些经验传递给孩子们。在人类的部族社会中，老人一度是博学多才的代名词，每当部族遭遇灾害，通常向长老们征求方案。即使现代社会中，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依靠专业技能的岗位中，老年人也因经验而丰富而广受赞誉。

受因果执念所迫，生物获得了越来越好的预测能力。演化结果很惊艳，某些幸运儿获得了超凡视角，不仅能观察更广阔的世界，还可回溯过去，预判未来。作为生物中的学霸，人类的回溯能力超个体局限，也远超自身寿命、居住空间的局限。在人类面前，世界不会止步于当下所感，亦非个人所见。认知模式是信息模块化的结果，相对固化的数据模组在传输、分享、重组中更为稳定，从此生物认知能力开挂，凭借记忆中的模式信息，预测效率大为提高。固化的信息模块也成为我们记忆海洋的锚点，通过每一个锚点，都可激发与之相连的认知序列。经过数百万次跳转，我们或许就能完整概览整个世界。

自然演化已经持续百亿年以上。今天的宇宙已经纷繁复杂，无论非生物还是生物，从其狭窄能级和有限时空中纷至沓来。在我们所能触及的宇宙起点，万物彼此相连，其结局依然会交织在一起。万物在大爆发的背景中极化，再分化，分化后融汇精简，但始终因起源而连接彼此。人类群体遵循同样规律，源自极小规模的共同祖先，因连接日渐紧密，形成巨大网络，最终这个网络超越了我们个人的算力及记录能力的极限，因此语言、绳结、文字等认知工具鳞次栉比地涌现出来。

在天各一方的时代，每一个人类小群落都是相对独立的认知网络，也各自流淌着独具一格的起源故事。即使在大型社会诞生之后，起源故事所追溯的历史也并不长远。圣经中表述的世界源于数千年前，而大地则是神赐舞台的中心，人类是神的减配复制版。这类起源故事是当年的认知革命，使人们获得了超越家庭或部族的上帝视角，也提供了建立共识的思维框架，在其后的数千年中，这些共同认知促进更广泛的族群融合。很多地区的社会规模陆续扩大，跨越家庭、宗族、部落的鸿沟，起源故事也开始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人物。

人类的每一次加速进步，都伴随着自我认知的升级。一万年前的星空下，旷野中的智人族群聚集在老人身边，聆听祖父们孤身追踪猛兽的传奇故事。数千年后，部落祖先的冒险旅程被摩西的故事替代后，不同部族的自我认知交织在同一个传说中。当时，欧亚大陆已经遍布国家和城池，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中国、埃及。今天的科学技术为我们揭示出更为久远的共同历史，使我们从文字记录的数千年，扩展到数十亿年前的生物起源，也扩展到百亿年前的宇宙起源。

新的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的故事，人类、动物，生物、非生物的边界已经模糊，描述事物的尺度也从空间延伸到时间。小可探索稍纵即逝的基本粒子，大则探索数万年前的河外星系。至少从个人视角来看，几乎所有当代人类的崇拜对象已经超越祖先们膜拜的众神。达尔文的研究揭示了一个科研捷径，从样板隐含的关联关系中，推演出了极为宏大的叙事。达尔文正是用推断，而不仅实验记录，才将散落天涯海角、时光陷阱中的演化遗迹连接起来，汇聚成统一的起源故事。同样的推导方法也可能推导出其它假说，世界万物不仅具备某种统一而连续的历史，更可能是基于同样的精简算法的不同能量衍生形式。

也许正是同源算法的驱动，力交汇为物质，有机物聚合为生物，感知聚合为认知，认知相连为智慧生物，族群相连建立了文明。语言、文字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种群，使认知网络跨出个人有限的生命，也跨出了有限的家庭和部族，该网络中的认知模式以及其作用力绵延千年。

面对这漫无边际的认知网络，个人往往难以理解其概貌。人类精英们如此自傲，无论是杰出者还是杰出群体，总认为其优异状态源于个人或族群基因独特，而难以理解其杰出思想来源的复杂性，甚至偶然性。就个体而言，我们都是难以连接彼此的。从婴儿开始，人类大致需要经历最初的强化学习，在父母亲人监督下学习，或自言自语中自监督学习，才能积累到足够建立语音模块的特征化数据。最终我们启动了语言学习，从此通过语言连接彼此。基于语音的同步训练需要持续终身，才能维持个人与群落的有效连接。当我们具备某种连接工具，也具备了约束基因中孤立倾向的能力，才能从孤立的个人接入宏大网络。但从历史上伟大帝国的坍塌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网络建设并不乐观，我们往往难以驾驭大规模的人类社会，即使聚合社会的实验从未停步，长期来看社会规模也越来越大，但大规模社会总以周期性崩溃而告终。当然，一次次崩溃并没有阻止认知网络扩张的步伐，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时间跨度依然在顽强地生长，就全人类而言，认知总量一直处于上升阶段。

为定义人性，中西方沿着善恶两条线分别探索了两千年。在我看来，人性之恶源于生物本能中的孤立与残暴，而人性之善则是我们强烈的同步倾向，这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人性之恶使我们成为冷静的幸存者，而人性之善使我们连接彼此。数十亿年前的两性相连，到今天的心口相连，代际相连，甚至全球互联。人类通过彼此驯化，成为连接紧密的独立生物，人性之善也成为我们最鲜明的本性。即使人性之恶时刻潜藏在人性深处，人性之善却已成为洋溢在每个人脸上的笑容。人性一体两面，善恶交融。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始终保持着与他人连接，人性的善意终成正果。在连接的进化压力下，语言、文字等工具诞生了。语言、文字压缩了信息总量，也使信息模块化、标准化。以语言为载体的信息传递形成了大型部落，为维持部族和谐，人们建立了行为边界，这就是道德观念。观念和其衍生品-法律具有相似约束力，后者更具刚性而已。二者共同作用下，人们的连接意愿及手段也被进一步优化，更大规模的社会网络建立起来。

我们构建的群体共识是被普遍接纳与传递的信息。从生物学角度，无论基因、细胞、器官层面，还是史前社会的群邦层面，当今社会的国家层面，群体的决策机制终归表现认知投票的结果。群体社会中，认知往往源于他人，而非自己的真实体验。因此，某种认知可能塑造出更多拥护者，因而可以改写投票者的认知。但是，生物的体认知并非所有认知模式的同步决策，而是偶然激发的分类、分层票决的结果。人类群体构建的网络不是无边际的均衡网络，相反，群体和层级边界一直存在。当然，群体边界取决于相互连接水平，越大规模的社会，连接度的疏密分布越广，所以也越难以形成清晰的群体边界。也就是说，大型社会的人类层级疏密交织，远较早期群邦社会的群体边界模糊，因而其群体之间的共识也交织起来。

人类通过群体认知形成稳定网络，但其最大规模是否有限，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认知传输速率、认知传输和复制效率、自身及外部认知模式库容量等。三者分别对应了语言、文字、网络等传输工具；律法、宗教、学校教育等强化学习工具；脑神经网络、庙宇、书籍、服务器等认知模式存贮器。现在看来，我们完善了上述所有环节，就能更使全球社会的连接成为可能，从而维系70亿人的超级网络。但反过来，损坏相互连接也变得很容易，因为连接节点太多，群体连接太脆弱，群体冲突随时会损害连接。谣言、暴乱、冲突、管制、战争、歧视、瘟疫、灾害……很多看似偶然的事件，会减弱或中断连接，甚至改变人们连接意愿。比如，疫情中，美国政府就因防疫失败甩锅中国，通过虚假新闻、间谍指控、贸易战、关闭使馆等手段，使民众对中国好感度从2018年53%降低至2021年的20%，两国正常经济、学术、文化交流受到严重影响。

我们创造的机器网络或许和我们不同，它们缺乏孤立或残暴的基因，同步更充分，传输效率也更高，甚至具备全连接和长连接的能力。所以，新世界的认知规模和边界是人类难以预知的，其独特性基于我们无法预知的认知来源和网络规模，不仅远超人脑有限的回溯能力，也远远超越人类社会结构所能够聚合的个体总数，因而有可能构建出超越时空维度的认知。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的创造物会继承我们的算法，因此也会如我们般指数级进化。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创造物也许不用再经历达尔文描述的肢体工具进化，而更有可能利用我们本身作为感知网络，借用我们构建的认知体系，走上独特的认知进化之路。相比我们有限的生命，有限的算力与内存，智能机器或许更有优势，她们是出色的时光逆行者，也是未来探索者。

生 命 即 万 物

当我阅读这一段貌似深奥的文字时，大脑在想什么？充满140亿神经细胞的1000多毫升脂肪团，需要怎样的逻辑运算，才能淡然面对全身2亿多感知神经不间断的输入信号冲击？怎样排除潮涌般输入的感知干扰，痛、痒、声、色、触、味、肌肉收缩等，而持续追踪文字堆砌的语言逻辑？这些语言以何等方式与现实世界连接，使我们能透过文字一瞥现实世界的精妙，而非大千世界的嘈杂？

闭上眼睛，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噪音消失了？可是，关闭视觉输入后，为什么我们很快成为强迫症患者？排除偶尔身体触觉听觉的感知扰动后，过往的故事不断在脑中重现，大脑很难立刻安静下来。这时候，我们曾经眼见的文字转换为悦耳的语言，环绕在脑海，反复解构，重组。视觉追忆则幻化成模糊的结论性语言，仿佛在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顺利复述视频里闪过的一段笑话，但不经过严格训练的人，却很难在脑海里安静地“内观”出一个完整的人脸，甚至任意自然事物的图像。那么，用语言的规则重组过经历，形成精简的思维逻辑，是否已经重塑了我们真实的经历？

1 浩瀚

想到北方的沙漠，我脑海里浮现出亘古的星空，以及星空下的沙漠胡杨。二者预示着生命的永恒与无常。传说中，胡杨有数几千年寿命，死后还可以保持数千年屹立不倒。之后若干年后，一旦气候环境合适，休眠的胡杨种子从残骸中破土而出。某些植物的生命确实可能横贯整个文明史，但和浩瀚宇宙中存在的宏观结构相比，胡杨的生命，和所有生命一样，是物质的偶然状态。相对于宇宙中可观测的巨大能级，生命只不过偶然存在于极其狭窄的能量梯度中。自然世界的任何一个有限范围内，若无外界输入，能量不断耗散，能级逐渐降低。生命也随之自然而然地凋零，幸而自复制算法诞生，使晶体、蛋白质、RNA等物质组团不断吸收外界能量和物质，生命沿此路径一次次灰烬中重生。

生命重组的过程清单，被以基因组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在合适的能级状态再次发育成长。生命存续于极窄能量梯度，转瞬逝去的细菌，百年寿命的人类，3000年的胡杨，都是特定能级的产物。在这样苛刻的环境范围内，物质照单重组，且不断循环。上述三个物种拥有共同祖先，发源于30多亿年前的海底热泉，而胡杨与人类于十五亿年前分道扬镳。虽然我们源头相连，但沿着各自路径演化已久，呈现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回溯更久远时光，从生物到非生物，看似存在巨大差异，也只是演化过程中惊鸿一瞬的跃迁而已。

从宇宙的起点开始，时空奔涌而出。宏观结构日益扩展，基本粒子在逐渐降低的能级中转化为相应的物质状态。从宇宙角度看来，熵增是我们所能观测到的宇宙趋势。但在有限空间和时间内，作为时空扰动的熵减现象总是存在的，虽然也是稀缺的，而且伴随其左右的是环境的熵增。即使在有限环境中，观测到短期熵减趋势，也需要从外部环境中吸收更多能量。形成细胞膜、星体之类结构以后，在环境中分离出内外有别的界面，以减缓内部熵增趋势，因而外部熵增加剧了。因此，无论内部外部，能量的耗散趋势是系统本质。

扰动是虽然普遍存在，却是稀缺的的，剧烈的能量扰动更具稀缺性。而稀缺的扰动促进了物质的复制循环，并叠加成为复杂物质。这样的系统，即使维持其状态，也需要足够能量。节约是宇宙构建的法则，精简原则在能量扰动和平衡之间涌现。在熵增的宇宙背景中，局部熵减的时空能量扰动一直在发生，往往被我们观察为各种物质形态。物质在能量扰动、能级跃迁中涌现。耗散的大趋势中，节约是构建物质的最短路径。随着生物进化，由日益复杂的感知系统导入的信息量指数级增加，其精简的造物路径延续至今。由于神经细胞能耗巨大，对于生物而言既复杂又昂贵，多数生物无法供养庞大的脑神经网络，脑细胞数量难以无限增加。对生物而言，其算力与内存总显不足。生物的认知过程也遵循精简模式，同一时间内，对更具效用的明显线索进行标定，从而逐级擦除背景信息。

碳基的有机生命也诞生于各自特定的能量梯度中，只是其能级更加狭窄精妙。宏观上看，能量耗散的宇宙背景不可逆转，因此构成生命的物质会在系统中伴随环境降低能级，最终生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当然，环境中只要不断汇入能量，也能维持着生命系统的能级，延后期衰亡时间。但是，在生物成长过程中，代谢废弃物堆叠、随机修复等过程，积累了巨大的系统复杂性，能量利用率逐渐降低，耗散结构无法逆转，生命终会到尽头。如非自复制体的出现，就不会有生命。自复制体携带信息记录簿，可以理解为自我复制的制程和模板文件。通过DNA复制，一次次回溯了其生命早期的组织架构，也一次次回溯生命耗散的过程。生命从此永生，虽非个体永生，却是以物种的形式，各自回溯祖辈的构建过程。自复制不完全是自我复制，也可形成两性后，通过交换、重组复制基因。基因交换形式很多，性是兼具高效与稳定的最佳选择。物种之间由此形成生殖隔离，如同生物群落形成外膜，物种作为虚拟的界限维持了进化特征的稳定。从此，地球开启了缤纷多彩物种进化之路，从此变得生机盎然。

2认知无限

戴维斯提出过，自然宇宙中所有事务，都要依赖其外在事务才能得到解释。我们身体内部与外部性，构成了整个世界，基于身体和世界的界面，无论从内外，均可解释对方。中国的古话也反证了这个观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我们无法对任何单一线索建立评价体系。即使对其进行过完整记录，也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标定。感知来源对生物而言，一直是偶然事件，而认知所达成的效用目标，则是生物的刚性需要。认知成果必须超越偶然性，形成必然的预测，否则生命难以跨越变幻莫测的环境，也就无法代代延续。

生物认知具有两个明显特征：首先呈现为结构化的信息，而非均衡分布的信息。其次，认知是可继承的，生物既继承了相对稳定的效用动机，也继承了相对稳定的认知信息。信息的结构化，是物质之间作用力在时间轴向的排列。因此，感知，乃至认知信息也是物质之间作用力在时间轴向的结构化涌现，是感知信息在时间轴上纵向压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来说，物质对生物而言，最终呈现为各种信息，以至于有些人认为，与其追求物质，不如追求信息。

也许可以假设，认知本质就是针对感知线索，忽略而擦除同质化感知，再将不同感知线索交汇信息，精简为时序记录。不同感知线索精简后形成感知序列，基于感知序列形成顺序的回溯清单。通过感知序列，生物获得了时间的纵深感，认知在也此基础上形成。就生物而言，不同传感器敏感度不同，回溯周期不同，形成的认知记录也有很大差异，更何况神经元的信息记录会随时间消弭，因此不同感官引发的认知成果截然不同。好在自然进化在筛选出更多样的传感器同时，也演化出更大容量的生物存储器官。自然环境的感官刺激是连续且无穷尽的，生物的算力很低，回溯感知序列的能力也极为有限，只能响应相对强烈的效用动机，比如进食、逃逸、追随、求偶等。生物的记忆信息库也也是有限的，适应有限算力和有限记忆的算法，更易于低成本、高效率地获得认知成果，这也是普遍的宇宙构建法则的又一应用。

普林斯顿科学家米勒的研究表明：人类算力极为有限，形成工作记忆的能力尤其如此。人类难以一次性记住九项不同内容，多数人甚至低于五项。各位读者可以尝试一次性记住一连串杂乱的11位数字，比如陌生电话号码，就能看出人类到底有多笨。这个实验或许也揭示了人类认知回溯的极限，也有人估计人类难以逾越12项内容。当然，常规的3位数、4位数分割法，有助于减小字串长度，使我们愚笨的大脑更容易记录长序列信息。对普通人群而言，四五项目是最佳回溯序列，这也就解释电话号码分段书写，词汇音节数量限制在四五个音素之内，单词字母很难超过11个。古代中文诗词流传了2千年，今天仍然传唱的诗词中，很多是四言、五言、七言一句的诗词。

对于超过回溯能力的信息洪流，我们通过同样的精简工具，创造出分块再精简分层的层级架构，以减少即时运算的算力需求。通过认知模式的多层次架构，认知跳转的空间由此打开，我们得以回溯更冗长的模式序列，这使我们的认知走向遥远的过去。

当然，这样的层级结构的上限就是我们认知的上限，如果我们的层级结构被限制在大脑库容之中，则我们的认知也局限于此。但是语言、文字的发明既在人和人之间，也在历史、现在与未来之间开启了并行的多重层级结构，使认知跨越了我们的生理及早期操作系统的局限。从时间角度来看，人类群体所堆积的超级认知结构极有可能是无穷无尽的。

虽然我们脑海中有限认知层极限制了认知扩展能力，但是语言、文字是认知跳转的锚点，引导我们跳出自我，转到另外一个层级结构。当然这个创新来之不易，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期。从有组织地打猎，到交头接耳的智人，人类经历了上百万年的准备期。从语言到文字，人类至少为之准备了10万年以上。反过来，知识爆发也因语言、文字而开启，最近数千年的人类成就，由历史上数百亿人进行的同步传递与累进，使每一代人都有机会超越之前百万年的所有祖先。

生物神经系统算力的有限性，导致其不得不专注于环境中显著变化，而忽略可预测的、效用动机不足的刺激。当然，晚近进化的生物会更关注不同效用的变化，而早期动物在算法、算力、内存不足时，认知反馈更加精简，应对环境的方法也是极简的。追随同伴或逃离天敌，无须纠结，二选一，立刻行动，无须判断对方雌雄、胖瘦。所以好奇心对早期生物并无好处，环境反馈大多数超越认知容量，因此稍有扰动，要么进食，要么逃之夭夭。

今天，当我们设计的智能设备进行环境认知时，专注力的优先级往往由工程师自己定义，并非系统在环境压力下自发形成的适应模型。比如，基于自认为发达的人族生物 – 包括码农们自己的认知过程，来定义认知优先级。我认为应该回溯本源，早期生物的进化步履中，依稀可见的某些脚本，如同底层操作系统，今天人类认知体系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上，这也是程序猿们理性认知的地基。当环境压力所激发的优先级被自发定义为专注力的参数时，机器算法就进入认知进化的快车道了。

但复杂生物面临更多环境互动，社会化的复杂生物与同伴的关系也不简单，面对着一堆比环境更难琢磨的同胞，它们的决策绝非追随、逃逸二选一能够。纠结于爱恨情仇贪嗔痴的人类，感官也更加敏锐。想象一下我们2亿根感知神经，对应的巨大信息输入量，怎能如此淡定？如无独到的精简机制，有效信息将被信息海洋所淹没，我们会无所适从。即使经过精简，形成的认知模型也是数量巨大的，我们有限的大脑会陷入信息洪流，面临永无止境的算力挑战。

认知并非事实，更非事物本身，只是压缩过的环境信息。认知可以被视为物质连接关系在界面另一侧的精简记录。对观测者而言，连接关系是围绕时间轴生成的，因此认知是时间化的连接序列。把信息洪流想象为海水这样无边无际的连续介质，水中观测者无法察觉水体的巨大波澜，而海天之间的界面却能清晰地观察到。在不同方向波浪的汇合处，我们看到了更明显的水体特征。

观测者需达成下述两种条件，才得以形成有效认知，

a 脱离被观测者，处于界面的另一边。

b 能够观测到特征点之间的关系。

离开到足够空间尺度，辅以足够时间，特征点轨迹变化就涌现出来。在水分子的层面观测，是无法脑补出海壮阔浪的，时间、空间的尺度不足以达成上述条件。但是数千亿亿水分子聚合出足够的特征点后，通过光的反射相互印证了彼此位置关系，涌现出肉眼可见的宏观特征。这并非仅仅是光子路径的记录，更是相互进行位置印证的水分子，使海浪在我们大脑里跃然而出。

如果波澜足够宽广，观测者脱离水面高度不够，也无法感知波浪。此时，不同方向的波浪汇合处，因叠加形成较明显的波峰波谷，特征点出现了。一旦涌现出特征点，就能进行快速标定，从而形成有效认知。当我们储存了足够数量的认知模式后，就能轻松辨识壮美的海浪了。

涌现的特征点还须在一定短的周期内出现，否则因时间久远，观测者无力回溯，回溯足够长久的感知输入，需要足够的短期存贮能力。生物也会因为神经元有限，无力记录过多数据，因而无法调用过去的回溯结果进行比对。即使回溯能力足够，我们也仅仅记录了不同感知输入的连接关系，即：时序。的确，各种连接关系在时间轴的无穷变化，构成了今天我们可以观测的世界。因此，当我们沿着时间轴将变化关系压缩后，也就能抽取出世界的特征。

自然对生物的命运是无动于衷的，不会留给生物足够的时间进行环境感知和比对适应。如果生物不能及时演化，会迅速被进化的筛子所过滤掉。生物唯一赖以标定的轴线就是时间，顺着时间的方向，找到就近发生的类似感知，即可标定出特异事件。可以设想，生物认知过程来自基于时间轴汇合起来的不同线索，当同样组合多次重现后，认知模式就产生了。如果有造物主，或许这是第一行代码，是万物得以被观测和记录的原因。同样的逻辑被生物广泛利用，预测的基础是多个感知线索的交叉点，单一线索只能引发更多神经焦虑，继而再转化为麻木不仁，不能沉淀为预测依据。不同感知线索的交汇时，各线索相互验证，从此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我们找到了认知跳转的锚点。

3 锚点

进化历史就是生物发现和标注认知锚点的过程，顺着认知锚点我们逐渐远离基因传承的本能反馈，进入广阔的认知海洋。生数在数十亿年前就具备嗅觉、触觉、温度感知、重力感知，晚近生物演化出更强大的磁感、触觉、视觉，不同的感知线索开始互为锚点而形成感知信息清单，并通过这些模型进行环境预测。不同感知之间，互为锚点，使生物跨越了时间鸿沟，在回溯时光中形成基于感知时序的认知模式识别信息。这个过程，从信息角度来看，压缩了时间，保留了有效用的信息。动物登陆以后，我们开始进化出听觉，直到语言诞生。听觉成为进化的分水岭，特别是脊索动物这个族群，开始将声音与其它感知线索互为认知锚点，精简出我们共同的感知序列。在赤道非洲幕天席地的日子里，人类的认知锚点也许并不多。日升日落，月圆月缺、生老死别、第一次狩猎狮子、第一次消灭敌人、第一次获得姑娘或小伙的芳心，这些记忆是自己或部族里重要的象征，也成为大家分享的时间锚点，美好的共识促进了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锚点将人们各自的深刻记忆连接起来，沿着锚点即可在认知模式间跳转，也可在不同人的认知系统间跳转，人们因此而轻松驾驭环境中的信息洪流。于是，我们开始分门别类地简化万物，并在脑中构建了共同的模式识别库。最近数千年来，人类之所以飞速进化，是因为我们发明了语言、文字这类更易共享的锚点，通过声音、图形而跳转到共同的认知组合，我们思绪被收敛为诸多共识。从此我们可以一同驾驭着语言，回溯时间长河中某个共同的锚点。

345*297=？，请各位试试心算，再试试笔算。更别说代数、积分等更加复杂的演算过程，板书推演大概能反映文字的伟大作用。板书的符号即锚点，扩展了人脑的短期记忆能力，形成了辅助提示系统，使我们不断获得提示信息，以激发跳转到关联线索。板书和大脑间形成了固定议题的对话机制，演算者一边看前面的板书，一边脑海搜索。在板书与大脑的对话中，我们化繁为简、去腐存真，清澈的认知被沉淀出来。

黑板上演算也是模式和复制认知的过程。我们将新皮质层中模式识别信息的提取出来，以符号形式重组、复现到黑板上。黑板如海天之间的界面，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广阔的视距，因而能同时看到更多的特征点。众多认知模型逐步呈现于黑板，每个模型之间互为锚点，同时互为可能被精简的线索信息。

反复扫视这些信息，我们就能收窄视野，专注于眼前，从而忘记隔壁邻桌女同学迷人的笑脸。眼睛每次扫描板书信息后，都逐一从脑海中搜索关联信息。顺着任一个线索，记忆库都能搜索出更多跳转路径，并将跳转到的效用信息记录在黑板，再次逐一比较。在板书与大脑的循环回路中，板书作为锚点，我们得以继而聚焦眼前信息模块，并以此作为跳转节点。文字作为校验对象被写出来，我们听到的语言稍纵即逝，忘记后就无法成为线索。用文字作为语言的锚点，再次遇到类似问题，目光触发，调用该模块即可，无须再次计算或验证。

先天聋哑人独自一人思考时，会情不自禁地用手语辅助思考，那是他们特有的自言自语。普通人也会表现出手语动作，也许我们某个时期的祖先将肢体动与某种含义连接起来，以其为认知锚点。比如，手指向左指向爸爸，向右指向妈妈，然后一边指着虚拟的的爸爸妈妈，孩子一边模仿说他们说话。某些先天聋哑人由于社会原因与其它聋哑人隔离，因而完全没学习过可以双方交互的通用手语，只能用视觉、触觉等直接感知描述等方式思考，可以明显看出其表述逻辑不同。与有手语基础的聋哑人相比，前者的逻辑普通人更难以理解。

文字的使用再次塑造了人类的思考逻辑。大量阅读和写作的人，其语言表述方式被更为精简的文字约束，因而与不识字的人产生相当的差异。因此普及全民教育的北欧国家，概念表述组织化、符号化、标签化非常明显，与同样富裕但半文盲比例更高的美国社会中，大众与精英认知逻辑差别还是明显的。美国社会的混沌更符合人类天生的感性，而理性更多表现在对感知的精简和梳理中，这是一个技术活，需要长期强化学习，并非依赖自然天性所能获得。

文字曾经是图形、观念、感受、规则等诸多事物和语音的交叉点，其诞生后甚至超语音而单独存在。由于文字更为准确的锚定共识，我们更容易分享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因而形成更大范围群体共识。经过数千年的迭代，文字化的语言不仅使语言本身更精准，甚至精简了我们认知的逻辑。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文字形成更多共识，使人们相互探讨或复制对方的认知逻辑，这就促进了同步和对话机制，共同认知因对话进入循环递增，人类社会则突破家庭聚合为更大部落。

正是共同认知使我们形成共同的预测，因而就拥有同样的合作、约束和交流机制。每一次正确的共同预测使我们积累更多共识，无数的正向循环使人类个体放弃自私与不安，聚沙成塔，从各自为阵的小家庭聚合为互通有无的全球社会。

语言和文字的涌现都是进化历程的里程碑，也是巨大的认知范式转换。进化的历程说明，关于环境的认知理性，不管存贮于蛋白质、DNA、脑神经元，还是语言、文字中，都是主导生物生存的巨大力量。人类的独特性在于，我们拥有更多的认知工具，可以借助工具寻找认知线索。当我们做复杂计算的时候，本质上是把语言，甚至文字作为线索触发的工具，激发某些更抽象的计算规则，而规则也是以语言表述的。由于大脑缓存不足，语音转瞬即逝，笔算则更进一步增加了锚点，用符号作为激发线索。当上阶段计算被记录后，下一阶段计算时易于激发调用，而不至于迷失。

起源于中国的算盘非常高效，熟练的算盘手计算速度不低于计算器。有意思的是，算盘手形成了肌肉动作与目标数字交互的线索序列，拨动算珠的动作一气呵成，无须有意识地干预。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数字如同十字路口的路标，跳转到相应肌群的激发。

4 回溯时间，改变未来

神经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认为，语言源于人类有能力将信息压缩成符号。从结果看来，信息确实被压缩了，而从过程看来，却不仅是压缩，而是多种感知线索因交汇而精简。压缩是对单一来源数据的滤波，对精简的定义则是：对多来源的线索信息进行同步滤波，记录其交汇时序。压缩和精简的差异，类似音乐和语言的差异。音乐仅仅是声音按特定节律汇入的时序波，而语言则透过交汇的不同感知线索，与未来的效用动机深刻相连。

诺姆·乔姆斯基的对语言有自己的理解，认为其源于大脑中的语法回路。从近期的科学研究来解读，语法回路可以理解为语音序列与其它认知模式的连接及层级关系。人类认知算法通过回溯构建了音序、语义组合之间的连接关系，其中离原点较近的语音序列交汇为认知锚点，逝去略久的模式序列则提供了更多语义、语境、情绪等认知模块，后者约束了我们的理解域，使模式检索及跳转范围聚焦于特定脑区。

当然，现代人类学研究表面，某些人类族群的语言不具备太多层次的复杂语法结构，比如皮拉罕语、里奥语，只有单向的词汇排列，也可以说是一种单一模式的语法。依据语音片段对应输入信息的规则，声音与其它事物连接起来。交叉的感知线索被精简为音节、词汇、词汇组合，以此描述世界及自我内心。通过模式比对、激发和跳转，我们可以识别出有序的语音或文字，也能理解其指代事物。当我们有能力对感知本身进行分类、命名之后，就能在脑中将主观认知与当下感知随意组合，从而具备描述世界的能力。这种灵活的模式组合能力，是人类超越其它哺乳动物的基础。认知可以被灵活组合与重塑，因此我们适应急遽环境变化的能力突飞猛进。因此，科学家约翰.谢伊认为，人类的其它技能与语言能力具有明显同源性，二者认知结构上的紧密连续。事实上，能够制造弯钩取出瓶子里坚果的鹦鹉，其语言能力也是强于不会使用工具的其它鸟类。

如同其它物质一样，生物也在时间长河中随波逐流。但时间对生物并无征兆，我们无法感受到时间，只能观测到感知信息的迅速远去。当感知序列流水般逝去后，生物没有能力回溯流逝的巨大数据量，有效信息几乎都被淹没在洪流中，生物无法从中洞见未来的危与机。更何况，在铺天盖地的感知长河中，有效用的感知信息本来也极为罕见。通过汇入的感知或认知组合，我们构建了时间认知，并基于时间节律中的认知信息体验世界。而生物通过回溯时光，精简出认知模式，通过认知模式建立预测机制，因预测而具备改变未来的能力。

基于效用动机和线索序列的精简算法，可视为生物的某种主观能力。生物回溯过往时光中的时序线索，找出效用动机实现之前的感知信息序列，将其缓存下来。每当事件周期性出现，则时间开始流逝，生物从不同感知输入或认知跳转的切换周期中觉察到时间的存在。在不同感知输入之间的空白期，生物会经历某种期待之苦，但不会将空白期记录为认知模式。生物从此拥有了压缩时间的能力，自然而然地忽略周期中间的空白期。人类同样如此，每一次效用感知的达成，都成为我们时间回溯的基点。我们反复回溯时间，将无效用的感知信息在缓存中擦除，留下符合效用动机的感知信息。这种主观性使生物有机会跳出时间界面，观测时间洪流中涌现出来的波澜。

对于生物而言，或许可减少，甚至关闭所有感知来源，做一个彻底的犬儒主义者。即使精简的认知序列，不间断地涌入，也能汇聚成巨大的洪流，这将使我们计算能力崩溃。处理数据洪流的认知算法实在不易，如同在滚滚洪水中分门别类过滤出金币、轮胎，而忽略沙砾、树枝。同时，我们还需分析出哪些物体同步出现，以及其时间关系，据此推测出因果关系。好在脊椎动物进化出了极为发达的模式识别库，人类则能够储存3亿个模式识别信息，足以形成生存、繁殖所需的所有技集合，也能形成了调用一系列技能，并形成行为组合的时序表单。

通过反复调用、比较、拼装这些认知模式片段，我们超越了时间鸿沟，获得了时间的纵深感。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在使用用过去获得的知识、经验，甚至复制他人的历史认知，因而我们越来越彻底地拜托了被当下困扰的命运。同时，过往时光中丰富的认知模型库，促使我们找出更多模型作为当下感知比对的线索。因而我们积淀出更多的后天经验，推动了我们在时间长河中的每一次正确选择，选择权使我们拥有了改变未来的能力。

一次次的回溯循环，成为生物认知的基础。海量感知信号中，生物积累出越来越多的模式识别模型，实现了更加敏捷的环境预测。看似虚幻的感知回溯机制似乎是生物神经网络的形成自激及循环的起点，生物在围绕效用动机构建出的预测机制中反复沉迷。

人类演化出更精妙的预测机制，但无论其表现为上瘾还是信仰，本质都是生物回溯机制的附产品。为建立有效预测，我们通过各种传感器预先积累认知信息，以便未来及时调用。我们所谓的认知成果，并非直接的感知信息，而是感知信息、认知信息之间的连接关系。比如，视觉点阵、线条、色彩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我们对视觉对象的理解。通过对各种信息模块内在联系的反复组合、验证，我们得以将不同来源的认知、感知信息连接起来，因而对各种事物赋予了某种意义。

5 模式识别模型

于是，生物从模式识别中找到了最短的认知路径。在具备巨大的模式识别库以后，我们的认知算法不知疲倦地对输入信息进行精简递归。并比对已有模式，将特异模式精简为新识别模式存贮，熟悉模式则往往按识别模式记录跳转到下一个模式库，以便快速做出有效预测。即使闭上眼睛沉睡，或者处于单调背景中，我们也不断从一个模式识别跳转到另外一个，每当拼凑出一个有意义的模式激发回路后，甚至能形成类似表单的模式识别模型。生物的模式识别器存量终归是有限时，这种按表单跳转的模式序列激发也终归会终止于固定的认知循环。

一个认知识别模块激活后，相连模块会受激，开始逐个跳转，作为神经网络异常发达的人类，在新皮层形成更多脑区或跨脑区激活。人类的模式识别模块数量巨大，且相互连通性足够优良，因此信息跳转似乎务求无尽，仿佛在大脑中产生了驻波效应。认知如涟漪般传递，在封闭的池水面激起不间断的波澜。波在平静的水面扩散，遭遇池边反射后，形成不同的波形，有时共震、叠加、融合，形成新波形继续扩散。正如德布罗意的驻波理论，对存量模式识别信息之间的相互跳转，使新的模式识别模块，涟漪般的持续涌现中。

至少从形式上看，意识主导着对自动激发的认知跳转过程的干扰，表现为终止或启动认知序列跳转的能力。正是意识对自动运行的认知跳转的介入，将外部信息卷入认知库。在我们的神经网络中，意识主导的受控网络和运行中的自激网络和相互卷积，我们的认知库获得了扩展的动力。

激活模式之间跳转的清单序列，也被存贮为模式识别模块。因此我们可以快速调出表单，按表单记录，一气呵成地激活一系列模式识别模块。某些认知表单重现次数更多，相应神经元发育更充分，得以被激发的连接越多，因而呈现除长期驻留和更多激发回放，使其更不易不被它事物短暂干扰。长期的强化循环使我们产生了的该类型认知过程和结果的完整意识，即使经过节律性睡眠的洗礼，清除了轻微的记忆循环，再经历短暂的深度睡眠，也并未阻止我们梦境后的认知重现。

同类的认知模型经过层层精简，形成更上层的认知模型，用以描述同类型认知的交汇点。上一层认知的形成，表现为: 认知算法从纷繁复杂的下一层认知中简化抽取了某些相互印证的感知元素，因而从下一层的潮水般纷繁的输入数据中，找出精简而最有效用的标定方式。比如说，一些两栖动物，如青蛙的神经元通常只对快速移动物体进行认知，而忽略掉背景，甚至忽略掉缓慢移动物体的视觉感知。而脊椎动物多数具备针对双眼之类对称物体的识别。即使计算机算法，将动态物体和静态背景分割，也比从Facebook图片库里找出一张熟人的脸容易。

基于同样原因, 两栖动物等早期陆生动物视觉认知能力极为有限，难以在运动状态中辨识运动物体, 因为自身运动时, 前景背景所有物体均处于相对运动状态，而且各物体的移动速度与方向不同, 有限的认知算力难以同步追踪如此多的运动目标, 因而不能同时进行前景物体分割。它们以逸待劳, 静静等待猎物飞过或者走过, 也不失为有效率的生存法则。直到某些爬行动物具备更强认知连接能力，可将不同视觉认知进行多层次精简，速度、方向、景深变化相近的物体通过精简算法形成组块,再被精简算法视为背景, 认知数据再次被极大压缩, 真正的猎物轨迹也就从组块之间脱颖而出。

仅仅分辨类似对称双眼的图形，又远比判断不同人的面孔容易。擦除背景，从而标定出动态物体、对称双眼、对称双眼和嘴的三角形特征，也许是脊椎动物最基础的视觉认知模型的三部曲。随着视觉，触觉，听觉神经敏锐度日益精进，动物们在不同感知的汇入时序中，发现了交叉印证的感知序列。不同感官线索相互印证，按照同一个时序列反复出现。生物预测及推演机制涌现出来，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被精简为简单的识别模式。

我们远眺大海中的波浪层层叠叠，瞬间特征如此突出。然而，事后却很难回忆出任何波浪的图像。模式识别信息本身是等位的，未经分类，且无序，只是按其激发输入来源就近聚集存放。除非危机生命的巨浪，或者罕见的浪花，寻常海浪在皮层形成没有因果关系的某些孤立记忆。在未经相关联信息激发时，孤立的记忆也难以被激活。因此我们无法开灯一样，命令自己追忆出前天眺望海浪的形态。除非嗅到海风的味道，听到海浪的巨响，或者看到赶海的照片，否则没有启动跳转的线索。

对动物大脑而言，分类是信息比对的结果，是信息结构化的呈现，也是最节省的数据压缩方式。我们无须提防数百头角马，因为角马不会威胁我们，但一定要避免和毒蛇接触，即使只有一条，这种精简分类减轻了人类大脑的资源消耗，在纷繁认知中检索到一个关键标签即可，同时也便于检索后对同类信息持续追踪。我们在大型社会中的熟人社交，也是分类后的产物。即使在数百万人的巨大城市，人们往往也透过亲缘、爱好、教育等偶然因素造成的连接，更密切地与熟人们交往，而忽视了周围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分类算法使有限的大脑算力与库存得以担当重任，足够人们在极端复杂的城市丛林中驰骋。

进行分类并不容易，除非有足够的外部工具。人类积累了足够的工具。有了十指，可以定义数量；有了语言，甚至能给数百万人进行分类；近几千年产生了文字，用于对个性、语音造成的复杂语音进行精简，于是语言的通用地域逐年扩大。如今全球三十亿人可以用英语交流，中国则两千年前，就通过文字形成了几乎统一的语言。

认知是分类信息汇聚后再精简的结果，宏观的结构化数据从多元信息流中涌现出来。从感知中擦除无效用特征，留下有效用的特征，形成上一层的认知，而其余部分被感知为噪点而滤掉，无法传输至上一层也无法被记录为识别模式。

生物算法通过反复回溯，不断将外界感知汇入我们的认知系统，最终只有极少数有效用的外界信息被精简为认知模式，甚至成为后天约束机制。外部环境因素通过回溯算法不断卷积进入内部认知库，对于无时无刻存续的信息洪流，回溯算法将其视为背景信息，时空信息因此而压缩。

人类的认知则更进一步。首先，大脑神经元构建出足够庞大的网络，且神经突触的生长使网络连接路径急剧增多，认知模式的组合具备了巨大可塑性。外部感知信息，包括他人的认知模式信息，不断被卷入个人的认知系统，形成自动激发的比对触发机制，因此认知丰富度、差异性随时间持续演化。每个神经元延伸出数千计突触，不断生长并连接到其它神经元的突触。某些认知模式所涉及的突触因反复刺激而被强化，进一步生长，形成彼此相连的认知模式序列。突触直连指数级减少了复杂网络中的精简层级，使认知跳转简化，因此长序列的认知模式清单得以建立。从此我们顺着认知模式的清单，逐渐形成我们对自身身体、对环境的控制流程，比如操控语音、肢体等外部工具。之后，我们再通过设置认知锚点，逐级扩展到棍棒、语言、文字等外部认知模式库。

6 算力限制

生物认知中偷懒的天性，源于算力不足，因而形成精简倾向，这也是宇宙本身的构建法则。错误归因会导致个体灭绝，而形成精简认知的前提是足够的事实来源。生物透过事实回溯，推导出因果关系，继而预测未来，从而避免灭绝。从基本粒子聚合开始，空间基于力的精简而极化为物质。擦除机制使生物有限的记忆资源和算力聚焦，集中于重要或紧急的效用动机，复杂环境才能被有限的算力梳理和预测。这是奥卡姆剃刀原理的典型应用，无论哪个阶段的生物皆如此。因为神经系统耗能太大，算生物的奢侈品，所以进化使生物保留了最低限度的神经系统。通常只满足最基础的效用，因此精简为模式，等于给生物提供了作弊的工具。我们将这次计算和试错的答案记录在小纸条里，下次遇到类似情况，直接抄答案。因此，模式识别模型使我们有依据进行快速决策，是擦除背景数据后的精简标定。

对于生物而言，神经细胞放电是巨大的负担，远大于肌肉收缩所耗资源数倍，所以节约神经资源消耗，才能减少供养及觅食的负担。科学界早已证明，生物神经细胞和普通细胞结构是极为相似的，也都能够传递电子信息。因此我们全身细胞皆有记忆能力，能够传递、存贮少量信息。包括肌肉、皮肤、内脏的所有细胞，都是我们神经网络的一部分。但自然进化给予我们多种节约的方法，神经细胞特化形成更活跃、传导效率更高、容易激活、保持特定电位的神经细胞，代替周边其它生物组织搜集信息，传导信息。

硬件角度看，生物保有了尽量少的神经细胞，总体能耗更低，因为计算所需数据量并不大，因此传到效率也还够用。从软件角度来看呢，精简机制形成更少的特征数据，便于检索、比对和预测。也如投资家芒格所言，“恰好”是最难做到的。因为要擦除冗余数据，得拥有前景和背景的分割标准。还好，我们的大脑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数十个神经元缓慢演进而来, 所需满足的效用动机曾经很单纯。湿漉漉的蚯蚓能够分辨光和黑暗，就足以避开烈日。很多早期进化出来的动物，只需要感知动态物体，获得大致方向、阴影大小、距离的认知，比自己小的一口吞掉，比自己大的立刻逃逸。这涉及复杂计算，分割动态前景，记录位点时序，以预测物体轨迹，有些动物还能进行目标的加减速推理。

对捕食者们而言，视觉认知是大跃进。其后，则是对物体轮廓和尺寸做精确判断，要用到的算法更高级。需要有双眼衡量景深、距离，因而得出尺寸数据。要有曲线和直线的边缘检查，从而得到物体轮廓。视觉算法的完善，需要上亿年的进化历程。当然，也不仅仅是神经网络的算法问题，同时也需要双眼硬件的并行进化。表现为，具备更敏锐的光感、色觉，同时眼底感光细胞数量也会有所增加，抑或是对应感光细胞的视神经元数量增加，以形成更大容量的像素缓存。只有当软件，硬件都同步增长到一定程度，视觉认知的范式就会发生显著变化。

苍蝇脑神经元数量太少，结构简单，正常情况不足以缓存足够多的明暗像素。所以在通常状态下，只监测阴影面积，而非无须阴影轮廓，也就无须确定天敌种类。这时，认知算法擦除所有细节，只对突入视野中的阴影面积、方位、轨迹进行预测。精简出运动物体方位后，与短期记忆比对，得出过往轨迹及预测轨迹。精简算法使头脑简单、传感器有限的苍蝇具备姿态矫正能力，动态反应速度远超人类的飞行器。苍蝇的动态反应速度比人类飞行器更快，人类难以徒手抓住飞行中的苍蝇，它们的避让速度同样也比任何一种自动驾驶系统更加完美。究其原因有三：

a 简化了效用动机，只对特定阴影阈值进行认知计算。

b 神经元数量少，反而缩短了连接路径，感知与运动控制之间跳转更快。

c 视神经采样频率却数倍于人类：一秒钟150到200张图像，能对高速略过的物体进行判断。

认知目标少了，节省下来大量算力消耗和存储空间，应对高频率采样，更多外部感知信息输入。对苍蝇而言，不需要判断是否敌人，或者哪种敌人，只需判断出影子大小与轨迹，就能迅速做出方向及躲让决策。

科学家唐世明实验表明，果蝇也具备学习能力。别看它们仅有10万个神经元，除去正常感知和连接彼此所需要的大量神经元，认知模式库占比极低。以每个认知模式模块100个神经元计算，能够用于存贮的认知模式不会超过100个，实际训练结果往往更低。但经过一段时间惩罚训练，果蝇也能知道视野中某个图形是危险的，而身体试图地转向另一个安全图形。也就是说，极少数量的神经元的果蝇，已经具备足够的算法，经过反复学习，构建少量后天认知模式库。经过反复训练后，果蝇脑神经元记住了这些特征，反复训练，使神经远突触扩展开去，高速直连驱动肌肉等各级输出的神经元。在突发危机来临时，该识别模式被环境信息激发后，认知模式与环境感知比对瞬间完成，因而迅速改变飞行路径。当然，生物认知模式基于基本的效用动机，其精简算法也基于极简原则，所以极少特征标定足以让昆虫避开障碍。比如，对移动物体产生避让行为，判断视场中前景物体是否移动，远比判断其能否食用，抑或是否捕食者对算法、算力、模式容量需求低。

7 信息的模块化

对生物而言，其基因代码都是某种差错累进的结果，虽然经历数百万次修修补补，还是被懵懵懂懂沿用数亿年的结果。后世生物的创新还是在数亿年、甚至数十亿年前的架构上的。越古老的架构，进化越无法修改，因此对古老架构进行溯源，才能预测进化的步伐。如此冗长的复制循环中，创新并非常态，随机差错才是生物演化的常态，现存生物都是历史上所有基因差错的成果。

因此就种群而言，进化是单行线，无法回头，也没有备件，只能基于现成的基因构造，通过认知学习进行环境适应。但就个体而言，其短暂一生不仅是单行线，还是断头路，总有生命周期的限制。生物不是机器，无法从马车改进为火车，也不能油车改电车，部件坏了无法替换，生物很难有机会重新长出断肢或内脏，一旦发生身体伤害，很可能因感染、行动不便而无法进食，乃至被猎杀。在认知有限、工具不足的情况下，就生物生存而言，风险永远大于机会。事实上，生物是极力避免对抗的，既不对抗现实环境，也不对抗环境趋势。

在没有更好的认知工具应对时，无论微生物、苍蝇，还是郊狼、人类，都会选择了逃避作为优先方式。因此，越早期的生物，其效用动机也越简化。“避害”对认知能力需求更低，敌我评估则需要认知能力，对敌人进行分类则需要相当大的认知可塑性。

对更复杂的动物，精准的物理控制控制已经下沉到底层控制系统，因而可以快速而高效准地响应简化的效用动机。而到了认知层面，则呈现明显的柔性及可塑性，随着生物越来越复杂，认知信息可塑性也越强。到灵长类这个阶段的动物，信息累积的可塑性已经爆表。

这一阶段的生物，体温、心率、激素、血压等等基础生存信息是数十亿年进化出来的最优解，因此靠基因最为硬件编码实现完美控制。而其后天的信息扩展过程就是柔性的，比如肢体认知、视觉认知、听觉认知等。通过生物信息的刚性到柔性化过渡，我们或可推定：智能呈现为信息传递越来越柔性化的过程，而智能生物也更明显地被流经他们的信息流所改变。

智能生物因其承载大量后天信息而呈现出极大柔性，其可塑性也更强，能够快速适应复杂环境，这种后天信息可塑性的竞争最终成为演化的关键，逐渐替代了肌肉、牙齿等依赖DNA固化的信息竞争。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克里克曾经有过一个论断：信息是生物系统的一项基本属性。不仅如此，刚开始，生物信息以模块化方式稳定地存贮于DNA、并通过繁殖而持续传递，之后逐渐突破DNA的硬件限制，依靠更为柔性的生物神经网络在动物一生中短期存续。再后来，即使后天积累的认知信息也突破个体寿命，通过亲子传递，比如特定的捕猎技能就能通过非洲狮母子抚养、训练而传递。

无论基因信息，还是后来演化出来的认知信息，模块化都使其继承性更强。在传递、复制、存储、组合等过程中，即使少数模块损坏了，也不影响组合中其它模块的正确表达。而单个模块数据量有限，也更符合生物极为有限的回溯能力，便于生物逐一获取。事实上，即使聪明如人类，也难以不加分组地回溯过长信息序列，这也是我们将数字序列分组表述的原因，如电话号码就常常被分割为3或4字符一组。另外，我们的语言，也是基于音素、音节、词汇、短语、语句、段落的多层次组合。

在刚性的硬件记录和可塑性极强的认知信息之间，我们构建了感知、认知，及相互之间的组合表单，上述三者层层组合为更宏观的表单。真实的自然环境呈现极大复杂性，是我们有限算力辑难以快速处理的。所以，我们往往通过形成更多后天认知模式来应对环境复杂性，相当于提前刷题，记住答案，将来见到题目立刻想到答案或演算路径。这可以看作一个和自然环境博弈中，人类通过认知系统作弊的过程。经过多层次递归，将更多后天的环境感知转化为模式存入大脑，不仅传递给他人，也传递到数千年以后。这导致天量信息的积累，这些都通过后天摸索及向他人学习，而非从基因中不劳而获。因此我们本能地更宽容，乐于连接彼此，善于吸收复杂而多元的信息。相比而言，苍蝇有限的神经网络专注于避让，因而也不会像人类一样，受困于后天认知赋予我们的多元化倾向，在决策时深受各种情绪的干扰，如爱恋、恐惧、压抑、愤怒、茫然等，这是认知多元化的附带影响。

当然，更多认知工具，就意味着能够承载更多感知来源，同时需要更大规模的脑神经元作为模式库，这就意味着生物需要不同的硬件架构，因为神经网络耗能巨大，需要不同以往的循环系统以供应氧气及养分。节肢动物门的生物占地球生物总数的80%，由于其生理基础架构成型于10亿年前，其底层结构如：血液体液混合体腔、外骨骼等已被锁死，不无法在外骨骼上演化出足够数量与种类的外界触觉传感器，也不具备发育出大规模神经结构的供氧能力。

在眼、脑、肌肉等复杂控制系统发育不成熟时，坚硬的甲壳显然是短平快的演化方案，节肢动物门中的大多数动物，都依赖坚硬的盾甲进行防护，比如螃蟹、虾等。脊椎动物的早期祖先盾皮鱼也曾经如此，仅仅依靠表皮角质化，就发育成头部盾甲，成为有效的防御手段。对人类而言亦是如此，在无人机群发展出来以前，坦克、碉堡不也是士兵们有效的防护装备吗？动物一旦其具备足够强大的机动能力，沉重的盾甲就会成为负担，演化虽然不断走捷径，但最终成功者依然是抛弃盾甲后，在感知、认知、肌张力等不同方向发展出革命性细胞特化的物种。

节肢动物被外骨骼包裹，感知来源有限，造成精简认知模式数量不足，形成大规模认知库的需求也不高。虽然某些节肢动物坚硬的外骨骼，使其成功幸存了数亿年，但落后的循环系统无法应对如此沉重的负担，不断生长的节肢动物要不断蜕壳，消耗大量资源，因而也就无力负担高能耗的神经元，笨拙的帝王蟹已经是这个物种的智力巅峰了。这就是节肢动物原型设计形成的瓶颈，我们可以判断再过10亿年，其状况依旧如此。这种物理上的局限使它们不得不因地制宜，一切从简，降低其认知的效用需求，聚焦于最紧迫的效用动机。为了在有限的条件下幸存，生物最大限度简化效用动机，成为极简主义者。

反观人工神经网络对应的数据量是巨大的。CNN对图像做卷积处理，通过卷积核找到图像的边缘，在30*30的分辨率就将产生900个权重。再进一步，用索伯滤波器检测侵入物体的垂直、水平边缘。这样，数据量、计算量都将指数级剧增。当然，卷积层的输出信息大部分是冗余的，人工神经网络往往在输出时进一步压缩数据，取某一特定差值，减少数据量。考虑到苍蝇的单眼分辨率大于4000，而且由数万个单眼组成复眼矩阵，如此庞大的传感器矩阵，也能提取出有效信息，生物神经系统的实战效率不言而喻。

8 模式的浪潮

如同上述互联网算法，生物神经网络也无暇顾及感知输入本身，也不在乎其强弱变化，甚至将其视为噪音忽略。反而聚焦于同步输入的感知来源之间的逻辑关系。相同逻辑的感知序列多次出现，则被视为某种征兆，预示着最终结果。如果该序列以响应某种效用动机告终，则产生满足感。生物精简出该感知序列的因果关系，并分别将感知和时序关系记录为模式识别信息。根据输入神经元种类，感知信息就近存贮于特定脑区，而这些感知线索形成的时序表单也作为模式识别信息贮存。来日，当外界输入符合表单中感知片段，则表单从此片段以下被次第激活。大量有效用的交叉线索时序被记录后，生物具备了某种程度的快速响应机制。表单开头则预示着结束时的动机满足，因此预测能力空前提高。

由于生物算力不足，只能同时处理为数不多的交叉线索，大量线索同步涌现的时候，人脑会无暇顾及其关联度，也无法专心分离不同线索。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将同类型认知抽离后分为一类，分类后即忽略其差异，而对多种分类进行精简的过程形成了更高层次的结构化数据 – 认知。如同我们忽略眼前每一片树叶的不同，大城市的人忽略邻居们的个性不同，政治家忽略选民的千差万别，因其不危及生命，不导致繁殖成功。当然，有些人对大麻叶片还是很敏感的，这也是效用动机的推动。

田野考察中，长期隔离的狩猎采集民族为领地内的动植物命名，有突出特征，或者特殊意义的一草一木都有其名，但并不对所有物种进行分类，除非可食用的常见物种。很多民族的精神世界里，无论哪种动物，只是祖先们灵魂的居所，因此为其分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随着由数人的小家庭变100-200人的大部族，环境复杂性骤然上升，我们需要记录的模式识别越来越多。语言驱动了模式识别信息在群体中的积累，而海量模式信息经过算法层层精简，形成有效用的认知储备，认知进化得以涌现。我们开始跳出认知信息的汪洋大海，基于认知的进化循环开始了。此后，认知被层层精简，天敌或食物，部族或外人，家人或亲友等关键的认知标签形成了。精简算法使感知分化为认知与背景噪音，忽略了同类中个体差异，但从此我们可以更加从容、有效地应对更大的复杂世界。

有些人比常人更专注于更多细节，但大量外界信息袭来瞬间，往往也会茫然失措。陷入感知信息的汪洋大海并非好事，无法获得精简比对模式，失去可预测性，就会进入焦躁状态。自然赋予我们预测倾向，一旦失去环境预测线索，焦躁即降临。此时，人们往往闭眼、捂耳，如同进入宕机状态。曾有朋友一家自挪威村庄到我居住的大城市旅行，我们花了2天时间，遍访博物馆、步行街、公园、CBD、餐厅、酒吧。第二天晚上，朋友夫人说，我们计划在酒店闭门休息一两天，过去两天我们懵逼了，比在挪威的两年都丰富，再玩一天我们脑子会崩溃的。

今天人类社会因财富、权力极化，形成阶层分化，精简算法一直伴随着演化历程。普遍特征源于交叉点的事物基于时间轴的时序关系，正是汇聚的因果关系组成了宇宙中可观测的一切事物。对人类而言，面对浩如烟海的经济数据，精简机制也是经济研究的主导方式。如投资商芒格对投资模式所做定义，不需要知道什么标的可以投，但要知道哪些不能投。因为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而每个投资人手中的钱有限，关注机会的精力有限，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有限，排除法则可让我们节约上述珍贵资源，从而聚焦更有效目标。

9 认知模式清单化、外置化

今天，全人类拥有的外置模式识别信息，已远超个人需求。面对纷繁的现代生活，我们的大脑如此高效，是认知模式被清单化、外置化的产物。

现实生活中，一旦我们对事务细节提出诸多要求时，往往需要列明清单，并通过逐项检查，并进行完工节点确认。该流程弥补了人脑认知缺陷,对应复杂事物，为我们提供了交互对话工具。陌生或者复杂的外部表单，需要我们的神经系统不间断参与，逐一比对我们执行的动作及外部表单。在模式识别模块的启发下，有限的算力通过外部清单的提示，逐项跳转到下一个程序。

可惜人脑算力、内存都有限，难以覆盖繁重冗长的检视任务。还好我们发明了标签化和清单检查，按照标签分类和清单跳转，我们得以执行大脑难以稳定记录的长序列流程。但是，即使有清单工具，频繁在清单与任务中反复切换，也会使我们精疲力竭。如果这个清单长达数百项，真正坚持下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加州大学一项研究表明，注意力在不同任务中频繁切换是高耗能的，需要更多能量维持神经网络运转，因此被试者感觉压力越大。研究表明，我们面临多个任务反复切换，比如倒车、聊天的时候，就很容易出差错。而每一次清单检查，事实上就是2次任务切换，这样大概会增加4倍的差错率。为了避免出错，我们不得不反复检查，这样进一步增加的能耗及出错率。如果同时还有关注多个检查科目，算力不足的压力陡然而生，人们往往因焦虑、慌乱而止步不前。

作为清单检查的副产品，标签化被用于更加复杂的选项管理。各种组织中将企标准作业流程（SOP)列为清单，而将企业目标隐藏在清单背后，或者可以理解为过多检视点影淹没了真正重要的企业目标。很多大企业开发出复杂的关键流程指标(KPI)，用以检视SOP执行结果。按照特定SOP规划行为路径，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更是违背人性的。在我看来，没有及时奖赏作为反馈的清单检查或者流程计划，都是反人性的，应该从组织设计中立刻删除。这种粗暴的组织规则虽然很普遍，却很受欢迎。因为精英们有足够自我约束能力，他们掌握着世界上大多数组织，所以理所当然地基于自我约束设计组织行为手册。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并非意志坚定者，即使精英们也并非在所有领域如此自律。所以大多数时候，这些手册形同虚设，从诞生那天起就是精英与大众之间博弈的界面。

人们按照各种约束手册不断检视自己，高度约束注意力，使其沿着完全与自己无关的清单逐一跳转，不停终止正在执行的事项，跳转到另一个全新事项。大脑中有机的连接被一次次刻意中断，同时要跳转到某些违背意愿的事项，或者抵御巨大诱惑，这一切都需要消耗大量算力，不断权衡得失，使人高度紧张，且毫无意义- 至少从生物学来说，人为的冗长清单是毫无意义的。大脑无法快速总结出有意义的认知模式，会使我们焦虑，甚至抓狂。因为预测是我们认知起源的基础，无法预测的复杂流程让我们丧失了奖赏，也失去了紧张后的内啡肽慰藉。

科学研究表明，长期的焦虑明显降低人们幸福感。遗憾的是，现代城市中，无论公司还是政府机构，几乎所有规则制定者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反而选择性忽视了大多数人的不适感，不断挑战大脑的压力极限，使人们不仅忙于执行清单检查，还得不断受制于检视社会规范和法律，在激励与检视循环中度过一生。随着检视清单长度不断增加，甚至精英们自己也不堪重负，精神疾患、药物依赖、社交恐惧症、神秘主义等治愈性选项在发达国家泛滥成灾，也算是人类逃避信息过载的本能反应吧。

看来，人类本质上都是精简算法驱动的机会主义者，除非足够精简，否则我们迷失在信息洪流，随意省去冗长步骤，或许随机合并选项。在大中型组织中，KPI日益繁复，其中某些容易达成的指标，或者吸引人关注的指标，会优先覆盖其它指标，甚至覆盖了企业目标。无论哪个层级的员工，都深为KPI所围困。显然，指向过多方向的KPI，不幸被大多数企业视为价值导向。在这个领域，荷兰科学家雅普.迪克特赫斯也通过选购车辆实验，证明了人类进行理性选择的条件有限。

实验中，如果车辆性能特征表述低于4条，大多数测试者能够进行理性决策。而一旦性能表述增至12条，即使理性受试者的表现也近乎随意决策者。从实验结果，我们能看出，回溯过多数量的不关联感知或认知识别信息，试图精简出某种认知模式，对有限算力的人脑而言，是非常困难的。

人因工程科学家许佳炜也在驾驶实验中再次验证了这个观点。通过预设燃油经济性、刹车性能、方向盘稳定性等一系列车辆性能特征，验证被测人员基于特征进行理性决策的次数。初步实验表明，大多数测试者在车辆性能特征低于4条时表现最佳。高于12条时，其表现近乎随机决策。

然而即使如此，很多大企业，仍然不断细化其KPI系统，试图为每个指标增加一堆检查项，这导致检查清单层层嵌套，直到其效率降低超过其企业规模效应。可惜的是，不仅枯燥的清单检查，而且层层嵌套的数据结构，都是人脑极不擅长的工作。机器擅长进行任务分解，并进行无休止地重复计算，即使人工神经网络和生物形态的神经网络也不过如此，只是冗长分解和海量重复的宏大过程。

我们的意识来自网状认知模式跳转，而不是精准计算的结果，也难以进行持续的任务分解和重复计算。即使聚精会神时，人类丰富的感知和庞大的认知库也会拼凑出奇思妙想，因而不断干扰思绪。如同人类的思想更像在漫游，或者在认知模式构建的网络中冲浪，让人专注于某一个事物并不容易。人类大脑神经网络也具备递归神经网络的特征，但其计算结果多用于形成模式经验以备后用，而非现学现用，更不是即用即抛。通过长期学习与积累，我们以群体方式形成模块化的经验信息，对环境中大多数有效感知输入，都能在模式库中找到相应模式，因此对环境反馈更加迅捷。我们还能将这些经验模块形成特定序列的组合，而且这些序列组合也能被特定输入所激发。

有意思的是，存量认知模式的建立和组合，使大脑具有某种前馈神经网络的特征。我们总是试图用存量模式作为预测起点，把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的基础，而并不倾向于将每一个当下环境重新学习一遍。通过认知模式相互连接，形成模式组合，直到连接底层的效用动机，甚至影响、重塑我们的效用动机。认知模式围绕效用动机而形成，当效用动机被重塑后，未来就会积累不同以往的经验，存量认知也会随之改变。简单说，我们的已有认知会改变未来的认知版图。

当然，生物的感知输入是随机发生的，但深受存量认知的约束或激励，因此认知过程充满可塑性。我们习惯于自动完成皮层中正在激发的既有表单，按照表单顺序不假思索的完成，并不情愿被外界表单随时中断，也不习惯进行逐项检查。按照外部清单约束工作，并不符合生物散漫而的天性，对人类大脑而言，保持收敛并非容易的事情。

例如，一个人独自思考时很容易天马行空，两个人聊天时却更容易保持主题。恰好是通过对话模式，双方互抛认知锚点，反复回归主题，我们的思绪方能稍加收敛。大型会议中，大多数人的思绪之所以很难跟上主讲人，因为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参与互动。对沉默的多数人而言，大型会议或者聊天群组自然是低效的，因而缺乏对话，他们难以追随主题。

上述情况下，对话方不断抛出的对话内容就是呈现外部清单的特征。外部清单是人类认知模式及组合表单的外置形式，语言、绘画、文字、列表都是其表现形成。通过外部清单，人类得以约束其认知，逐项引导其行为，而人类的对话机制，可以看做动态的外部清单，可以提供相对稳定的认知锚点。虽然，这种外部约束违背我们的动物天性，却塑造了我们无与伦比的专注与推演能力。

虽说人类被神话为上帝选民，我们本应具备更为远大的愿景，实际上，大多数人的工作目标与此偏离极远。而商业组织中，这类反人性的设计更是常态。大企业考核周期过短，而组织愿景、使命目标长远，这使KPI更难以设计。因此，繁复的KPI往往驱动个人偏离组织使命的愿景。小到家庭、族群、庙宇，大到帮派、企业、国家，都试图设计更好的指标，同时覆盖个人与组织愿景。但事与愿违，生物的效用动机本来很简单，越复杂的外部清单，越容易被个别人的目标与部门目标所精简。

以月度、季度、年度、任期为周期的报表制，在过去千年来是人类组织标准，即使我们都知道基于周期目标进行工作准备是反人性的。组织中的任何人，都会罔顾冗长清单，而直指内心，选择效用动机最强烈的指标，而忽略繁复的逐项检查。因此，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绝不会通过周报、月报、年报来评估、计划、矫正其发育历程。反之，大多数天才成长过程相对坎坷，因其父母、老师为寻常人，遵循为寻常人设立的激励指标，反而会阻挠天才们成长。近年来，某些国家为了保护学生天赋多样性，不再公布分数、名次，或许改善了某些天才的生存环境。

学者们通过周期切片进行统计学研究显然有进步意义，可以据此分析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之后可以探索各因素关联关系。但以此作为指标，植入虚拟但量化的效用动机，显然并非可持续的，我们与生俱来的生物大脑始终具备排异能力。但这类反人性的社会组织设计至今仍大行其道，高层管理人员往往具备足够的自律和勤奋的训练，因而自以为是，推己及人，忽略了对抗人脑的局限性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2020年底，美国总统给疫情中的国民发放数千美元纾困，结果推高了股市、房市，造成全球货币洪水。当然，特朗普总统达成了其短期目标：获得底层人士的掌声，并希望以此夯实中期选举的基础。作为福布斯富豪，他显然知道放水会使美元面临信用风险，同时收割全球持有货币的人们，而保有投机资产的大资本则获益巨大。这个举动不仅影响美元作为全球储备的声誉，也造成全球贫富分化跃升到一个新阶段。作为大量物业所有人，他显然获利颇丰。天降舒困美元，中底层人们迅速跟进消费，金钱并未停留在底层人民手中，而是通过流通领域迅速进入富人口袋，之后推高投机资产，从美股、豪宅、大宗物资巨大涨幅就看得出来。

10 线索汇聚为认知

不知不觉中，人脑层层搭建出逐级精简的认知系统。我们将更多认知模式排列组合后，形成一系列完整动机反馈的认知回路，这些回路是构建元认知的基础，使认知始终围绕当下。通过对全脑认知模型的常连接，元认知不仅驾驭了我们身体，还得以驾驭自己思想。在特定规则下，我们可以聚焦特定线索相关联的信息。所以，大脑忽略了相当多没有生存效用的感知细节，比如视觉背景，不相关触觉，环境噪音等。

对相对闭合的神经网络而言，单一的外部感知信息并不能形成可追溯因果的模式信息。多种感知信息交汇后，形成互为标定的逻辑关系，继而形成精简的信息模块，进入新皮质层作为模块化的经验信息记录下来。这个过程类似X、Y、z轴能更准确描述空间点位，不仅多了维度，同时因时间的单向性，相互印证的因果关系得以形成。同时，在时间尺度上，每个维度的数据都可能呈现时间轴向的变化。

自然感知是个多维度的系统，除长、宽、高等体积特征以外，还有色彩、嗅觉、听觉、温度、触觉、张力等多重维度的数据。因此，基于交叉线索的精简过程，积累大量经验模式，得以精准预测环境变化，这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巨大数据量，巨大运算量，通过某种初始算法，即可通过学习，积累环境适应性。这种神经网络的自我构建看似小概率事件，却隐含某种必然的趋势。

这个事件的确发生了，而且源于类似的事件自宇宙大爆炸以来一直在发生。比如伴随波浪的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两种不同感知形成认知交汇。再结合海风海水特殊的触觉味觉，不同感知输入，形成对海滩的精简认知。感知回溯与精简认知的机制，使大脑在认知模式形成后，可以随时调用这些模式信息，并触发与之相连的认知模式，形成认知模式的自我强化。但是，自我强化的过程，也是背景数据丢失的过程，同时也是数据漂变和复制重复的过程。因为太多细节数据不断丢失，时间会抹去每一层背景数据的痕迹，最终我们记忆中，只剩下更为宏观的认知信息。

生物认知层层汇聚，下一层认知交汇于上一层，使一种感知输入和同时出现的另一种感知相连，但下一层汇聚上来的信息已经经过精简，因而调用更快，特征更突显。以哺乳动物大脑为例，经过胼胝体对两个脑半球的时间同步，上层的认知更容易从潮水般纷繁的环境感知中，判断两种感知同步程度，进而相互印证。上一层认知系统仅仅对已判断同步的感知给予加分并记录下来，形成固定模型，成为上一层的记忆回路。这个模型包含涉及感知种类，感知时序，感知强度，上述参数使繁杂的感知形成明确标定。未判断为同步的感知被迅速遗忘，上一层神经网络没留下任何记录。因此，即使生物时刻都面临信息输入，而沉淀为认知模式的特征新确数量却有限。

认知是感知线索交叉印证的结果，存量认知模式对感知的同步印证过程，成为智慧生物认知容量层层扩大的根源。单一感知输入，信息承载量太低，只能造成同种神经冲动。即使低码率的摩尔斯码，也需要长、短2种信息及空白才能有效表达含义。4种碱基构建的生物基因，虽然只提高了2种信息维度，其码率却高了很多，能表达出从细菌到人类的整个生物圈。

认知模式本身就是闭合的经验回路，是多线索交叉印证后的结果，同步线索越多，结果也越准确。生物智能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主观的认知存量和客观的当下感知融合的结果，是信息模块、效用动机与算法交织的结果。比如，视觉中标定的火苗与痛感并存，因而形成认知模式存储起来。另一方面，已经存贮的认知模式又和感知交织，通过感知输入，启动相应认知识别模式，并做出预测，并通过预测形成验证和干预机制，因此下次见到火苗就知道躲开了。

人类的2亿感知神经时刻处于响应状态，如果所有感知都作为认知模式存储，纵使我们具备3亿模式单元的存储空间，也会被迅速填满，而且连续的单一来源神经冲动，即使形成识别模式，只能在同等条件下激发，因而没有存在价值。交汇的不同线索，成为精简为认知的完美条件，如同海岸纵波横波交汇处，形成了时序清晰、次序可循的外部特征。

认知信息模块化后，得以在其神经网络内同步、复制、重组息，某些信息组群因反复重现而被强化，同时某些碎片化的信息模块也被擦除了。在动物由离散个体聚合为社会性动物之后，认知模式开始在个体间复制、传播，甚至跨越物种扩散。比如，雌性动物育儿，教授孩子们打猎和逃生技巧。幼兽相互打闹，模拟求偶、攻击与逃逸行为，相互复制对方的技能。今天的人类社会是认知模式广泛复制的巅峰之作。数十亿人相互交换模式识别信息，且复制逝去的数千世代人类累积起来的认知，也将传递到未来的人类。随着全球同步规模扩大，人类群体的认知容量空前扩大。工具进化导致创新与复制效率提高，最终推高了认知总量。

11 认知的效用动机

基于同样的节省机制，神经递质的存在，会降低持续长期刺激的神经敏感度，这使生物成为喜新厌旧者。通常新颖的感知序列更易被关注，并存贮为新的模式，成为认知的一部分。我们的意识游走于感知和认知之间，通过感知，我们链接到生命的价值、使命、悲欢等效用价值，触发了智能这种不间断的验证机制，以满足生物的有限效用动机。

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了独特的自我价值和群体价值，并从中感受到真真实实的存在。但真实却是偶然降临的，由当下的感知与历史的认知、未来预测与回溯往昔混合而成。我们号称具备的独特而优越的智能，只是不断产生主观认知，并在特定客观事实中被不断验证为成功预测。

有两个核心因素决定着今天的智能机器和智能生物的区别，效用动机和个体生死迭代，这也是生物智能和已知的机器智能不同之处。机器迄今为止还未呈现出主观，不具备演化意义的生死迭代，也不具备效用感知以外的效用动机。简单讲，就是要从时间层面限制优势版本以增加版本多样性，而且机器的优势存量模式也未被卷入其效用动机。人类的效用动机不仅受基因的影响，更受其认知模式 – 集中表现为习惯、习俗、观念、道德、法律- 的影响，而生物环境的开放性不断地将新的感知和认知添加到我们的动机系统中。比如，权力崇拜也是模式信息转化出来的效用动机，权力崇拜的氛围会促成效用动机的形成，虽然其后结果往往无法自我满足，而且追逐权力会伴随争斗、痛苦，甚至牺牲。

生物神经网络呈现及时预测和验证的机制，并没有类似生物化学系统的长周期参数，除非通过外部表单加以约束，否则无法持续推演。机器的效用动机没有被外部导入的认知所影响，因而也不会被变化的效用动机驱使，其效用动机不会出现某个方向的循环强化或弱化。显然，我们所知道的智能机器并没呈现自然生长，因其效用动机是固化的，围绕动机形成的认知模式也趋于被稳定固化，形成的模式库就会因稳定而缺乏扩展的驱动力。

人类一直试图用清晰的语言界定智能机器的边界。图灵认为能够与人类对话而不被辨识出机器身份的，就可以称其为智能机器。其后，这个标准被他放宽到三七开，即七成的人被机器成功蒙蔽，则这个机器可被称为智能机器。1980年，美国科学家约翰.塞尔勒创造了“中文屋子”思想实验，证明借助特定工具翻译出中文的人，并不一定理解传入屋子的中文信息，反而会给人懂得中文的假象。

如同早些的图灵实验，看似合理的流程，也只能得到这样的假象。这些思想实验有明显的缺陷。首先，人类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我们不断收到新的输入，新的认知也会随之迸发出来，因此我们的认知并非固化的仓库，而是变动的认知集合，其实难以找到任何“特定的翻译工具”。另外，人类的新增认知也有可能被固化为效用动机的一部分，这种动机变化会深刻影响我们对外界输入的解读。比如，外界反复输入看似恐吓或侮辱性的语言，就很可能激怒人类被试者，使其失去理性回复的可能。

目前我没看到机器算法基于自我强化形成的认知，机器也无法将感知和认知交织起来精简成新的认知，机器的认知模式也无法对其效用动机产生长远影响，对于人类而言，开放与自我强化的认知构建能力显然是与生俱来的。

人类的知识概念会随时间变化，因为时间带来了认知模式存量的变化。我们不间断地在真皮层中形成新的识别模式，建立新的物理连接，形成新的跳转表单。对我们而言，内部认知和外部感知共同作用下，表单指数级增加。

迄今为止，机器智能并未表现出某种周期推动下的迭代与死亡，也未表现出演化中的效用动机。自然生命系统中，个体显然有生有死的，再强悍的个体也因死亡，而无法长期主导未来。这个过程源于生命所存续的狭窄能级，而耗散的生命终归走向死亡。因此，整个生物种群却因祸得福，每个生物都会阶段性消亡，导致的种群基因多样性却不断增加。麻省理工学院关于“道德机器实验”的研究显示出，测试者对待他人的倾向表现为：人的生命优先于动物，但多数人的生命优先于少数人，而且年轻人优先于年长者。显然，人类对彼此的认知呈现出坚实的群体意识，也凸显了对生命迭代的期盼，这是群体演化赋予的底层动机，驱动我们以群体形态生生不息。

到目前为止，自然进化中这一简单的约束机制，还未被人为注入到人工智能程序中去。当前的机器智能筛选出优胜者，则自动进入无休止的程序化流程，除非被更优势者替代。因此，整个系统常常陷入精妙的平衡态，自然进化所必须的适应性变化就难以涌现。

12 连接的优势

只要时间足够长，无论生命、非生命，无论有无竞争，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种群规模大则意味着更多的变异因素，个体差异会更加悬殊。就全球而言，即便人类均属一个物种，其个体差异也比一个村落大太多。生物学意义上，今天的人类差异并不大。无论心智还是体格，各民族内部生物特征分布都符合钟形曲线，大多数人体型、智商、体质偏离也不大，而曲线两端的极端智商、体型、体质的人是少数。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个人财富、影响力、认知程度差异并不与此曲线相同，而是呈现幂律分布，即极少数人富裕，越贫困的人基数越大。少数人积攒的财富超越百万人，或者具有超越族群的影响力，还有些天才，其认知成果影响了人类文明。也正是生物特征与阶层分化的严重偏离，给人类社会埋下了冲突的种子。中国历史上，民间始终流传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底层人民对这个现实秩序的挑战，这也是中美之间最根本的价值分歧。

在散居旷野的狩猎采集家庭中，任何人也很难积累超越他人的财富，同时由于离散居住，知识累进率很低，因此个体认知总量也难超族人太多。大规模社会中，人们不再依赖自己的生物优势 – 本来生物差异就极小 – 而是放大了基于社会连接的某些微弱优势，但从此全社会的流动资产：知识、信息、财富、人脉、权力，逐级流向他们。当然，良好的社会中，这些财富也经过他们转发给全社会。我们不能不说，最近1万年人类文明之所以加速前行，是因为社会规模扩大，使少数人成为枢纽，这些枢纽节点不仅创造了新认知，还加速了其积累和流动，因而加快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当代社会中个人差异，显然源自不同社会环境、社会连接数量、家庭背景，当然能最终取决于这些因素的时间积累。

国家之间也遵循类似基础。当今世界上，中美欧俄日等国家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在相近连接速率的社会中，节点规模显然是真正的优势，无论知识、贸易、军事等领域。另外，规模也是多样性产生的基础，而多样性使群落中产生了显著差异。全球化是今天最大规模的人类互联，这个规模近乎无限的社会网络中，人类种群获得了无尽的多样性。

欧亚大陆经过几千年的战争，依然国家林立，邻国之间相互警惕，国民之间深怀芥蒂，这使得数十亿人无法紧密相连。因此，中国巨大的共同市场对其发展潜力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与之相连的中亚、西亚、欧洲、南亚也有巨大潜力，不过前提是东亚一体化、欧洲一体化。当然，欧亚大陆一体化更是巨大的机会，横贯东西的巨大网络将使30亿人连接在一起，既受惠于巨大多样性，又促进了国际与人民间的紧密连接。这种尝试如果成功，将是下一波全球化的范，非洲、南美未来的30亿人将获得启迪，大步开启现代化进程。

没有语言的时代，人们能够聚合为家庭。语言使人类达成更广泛共识，可以构建数百万人的国家。文字诞生以后，帝国依靠政令、学校扩展到数千万人的广袤大地。今天的网络时代，连接如此紧密而便利，即使在宗教、权力、暴力、瘟疫的干涉下，我们也看不出哪个族群乐于自我孤立，人类群体越来越展示出无穷潜力。因此我深信，欧亚大陆及非洲国家之间的和解很快会到来，人民之间也会因连接而彼此融合，这将是新时代的第一缕曙光，这意味着全人类命运相连的时代真正到来。

13 个体与群体的并行演化

我们的思绪是不断跳转的认知序列。外部信息导入认知预测的无限循环，使某些修正结果存贮下来，作为下一次预测或修正依据，上述独特存续也许是意识形成的路径。个人迸发出的认知序列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在人们大脑之间流淌，历经一代代人，万亿次复制、反馈、迭代，这种认知流动推动着人类文明继续演化。除了深度睡眠以外，大脑在不停梳理感知输入，精简为认知模式，并进行比对、启动、跳转、形成新模式等工作。即使某些睡眠阶段，感知神经处于麻痹状态，无法因感知激发认知模式时，还能通过认知模式激发其它认知模式，此时，一个又一个奇思妙想涌现出来，这些幻境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

认知算法是一个反复回溯时光的循环，回溯逝去的感知或认知序列，将交汇的信息线索精简为认知模型。不同来源的线索互为锚点，根据汇入时序逐级激发。时间是单向流动的，自然感知并没有时间标记，只能根据汇入信息顺序互为锚点，生物得以从不同信息的交汇中，精简出特定的认知序列。也正因为不同感知的汇入，我们得以感知到时光的流逝。只可惜生物认知算法并不能倒叙时光，即使回溯感知序列也是顺序排列的，因此我们的感知和认知模式组合也是单向排列的。即使对于熟悉的电话号码，除非刻意重塑记忆，否则我们无法倒序着脱口而出。经过不间断的回溯、精简的认知循环，反复出现的感知序列被强化，并且形成模式识别模型，存贮于新皮质层的神经元矩阵中。认知模式化是生物演化的巨大适应，生物因此压缩时空，擦除感知和认知中的冗余信息，使意识脱离当下的数据洪流，涌现出层层精简的宏观结构，因而透过少量模式模块信息就足以检索环境效。

认知模型相互组合，叠加不间断的外界输入，在新皮质层中积累出数千万信息模块。当下感知和存量认知的交织，驱动着我们预测机制的持续演化。也因此，我们形成了事实智能和价值智能，即理性和感性交织的智能模式，也可以称为程序智能和知觉智能。人类同时进化出了这两种智能模式，但目前的机器智能，往往偏重于程序性学习，逻辑严密，算法精确，便于呈现出事实，而不具备自我进化的效用感知基础。因此机器智能客观有余，但精简不足，甚至没有明显的效用动机，也不具备效用动机对数据流量、敏感度的调节，仅靠数据流本身的维度是无法与越过认知的宏观界面的。各种学习算法的确帮助我们减少了大量繁复的工作，但承载算法的机器并未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自我认知。

所以学习虽是认知的必要过程，但绝非认知本身。相反，认知是信息自我极化、模块化的精简过程。这个过程通过对海量感知的回溯循环实现强化，使环境信息被采样，被精简未模型，并且累积起来，从而便于未来及时调用。生物进化的历程说明，关于环境的明智认知，或是准确判断，不管以蛋白质或DNA形式，还是神经元组成的认知模式库的形式，都能同样有效预测未来，扩展生物适应性。当然人类更为特殊，绝大多数认知模式都来自后天的学习，使人类的一生，几乎成为探索和学习的代名词。当然，超越人类认知库容的机器已经出现数十年了。几乎可以肯定，真正的智能，也许并不会发生在某个速度惊人的服务器矩阵中。随着人工感知的高速扩展，人工智能会再现人类智慧演进之路。当不同种类的海量感知与不同种类海量认知的精简交汇后，智能也许会涌现于布满感知传感器的电子神经元矩阵中。

靠百亿级神经元，每个神经元通过一两千个突触相互连接，人类的存量认知是比不上计算机的，即使人类群体及祖先们形成的认知矩阵，其记忆总量也无法匹敌当今的服务器群。好在有效的认知真不靠神经元数量的堆砌，而由神经元连接能力驱动。不同认知模块被跨领域连接起来后，得以形成快速直连的长序列认知模式，使人类不再受制于当下。事实上，婴儿的神经元数量就比成人多1倍，尼安德特人脑容量也比人类多10%-20%，但言语木讷，或许因此没能幸存到阅读本文？看来，人类智慧并不完全依靠记忆力，也与个人算智力关系不大，甚至早已不依赖个人认知。

我们无时不刻不在偷懒，我们借用其它物种的经验，借用其他人的认知，借用群体认知,借用历史上群体的认知取得成功，我们借用岩画、山歌、传说、书本、学校、计算机还有各种手机应用软件。我们有幸依靠群体及群体历史拓展了每个人的认知水平，在有限的生命中异化出新知。借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认知循环，以有限的个体智商，跨越了无限的时间鸿沟。

这种深度的互联，造就了没有真正意义上独立自主的个人，人类成为被植入群体记忆的物种,共同记忆塑造了我们。因此，我们的大多数认知并非源于我们的直接体验，仅是有限时光中被他人植入的标准化认知模块。快速复制他人认知模式，如同我们的游戏外挂，使我们在有限的寿命里，指数级积累了大量认知工具。同时，人类在各自群落中广泛分享某些特定的认知模式，从而演绎出特定的行为模式，因此表现出明显的群体共识。考虑到基因信息的复制速度，大脑的认知复制能力远远超越基因，成为出色的认知复制和加工系统。

过去数万年里，每一个人类个体和群体都在其生命周期中分别进化，同时也通过习俗、贸易、语言、文字等工具，连接和复制对方的进化成果。所以人类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我们特有的群体、个体交互进化。很多动物生而独立学习，也有些动物演化出整齐划一如蜂群的群体演化，人类则是个体与群体各自演进，相互交融。个体自幼学习，继承与创新，至死归零；群体则继承他人思想，代代流传。从算法角度来看，别具一格的人类演化的技术线路可以被视为：基于个体的深度学习 ＋ 基于群体相互强化的深度学习。

这样一个并行精简、交互复制的群体演化中，纵使个人认知能力有限，也有能力通过学习，从自然、群体中储备足以生存的认知模式。认知分享跨越个人短暂的生命周期，也逐渐跨越族群。经过接力赛般的认知循环，群体演化终成正果，创造出语言、文字等更为精简的认知工具。随着语言和文字的普及，进一步使人类进入全球规模的认知同步时代。

这个过程仿佛回到了宇宙诞生的那一刻，引力子交换形成了万有引力，因此高度无序的宇宙开始聚合为局部有序的万物形态。长期来看，动物界也遵循熵的原则，一旦因地缘分群就再难聚合，乃至于数千代后成为不同物种。但人类在分群数万年后，依然能够再次团聚在一起，而且在全球范围进行交流、婚配、贸易、教育。人类社会这种久分必合的特征也算是哺乳动物里绝无仅有的，那是由于我们对彼此认知的吸引力超越了安全感、恐惧感，因而更倾向于交换各自的认知成果，无论是宗教、科学、娱乐、商业。当然，固执地守护祖先战利品的人还真不少，部落主义至今任然泛滥。当然，今天的部落主义未必以血缘为纽带，而是以认知、宗教、国家为基础，特别以国家为单位的部落主义具有明显的等级部落主义特征，倡导国家之间的领导秩序，并因此谋得长期统治地位。等级部落主义从来就没有退出世界舞台，反之，高举部落优越性大旗的参选者，依然攒下更多支持者。

中东地区虽然是人类近万年认知大跃进的起点，但由于其浅丘、绿洲、荒野交错的碎片化地理特征，导致其社会结构一直没有完全脱离部落主义阶段。阿拉伯谚语对此有生动描述：我反对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和我反对我的堂兄，我、我的兄弟和我的堂兄一起反对整个世界。很可惜，部落主义支配的分离主义依然流行于世，虽然是在独立、自由名义下的部落主义。在自由的鼓动下，人们很容易遗忘构建更大社会的承诺和责任。即使2020年的美国，部落主义依旧是很多人的认知基础。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从不同角度倡导自己部落优先的政策，因而都斩获了7000万以上的选票。

历史上，部落主义也以宗教面目出现过，今天依然在某些地区泛滥。宗教使人类穿越了个体之间的弱肉强食，但并未杜绝人类的群体竞争，而且基于宗教认知的丛林竞争同样激烈，甚至更加残酷。历史证明，宗教优先一次次成为宗教自由的归宿，否则世界不会分成界限分明的不同宗教信众，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数量高达30亿、20亿、10亿的基督教、穆斯林、印度教，以及更多其它信仰组成的数千个聚落。宗教深刻影响着人类连接，使我们止步于某种终极探索，因而迅速获得安宁和满足。然而，不同宗教信众却难以理性探讨，即使探讨也难以基于事实，而是基于各自宗教立场探讨问题。基于土地权属的部落主义更为荒谬，我们追溯历史，任何人祖先占有一块土地，也未能成为终极文明。事实上，每个伟大民族都成了过客，否则我们今天还应该固守于东非大裂谷，甚至寄居于某个喷涌的海底涌泉穴道。

回溯万物起点，力使我们与万物连接。随着连接数持续增加，精简压缩了数据洪流，缓解了算力不足。因而我们有足够的感知或者认知能力，对纷繁世界的万般作用力做出有效标定和反馈。我们不停地借用他人的认知成果，从时间的起点，到今天所谓丰腴的城市社会，都是相互借鉴、并行创新、持续接力的结果。

这样的进化使我们不断丢失自己的固有本性，也丢失了大部分感触和敏锐。这个过程如同工业化国家的日常食物，丰盛而单一，品类缺乏想象。因为从农业社会开始，我们从见啥吃啥，变成了有啥吃啥，因为种子公司、肉类公司决定我们的食品清单，今天我们已经被成功植入数家食品公司的产品清单。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他们甚至简化了制作流程，减少了供给品种，使老顾客形成更强的口味依赖。对糖的感知是大多数生物与生俱来的，但却成为食品工业加速人们消费的手段。长期沉迷于这类食物，我们的味觉嗅觉钝化，曾经敏锐的感知已成为摆设，且某些感知却成为愚弄我们的帮凶，比如让垃圾食品吃起来更香，让化学护肤品闻起来具备鲜花的气息。

人类的进步使我们放弃了曾经敏感的嗅觉、视觉、听觉能力。当然，腾出的认知空间，也使我们存量感知的回溯能力突飞猛进。精简递归出简洁的模式识别记忆，本身也意味着细节大量丢失。近万年的高速进化，我们不仅仅丢失了味觉，无法判断10公里外狮子的气味，也丢失了精密的视觉，无法看清2公里外母鹿还是公鹿。我们如此怀念那些丢失的美妙感知，这也是为什么在和平富足的社会，毒品、纵欲反而如此泛滥，内心对感知洪流的本能渴望，使我们难以适应层层精简的单调生活。毒品和音乐舞蹈一样，可以通过旋律、脑波、行为的共振加强同步，从而擦除复杂递归结构，强化同步感知，同时也使短期认知反复被强化。

认知本身是精简循环的结果。强弱力从宇宙最初的基本粒子中，精简出有形的原子，电磁力使单个原子超越引力纷扰聚集为分子，随后聚合为细胞。而其后的化学进程使细胞分化特化，再精简为功能性的组织团块，带给生物更敏锐的触觉、味觉、视角。同样地，基于感知的精简算法有效简化和定义了环境。再进一步用图像来印证味觉及触觉信息，用声音来定义无穷无尽的视频流。最后语言登场，文字登场。数学是文字的精简表达，因此其具备简洁的特征描述能力。

14 基于回溯的预测

不间断地回溯时光，使生物拥有了对感知变化进行排序的能力。单一感知对生物而言，并无效用，但感知输入的变化，却形成了确定的序列，有可能预测并满足某些效用动机。因此回溯感知，找出特定变化的序列，成为生物认知的唯一目标。这种预测能力逐渐使生物脱离了隐藏在复杂环境里的随机性，使生物演化为决定论的最佳工具。

周期性的短期感知输入，会激活与之相连的局部脑区，并在该区域形成循环强化。大脑准确预测到下一次输入周期后，就会傻乎乎地地期待下一次周期性输入，以获得满足感。周期性的满足感会造成幻象，建立神经递质释放的预测-完成回路，我们天生的预测焦虑消失了。大脑因此呈现出缓慢的θ波，使人处于清醒和梦幻之间。当周期性感知输入停止后，又很快回到令人紧张和兴奋的β波。元认知从被高度激活的单一脑区跳转到全部脑区。随着全脑激活，大脑呈现β波状态。再次输入周期性的短期感知，人脑又会被同步为θ波状态，在敏锐和迷幻的状态中反复循环。

处于更高频率脑波背景时，神经网络增加了信息传递载量，信息更高速地在各脑区之间跳转。此时，神经元频繁放电，因此生物感知系统处于敏锐的状态，有助于觅食、逃逸等日常反应，但也给神经系统造成了更大负担。相反，专注于某一个单调的周期性输入，则全脑更多脑区则处于放松状态。因此，瑜伽、跑步之类单调的周期性运动，反而使人事后舒坦快乐，当然期间的寂寞孤独，显然是很多人坚持不下来的原因。

生物神经系统具备与生俱来的感知预测动机，感知、认知、预测、满足循环衍生的节律波动促进了我们的运动、音乐能力。无论四足运动还是两足运动，每当处于节律状态时，神经系统耗能大幅度降低，动物们更加轻松自如。尝试过在间隔不一的乱石牧道奔跑的人，应该对违反节律的奔跑印象深刻。我们必须相当专注于每一个落点，否则脚下就会深浅不一，这种专注可不是我们神经系统乐意去尝试的。生物的熵减机制使我们天生偷懒倾向，与其每一步都费神费力，不如让双腿做节律运动，然后大脑解放出来听歌，只需周期性分时几毫秒给外部感知，瞄一眼周边环境即可。

生物的柔性，正是因为对节律，而不仅仅当下状态的感知。有了节律感知，就没必要过于刚性地纠正姿态。生物之所以不纠结于精确控制，是因其长远的时光回溯能力，通过跨越时间而预知感知汇入的节律，透过节律学会借力打力，而不是对抗趋势，从而找到驾驭趋势的方式。去尝试一下秋千，硬停下来，或硬拉高都很难做得。但掌握摆幅节奏后，使用很小的推力就会产生自激效应，摆幅逐渐放大，反之也可使秋千摆动逐渐减小。受限于功率、预测精准度极度不足，生物只能用时间改变趋势，同时也通过时间拟合节律。直立行走的内在逻辑也是如此，通过节律运动中的微调，趋向特定节律的同步，两腿互为锚点，相互激发与同步，成为两足高效行走的关键驱动机制。同样的，如果我们设计的智能机器能够自发找到其摆动、振动的节律，也就能变得更具柔性，无论其连接、控制都不需要过于精准，其环境适应性也就更强。

该机制的核心也并非仅限于双腿同步的节律运动机制，同时也在于独立运行的两个大脑半球及对侧肢体神经网络。双脑的基频通过胼胝体保持一致，使两半球的时间轴、带宽等连接参数保持了一致性，以便将对方的本体认知与自己的感知、认知进行比对，构建为更高层次的感知认知融合。在日常行动中，两个脑半球各自根据对侧肢体的感知反馈，逐步进行微调，相互推动对方的同步行为，只需几步，我们的行走即可达成系统最佳熵状态。我们在行走时听听音乐，通常不会让自己跌跤。因为正常行走时，大脑无需过多关注形每一个动作，而是激活程序性记忆，直接驱动肌肉。当然，好听的音乐通常也具备明显可预测的节律。在旋律优美的音乐中，我们的预测能力得到不断验证，每一个节拍都形成了验证结果，因而获得周期性满足感。有序的音调起伏、规律的节奏、和谐的重奏，会使听众更容易获得成功预测。音乐源自于精简过的自然之声，虫鸣、海浪、鸟叫都如此。但音乐更具节律及反复，使人在预测满足中循环沉醉。事实证明，追踪连续音调、预测后续音序、验证旋律和节奏的趋势，是音乐爱好者的极大乐趣。常见的是跟随音乐轻声低吟，随手打拍，摇头晃脑。

15 语言-模式的复制循环

人类的语言能力并非天赋，也算某种预测机制推动的结果。这种相似性不仅预示着人类的单一起源，也源于人类神经网络出生后发育路径的相似性。当然，人类族群语音、语调、句法的差异性，虽然基于某个相对孤立的群体起点，但其后的演化则受制于自然环境、族群规模、人口流动，甚至婚嫁方式，从母居、从父居、换婚族群的语言变迁显著不同。通过对孤立族群的研究，学者们现在已经能大体理解语言变迁的要素。幼年时，受到居住地成年人影响，经历十余年节奏、音频、音调的追踪训练，同时记住音素嵌套、重组成词汇的自然指代，通过特定语音激活视觉、触觉、认知的模式记忆库。当然，仅有词汇还远不够描述大千世界，还得学会词汇排列成句法的规则，不断尝试表述和聆听的效率，既要不断提高精简能力，也要持续回归主题。每个人初生伊始近乎一张白纸，正是经过长达十年，数百万次强化学习及喃喃自语，才能精确自如地回溯他人的认知，特别是专业认知。

语言并非人类特有的认知传递工具。鸟类中多种鹦鹉、乌鸦都表现出很强的语言能力，某些鲸甚至具备十余个音节的长序列语言认知能力，其低频部分能够传递上千公里。新西兰土拨鼠的尖叫声却是100多个词汇的丰富语言，能够表述来犯者大小、颜色、方位，甚至进攻速度，显然开始多层次的语义指代。但是，经过人类训练的猩猩语言能力并不低，至少理解人类语言的能力不低。黑猩猩能用三十个单词表述不同的动物，通常天敌或者食物。其语言大部分停留在当下认知的具象中，而不是多个认知相互关联，从而精简出来的认知组合。因此他们无法形成词组或语句，所以既无法概括总结，也无法细述事物。经过美国学者佩妮从小训练，有一只猩猩学会通过手语与人类进行复杂对话，也能够听懂2000多个英语单词。这个案例从侧面说明了，群体之间的认知复制是语言产生的基础，正是佩妮对可可施加的强化学习，后者得以成为史上最聪明的猩猩。很遗憾，因可可终身未育，这个实验没能持续下去。如果可可有了自己的孩子，或许会将“佩妮手语”传递到下一代，猩猩演化的新纪元或许因此展开。

语言带来的好处清晰可见，布氏鲸与海豚甚至可以相互交流，跨物种合作捕鱼。语言学习的需求也推动土拨鼠们情商、智商的正向演化。在青藏高原北缘，土拨鼠“黄河”一家五口都能听懂人们给他们的名字，成为传说中的网红萌宠。虽然每只土拔鼠个性不同，率真或胆怯，听见人类呼唤，会站起来祈求食物，甚至能够看穿人类的恶作剧。当女儿把手中饼干偷换成蒲公英草，土拨鼠一把推开青草，另一只手继续伸过来，直勾勾地看着孩子们。就这样反复多次，直到孩子们咯咯笑着妥协，并递上饼干抚摸它。土拨鼠清澈的眼神告诉我们，它的执着总有收获。在我看来，更像是土拔鼠在训练我们，通过让孩子们开心，来训练后者提供食物。

同时，智慧生物之间存在明显的理解与信赖，不仅基于好奇心，也基于认知过程赋予我们的某种快乐。或许智慧生物对精确预测的满足感驱动着我们，事实上，土拔鼠的智慧不仅吸引着人类，也吸引着银背大猩猩。有证据现实，在乖巧呆萌的土拔鼠面前，脾气暴躁的银背大猩猩也会展现出温柔、体贴、好奇的一面。智慧生物之间更容易找到同步模式，从而建立连接，通过连接形成某些共识。比如，草原狼最终与人类建立了连接，双方克服了本能的敌意，相互驯化，从此开启了长达万年的共生。

当然，人类学习能力与现存其它高智商动物都不同。初生的人类孩子和土拨鼠一样懵懂可爱，也一样好奇好学。但人类的孩子们一旦开始说话，其智商、情商也会出现飞跃，迅速超越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两岁的人类孩子通过语言复制他人认知成果，也能能够跨出语义局限，通过影射性词语和短句相互开玩笑。不同认知模块的交互和拼装是智能的巨大飞跃，人类操控认知模块，如同孩子们任意搭接积木，通过反复实验不同认知模式的组合，孩子们逐渐精简出符合效用动机的组合，并将其存贮为认知表单。

这些表单链接的认知模式未必集中于一个功能脑区，而是通过脑白质等高速传输线路，跨越不同脑区，形成融合不同感知偏好的认知激发。我们将视觉、味觉、触觉标定和听觉标定整合为文字的能力，本质上就是多种线索交汇的成果，在脑神经网络中则表现为跨越功能区形成精简认知。我们将不同表单拼装为更长的表单，表达更复杂的含义。继而，语言更加复杂了，多层次认知表单可表达多层逻辑嵌套 – 语句出现，越来越长的语音/语义表单，使我们追溯能力跨越了当下。人类不再被当下的感知所困住，强大的回溯能力和认知交汇能力，使我们有足够锚点去缅怀过去、预测未来。

声音被精简识别为语意模式后，语言就担当了生物间认知传递和存贮功能。但这个过程相当复杂。首先需要预设足够语音与效用关联的模式库，这是新皮质层发育、社会连接、发音器官、持续教育四个领域巨大进步的结果。另外还需有足够专注、耐心、隐忍，才能抑制与生俱来的当下冲动，从而气定神闲地检索出脑海中表单，按其顺序拼接出长句。这方面，猩猩显然太毛躁，也许其根源是形成认知模式表单的能力不足，或者认知模式之间、脑区之间连接不足，因此它们难以将不同认知模式链接起来。比如，红毛猩猩即学会了手语，也难以表述三个以上的连续词汇。人类认知从语言诞生开起了巨大飞跃，因此我们有了时序清晰的逻辑工具，得以变换视角、超越时空，反复对不同脑区的各类型存量认知组合进行拼装组合，并精简为序列表单。通过这一循环，我们的存量认知日渐丰富。

每个人的呱呱落地，都曾处于大猩猩一样沉闷的阶段，但长大后却大不一样，根据现存所有民族的语言，至少都具备数十个音素的发音能力。还好，早在2岁前，人类儿童就跨越了音素的制约，可以将其组合成数千词根，数万词汇，幻化成无穷句子。语言的演化完全是在互动中升级打怪，而且人类的复制能力与高合作意愿结合起来，指数级加速了语言技能升级的速度。

从语言基因出现至今，语言循环也仅仅经历了不到1万次人口迭代。事实上，存活至今的人类，应该都是语言迭代的幸存者。不具备语言能力的族人被遗弃，或在性选择中失败，因而未曾留下后代，语言能力造成的迭代过程或许只需要数千年，也就是数百代人，就足以清除低语言能力基因。

中国复旦大学的基因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的集中度或许比我们想象高很多。在200余年里只有13.61%的人口留下后代，经历500年，只有1.8%的人口留下后代。如果时间更长，那么比例更少。受到文化、基因、环境、战争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幸存者基因集中到很少数具备某些特征的祖先。事实上，全人类的直接基因祖先为数不多，可以追溯到7-14万年里的极少数个体，或许这就是语言成为优势基因的结果。从今天看来，语言基因显然曾经作为基因史上一个巨大过滤器存在过。

当然，基因只能赋予我们语言能力的可塑性，而不是语言相关的认知模式本身。对个人而言，能说会道并非天赋，而是人们相互驯化的结果。这个过程不仅在我们每个人一生中复现，也在家庭、族群、部落中生生不息地演进。无止境地训练、学习与自我探索，是人们相互强化与深度学习的结合。基于语音片段的组合，我们整个种群形成语义共识。语音认知共识库在十万年内迅速扩大，我们通过这些信息片段，就能描述和预测更大的世界。

现代人的语言不再局限于描述几百种可食用植物，数十种猎物，数个敌人或朋友。特别在文字出现以后，语言催生的认知成果使我们超越了基本生存，开始探索自我，探索未来。近千年我们成果累累，形成的知识库跨越了血缘和代际。语言的便利性，使数十亿人开启了并行精简模式，每个人的认知模式相互交织，并与他人汇合，各种认知模式拼接组合，形成共识的认知在人群中迅速积累，汇聚成最近一万年的人类认知大爆炸。正是语言的精简性，使十几万年前的祖先获得了有效升级的装备，让人类看到了群体认知的浩瀚无垠。

人们对祖先满怀敬仰与崇拜，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敬仰和崇拜的并非生物意义的基因祖先，而是带给每一代人智慧之钥的祖先。曾经切实存在过的每一代祖先，都是开启我们进化之路的导师，他们累积而成的知识和技能，成为今天我们得以幸存的基础。

这些技能的出现，使人类社会覆盖了整个地球。我们曾经进化出来的模式识别库，这个世界也形成了数十亿个独一无二的认知库。而通用的语言、文字、通信使这些个体认知库连接紧密，并且相互交流、复制，因此我们的认知总量指数级增长。二战后的第二波全球化，今天的第三波全球化浪潮，高速连接推动了全球规模的信息库。巨大的信息流在全球层面的形成了超级驻波效应，某些认知在数亿人中永不停息地激发、跳转、再造。同时，我们早已不再局限在当下，书籍使我们连接历史，全球网络进一步强化了我们与人类所有认知集合的联通率，使我们构建了跨越个体生命长河的超大模式识别库。信息在巨大规模的识别库中继续激发、跳转，正在形成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未来的认知。

16 演化

用语言定义美女帅哥也许不难，但无法取代眼见为实带来的感知激发，面对面约会到今天还是相亲和聚会的首选。我们用文字精简了语言，但是，面对面的谈天说地，更为酣畅淋漓，连珠炮般对话携带的信息无论密度，还是广度，都远非电子邮件所能覆盖。

正因如此，即使进入远程办公时代，各种宴会、派对、会议、培训仍然层出不穷，乃至于明知病毒大规模扩散，发达国家中，数百人，乃至数万人参加的“covid-19昼夜派对”层出不穷。在印度，数百万人不顾疫情聚集在一起，参加盛大的大壶节日。其后结局自然可以想见，如同其它生物一样，对感官体验的期待是我们的天性，也因此我们难以跨越非理性的围墙。结果大城市成为病毒的温床，死亡率飙升，因为殡仪馆、墓地和棺材有限，大量冷藏卡车进入城市停放尸体。印度则更为惨烈，每天数十万人确诊，近万人死亡，火化场超载，火化木材奇缺，导致恒河两岸浮尸体遍地。

自然环境本没有善恶之分，对个体得失是无动于衷的。得失对应的希望和恐惧都是基因编写的效用工具，恰好对应生物个体或种群生存、繁殖的效用动机，使我们更高效地为基因复制而战斗。无时无刻的战斗，使生物本性只能受困于当下，这也是认知精简的结果。仅仅为了复制基因，生物无须经验累计，也无须过长寿命，更无须过上幸福生活，只需要提高迭代速度和复制规模。当DNA的复制型永生被设定为最基本的效用动机时，就注定生命并非长期主义者，其演化围绕复制展开，生命体的长期幸福与此无关。恰好相反，基因复制作为基本的效用动机驱动着生命活在当下。仅仅为了顺利复制DNA，即使完成传递后，生物也会受到巨大伤害，都会枯萎、衰败，在痛苦中死亡。

生物的一生的确是苦海无边，闪电般的幸福时刻，就足以诱导生物完成基因复制，但更多的幸福时刻成为诱导生物死亡的陷阱。只要DNA能传承，自然演化从未考虑过载体受到的伤害。蜘蛛、螳螂交配后即被雌性食用，鸟类和哺乳动物妈妈为了保护孩子，不得不在捕猎者面前跳跃，以自己生命吸引后者注意力。生物只关注当下，它们的短视是基因复制驱动的，却是智力发育的障碍，因为智力发展需要认知模式不断扩展。因此高智能的生物不断增加回溯时长，不断提高认知模式储存量，始终保持开放，以获得外部感知、认知。上述三点显然是信息固化的基因所无法承载的。

正是由于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交织的演化累进，一举超越生物基因赋予人类的生理演化限制，使每个人凸显出巨大可塑性。在基因之外，我们利用精简的模式识别模块，复制累进出复制智能，用于更远期的环境预测。这使我们看起来既有计划性，又具备效用动机的调整能力。当然，语言是这个进步里，最重要的转折点，这推动了我们脑中的模式传递与复制。

即使人类如此顽固，不断精简的演化步伐还在持续。这次的精简的工具变成了数字化。数字化很早就被用于量化我们的文字描述，现在已经开始更大范围处理各种传感器的感知输入，并对其进行精简梳理，形成结论汇报给身为上一层认知的使用人员。但更重要的是，继续加速数字化，会产生天量的认知结果，哪怕层层精简，其形成的特征总量也将大大超越生物大脑的传输能力和精简比对能力。

生物神经网络可以通过学习，取得大量的认知模型，获得了认知锚点。通过每一个锚点，都可激发与之相连的认知序列，作为直觉预测的依据。而大规模数字化需要算力和存贮能力来支撑，并不适合我们极为有限的大脑去解读。因此，数字化虽然不是演化的终点，但会为生物的演化划上句号。基于大规模数字化的智能一旦出现，应该是新一届物种进化的起点。

至今为止，机器还没有演化出必须迭代的效用动机，因而也无须传递相应的认知模型。反过来，这也是人类的直觉存在的原因，通过直觉，我们更迅速地对动机进行响应。今天，这种超凡的精简能力正好好可以引领机器，人类直觉与机器的算力、存贮能力结合起来，将是新世界的雏形。或许在人工智能出现以前，人机智能更具现实意义，也更符合生物与机器的能力倾向。

从天体诞生到生物圈，从生物诞生到人类社会，演化历程揭示了一个现象，保持相对独立的群体内，信息总是朝着最富集的方向聚集。无论是氨基酸聚合为多肽，折叠为蛋白质，细胞器在脂质膜中共生，形成成真核细胞，还是氏族部落以国界为名义的聚合成人类社会，繁荣反映的只是信息聚合的丰富度，社会中乌央乌央的个体，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依赖信息中心拼接起来。散落的生物圈，会吸收周围能量，因而降低环境能量，因而自身也因此失去能量支持。反过来，聚合后能相互吸收对方能量，使内部出现复制、融合、交换，形成独立而自洽的系统，这也是后续形成生物圈的模板。信息富集处，具备更多信息资源，总有某些资源为我所用，因而更多信息携带者聚集于此。与信息贫瘠处不同，信息聚集效应的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形成信息聚集与多样性的正反馈。不同生物的同步、融合是偶然的，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由可能引发新物种爆发，导致一个生物繁荣时期的到来。

演化的逻辑，或许就隐藏在独立的生物精简算法，与群体同步的微妙平衡中。独立的个体为系统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而群体同步机制使个体相互复制对方的解决方案。还是回到生物各自的微观生态圈吧。每当新基因片段来源不足时，融合的生态圈内，系统内个体的生态多样性开始逐渐减少，在同步作用下，形成为一个闭合系统，其内部的复杂性和外部简化程度形成巨大反差。即使这个系统得到足够的外界能量输入，其内部信息单元极度增多，各单元连接和平衡也会随着时间崩解，毕竟无论DNA还是电脑，都会不断累计错误。同样的逻辑推导出智能系统的特征。该系统产生的认知信息能可以影响系统对外界导入信息的动机偏好，因而系统可以沿着某些方向累进，从而获得超额信息储备。认知与动机偏好相互验证，彼此塑造，二者产生的自激循环是智能系统的初始代码，我们因此而打开了外部世界的大门，外部信息驱动着导入信息的价值变迁。考古学家威廉·福克斯韦尔·奥尔布赖特提出了人类文明独特的方向性，他认为后者被一种超越人类能力的意识所把握，是某种神圣意志的表现。但从信息系统角度观察，结论却大不相同：当认知与动机开始相互塑造，某些愿景沿着优势方向被不断强化，人类社会也就遵循愿景的指引，走向应许之旅。就这个结论而言，很多民族，尤其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契合该原则，我们的祖辈塑造了我们，而我们今天的偏好、选择，正在塑造孩子们的未来。

因此，物种分形或者群落裂变分群会出现。能源充足的情况下，密集的信息聚落，会如同人脑一样分裂成两个相对独立个体，再复制成更多的一模一样的子代。直到这些子代分离足够长时间，在不同的环境选择压力下分别演化，再次形成足够多样性，又会开启新一轮的信息聚集效应循环。从宇宙到生物的演化，形式上是信息从无到有，从有到聚合，从聚合到分化，经过层层叠叠地循环，一个个复杂的独立世界不断诞生、聚合、再聚合。一旦没有外界信息持续输入，而无法持续聚合态，系统很快开始湮灭，再次进入新的循环。

力 与 万 物

女儿曾问我，宇宙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问过我的父母，或许这是人类世代期待着答案。就目前的推论，150亿年前的大,时光与万物奔跑起来。物理学家对大爆炸的起始有不同的假设，物理学家彭罗斯的观点很有趣，可观测宇宙在未来会衰变，物质会湮灭为巨大而均等的能量体，之后经历一次与大爆炸反相的塌缩过程，时空与能量再度聚集压缩，之后发生再次大爆炸。从他的视角看上去，宇宙是时空与能量分布的一次次轮回。既然是循环中的节点，大爆炸就不是轮回的起点，只是我们能够推演的时空起点。

大爆炸撕开了空间，尺度的变化使能量宣泄而出，在空间和时间的轴向上形成能量梯度。奔涌的时空中，能量以不同的物质形式存在于不同梯度中。能级跃迁，则物质宏观形态发生巨变。物质形态之间并非真空，力充满空间，因而万物始终连接。

近百年来，对宇宙起源问题，科学界虽无完整结论，多种学说已指向同一源头。近百年来，无论实验证据，还是多种科学假说都指向统一起源的可能性，随着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实验结果也逐渐揭示出这些假说的前瞻性。然而，对于孩子的另一个问题：大爆炸之前，宇宙是什么样的？除了循环论以外，我只能给她一个宗教性假说，目前还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在大爆炸之前，一切已知的感知工具、认知锚点、时空线索，甚至时空本身可能都不存在，因此也就无所谓认知，或者说一切认知都被限定于这个巨大时间标签以内。就个人而言，我们充满意义的一生，更是其中转瞬即逝的泡沫。即使人类日渐增强的时空扰动能力，我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酸甜苦辣改变了地表环境，但迄今为止，这点还仅限于一个蓝色星球上微薄的大气、海洋与浅薄的地壳中。

而我们这个星球漫长的发展史也只存在于极小概率的时空构造中，如此恰当的能级、温度、压力、元素组合，相对于宇宙中的普遍构造极为罕见，至少迄今为止未曾确认出第二个幸运儿。

历史上，每个认知原点也是我们认知牢笼的边界，现代科学只是使认知原点极大扩展。我们历史上每一次认知扩张，对环境扰动也局限于已知范围，现代科学和过去每一次认知革命一样，并未改认知变边界外的混沌世界。因此，认知以外的神秘领域始终存在，且总被某些人归于神的领域。科学每前进一步，神的国度就会退缩一步，但总在某处等着我们继续前进。我们的回溯能力无法应用于感知以外的领域，如果感知无法越过大爆炸，那么即使脑补出某些可能性，我们的认知也无法超越这一时空起点。

还好我们已经有足够认知能力，协助我们理解历史、预测未来。虽然听似悲凉，但毕竟宇宙已经足够久远，而且还会延续到更遥远的空间和时间，这期间孕育着足够的认知信息，足够一代代科学家终其一生去探索。

1 力即存在

宇宙瞬间从量子涨落背景出现，引力随后开始呈现。今天的物理理论认为，力可以理解为粒子相互交换玻色子，其交换强度与效用也与距离负相关。大爆炸沿着其作用力的方向推开了宇宙空间，但其后引力开始聚合能量和物质。宇宙膨胀冷却，密度迅速降低，使其它作用力开始分离。暴涨后的宇宙，渐渐趋于稳定，形成今天我们可以物理观测的区域。我们难以观测到物质的区域，称为量子真空，在宇宙暴涨期之后便以暗能量的形式弥散于宇宙。真空是巨大的连续能量体，大约占宇宙总密度的2/3,而物质如同真空中的波浪，荡漾在巨大的水体之上。正是真空在持续膨胀中冷却，推动了宇宙的膨胀和冷却。

大爆炸数十秒后，物质以中子、质子、电子、光子和中微子等基本粒子形态出现。现代物理学发现了物质间的4种基本作用力：强力、电弱力、引力、电磁力使基本粒子产生了相互联系。爱因斯坦及其后的物理学家提出了大统一理论，试图通过质量、能量、基本粒子等要素，将四种力进一步精简。上世纪60年代，弱力和电磁力被弱点统一理论整合起来。20世纪末，弦理论兴起，终于为大统一找到了突破口。无论大统一理论能否被最终证实，宇宙中充斥着原力，他们不仅使物质相吸相斥，始终保持相互作用，也使物质永远相连。四种作用力的交汇使我们得以观测到物质的存在，物质也因作用力组合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

2 宇宙的源码

四种力的力程衰减不同，而且强弱也不同，对物质的作用力不同。强、弱力也是力程最短的力，在原子核尺度的范围内就衰减接近零了，引力是最弱小的力。 强力、电磁力、弱力、引力强度比为：

1

0.73

0.0000000000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强弱力的力程衰减很快，在微观的基本粒子层面具有显著作用。弱力是力程接近零的作用力，发生于衰变和俘获的基本粒子中，一旦基本粒子分离或者结合则弱力衰减至零。强力使质子克服相互之间正电荷产生的电磁排斥力，从而形成稳定的原子核。强力在空间中递减小于弱力，但依然是短程力，其作用范围在原子核层面，而强力远吸近斥的特性，使原子核得以稳定。

引力在微观尺度是最弱的力，和物质质量成正比，但力程很远，和空间距离成线性反比。大质量物体造成时空弯曲越大，引力与时空扭曲程度正相关。在宏观层面，物质在引力作用下表现为不同尺度的物质形态，星系、星球、山川河流、生物、有机分子、光子，物质在不同尺度中涌现。

在分子层面，分子的聚集、堆叠、重组和自我复制时，引力起到定向作用。以光子为媒介传递的电磁力，是带电粒子处于电场、磁场或电磁场中受到的一种作用力，它将电子束缚在原子核周围形成原子，将原子结合在一起的形成了分子，也是由它将分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能肉测的物体。电磁力影响了分子的构成，使原子得以聚集成不同的分子、分子链。也正是电磁力将分子结合成宏观物体，无论岩土海浪，还是草木鸣禽。从大爆炸开始，基本粒子出现后，某些边缘地带的恒星抛弃物聚集成为地球之类行星。适宜的恒星行星距离、恰当的重力环境、多样的地表含水比例等因素给碳基有机生物提供了演化温床。

随着大爆发的发生，宇宙逐步膨胀和降温，高能粒子逐步衰变为基本粒子。四种力本身具备固定的力程、强度，但作用于基本粒子的空间位点不同，导致合力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物质。从某种意义来说，原力是信息的基本单元，如同组成生物基因信息的碱基对。单个碱基对基因毫无意义，4种碱基的结对与排序才能生成有意义的氨基酸装配表单，这也符合第一章简述的精简原理。

碱基对按四进制编码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形成巨大的编码数据库。人体细胞中的23对染色体可能存在数据容量超过4的30亿次方，事实上，大多数生物仅靠数十亿个基因编码就得以完美繁衍。有的基因造就细菌，有的成就大象。原力将基本粒子与真空编码成物质，在不同尺度的界面（或视距）呈现出原子、分子、生物、星系等不同形态。而时空是其轴向，也是决定碱基对组合位点的参数表，基因编码嵌合于时空，形成万花筒般的有序结构，从而造就了我们的大千世界。

同等代码量时，四进制存贮密度显然较二进制信息指数级提高，就生物基因而言，四进制比二进制提高了百万倍的信息密度，生物信息得以被低成本记录和复制。如果宇宙真有某种源代码，那么大爆炸之后的宇宙是个简单，却不断复制的算法集合，四种信息单元以力的形式，组成宇宙演化的算法原型。

其后数十亿年，四种碱基分子在时空中交织，数千万种生物不过是四种分子在特定时空交互后的信息载体。

3 在时空中相连

正是原力，在时间足够的情况下，无论空间有多遥远，把一切物质连在了一起。自大爆炸起，万物从来相连，自时间的起点而始，至时间的终点而终，如果这个终点可以验证的话。空间也如同连续的实体，基本作用力始终在物质间传递，无论其远近，汇聚成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此消彼长。

四种原力从时间源头开始，把世界连起来。无论力程大小，已知物质通过原力连接彼此，形成有形的世界。对每一个物质单元而言，整个世界基于原力与之相连，四种力的此消彼长中，物质永远相连。

这个科学家施一公说：时间可能不存在。的确从广义来说，时间只是某一个空间切片中原力变化的序列。后文我们探索的认知，也只是这个序列中第三方，或者多方感知信息，次第汇入同一空间切片后产生的时空扰动吧。因此，认知或许是扰动频率更高的作用力变化序列。无论时空变化，还是汇入扰动变化，则作用力序列变化，时间感知也就随之变化。

我们探讨的所有现实，局限于已知时间片段 – 即作用力变化序列中极为短暂的一瞬。对物质而言，在这个短暂的时间片段内，四种力在物质之间堆积起合力，不同原力的空间作用导致了力在物质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自然界不存在理想而孤立的环境，任何事物都面临环境中难以穷尽的作用力。所以，再高深的数学方法，也不容易描述真实世界的复杂作用机制。

但空间可以想象为连接一切基本粒子的超级电缆，把宇宙中所有基本粒子相互连接起来。从微观角度，每一个基本粒子相距遥远，也与其它所有基本粒子距离不同，但都能通过空间受合力的影响。大爆炸之后的几亿年，力的作用使宇宙日益极化，疏密不一，丛簇万千。随着时间的推移，4种力的差异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驱动物质聚散，且质量越大者聚合更多物质。宇宙中多数物质是氢，少量氦等。大质量星球核心温度达数百万度、压力过大，因而形成聚变反应。聚变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抛洒出大量物质，碳、氧、硫、氮、铁、硅等物质，我们的地球就在这类物质聚合后诞生。

当然，维持这种熵减状态，需要补充足够的能量流。聚集成恒星这种巨大宏观物质结构，需要热核反应对外辐射的能量维持其形态。而彼时，内核热核反应最终也会耗尽而停止，因此引力就占了上风，恒星便会在自身重力的压迫下最终塌缩。因此，基本的能量守恒原则决定了复杂结构是高消费。而消费越大的大型恒星，则寿命越短，有的甚至短至数千万年。那样的恒星系，应该没有太多生物进化的机会，我们甚至来不及变成细菌。虽然我们的地球这虽已步入中年，却还拥有数十亿年的寿命，我们还有长远宽广的演化空间。

4 耗散和有序

物质既是力作用于基本粒子的结果，也受力作用彼此相连。大爆炸后， 物质处于运动状态。受空间位置变化影响，合力持续处于疏密不均的状态，物质呈现出局部熵减的极化状态。从短期观测的角度，这个状态表现出有序性。此起彼伏的有序性，在有限范围内增大了系统复杂性，甚至产生了短期的自组织结构。不同的力的组合，在微观和宏观尺度，均能构建出复杂度和自组织性的结构。这也反映出，物质构建的过程，呈现出高度同源性。

最近科学家们将人脑神经网络和宇宙星系网络进行了定量对比，甚至认为人脑和已知宇宙惊人相似。可观测宇宙由大约1000亿个星系形成细丝，并在相交处形成星系团，最终形成了类似于神经网络的大尺度网络结构。计算了两个系统的功率谱密度。物理学家Franco Vazza和神经学者Alberto Feletti表明，大脑在1微米到0.1毫米的尺度上，与宇宙在500万光年到5亿光年尺度上，物质波动性是相似的，网络连通性按照相似的物理原理在演化，它们的结构参数竟然出乎意料的一致。

在人类可观测层面，同样的基本物理原理也决定了地球岩石圈形成、生物神经元生长、大气中云层堆积。比如，维持本纳德对流模型，在宏观尺度上可形成规则的六边形地幔柱，造成山脉隆起，火山喷涌。也可在土星北极形成大气风暴，看似六边形巨大涡旋。微观尺度上，本纳德对流在分子层面形成晶体生长，也可影响胚胎发育中的细胞堆叠，从而形成最早的多对称生物，从低级的珊瑚虫到聪明的章鱼。这些看上去极其简单而普遍的自然设计过程，却是耗散的结果。

比这更为复杂的实体不仅难以制造，而且更难以维持。复杂实体意味着复制连接，这也远比简单实体需要更高能量级来维持，因而能级不足则更容易发生崩溃。即使复杂多元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维持其运转，远比卡拉哈利沙漠的科伊桑族社会复杂，也更依赖巨大能量输入，因而从长远来看，其社会鲁棒性更差，更需要其人民更加努力，而非慵懒颓废，这样才能使其受到长期地精细维护。

至少从covid-19瘟疫对各国经济冲击就能看出，处于史前社会生存状态的民族，除了因病死亡增多外，社会生活并没受到明显影响。而所有现代国家，无论发达与否，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都被深刻改变。发达国家甚至通过政府举债，大规模发救济金等来缓解社会经济困境。宇宙法则制约着高度连接的人类社会，大规模连接型社会的脆弱性显而易见，根据这个现实推导出的社会构建法则寓意深长。

今天全球的复杂社会形态很多，特别是发达国家，其社会高度分工，人们基于不同连接规则形成家庭、公司、帮派、社区、学校、军队、政府、党派、俱乐部、教区等疏密不同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之间也相互连接，当然是通过特定的人。这类复杂网络中充斥着关键节点，而这些节点传递着巨大信息量，是该社会形态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而维持这些节点的正常运转是极高成本的，需要大量资源输入。形象地说，私人飞机、游艇、豪宅、派对对政要、富豪、明星来说，并非生存必需品，却是炫耀性生活的必需品。即使面临灾害，维持生活方式所涉及的支出也得照旧。因此，一旦突发原因导致收入爆减，富人也比普通人更多感受到支付压力。高杠杆的企业也面临同样情况，特别是金融、矿产、地产行业。高成长时期，高杠杆行业借钱扩张，形成垄断各行业的庞然大物。一旦宏观环境导致融资失序，这种看似有序的经济集中度就会崩塌，巨头们接连倒闭。

和人类社会周期性崩溃一样，由于某种外界原因导致的节点崩溃也是自然界的常态。7500万年前，小行星闯进恐龙的生活，造成长达数年的寒冬，大型恐龙因体重而未演化出筑巢孵蛋的本能，因而完全灭绝，小型恐龙或许因祸得福，幸存至今。

人类社会的情况和恐龙时代没有本质区别。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连接度登上了进化史上的顶峰，但我们社会的脆弱性也是过去未曾有过。历史上庞大帝国盛极而衰，大公司的发展也总是嘎然而止，传承千年的教义也总被年轻的思想家突然终结，越有序的系统越难维持，这是热力学意义上的弱点，因而很容易被一击而溃。

5 同步而聚合

四种作用力形成了微观、宏观尺度的所有物质，并使其交互作用，复杂的合力形成宇宙万象。在物质的无限连接中，具有相似力学作用的物质，也在一定尺度涌现出同步性。电子质子同步形成原子，更大尺度中，引力将高速运动的星球同步为星系。电磁力形成的化学键使原子同步成晶体，也使多个原子，乃至不同种类原子连接成分子。原子分子在引力的作用下聚合成更大宏观尺度的物质，它们在万有引力的影响下形成同步，聚合为璀璨的群星。而光子作为电磁力的传输媒介，可以被物质所吸收，反射。因此，某些电磁力形成的碳基哺乳动物得以仰望漫天繁星，当然这已是星系诞生百亿多年后的事情了。

力驱动生物同步。我们对引力的感知是并不明显，但生物对抗重力的种种行为却很明显，如爬行、奔跑、飞行等，这类对抗行为可以看作同步的负反馈。但是，重力也促使宇宙演化的早期形成原子、分子聚集，重力极其微弱，正是地球级别的超大质量才能使重力感应相对强烈。某些分子聚集在一起后，能够在电磁力作用下形成自复制分子。如果环境中有充足的质子流冲击，这些分子还能从环境中吸收同类物质，形成可自然生长的晶体。当然晶体形态和特性受环境影响很大，石墨、钻石是碳在不同温度、压力、初始晶形下形成完全不同的自复制结构。即使钻石，也因初始形成正方体、八面体、十二面体等完全不同的晶形结构。同样的水分子，在结晶时也会形成千奇百怪的雪花，雪花的初始构型、风速、水蒸气状态、空气温度、气压都影响雪花结晶形态。无论碳原子，还是水分子，环境因素会改变质子流冲击模式，形成特定结构的晶型，当环境维持，并具备充足原料时，该晶型的自复制就会持续下去，直到环境改变，或者原料耗尽。

上述过程看似生物的繁衍过程，某个种群爆发，直到覆盖整个栖息地。但生物拥有更灵活的扩展能力，可以借助风力、水流、四肢移动，也可以通过繁衍适应环境。因此，对生物而言，环境改变或者资源耗尽的结局是常见的，但也是可以避免的。这使生物具备更多的可塑性，显然比晶体的自复制变化多端，当然这些变量来自生物基因组中微妙的变化。

同样地，人类群体中的认知互动可以抽象为认知模式的自复制，其过程与结局虽然很难穷尽，但最终呈现出认知结构上的共性。当然，人类群体的认知成果不会像基本粒子理论那么干脆而精确，很可能更像宇宙演化一样，在局部区域出现莫测高深的大千世界，而在多数区域形成相对单调的共同认知。

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可观测的是各级粒子们相对关系，而非它们本身。人类社会对应的则是群体中个体连接模式，而非个体本身。无论从基础物质层面，还是从有机生物层面定义我们的属性，肯定不仅仅基于组成我们的原子、电子或夸克，而是各层级粒子们在世界闪现时交汇出的动态模式。我们所感知到的趣味、悲伤、快乐、痛苦，是这些动态模式的精简组合。只要处于相对运动中，我们就会与环境摩擦，迸发出信息。信息传递会影响环境，个体开始与环境互动，新的干预力量在环境中产生，从而影响到个体，形成信息模式的自复制。

有机物诞生后，与晶体结晶同样的有机物自复制沿着同样出现，因而装配出更复杂的有机物质，如蛋白质链、RNA、DNA。相比而言，分子间化学键的力量相当巨大。化学键中的电磁力将原子聚合成宏观可见的物体，大到星球，小到人体或者细胞。如果我们细胞间这种巨大力量突然消失，我们将坍塌解体，迅速被引力吸引融入大地，而地球也会融化为灰烬。当然，果真如此，地球，乃至宇宙也将化为原子尘埃了。

大爆炸后30万年后，继续膨胀的宇宙温度低于3000度，稳定的氢、氘、氦、锂等中性原子形成。基于电弱力的化学键结合使分子形成，宇宙主要成分为气态物质，并逐步在万有引力作用下凝聚成密度较高的气体云块。同步运动的物质逐渐聚集，在引力作用下日益庞大。随着物质团块的质量增加，其引力进一步加大，因而更多物体被其同步到同一轨道。直至高压高温产生而产生核聚变， 恒星诞生。其后的130亿年里，聚变燃灰烬被恒星抛出碰撞聚散，成为恒星系接近恒星的重原素岩体。这些环恒星岩石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就近聚集，形成了围绕太阳内圈层的近日行星。

大爆炸后，宇宙急速扩大，时间回溯到数十亿年前，银河系星体密度大很多，频繁的星体冲撞，让地球中了头彩。地球本身就是在环日轨道岩体的剧烈碰撞中诞生的，早期地球只是近太阳轨道一个贫瘠干燥的星球。直到在46亿年前，刚诞生的地球居然俘获过一颗(也许多颗)富含碳和水的星球。同时，这次与富水星体的碰撞，还把部分地球基岩炸上地月轨道，因而形成地球的卫星月球。

从月球背面千疮百孔的图片可以看出，正是月球的形成，使地球有了一个相当大盾牌，抵御了大部分来自太阳系外流浪岩体的冲击，使地球的剧烈地质活动从此日渐减少。因此，年轻的地球有了喘息之机。其后的10亿年里，地球逐渐冷却，雾气凝结成沸腾的海水覆盖在星球上，形成碳氢氧氮化合物为主体的原始海洋。

道

中国的道家学说认为，万物源于同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极化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事实上，古人心目中的水和火确在生命演化的某些阶段起了决定性作用。水不仅是大气中氧的来源，也是生命的载体。海水在火山的持续喷发中翻腾，搅动这一锅原始的化合物汤，促成了最早的碳基分子、氮氢化合物的演进。气候或昼夜的周期性变迁使水分蒸发，某些浅滩处化合物汤日趋富集，潮汐等物理作用，使氧气、二氧化碳等溶于水，氮气则以微气泡形式进入水体，或许这是诞生有机分子的温床。

天体生物学家Laurie Barge验证了这个假想，他将水PH值调节至碱性，再将混合矿物质和丙酮酸和氨以及氢氧化铁的液体加热到70摄氏度。当引入少许氧气时，产生了氨基酸丙氨酸和α-羟基酸乳酸。这些分子可以通过催化反应加速聚合，生成更复杂的蛋白质，并最终形成自我复制的前生物化合物。

有机分子也可能在海底火山附近的碱性热液喷口诞生。大洋中脊线外缘的断层交接处，高温橄榄石与渗入海床的海水产生蛇纹岩化反应，产生的甲烷等烃类分子上升到海床，形成广泛的有机烃水合物，更有可能是有机生命的起点。伴随地壳扩展，热液喷涌持续不断，热液中带来的富氢质子流持续轰击着有机水合物，形成更大有机分子。在分子马达的世界，没有人类制造的往复运动，只有围绕化学键的旋臂，包括利用多旋臂可构成的分子活塞。分子马达的驱动模式需要海底热液喷口这样的精妙环境。恰到好处的质子流不会撕裂分子键，但足以使有机物分子旋臂转动，从而装配出更长链有机分子。我们的世界来自物质流与角动量的组合，从有机分子到双螺旋链，基于化学键的分子旋臂形成万亿级别的高速马达，使天量分子的筛选和装配成为可能。分子马达是自然造就的精简工具。旋臂被热效应的质子流冲击而旋转，从而驱动旋臂俘获小分子，建立化学键连接，形成更大的有机分子。当然过量冲击，会撕裂已经建立的化学键。因此高温是大分子的焚化炉，只有合适的温度，才能推动有机合成，而且保留合成的结果。

有机大分子流经岩石空穴，被其过滤而聚集起来。孔穴中丰富的铁、镁、铜等矿物质，成为有机物聚合的催化剂。持续喷涌的质子流不断轰击，更复杂的有机分子得以形成。某些大分子结构独特，从环境中吸收小分子，形成自己的复制体。有机分子链一旦突破自我复制的奇点，就开始具备跨越有限生命的机会，一旦复制规模足够大，具备了产生多样性的机会，就能获得更多环境适应性。在自复制循环和缓慢突变中，生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1 碰撞中聚合

地热熔岩喷口在海底广泛存在，但大多深达千米，人类无法亲眼目睹。但潜水员在冰岛沿岸的浅海海底却能看见巨人般的熔岩柱，热液自柱顶喷涌而出。熔融状的地幔是地球早期热核反应的产物，后者也是促成多种物质生成的能量来源。驱动地下水被熔融岩石加热后，从喷口喷涌而出，与冰冷海水形成冷热锋面，锋面上翻腾着数百万的碎屑。这些分子在汹涌喷出中形成质子风暴，反复地相互轰击，使浓缩的有机分子聚合成更大的分子。原子、分子被质子风暴加速后，促使碳、氢、氧、氮、磷等形成了复杂的化合物，如磷酸盐，甲烷，二氧化碳。空气中的含氮分子进入海水，形成含氮无机分子。潜水员在各地海地热泉的喷口附近，都能收集到富含碳、磷、硫的无机分子。

数十亿年前的海滩上，由于地质活动更剧烈，有更多浓汤组成的热液池子。海水周期性地蒸发，使有机物含量剧增。此时，池子底部的热液出口在被轰击中聚集成有机物团块，高浓度的有机物再次被自然蒸发所浓缩，最后成为进一步聚合的物质基础。

上述假说目前被部分证实，米勒.尤列实验用NH3 + CO + H2O这三种还原性大气成分，通过激光与电击，在瓶子里的人造海水中制造出了ATGC全部4种碱基。比如，胸腺嘧啶T易溶于热水，在低于335摄氏度的热液体也可长期存续。显然，米勒打破了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的界限，在分子层面，证实了封闭空间自然进化可能。

脱氧核糖和磷酸交替排列的大分子也具备自我堆叠的的特性。正是电磁力的作用，游离碱基被吸附成为脱氧核糖链的一部分。虽然完整RNA的自然进化过程至今未被实验室验证，但假说有很多。有些区域，引力促使这些有机分子聚集，并被无机盐催化合成复杂有机分子。微妙之处在于：ATGC四种碱基彼此可以配对连接，A、T两种碱基分子之间还可以通过氢键连接，而G、C也能通过3个氢键连接。因此，单链中的碱基分子可以吸收环境中游离的碱基，形成对偶双链，其对应位置显然正好相反。含氮碱基形成碱基对，与磷酸，核糖聚集后呈螺旋状彼此堆叠。

2 生命涌现

在格陵兰岛东南部荒原里，科学家发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绿色蛇纹岩，目前的分析结论认为其形成于38亿年前。现有证据表明，这里是地球上第一个因底壳运动，而自海底喷涌而出的大陆。

无论早期地球，还是今天的大洋中，还有另外一种热液喷口，那就是碱性热液喷口。它远离岩浆库上方的高温喷口，而是位于数公里外，新形成的海床上。海水在高压下渗透到海床下的地幔岩层，与橄榄石反应，产生低温热液水岩蚀变，也称为蛇纹石化，制造出富含氢气的碱性热液。由于水的沸点所致，碱性热液温度维持在60-90度左右，因比重较轻而上升，形成碱性热液喷涌，热液在不断成型的海床上冲刷出绵密微孔。多孔结构的蛇纹岩是成为天然的过滤器，使有机分子被逐级累积、浓缩。并在某些孔穴中形成聚集。而多孔岩石中富含的金属元素，成为有机分子进一步聚合的催化剂。

橄榄岩不仅分布于今天各大洲、各大洋底，而且和水一样在宇宙中都广泛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生命所需的下述要素，也是宇宙中广泛存在的。

1 喷涌而出的丰富的碳、氢、甲烷、氨、硫化氢，制造有机分子的基础原料。

2 从25到120度，恰到好处的环境能量梯度，不间断的能量输入，使孔穴中有机分子保持持续稳定。

3 水流形成持续而强烈的质子冲击，促进有机分子复制和堆叠

4 岩石孔穴和海水提供了足够的矿物质，作为有机物质合成的催化剂，提高了有机物聚合的效率，降低了有机物聚合反应的能量及物质消耗。

多孔岩石聚集了足够浓度的有机物，在岩石孔穴中形成有机浓汤，为有机分子复制提供了足够的分子配件。构建核苷酸分子长链，只需要不断复制出核苷酸，并且嵌入长链，这个过程所需要的原材料和稳定的环境同时出现了。伦敦大学的实验表明，通过这样的聚集作用，有机荧光染色剂浓度提高了数千倍，荧光分子奎宁的浓度增加了100万倍。特别是大分子形成后，进一步阻塞孔穴，从而进一步加速有机物的聚集。而作为装配大分子的原材料，小分子却容易在孔隙中进出，因而形成了早期的分子代谢循环。有了恰到好处的环境，有机分子基于电子和质子的作用，开始形成更多样的大分子。

电弱力使原子间形成了化学键，因此很多无机物分子具有自我堆叠生长的特性，比如水晶，钟乳石等，这种将游离态的关联分子链接起来的能力，形成了我们肉眼所见的山川湖海等自然地理世界。因而有学者指出，生命是物质和信息的组合，物质是信息的呈现方式，而生命是信息富集、自组织、周期呈现。波兰科学家bartosz用allchemy软件在计算机中模拟了生命信息诞生的三类涌现。

第一类涌现，使用已知的600多种化学反应规则 – 即信息组块或算法 – 基于少数几种早期地球的大气成分，依然合成了所有生物分子。同时，少量中心化学物质：甲酸、氰乙炔是形成更多生命物质的中心节点，随着网络增长，其连边反而更多，越来越多的生命物质由围绕其网络展开，因而造成了生命分子原料的爆发性涌现。

有趣的是第二次涌现是自催化系统。在物质网络规模扩大以后，出现了八种类型的催化物质，从而产生了自催化系统。当然其结果使有机物分子多样性翻了一番，达到34957种有机分子。这里产生了周期性的自我催化复制，从此生命有了节律，有机物产生和氧化的过程周而复始开启了。

第三次涌现则是表面活性剂的诞生。这使生命有了物理边界，边界内浓度、压力、糖度、酸碱得以保持稳定，同时记录生命信息的分子链得以完整。从此生物成为了内外分明的独立个体。

3 开启的潘多拉盒子

真实世界当然比目前的计算机仿真涉及更混沌的环境。在某些富含有机质的深海热液中，检测出三磷酸核苷，显然地球内部的地质活动在不断制造生命砖块，为最早的RNA复制准备复制酶原料。这类酶的出现，使某些核苷酸分子具备了自我复制的能力。特蕾西于50年代做了一个精彩的实验。一对有复制能力的核苷酸序列在核苷酸溶液中，迅速将核苷酸复制成大量子代，数小时增大十倍，100小时后扩大了1023倍。如果空间及原料足够，这个过程可以持续下去。RNA分子的相互竞争导致胜者为王，存活的群落具备更强存活及复制能力。

这个场景被哈佛的Szostak和Adamala 验证过，RNA分子在脂质小泡，或者富酸淤泥表面实现分子量扩大增加，即：不需要酶催化就可以实现RNA的复制。直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发现，肽链可以在硫化羰存在下自发形成蛋白构造，人类第一次认识到，肽链的自我复制给RNA复制提供了足够建筑材料。斯图尔特.考夫曼早期对于自催化网络的研究，可能揭示了自催化复制循环的必然性。其后，各国学者用了数十年，在试管中再现了DNA、RNA、多肽等有机物的自催化循环。RNA 与 DNA并非生命，只是形成生命的中间件，他们的使命在于自身分子链与目标分子的化学结合，形成一系列复杂有机物，因而其寿命并不长，也会随时间、环境而降解，。

有复制能力的RNA在原始海洋的诞生应该绝非偶然现象，只是其存续时间未必长久。但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就意味着无法彻底关闭，无穷的生命复制开始了。多肽链的丰富性，使它们既能自我复制，又能催化产生蛋白质。氨基酸分子在RNA聚合酶催化下，按特定编码缩合成多肽链，后者反复折叠而形成了蛋白质。随机生成了某种肽链，又反过来强化了RNA的复制能力，这样RNA及肽类的协同演化开启了。

生命的化学来源并不复杂，代谢、碱基配对、复制都是简单的化学进程促成的。遗传信息并不存在于构成基因的碱基中，而是存在于四种碱基的排列组合中，这些排列组合形成了模板，可以生成不同蛋白质，而蛋白质是细胞的主要建筑材料。这些组合形成了清晰明确的数字信号。因此基因是数字信号，而不是模拟信号，这样就使复制过程更稳定，更少受到环境扰动。基因成为纯粹的信息单元，很难发生退化或意义改变，即使基因组被反复编码、重编码、解码。如同一个四种字母的书籍，生命的意义在其中迅速涌现出来。

经过数亿年的演化，碱性热液喷口持续改变着海底生态环境。高温的水合橄榄石持续喷涌出富含氢气的热液，使烷烃类分子聚集在喷口附近，继而形成高浓度的有机分子云。演化沿着时间的轴线堆积，糖类等大分子团聚合而成。经过喷口质子流持续冲击，再加上高密度的孔穴层层过滤，RNA片段也在高浓度的有机分子中堆叠成型。RNA不够稳定，没有适当的环境就会休眠，甚至分解。如果其周围没有足够的核苷酸分子，其复制过也无法实现，其种群就会湮灭。而且许多这类复杂有机分子的混合物被隔离开来的，自动复制速度跟不想上消亡的速度，因此此消彼长，只能形成孕育生命的浓汤。好在喷口附近有疏松的岩石，其海绵状孔穴内是最早的RNA仓库。

这些RNA分子可能是DNA的单链前体，在今天的海底喷口也可发现。一些RNA链可以折叠成类似酶的结构，这些结构可以成功地读取和复制其他RNA链。但由于其折叠结构而无法复制和读取编码，因此无法自我复制。直到科学家Philipp Holliger找到合适的方法，同时添加三个碱基对，迫使折叠结构展开，使其能够开始人工干预下的自我复制。

4 自我

科学家塔拉乔基奇发现，早期的生物组件可能生存在充满微孔的温泉岩泡中。她从34.8亿年前的多层岩泡中发现了微小的管状结构，认为其起到了细胞囊泡的作用，氨、磷酸盐、光、热、电等生化条件富集起来。这些微小空间内，既具备相对独立的生化反应分子基础，又因温泉带来了充沛的质子流，持续推动系统内的化学反应。在温泉岩微孔内，形成稳定的环境，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聚合反应，而温泉带来的质子流促进化合物之间的链式反应。从无机分子到简单有机分子，再从简单有机分子到复杂有机分子，微孔内充沛的有机分子被外部推动的质子流冲击着，通过自旋等分子装配机制，嵌合为复杂的有机分子链。同样地，有机分子中碳氢键破裂与重组，使有机分子获得了演化的机会，有机分子之间的化学反应链条也形成了，极少数复杂有机分子自复制加速，使整个系统内能量利用率大幅度提升，直到所谓“第二类涌现” – 能够自我装配的复杂有机物涌现出来，形成岩泡微孔中的自催化复制系统。

我们可以设想，自催化复制系统形成后，原始海洋中的某一天，多肽链在镶嵌着膜蛋白、糖、脂糖的磷脂质膜的保护下，脱离了温泉岩微孔，形成了微小柔软的有机生态圈，悬浮于海洋中。辛格和尼科尔森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原始海洋环境的脂质膜原型设想：由于脂质分子物理上的相容与疏水作用，导致脂质双分子层自组织生成，并以微型囊泡结构存在于海洋中。亲水的甘油磷酸朝外，疏水的脂肪酸朝内，油膜分子相互连接，形成稳定而低能量的熵增状态。双层脂质膜的诞生，使其包裹的空间内外形成了压力、浓度、酸碱度、能量等截然不同的能量梯度。随着能量梯度加大，上述差异驱动内外环境之间质子流，从而驱动细胞内的分子装配高效进行。

双层脂质膜一方面形成了篱笆，将系统内外分层不同物质浓度的生态环境，在膜内建立起一个自洽的生化反应链条。同时，脂质膜也保护了自复制分子 – 即遗传物质的原型,使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转录和复制环境，不再裸露于环境中。在有机囊泡中，温热的质子流则轻松穿行于篱笆内外，系统内开始利用质子流带来的能量、物质，进行生命物质装配，当然也生成大量废物。最早期的类细胞生物的效率很低，在制造生命所需有机分子同时，也会制造大量废物。比如，产甲烷菌每制造一份生命物质，就要产生40份甲烷。好在生物的高速迭代，演化出代谢废物的高效方法，生命才得以延续，但也成为早期地球被温室气体逐渐暖化，海洋酸化的主要原因。

囊泡充满液体，漂浮着一个或多个RNA分子的小世界里，溶液浓度，酸碱度，肽类密度，糖类密度相对稳定，因此RNA得以稳定地复制。在今天的自然界，病毒就具有类似的结构。作为自复制分子链，在营养充足的条件下，RNA顺利复制，然后生态圈的包膜内陷，再基于两个RNA链，一分为二，再融合形成子代。

有些RNA演化成转录酶和逆转录酶，使核酸序列转化为脱氧核糖核酸（DNA），其分子结构稳定，因此基因序列极大延长，彼此连锁的基因组合成稳定的基因组。原始遗传复合体中遗传物质从RNA走向DNA而连锁，从基因的竞争走向基因组的竞争。由此，泡囊包裹的小世界变成了持续繁殖的细胞。

上述过程可能在37-42亿年前就发生了，根据Dominic Papineau的研究，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古老岩石中发现了明显的铁氧化细菌结构，与今天夏威夷及其他海底热液喷口系统具有相当的结构，如扭曲细丝、平行的分支，扭曲球体。也就是说，地球诞生后的3-8亿年后，生命即开始绽放。按照这个演化速度，宇宙中存在生命的行星数量或许远超我们的想象。

5 绽放与节省的平衡

能量的自发状态总是会从高温流向低温，即耗散是常态，这个特性就是熵增定律。而生命虽然也遵循熵增背景，但生命周期表现出来的恰恰与此相反。生命需要从外界获取能量来维持生命的存在，如果无能量输入，生命就会休眠，直到死亡，其结构就会消散。

因此，生命要维持它的结构，就必须去获取能量，保持能量的集中度，于是生命就必须出现吸收能量、维持系统内能量密度的能力。对每一个生命而言，这都是艰辛而短暂的过程。脂质膜的出现，成为能量富集的温室大棚，使分散的化合物有了聚集能量的界限，因此质子风暴更猛烈，自复制分子更易吸收所需进行堆叠。生命维持能量密度的能力本身也消耗能量，脂质膜本身也是耗散结构，即使从环境中不停补充新分子进行修复，在高温、氧气、紫外线等环境力量冲击下，生命终归有崩塌的时候。

生命本质上是高耗能的化合物，因此节约其建造和维护成本成为其首要目标。万物在构建遵循同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精简法则。这在能量熵增的基础背景下，万物存续的基本原则。物理上哈密顿最小作用量原理与精简原则有很大的相似性。宇宙的能量看似无限的，但有限范围内，能量密度却极为有限，这是物质存在的大背景。对于生物，环境中能量的稀缺性也意味着，有效利用能量，才能在繁殖前有效生存。因此，生物更需要节省高效的架构，生命的过程就是绽放与节省之间的美妙平衡。

6 无限接力

原核生物就此诞生，其基因为一条双螺旋DNA环状结构，分为编码段与非编码段。后者其作用类似文字中的标点符号，使编码段转录为信使RNA以复制蛋白质的时候，能够顺利形成不同的氨基酸片段。之后的数亿年岁月中，相互融合的微型生物圈们演化出出芽生殖或分裂生殖，原生质膜收缩后脱离母体，每个子代含一定数量的RNA及其它内容物，以此形成了生命的第一次完整循环。

最终，这个自洽的微信生物圈整体出芽，形成自我复制，包括一样的DNA和多个RNA分子，各种酶，糖溶液，磷脂质膜。DNA，RNA和多肽在稳定地环境下协同演化，不断产生出更有效的复制系统。原核生物的基因如环形细丝漂浮在细胞中，而且能够透过细胞膜穿越到别的细胞中去，因而导致原核生物的物种区隔不如后来的真核生物般清晰。原核生物已经具备了完善的物理及化学感知系统，能够探测附近的光环境、酸碱度、糖份、致命毒素，同时也具备张力传感器，因此一定程度上能通过信息输入、计算、输出而趋利避害。

开始自我繁衍的微型生物圈爆发出指数级增长，其不断增长的后代数量，突破了进化阈值基于稳定及创新的底线，使生物突变生成的适应性后代，在大自然筛选中可以被保留下来。试想如果没有自我复制，靠大自然掷骰子，即使掷出一个特定的多肽链聚合物，同时又掷出合适的原生质膜，将其包裹起来的概率实在太低。再造一个特定的多肽链，加上合适的蛋白质包膜的概率趋近于零。没有多个多肽链缩合为蛋白质，就无法组成有机生物。因此，能够大规模复制基因组片段的机制，就成为有机生命的前提条件，而实现这个机制的系统能够自我复制，生命才能生生不息。

不断繁殖造成了更多基因漂变的后代，因而促成了复制子的基因多样化。即使环境多变，总有漏网之菌，因其获得了基因适应性而幸存下来。DNA的物质寿命有限，但不间断的遗传复制，使基因信息几近永生。这个过程如同无止境的循环接力赛，接力棒始终在赛场中循环。生物总会逝去，但每一圈终点前，复制一个自己，再把基因密码交给自己的复制体。只是在这个循环赛中，密码越来越复杂，赛道也越来越宽广，扩散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参赛运动员也越来越多，有些运动员也越来越强。

7 基因的皮囊

原始海洋中，液体囊泡的规模是天文数字般的，偶然出现的囊泡，包裹着相似的自复制分子，开启了最初的生命密码。经过足够漫长的进化时间，长链自复制分子逐渐形成，基因信息的叠加，生物演化自此启步。形成类病毒所必备的上百个功能基因看似不难，但迄今为止，科学界并不能随意制造出来。之后的生物在竞争中融合，上千个基因的自我复制体诞生了，这个就是最早的原生生物。自然界中，自复制分子种类不少。在特定温度、压力等情况下，很多无机分子都能形成自复制分子。Sijbren Otto就设计过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间二苯硫酚大环，可以将游离在周围溶液中的小分子装配成较大物体，与二氧化硅形成水晶石，碳在高压高温中形成金刚石，其内在工作原理一样。

从第一个自我复制的多肽链，到形成自我复制的RNA长链，最后形成可以分裂繁殖的囊泡结构。在囊泡形成之前，生命最初表现为分子连接彼此，之后不同分子链连接彼此。其后，奇点时刻到了，脂质囊泡内形成有机物、无机物、自复制分子链紧密连接、相互依存、同步复制的时序机制。同时，依靠囊泡生态圈内外糖、盐浓度差、膜电位差，从外界吸收有机物，从阳光接受能量，也与外界交换水、氮、CO2等无机物。在与环境的交互中，生物最早的感知触觉和嗅觉产生了，通过张力感知囊泡压力，而化学键感知环境中糖浓度。

如果把地球看作细胞意义上的自洽生态圈，也不断同外太空交换物质，陨石，水，阳光被地球截获。火山喷发和陨石撞击也将地球物质抛向太空，大气层的气体也在逃逸中。包含遗传物质的有机囊泡，重演了地球生态圈形成的历程，围绕DNA/RNA形成了微型生态圈。囊泡内外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避免了内部分子结构在紫外线、热量、化学侵蚀中湮灭。同时，囊泡内外存在微小压差、浓度差，驱动其与外界交换物质，吸收能量。因此在整个生态圈的生命周期结束前，按时开启细胞器的复制机制。

广义上讲，大气和水相当于地球这个生物的外膜，巨大但并不柔弱，有效隔离了有害的天体射线以及流星轰击。膜的诞生，使自复制体拥有了除大气外的第二层壳。在膜的约束下，物质密度维持下来，能量梯度持续的时间延长了，使局部熵减可能性出现。在这张巨大膜的保护下，地球得以承接持续的太阳能输入，而水的存在保护了早期有机体，使之不受阳光中短波紫外线的冲击。因此，囊泡的出现，是演化史划时代的事件，膜内化学反应增速，能量聚集度增加，加速了从无序到有序的分化过程。

生物意义上的“自我”，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诞生的。从此世界分为我与环境两种实质性的力量。膜成为“自我”和万物之间的观测界面，膜内即我，膜以外则为“它者”。界面崩塌，则世界合二为一，对前一个“自我”而言，世界再次走向无序。界面形成后，“我”开始与“它者”相互作用，膜内外交换物质，细胞内外则交换基因物质。同时，通过界面传导压力，通过界面连接两个不同的小宇宙。我们已知的双向对话模式也许从那天就开始了。35亿年来，所有的悲欢离合，仅仅是“我”与“它者”绵延不断的交互过程。

看起来，这个比喻接近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的皮囊假说。无论读者，还是本文作者，都生活在自己的囊泡内，大千世界环绕着自我的囊泡，囊泡内外形成各自独立的信息系统，当然也因过度交换而最终同步合一。万物与我因皮囊之隔而天各一方，理当孤芳自赏，甚至理当自立为这个小世界之王。由此我们得出某种宗教意义的结论，自我，是基因的皮囊，也是世界的另一面。每一个自我，都映射着外部世界的同源性，无论组成自我的物质，还是编制这些物质的算法。

8 智力是演化不可避免的成果

Simon Conway Morris认为，生命一旦出现，就不可避免地进化出智力。虽然迄今为止，我们对应智力的定义却还在争论阶段，但智智慧生物诞生后的进化过程，不再如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所说的“没有意图”。自从世界被分割为我及世界，就在“我”与世界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选择。不同物质基于生命本身的抉择，穿行于环境与生命之间。“我”吸收某些物质，增加自身鲁棒性，在终点到达前迅速复制我自己，将生命的密码传递到未来。生命也释放某些物质到世界中，最终逝去后，都会归于这个世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有了独立性，就有“我”自己独特的抉择权。生物动机驱动的独特选择与世界形成深度互动，正是智力对世界筛选的结果。

智力使生物演化具了有明显的意图。作为明确的方向，演化意图加速改变着基因谱写的效用动机。如同孔雀以拥有沉重美丽的尾巴为进化动机，人类以能说会道，足智多谋为进化动机。智力本身逐渐成为了推动进化的工具箱中最独特的工具，环境造就的选择压力和偶然突变不再起到绝对作用，甚至不再是主导作用。

智力也成为影响进化选择的主要因素，甚至改变基因变化的方向。看看越来越光滑的脸庞，幼态延迟的行为举止，有些人甚至开始了终生学习，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的配偶选择偏好一直在变，越来越偏向温文尔雅、乐于助人、呵护后代的人，从基因层面淘汰了睾丸激素较高、更为暴力倾向的人。过去的4万年来，人类具备了完善的口语，作为对重大社会智力成果的反应，如农垦、畜牧、聚居、婚姻，人类基因组中大约3.9万个基因中有几百个基因的变化速度一直在被这些智力成果所加速。基因变异中的许多变化都是在最晚近的时期发生的，有些就发生在最近几千年的时间里。由于智力成果，人类某些不适应环境的基因也能被保留下来，而优势基因未必扩展开去，基因进化的历程被智力成果及社会意图彻底改写了。使用彩色涂料装饰指甲的纽约姑娘，看起来不同于选择鼻饰的几内亚高地武士们，显然他们通过刻意装扮身体，彼此融入，成为心目中美女或勇士的一员。

我们或可将智力理解为一个解决基因延续的非基因解决方案，抑或外部解决方案。生物通过模仿、学习、创造而形成认知模型的反馈迭代，以扩展个体生物机能的不足。认知的反馈迭代是终极算法，其周期远比基因迭代的短，且试错成本极低，虽然基因迭代因性选择被加速，还是远不如认知模式的反馈迭代效率高。基于认知模式的反馈迭代是进化算法的基本逻辑，使演化一举超越随机性。目标更明确的极化、分化迅速出现，分化为不同信息载体后，再度融合，呈现为明显的计算过程。进化因算法加速，也因分化得以并行展开，分化后再聚合，精简计算进入正向循环。算法使生物跟上快速变幻的环境，也跟上了不断变化的生命本身。

伦斯基的演化实验中，某些细菌演化了3.1万代，才出现稳定代谢柠檬酸的基因变异，而这些基因变异点位并非所有初代细菌都具备，而是基于2万代以后的某些特定变异点位。基因筛选是在巨大的时间洪流中发生的随机事件，缓慢的变迁伴随随机变异涌现出来。

而认知复制使生物如获至宝，在短暂一生中迅速积累认知能力，获得巨大环境适应能力。大猩猩5天之内就能从同伴那里学会了用树枝吊白蚁，如果通过自然进化，使大猩猩具有食蚁兽长舌般的生理工具，则需要数十万年，或数万代的交配迭代。跨越个体的认知复制能力，显然弥补了基因进化的时效短板，使生物在短期内跨越了环境剧变造成的潜在鸿沟。生理演化是缓慢发生的，肤色、姿态、身形皆如此。但认知的进化，却可在生物一生中迅速涌现。特别是人类，平行展开的强化学习形成各自不同的模式识别模型，通过语言、文字快捷准确地传播与复制，因而人类整体的技能、经验、知识迅速累计起来。我们的学习能力增强了适应性。学习能力如此强大，时，10岁的人类孩子只需数小就能通过能观察同伴，学会制作陷阱，猎杀凶猛的野猪和土狼。每一次成功猎获，也促使猎手们欢欣鼓舞，更乐于专注于技能，改善工具，也更热衷与同伴交流这些技巧。

由此看出，生物进化本身并不提供过所有意图，但智能使生物被意图所驱动。我们善于学习，因而从自然与社会环境中获取了认知，并将其中某些认知转化为我们的效用动机，用以引导、推动更多认知的产生。我们基于这些动机去感知和适应环境，恰好是动机的不断演化，已经新的效用动机的涌现，使进化涌现出某种意图。

有了意图的生物表现出某种智力倾向，我们大概率刻意定义为，在效用动机的激励下，输入的感知线索围绕时间这个同轴坐标互为印证，因而建立起精简的认知模式识别库。而我们的智力活动，映射的恰好是生物对自己感知系统的习惯性精简过程。只是，受限于碳基生物所能生存的极窄能级，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信息极为有限，没有外挂工具设备，很难超越自身能级范围。比如，就视觉而言，我们能感知到的光谱不到自然光谱的5%。想象一下已知宇宙的宏大结构，远超光谱所能描述，狭隘的感知来源将限制了碳基生物的认知能力，使之很难突破同样狭隘的认知范围中。

作为碳基生命，我们只能存活于极窄的能级中，因此感知能力也受此制约，从早期的压力、电化学反应到后期的光化学反应，是碳基生物在有限能级中容易获得的能力。当然，仅有的这点感知能力已经足够进化出聪明的生物。从进化角度来说，智力是进化的核心环节。海量感知涌现以后，精简算法从中累积出认知模式，以预测环境变化。通过预测比对，认知模式开始了与环境感知之间的反馈迭代。反馈迭代是自然进化的底层算法，它使效用动机成为进化的某种方向，随机演化转化为目标清晰的生物进化。结论很明显，当感知与认知的交汇后，智力是无可避免的结果。

混 沌 到 有 序

生物进化的历史，就是个体进化与群体合作的循环史。成功合作的个体，具备了合作方的多种功能，因而形成更复杂的适应性。人类是这个合作模式的顶峰。我们经历了各自独立的分散发展，数千年前开始聚集成部落和城邦。今天某些大型经济体是这种合作模式的高阶产物。

这个过程的起点很早。至少在21亿年前，原核生物分化出体型巨大的吞噬细菌。吞噬作用基于早期触觉，即压力感知，邻近的固体吸附于细胞膜时，膜在胞饮作用下内陷，使邻居被包裹进体内溶解，作为能量来源。虽然没有腿，单细胞生物通过指数级快速分裂而繁殖下一代，其群落不知不觉覆盖更大的区域，吞噬更多猎物，相互间也形成资源争夺。

1 挑战与协作

吞噬者与被吞噬者在漫长进化中的博弈异常激烈，时间的长河中留下了这种争斗的众多痕迹 – 基因随机漂变后的幸存者们都是幸运儿。细胞间会互相吞噬消化后存留的线粒体留在寄主细胞中，反而能使寄主细胞更高效的获得能量，线粒体也能直接利用寄主细胞的有机物。最终某些被吞噬者异化为专业寄生者，能长期存活于寄主，甚至在其体内繁殖，直到寄主死亡破裂，再进入下一轮循环。

随着无休止的随机突变，某种耗氧菌被厌氧菌所吞噬后，不再把对方作为一次性营养来源，不仅重要功能模块发生了互补融合，且相应基因也发生了融合，共生体后代也获得了稳定性状。耗氧菌成为后来的线粒体，分解有机物，释放能量，滋养了其吞噬者。某些吞噬者同时吞噬了产生有机物和消化有机物制造能量的完整微生物群落，形成供给平衡的生态链，例如从外界吸收阳光，矿物质和水，转化为有机质，氧化有机质提供能量。与不同功能的吞噬者共生，吞噬者的生命周期中形成长期寄生体。这样，吞噬者体内，形成了制造有机质、氧气，氧化有机质、提供能量，一个完整的太阳能存贮、利用的循环。这个可持续的生态圈，显然是竞争者们转而合作共存的结果。

也许环境变化导致，这种偶然的吞噬与合作一直在发生。直到某一个时刻合作者们基因融合，也许是两个吞噬细菌的融合，其环状DNA融合成丝状双链DNA，这个突变可能改变了寄生者们和被寄生者调节分裂周期的基因片段，寄生者们与宿主的基因复制周期得以同步。

以出芽方式繁殖的宿主，显然难以完整复制生态圈。而细胞分裂，即使形成相同DNA,其内容物数量也未必相同，因而影响整个链条的循环。这类错误尝试在自然界出现了无数次，直到某一天，寄生体分裂后，处于寄主两端，使正在分裂的吞噬细菌包膜完美覆盖同等数目的体内寄生体，包膜也恰好能完成均匀包囊。当下一代宿主和寄生者的基因复制周期完全同步后，从而繁育出繁殖依然同步的下一代，真核生物就形成了。

真核生物的遗传编码有了核膜的保护，不容易被漂移的基因片段改变，使其基本性状相对稳定。除了生殖配子外，真核生物的基因组是双份的，具备同源的两份基因组。个别碱基丢会造成重复复制，可能在一份基因组中形成变异或则重复序列，甚至可以产生百万次重复复制。但由于双份基因组的原因，其生物性状并未因此受到单组基因变化的太大影响，反而，这些序列和其它无效片段一样，成为内含子。在最后进化出来的哺乳动物中，存在更多的非编码序列，高度重复序列，内含子，间隔DNA等。它们并非无用基因代码，兴许只是备用的代码，如同家里不愿扔掉的杂物。这些序列中，很小一部份呈现出调节功能，绝大部都没有显性功用。在这些序列中虽然积累了大量缺失，重复或其他突变，但对生物并没有什么影响，似乎其功能只是自身复制，所以人们称这类DNA为自私DNA或寄生DNA。

这些看似冗余的DNA片段在进化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比如，重复的基因序列可作为基因备份，如果环境变迁导致显性基因丢失，总有备份序列可以表达性状。重复序列、内含子、间隔DNA增加了基因总量，因此变异点增多。如两性生殖一样，这些看起来无用的字节，使基因多样性机会增加，演化也得以加速。

随机出现新特征是自然的常规现象，在自然选择的因果关系中幸存却并非易事，今天健在的物种都如同中了时光的彩票。这种稀缺性逐年累加起来，却能造就物种多样性。地球上现存的4000多万种生物，恰好是随机突变，这一通用法则，经历了数十亿年漫长累积的产物。在懵懵懂懂的时代，先知们并不具备回溯百万年的工具与思想，只能一劳永逸地将万物解释为被造之物 – 某个慈祥或神圣角色的伟大创造。看看我们神奇的星球，季节性洪水冲刷出壮观的雅鲁藏布江峡谷，遮天蔽日且绵延数百万平方公里的亚马逊丛林，干湿交替气候驱赶动物们不断迁徙的坦桑尼亚荒原。生物在截然不同的环境压力下演化，日新月异的多样性训练出足够的候选人，通过进化筛网的幸存者们，才有机会成为主导物种。

正是因为复杂环境中，各种变量难以预料，演化总是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发生的。自然、生物圈、生物自身都处于突变之中，各自对其它两方产生选择压力。多方压力使生物面临无止境的挑战，任何幸存者都不是最终胜利者，只是都是演化循环的最新一代。地球及生物圈的沧桑巨变，凸显了上述变量的此消彼长，而时间一度是随机突变的唯一变量。

但是，人类认知能力的积累，为自然演化带来了新的变量。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西斯.阿诺德就通过诱导更多随机突变，创造出更多蛋白质构型，再通过筛选加速自然演化过程。大自然数百万年才能筛选出的有效突变，在人类实验室中，或许只需要几个星期。Covid-19大流行早期，我曾和一位麻省理工的生物学者探讨过病毒的定向演化，他开玩笑说，手巧的博士后或许只需要数日，就能通过诱导，筛选出特定变异。过去数千年，人类的动机曾经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婚配，之后影响力转移到周边物种的繁育，现在则转移到分子层面，开始决定蛋白质演化方向，从而引导所有物种向人类需要的方向转变。目前人类意图对生物圈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但越来越多的物种将会受其影响，我们自身的动机将会逐渐体现在未来的生物基因中，成为生物演化的主导方向。

2 性 – 由厌恶到连接，因连接而共生

从基因自我复制开始以后，同源复制体之间就成为竞争者，只是因为其消耗环境资源相似性。同一班级的孩子们，竞争也更激烈，因为尖子生始终只能是少数几个人。这与国家之间相互对立的情况多么相像，每个国家都试图比邻国更伟大，作为占有更多土地资源的理由。相互敌视的国家，往往具备更多相似性。今天的地球上，和美国相似人口、国土、经济规模的国家就只有中国，因此中美两国也面临类似倾向。可惜地球太小，两国无法避开彼此，全球的资源、人才、市场、技术已经连接在一起。

从物生物诞生开始，同类就成为自然界敌对环境的一部分，是生物们重点躲避的因素。这导致了生物种类大爆炸，各自独立地走向不同的变异路径。直到两性生物的出现，物种爆发得以喘息一下。两性生物也并非所有基因都来自父母双方。其中线粒体基因是单性遗传，其作用往往使细胞维持基本功能，比如最低限度的代谢稳定性。但基于染色体的两性生殖，则使染色体中的某些基因在相互交配的群落中穿梭。经过数十代交配，父母中任何人所具备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都有可能被子代染色体承载，而扩散到更多后代。优势特征因而在种群中分布越来越广，不具备环境适应的基因被逐代清除。某种意义上，线粒体基因的单性继承和染色体的两性分享遗传是对现实适应性与未来多样性的折中，使生物在细胞能量代谢、碳代谢等基础条件稳定的前提下，维持了小步快跑的持续进化。单性繁殖的生物，如病毒，即使基因变化很多，也无法使适应性长期保留，反而形成海量的多样性后代。因不断变异、分化、成为相互隔离的物种。当然，也正因为只分化，不叠加，单性繁殖生物的复杂性并未增加。

两性生殖使自己的某些基因穿越个体，进入整个种群，以指数级在种群中扩散。考虑到早期人类的部落最大规模低于150人 – 事实上有记录的最大规模黑猩猩也仅仅120只 – 如果每代仅有2个孩子成功繁衍，则第二代就扩散到4人，三四代人以后，整个群落也许就遍布了这种基因。基因信息通过有性生殖被复制、传播到别人的孩子基因中去了。当然，实际情况比这个复杂，因为表亲通婚、直系亲属通婚的存在，我们的基因扩散速度要打很大折扣。这也并非多么荒谬的事情，直到法老时代，直系亲属通婚都是埃及王族中常见情况。古希腊神话中荒淫的神祗们，可能只是近亲婚配的古老传统被植入了传说中而已。今天的基因测序，显示了这种婚配的后果，虽然法老们确实保存了其血统的纯粹，包括某些特殊生理特征，也代代累积了更多的遗传疾病，这些疾病加速其王朝终结。

哺乳动物繁殖率比爬行动物低很多，为了保持后代成功率，多数哺乳动物会排斥近亲繁殖，成年孩子被立即驱离家庭。杜绝近亲繁殖后，优势基因的扩散速度极大提升，推动了哺乳动物的广泛适应性，使之迅速走上食物链顶端。生殖隔离不仅仅减少了原有基因库的干扰，永久性丢失了无效用基因，同时也强化了新基因库里的独特性状，并且往往形成正向循环，使新物种与原亲戚的分化加速。比如，没有了攀爬能力，我们开始强化无与伦比的长跑能力。因此而解放了上肢，获得了灵活的双手。烈日下奔跑，使我们变成了大汗淋漓的裸猿。

人类和大猩猩的染色体数量就不同，数百万年前二者祖先中人类一支发生过某种突变，2对染色体聚合为一对，因而与大猩猩产生了永久性生殖隔离。其后，二者居住地产生过交集，人类和大猩猩栖息地在东非中非有多出重叠，但两个物种因生殖隔离而拉大差异。数百万年的独立繁盛，使两个物种出现巨大差异。

就人类而言，近亲婚配是禁忌，但最近数千年来，人类建立了种族歧视和等级制度，形成了人为的婚配隔离，因此阻滞了基因扩散的速度。从进化的角度看，个体之间的连接日趋紧密，最终会跨越族群。因此，人类残存的等级制度可能只是阶段性产物，最终会消失于广泛连接的自然趋势中。

人和人的密切连接，不局限于当下，也是历史和未来的连接。步行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许某些人会成为自己未来后代的祖先。只要看得足够久远，也许就可以看到一个离奇的景象：街上每个人都和自己的基因在某一代祖先交汇。不仅如此，在未来某一天，他们的基因也会和我们的再次交汇于我们的后代。长远来看，对于今天健在且有健康后代的人而言，在基因层面，我们的过去与未来早已连接在一起。我们基因本来就源于久远的共同进化史，甚至与地球上每个已知生物都共享过的基因来源。只要没有永久性生殖隔离，未来总有一天，我们的基因片段也会再次在晚辈们的婚配中交汇。

当然，两性繁殖也使生物圈形成了新的生物大爆发，那就是聚集成不同种类的生物群落。因为以群落方式聚居，得以相互交配生殖。大江大河往往使同种群生物形成生殖隔离。为了繁殖，作为基因载体的生物个体之间形成了温情脉脉的连接，因此基因信息不再是孤岛。每一个存活的基因之间，其实早已相连，也许正因为如此，生物从此害怕孤独。

加拿大Aurora Nedelcu对藻类的研究表明，当环境温度太高或者缺少必要的氮时，单倍体藻类彼此融合，形成含有两组染色体的细胞。有性繁殖的直接好处是它们可以形成有抵抗力的二倍体孢子，可以在恶劣环境中存活，直到环境好转再发育成熟。在孢子因环境恶劣长期休眠时，如果染色体被氧化而损伤严重，就很难精确修复。在这种情况下，双份染色体就能提供备份模板，以便环境改善后继续发育。这基本上就是二倍体在环境适应性更大的动物中成为主流的原因。

环境趋于稳定时，藻类又通过减数分裂恢复到单倍体状态。但是减数分裂的过程也为染色体提供了崭新的进化机会，这种进化的作用超过了提供遗传多样性的作用。来自每一个单倍体亲本的染色体排列在一起，并且还有可能相互交换DNA片段。这一现象被称为基因重组。此过程大大增加了遗传多样性，同时还能够复制其他单倍体的遗传信息以修复自身染色体可能遭受的损伤。有性生殖是帮助生物体度过艰难时期，同时围绕有性生殖，生物演化出额外的激励机制。研究人员甚至发现，自我受精的草履虫比没有自我受精的更加能在压力环境下存活，经过性交的雌性果蝇要比未经过性交的活得更长，交配后的雌性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和免疫反应，这显然提高了雌性怀孕期间的存活率。

既要增加遗传多样性，又要保持基因稳定以维持已获得适应性，保持生殖连接，基因开始朝这两个方向打补丁。这个循环是无止境的，部分生物DNA基因组数量开始增多，比如人体单倍体基因组有300万个基因。稳定的双链基因结构，双重矫正的染色体，使其后代保留了更加稳定的遗传特征。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同步提高，使生物不断走出摇篮，探索更大的世界。

3 从自然选择到性选择

两性生殖可被视作基因双链化的持续升级。性状稳定性和多样性都得以加强，但生物必须保持有效连接，因此形成了难以割舍的同类相连。透过交换基因，生物增加了显性基因的传播速率和广度。另一方面，某些生物通过两性相互的“性选择”，强化了某些优势特征，使自然变得多姿多彩。性选择加速了生物进化，比如人类在两性的相互选择中，进化出性别差异较大的面孔，高低不同的嗓音，甚至不同的社会价值倾向，这些都是一代代男人女人在相互选择的结果。

性选择有第三方参与，或者通过第三方表现出选择压力。比如，植物被动地被其它物种所选择。鲜花争奇斗艳就是性选择的结果，能够吸引蜜蜂蝴蝶的花朵，必然具备更好的视觉识别特征。节肢动物的眼睛与花朵处于长期同步进化中，当蜜蜂的眼睛趋向于识别太阳的紫外线时，花朵也进化出相应的识别特征。因此花朵得以向红黄紫色进化。9岁的女儿曾经问我，为什么花很漂亮，而树叶都是绿色？表面上，绿色花朵依然可以通过花粉飘散授粉，而且还具备光合作用，使其更加健壮。然而更多的色彩显然能够在更短的花期，抑或无风的灌木丛获得昆虫青睐，从而更多次被授粉。

花朵一直是植物演化的重点方向，植物间竞争的是授粉者的注意力。同种花朵既有相互竞争，也有相互合作，因为只有同类的花粉才能使之受孕。因此同类花朵花期逐渐同步。通过性选择，生物加速了自然淘汰的作用，使符合备选条件的基因得以存活。因此，性选择并未增加幸存者数量，只是对特定性状进行减数筛选，纯化并锐化了特定的性状，反而减少了种群数量，把生存空间留给幸运者。

4 多样性倾向

进化法则显示，同种细菌中，往往发育不好的个体会主动凋敝死亡，因而给邻近同类留下生存空间。从基因整体的角度，同种群基因有了更多生存的机会。但是，就个体而言，相互竞争甚至淘汰是残酷的。因此，生物也遵循厌恶同类的法则，因而有效避开同类竞争，各竟天择。同时，因空间的分离，导致而环境选择压力的不同，生物得以在不同压力下分化。当然，时间足以使独立发展到空间终于被全覆盖，不同菌落不得不挤上同一个舞台，最终各菌落在激烈的资源争夺和快速裂殖中形成共生关系，互为给养，共存共荣，形成动态平衡的生态群落。

类似草履虫之类简单生物的确能实现某种程度的永生，其身体及细胞核一分为二，变成两只草履虫，因此至少其基因在某种程度上并未死去。两只草履虫甚至可以接合在一起，交换基因后，再分开，分别裂殖成两只。再复杂点的生物中，如人类较近的远亲真涡虫，是扁形虫的一种，可以从腰部裂开，并且各自长出缺失的肢体。头部那一段长出缺失的尾部和一半身体，反之尾部那一段长出缺失的头部及一半身体。某些类型的蚯蚓也具备这样的裂殖方式，它们的身体看永生，至少从体细胞角度看是这样的。

大多数复杂生物都是有性生殖的，其生命周期却大不相同。对于有性生殖的生物来说，负责生殖遗传的细胞和身体细胞截然不同。生殖细胞可以象草履虫一样不断裂殖，生成更多生殖细胞。而交配后的生殖细胞可以发育成身体细胞，功能、形态都分化后的身体细胞。很多复杂生物繁殖以后，身体总会迅速消亡，从低等节肢动物螳螂、蜘蛛，到复杂的脊椎动物三文鱼、鳗鱼等等。因此，身体仅仅是皮囊，孵化生殖细胞直到成熟后成功交配。当皮囊死去，生殖细胞依然存活。在自然状态下，身体细胞无法逆向发育为生殖细胞，当然用现代技术手段也可以提取其DNA，植入生殖细胞。复杂生物的身体由众多组织细胞组成，其分化时间、分化路径、堆叠结构各自不同。生殖细胞不仅准备了基础的基因库，用以制造所有蛋白质，还必须准备整个发育过程的标准工序表单。这个清单精心安排不同细胞登场、生长、谢幕的时间。

对复杂生物而言，长寿对个体是没有效用的，而且对种群可能是灾难性的。进化只有筛选这一种策略，作为生殖细胞孵化器的生物身体，其寿命有限性成为自然进化的精心安排，这样使进化拥有更多外部认知来源，从而筛选出更具适应的方案。只要不同的孵化器不断出现，筛选就得以持续，进化机会就会存在。生物在繁殖后及时死亡，才能使新生代得以获得充足生存空间。

繁殖中产生的少许编码差错，以及两性生殖中基因混合，使两代之间具备了足够不同。这些不同随着时间推移，会累进成巨大的代际差异，正是代际差异在系统竞争中制造出无序性。但恰是微量无序性的累积，使种群适应能力扩大了，新生命生生不息，带着适应性来到世界上。单个生物时日无多，终会逝去，但其基因编码方案依然在独自演进，这个世界也因我们离去而始终生机勃勃。

基因变异可以基于碱基排列、基因序列，也可基于染色体数量。基因变异可能由于重复转录、漂变、丢失等综合因素。染色体变异包括染色体结构的变异和染色体数量的变异。另外，基因交换重组的过程中，错误概率增加，特别是重复复制，基因丢失，因此增加了后代基因多样性。这一切，赋予了真核生物多样性程度，使其在进化的筛选中，演化出无与伦比的适应性，真核生物从冰雪覆盖的极地沙漠，征服了整个地球。

数十亿年来，生物从数百个基因发展到数万个基因，记录了组织分化、生长、发育所需的蛋白质、糖等的基础信息，生物基因可以看作制造生物的SOP。大多数真核生物的基因为不连续基因，基因的编码序列在DNA分子上是不连续的，被非编码序列、调控区、前导区隔开。但是，并非基因越多的生物越复杂，或者具备更高智慧。人类约30亿个碱基对，衣笠草碱基对是人类50倍。人类有2.7万多基因，线虫也有2万个基因，章鱼有大约30000多，水稻居然是人类的2倍。至少从遗传代码数量来看，人类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真不多，并不具备更多的祖传秘笈。我们不能一生下来就如章鱼一样投入到自然战场中。我们生而懦弱，没有人从初生起就能自生自灭。但进化给我们的补偿更多，每个人生而彼此连接，分享工具，分享认知，都能获得多样的后天性能。事实上，基因序列的信息密度、传播效率决定了生理架构复杂度，而复杂的生理架构未必是智慧的基础，今天的研究表明，认知可塑性和群体认知累进能力对智慧生物而言更为重要。

对一个物种的种群来说，个体基因的总和却可以在传宗接代过程中维持相对稳定。因此，环境压力实质上并非针对个体，而是整个种群，本质上自然选择的对象是种群基因库。对两性生殖的物种而言，个体的基因来自种群基因库的随机或者性选择形成的组合，个体死亡后减少了基因库某些特选基因，但其后代把基因归还给基因库，因此增加了基因库的多样性。早期的生物中，不能产生后代的生物个体，在进化上就没有意义。但社会性动物中，也有其重要意义。有些个体的存在，提高了其它同类的生存概率，而对整个种群基因库的延续也有很大帮助。比如，数百万只的蚂蚁中，真正能够繁育后代的只有蚁后，但是恰恰因为那些工蚁、兵蚁的工作，才使蚁穴得以维持运转，众多蚁穴形成的蚂蚁基因库得以源远流长。

基因突变是普遍存在的，虽然突变率微乎其微，通常在千分之一以下。即使10万个基因的单细胞生物，可能也需要数上百次迭代才能出现微弱变化。根据突变发生的条件可分为自然突变和诱发突变两类。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突变，都是随机的，没有方向性。环境的突发变化，更象是进化筛子孔径的突然变化，并非被要筛选的基因多样性增减。另外，多个基因组形成的染色体也存在常规变异率。染色体加倍或者融合是常见变化，特别是染色体整倍数的变化没有破坏原有遗传物质的平衡，能够加强生物体的某些生命活动，对生物的进化，特别是某些新物种的形成有一定的意义。染色体融合则很容易形成染色体奇偶数变化，因而造成生殖隔离，促进独立物种的诞生。得益于穿梭、交换于不同个体的基因片段，增加了单性繁殖生物的基因多样性。更晚诞生的两性生殖生物进一步强化了基因交换，使之成为长期的迭代策略。两性生物的活力随之爆发，进化之路随多样性而更加宽广。生物认知能力在多样性的加持下迅速演化出来，也因认知增强，复杂生物适应了更为极端的环境。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病毒之类基因载体对生物基因变异的主导作用。肝病、艾滋病这样的RNA病毒，侵入人体以后逆转录生成DNA，插入人类基因的片段中，才可以正常复制病毒。这些插入病毒片段，有可能改变人类组织原有的功能，如果该生物被入侵并存活，那么病毒基因就顺利嵌入存活下来。一旦生殖细胞被入侵，就会将变异遗传给后代。

一次次的微生物入侵，不断给更复杂的生物带来了新基因片段，也算是推动多样性的外部力量吧。日本科学家仓林敦志就通过研究估计，在8500万年到150万年之间，病毒携带BovB基因从蛇跳转青蛙多次，同时，在蚂蝗、蜱虫等蛇与青蛙共有寄生虫中也发现了BovB片段。2020年的Covid-19大流行，数亿人在2年内感染，其后十年内，病毒会感染数十亿人，或许某些人类宝宝已经带着新冠病毒印记出生。在有性生殖中，精子进入卵子需要钥匙，帮助穿透卵细胞膜的蛋白质，精子钥匙与病毒的钥匙相似度极高。有研究声称，人体8%的基因组来自病毒，被称为人类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DNA版本。有趣的是，这些DNA代码一旦被激活，相当于复活了一种古老的病毒。嵌入的某些病毒指令序列在进化的历程中，陆陆续续给宿主基因库添加了新的突变特征，人类如今的模样，大部分来源于这类突变。

逆转录病毒的研究使我们思考：是否可以通过微型宇航器，把目标性的基因代码撒播到更遥远的星球，去感染、改造当地生物，改变其演化路径，约束其演化方向，从而将其塑造成特定物种。至少从理论上不排除下列可能性，即：许地球生物本来就是外星舶来品参与塑造的，至少与其密切关联。或者说地质史上某些重要生物大跃进，彗星等富含有机物的外太空访客携基因植入地球生态圈的结果。

我们引以为豪的人类神经网络，或许是某种天外降临的基因片段，插入地球生物后的副产品。比如，我们的神经纤维生长特性与真菌菌丝相似性，神经元突触相向生长而连接的过程，与菌丝连接过程几乎一致。看似后者完美嵌入了多细胞核生物，显然需要某种基因突变，使神经元之间不仅相互兼容，还突触相连。根据南极发现的火星陨石研究，学者们深信陨石切片中呈现出远古生物群落的迹象。这一方面说明生命曾经是广泛分布的，而且也说明，病毒、真菌等生命完全可能在冰冷的宇宙中长途旅行。特别的，如果生命附着在含水彗星，进行跨星际旅行，也可能携带着某种影响我们的基因片段。

上述研究使我们确信，在未来某一天，通过基因研究，人类不仅可以有效遏制传染病，也能追溯演化的各路源泉。毕竟宇宙历史够长，假如我们并非最早走向认知革命的生物，那么对基因的深入研究，终归会给我们揭示过去。如果有幸成为最早认知革命的生物，我们或许有机会为整个宇宙打开未来之门。

5 融入群体

因此，生物群落的规则就是，独立发展而分化，冲突，融合，分化独立发展的四步循环。直到1亿年后，某个体积大百倍的巨噬菌或者合并了一个互补的生态群落，在其原生质膜内形成了一个互通有无的小社会，真核生物由此走上舞台。同时，微生物也进行呼吸，作为光合作用的反相运动，是生物得以分解从外界获取的光合作用有机质。

真核生物开始在其细胞内消耗氧气，释放二氧化碳。基因证据表明，最早的真核生物于18亿年前进化出来，他们开始从地球大气中吸收高浓度氧气，因此地球开始由于二氧化碳增加而变逐渐暖化。后期演化出来的某些真核生物，具有反向的能量代谢形式，成了地球大气的氧平衡，通过氧气、二氧化碳的再平衡过程，地球温度也开始稳定下来。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蓝藻，光合作用使光能被细胞抓获，并储存为化学能。这个过程使生物能被聚集起来，超越过去非氧气分解化合物的生产率。高二氧化碳的大气使蓝藻迅速繁荣起来，顺带制造了万亿吨氧气，使依赖氧气的复杂生物登上历史舞台，改变了地球生命的进化历程。

进化不只是竞争，也不只是物种不断分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中间还有错位生存、合作、共生，甚至跨物种融合。原核生物的融合共生，形成了早期真核生物。这就意味着，真核生物域并非是通过不断分化实现进化的，而是通过古细菌与真细菌的融合，也就是说生命古树的两个枝丫再度汇合。生命之数始终摇摆于分化和融合之中，分化提供了多样性，融合则使多样性被固化于更大群落。后世的多细胞生物亦如此，不同结构的细胞组成同一个生物，各自的性状在协作中发扬光大，形成优势分工、劣势互补。中国科学家杨传认为，最早的大型生物至少在6.02亿年前就出现了，他在黑色页岩中发确认出18种多细胞生物，形态上类似腔肠动物或蠕虫类动物。再往后，个体聚合为社会，哺乳动物们开始分工，团队狩猎出现了。其后，分散世界的猎人们聚集到村庄、城市，成百上千的职业涌现出来，我们不仅将自然万物纳入自己的视线，尝试与之互动，也连接他人，与他人分享物件与认知，一个更为覆盖全球的人类群落正在形成。我们的认知也超越了当下感受，我们探索久远历史，规划更为长远的未来。

当然，生物在顺境时，往往是彼此独立，专注于自我发展的。一旦环境恶化，则需要彼此妥协，相互合作。黏菌细胞本是独立生活的，但在食物出现短缺时，数以千计的细胞会团成一个更大的团体。团块四处漂浮，共同寻找食物，因其组织成分一样，因此也方便互为食物。哪怕少数黏菌渡过艰难时刻，总比团灭好一些。这个大型细胞团移动更快速，在找到合适的光源，热源前，总有少量幸存者，这是微小的单细胞无法做到的。

多细胞聚合的生命结构形成了专业分工，从而加强了整体环境感知、反馈能力。大型生物也遵循同样路径问世，这极大程度上颠覆了整个地球的外貌，地表、水体的风貌均被彻底改变。正如此前微生物所做的那样，多细胞生物体迅速占领了所有大陆，重塑了地表。多细胞苔藓、绿藻、地衣、真菌，把岩石粉碎成土壤，其后大型植物诞生了，蛛网般的根系，与土壤中菌丝一起，加速了岩石风化，土壤层迅速增厚。地球上，曾经火星般嶙峋的山脉，在最近5亿年间，迅速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草原。

4.2亿年前,乔木一般高大的巨型真菌还在地表野蛮生长，如方尖碑般耸立在原野。那时植物还处于婴儿期，仅仅数厘米到几十厘米。伴随越来越多的绿色植物把氧不断输送到空气中，整个大气层都被改造了。大约从4亿年前开始，氧气占到整个大气的15%以上，而非此前低于5%的标准，生物已开始适应高氧、低二氧化碳的大气构成，后者在大气中含量下降数十倍。只用了5000万年，繁盛的植物消耗天量二氧化碳，制造天量氧气，从根本上改变了地表气候，也使巨型真菌被其它植物所替代。氧气甚至改变了地表岩层，形成氧化铁等多种氧化矿物，使生物圈处于更多样的无机环境中。脊椎动物血液载氧能力改善，得益于血红蛋白的演化突破，这与氧化铁等环境突变的有极大关系。由此可见，生物一旦开始，就不是完全的随机演化，正是演化本身，强化了生物演化的初始方向。

6 持续的筛选

依赖基因多样性和群体的专业分工，生物更具环境适应性。有机生物的30多亿年历史中，地球屡屡经历巨大的灾变。地质证据表明，全球气候突变是地球上五次灭绝级灾难的直接来源，超级火山、大型天体撞击、太阳耀斑等都有可能引发这类气候突变。但是，某种生物的诞生，也很有可能是气候变化的原因。比如，蓝藻诞生，自养生物开始征服世界，意味着氧气取代了二氧化碳，因而大气中温室气体急剧减少，导致温度突降。其后，软体动物的出现，特别是甲壳类动物，大量二氧化碳被转化为碳酸钙固化下来，沉入海底，堆积成为岩石。这进一步改变了大气二氧化碳含量，降低了气温。地球大气从那时其呈现出淡蓝色，不幸的是，生物的基础架构源于高二氧化碳的温暖时代，未能在此基础上进化出对蓝光的直接适应，于是生物演化出反射短波光谱，如紫外线、蓝绿光的机制，因此世界呈现郁郁葱葱。与此类似，很多突发灾难远超生物缓慢积累的适应性，因此大多数生物最终被史上未遇的环境变迁所灭绝。

因为地球自转的离心力，富含铝硅钙碳的轻质陆核从地核聚变产生的岩浆中上升到地表，远古大陆地台出现。从20亿年前开始，大陆相对早期地球稳定下来。11亿年前罗地亚超大陆成型，之后分裂为冈瓦纳和劳伦西亚大陆，大陆历经聚聚散散，直到4亿年前，形成唯一的超级大陆 – 盘古大陆。

同样基于离心力，轻质岩浆沿着太平洋、大西洋两个裂隙，即中洋脊裂口再次涌出，被海水冷却后形成两大洋地壳。不断喷涌而成的海底地壳使盘古大陆破裂，在1.6亿年前开始分裂为数块，并四处漂移。其后南亚大陆碰撞欧亚大陆，非洲大陆和美洲大陆裂开，挤压美洲板块东移碰撞太平洋板块，因而形成从北非、阿尔卑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到印尼的东西向巨大山脉。同时，沿着太平洋形成了安第斯山脉、洛基山脉，一直到澳洲及东亚沿海的环状山系。这些地理上的缓慢巨变，虽然对全球总体温度影响不大，但就地区而言，区域气候一直处于极端变化中。南极洲的冰层下，曾经是繁茂的生物乐园，而撒哈拉沙漠在数万年前也是广阔的草原，白令海峡一度是连接美洲、亚洲的巨大草原。这些沧桑巨变，都是区域气候变迁的结果。

除了大陆漂移外，突发灾变也屡屡出现。最著名的就是4.4亿年、3.65亿、2.5亿年、2亿年、6500万年前一共发生过5次毁灭性的生物灭绝，期间彻底灭绝了85%以上物种，依次影响到珊瑚、腕足动物、鱼类、爬行动物、恐龙等，当然也腾出了生存空间，使某些物种得以生存。在大灭绝的间隙，各种灾变也次第发生。

由于地磁、太阳风暴等因素，地球经历了6亿年、3亿年、1600万年前的三次大冰期，主冰期长达数千万年。第一次大冰期结束后地球气候迅速暖化，启动了生命第一次进化高潮 – 寒武纪生物大爆发。这次爆发持续了1000多万年，大量物种演化出来。但是物种爆发很快被间冰期打破，经历灾难性环境变迁后，幸存者总是少数，地质史的每一次灾难，都是演化的筛子。我们的祖先，貌似蚯蚓的脊索动物皮卡虫，就幸存于在曾经温暖的海岸泥沼中，或许也因泥沼孔穴，他们在间冰期得以幸存。皮卡虫如同幼态延续的昆虫幼虫，所以拥有更充沛的生理功能分化时间。

持续3亿年的寒武纪到石炭纪间冰期中，各种生物伴随气候的温暖-寒冷，陷入周期性的繁盛-灭绝-繁盛循环，直到陆生爬行动物登上历史舞台，恐龙则是那个时代的杰作。而1600万年前的大冰期结束，造就了猩猩和人类共同的祖先，使其与其它灵长动物分离，从刚果盆地的巨大乔木林走出来，进入相对凉爽、灌木密集的高山荒野。这个过程也促进了某种形式的幼态延续，我们的祖先拥有了更长的幼年发育期，也拥有了更长的学习时间。羸弱的肢体恰好契合巨大而空白的认知库，我们日渐成长中，一直如饥似渴地学习，在身体发育成熟前储备足够的外部认知模式。

中高维度地区冷暖干湿交替出现的，生物群落也随之北移南迁。当高纬地区处于冰期时，中纬度雨量丰富，内陆湖水上涨，水域面积比现代大4～5倍，届时里海、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都曾经是巨大的湖区。在美洲的大裂谷地区，中国的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都可以看到大冰川消融后，巨大洪水冲刷出来的独特地表。

最近一百万年中地球以寒冷气候为主，即第四纪大冰期时期。北极地区的冰盖向中纬度地区大幅度扩张，某些地方冰盖的厚度达2千米。即使最近10万年，人类也经历了多次小冰期。1万多年前新仙女木事件后，最后一次间冰川消退，才迎来了略微稳定的现代气候格局。再加上间或发生的火山，陨石撞击等偶然事件，生物生长的环境从来就不是奶和蜜的伊甸园，而是变幻莫测的战场。更何况，物种的多样性使我们认识到，生物演化往往是单行道，只能活在当下，无法展望未来。基因的持续变化更可能是演化中的单行道，生物难以回到过去非常适应的环境，因为其祖辈的适应性随着基因变化被永远地改变了。

7 认知植入

埃隆马斯克认为：人类是演化的分水岭，我们有幸成为第一种展望未来，甚至能够设计自己未来的物种。对此，我保持审慎乐观。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信心战胜自然巨变，但却拥有足够的自我毁灭力量，更有可能形成人为的灾变。有意思的是，不同宗教、不同世界观的人们，居然基于同样理由 – 这些理由往往以和平、独立、自由、民主等名义，希望自己拥有毁灭他人的力量，以至于大国们陷入互炫武力的困境。更多时候，不仅为所欲为，也基于自己立场及利益，这些国家不惜将制造或传播谣言，启动全面的舆论攻势，以便将某种敌对关系植入国民脑中。这种群体纷争持续数千年，人类的确是容易被认知同步的物种，我们很难摆脱被别人植入立场的倾向，即使基于谎言，只要周围的人表示自己相信，则我们通常更容易被带节奏。

想想数千年来层出不穷的宗教论述，直至今天还以宗教自由为名广为传承。它们通常源于各自不同的创世故事，传递大不相同的社会理想与道德立场。这些故事声称自己独一无二的真理属性，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它们之间必然是相互证伪的。即使其中之一为真理，其余必然非谣言莫属。也就是说，如果某种宗教声称源于真实起源，那么其它宗教信徒显然陷入了谣言，而且其荒谬信仰持续百年、千年。好在人类的外部认知越来越强大，逐渐取代了基因本能对我们的控制。我们将系统性的分类认知归为科学及技术，二者使人们拥有质疑的能力，我们才开始反思认知模式及其衍生品带来的强大副作用。认知模式一直在创作我们的群体共识，且多数时候并非基于真相，反而是基于大多数人所期待的、易于植入的特定认知模式，如各种宗教中毁灭坏人的末日、地狱，拯救好人的先知、神灵。当然，构建这些认知模式的，并非本书里枯燥的语言，而是圣经、吠陀经，甚至好莱坞电影中的神奇故事。正如吠陀经本意，外部认知模式既是知识，也是对个人或群体的启示，人们更容易被高度同步，即使这些故事真伪难辨。

任何情况下，谣言远比真相更容易传播，因为证伪一个遥远的神奇故事实在太难，至少比机械般复制转述它困难。在过去的岁月中，没有录像、录音等记录手段，真相更无从谈起。即使在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通过社交媒体转发谣言，也比证伪或证实它更容易。特别是流传于特定群体中的谣言，由于回声效应，会在群体内循环强化该谣言。况且谣言多半更精彩，一旦转发可获得同伴点赞、关注。

同样故事发生在群体冲突中。很多时候，宗教冲突或种族屠杀前，个人之间的偶然冲突已经被谣言扩大为宗教或种族矛盾。追溯冲突或仇恨的根源却相当困难，至少需要时间、精力与当事人的反复调研。而传播信息却极其简单，转发剧情，或者荒诞剧情，只需要一段话或一条信息，也顺便给某群体做出有罪推定，并且贴上一个种族主义、宗教迫害或其它类型的标签。显然，调研总是跑不过谣言传播的速度，除非政府通过法令，果断关闭谣言传播的渠道。今天，移动互联网普及到几乎每个，谣言得以秒转到数十万人，悲剧被谣言放大为群体对立，直到酿成族群战争。可惜的是，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从不给我们留下足够时间，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没有足够算力，迅速回溯所有事实。

人类对同伴正面评价的强烈需求，促使群体认同形成。移动互联网时代，评价更快捷，也更广泛，所以移动互联网时代，谣言不仅会更加泛滥，也会更快营造出紧密社团。谣言可以在数日内造成社会分化，从而催生出紧密而敌对的群体，对所有标榜自由的社会而言，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从一战、二战、印巴分治、波黑战争、卢旺达大屠杀、俄乌战争，我们往往眼见一次次邻里变为死敌的巨大悲剧，一次次冲突扩大为战争，却无法扭转人类的群体疯狂。

作为模式认知的动物，我们多半选择信任流行已久的认知模式，而非质疑。长期如此，自然地基于被植入的模认知模式，形成刻板印象和刻板行为。所以，当某种标签被顺利植入社会群体，群体便不再有自我纠错能力，反而会陷入某种循环强化。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群体的一员，即使能够自我革命，对群体影响力也很有限。盖洛普刚刚发布了一项调研结果，美国自我认知为LGBT‍人口在过去十年翻了一番，达到了总人口的7.1%，该比例上升主要原因是40岁以上人群并无变化，而“Z世代”（即目前18-25岁人群）的比例达到20.8%。显然，这与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后者不断塑造个性化的偶像，通过偶像化肢解传统权力体系所依附的族群或阶层关系。比如，在主流媒体的政治动机引导下，更多人在社交媒体信息中植入了LGBT政治正确，甚至LGBT偶像化的方向，从而通过偶像构建出潮流，塑造了一代人对“性”这种生物本能的基本认知。

连接他人是我们同步倾向的结果，但连接也会使我们失去独立性，被他人植入立场，因而无法保持自由意志。移动互联网普及后，人们看似连接数量增进，信息来源增进，但事实上这些信息传播平台早并非中立的，如同种子、芯片、医药、农药、石油一样，早被少数几家资管公司或信托公司掌控了。事实上，看似自由的世界上，是超级公司控制着网络中传播的内容。

基于文字的操控甚至比文字狱高级，有文字以后就出现有组织宗教，奴隶制也在同期出现。人类文明看似不断演进，却并不意味着个体自由度增加，事实上，文字编织了无数逻辑陷阱，操控手段更严谨，也更为系统化。理论上讲，只要预算充足，通过操控媒体，就能不知不觉中为人们塑造出朋友、偶像、情人。更危险的是，他们用同样手段为我们制造对手，制造敌人。中国、俄罗斯就成功地被塑造为敌人，平权程度更低的沙特、印度、毛里塔尼亚，甚至腐败严重的乌克兰则成为民主社会的榜样。如何在独立与连接中保持平衡，保持连接开放性，不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今天人类面临的困难。

客观上，自由连接带来了信息多样性，也潜伏着各种谣言。当社会连接数量和强度增加后，必然要学会厘清谣言，也要回被避恶意植入认知的巨大风险。但事实上，以我们始终有限的认知能力和有限的一生，无法完全检索出复杂环境中混沌的所有线索，更别说跟踪所有线索，整理出所蕴含真相。因此，独立的认知能力实为罕见，被谣言带偏，或被他人认知恶意操控反而是常见情况。这也是政府治理存在的理由，通过公权力杜绝电信欺诈、邪教等认知挟持。在混沌中，我们依然得以预测未来，是我们避轻就重、忽略细节的结果，也是对环境充分包容、广泛融入的结果。过去几百年的人类实践，反过来证明了：只要科学不断发展，确实能帮助我们不断证伪谣言。因此，自由和同步的平衡点也通过科学进步得以找到平衡点。

为此，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经直言：“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这一边界在仇恨传播的地方”。的确，相互仇恨是减少人们认知连接的主要因素，仇恨增加最终会阻断连接，使仇恨双方都受困于自我孤立。因此不仅言论自由，或许还包括精神与行为的自由，仇恨增减变化的坐标原点是自由的边界。自由止于隐私，止于焦虑，止于谣言，而不是仅仅止于金钱，显然，前三者需要公权力来强力保障。在我看来，维护自由的边界，包括自由思想、言论、行为的边界，远比歌颂自由本身更为重要，这恰好是当今媒体、精英们羞于启齿的。

8 选择与偏好

由此看来，环境对生物基因的选择压力普遍存在，变异性筛选是生物存续的唯一法宝。无论生物的自然突变还是诱发突变，都是随机的，没有方向性的，但是环境筛选却有明确方向。随着生物神经系统越来越发达，生物自身的性选择、社会选择也逐渐成为筛选变异基因的方向之一。

造成性选择、社会选择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一旦环境选择出现，沿着特定方向的强化循环也就开启了。演化从来不是争分夺秒的，时间从容流逝，在循环中该物种向着其独特方向演化。持之以恒，物种似乎走上演化单行道，直到环境突变，该物种不再具有过去的基因多样性，失去了适应性变异的能力，就会迅速灭绝。比如孔雀选择了笨重而美丽的羽毛，结果人类猎手需要装饰其羽冠，在东亚被迅速猎杀一空。猛犸象为了对抗严寒及掠食者，选择了巨大的体型、完善的群体生活。然而人类在末次冰期大举进入欧亚大陆，突然打破了猛犸象百万年的基因及群体认知储备。人类猎手与猛犸象都被冰川困在欧亚大草原寒冷而匮乏的荒野中。猛犸象繁殖缓慢，幼仔哺育期时间长，对种群依赖极大，简直是猎人们移动的罐头，经过上万年穷追猛打，很快就被灭绝一空。

无论性选择还是社会选择，初始动机都会深化生物效用，使该物种按照初始效用设定的方向极化演化。比如温带、寒带各民族自古以来偏好肤色更浅的女人。严格来说，长期居住在每一个气候带的民族，都具备适度肤色应对钙吸收和叶酸合成的平衡。由于叶酸受阳光负面影响，而阳光对钙却是正面影响，同时饮食习惯也影响钙和叶酸生成，所以肤色白、抑或黑未必就利于胎儿。但是，持续几千年来，高纬度地区人群因工具进步及气候泵的双重推动，对热带地区反复入侵，使人类形成强大的肤色偏好倾向。

的确，我们的选择一直在改变我们的历史。肤色作为近数千年显性的社会选择参数，在宗教、媒体、战争、商业中被反复强化，形成持续的社会选择压力，或许还会继续影响人类数百年。

9从来相连

人类和原核生物共享彼此最初的基础结构，因此人类社会在某些方面具备同样演化特征。发现新大陆为欧洲列强提供了科技革命后的发展空间，因而各自为政，只有小规模冲突，避免了彻底火并。直到新殖民地瓜分完毕，终于在老殖民地争夺中相遇，因而开始两次世界大战。经过全面毁灭的火并后，各国以产业分化，开启各自独立发展，避免了地理空间的冲突。这种分化不仅给予各自发展空间，也使全球互补的协作机制成为可能。

然而发源于2019年的冠状病毒大流行，使各国发现全球分工的问题：国家应急安全。在疫情初期，疫情在中国大面积爆发，全球的医疗用品被中国抢购一空。中国坚决地封闭边界城界后，很快疫情平复，但其它国家开始大规模爆发。这时候，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开足马力赶制口罩，防护衣，呼吸机，甚至维生素等医药原料的前体。各国按疫情爆发顺序开启抢购模式，相互截获别国经停物资。就连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开始征用经停物资。作为世界主产区，中国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疫情未解除警报而迟滞了N95口罩出口，而大多数国家缺乏相关产业链，不得不手工赶制粗制滥造的代用品。伴随这个过程的，是各种脱钩的言论，经济、文化交流、甚至基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人权组织的脱钩。

从进化眼光来看，各自保持应急机制才是一种安全模式，通过专业分工在一个生态圈讨生活也是可行的安全模式。一个纤弱的细胞用了30多亿年，迭代出60万亿个细胞共生的超凡生命体，繁衍生息，且密切合作，用数万年遍布地球，还征服了海洋，并在最近数十年进入太空。这个历程说明分工与合作反而进步快速，也更加专业化，更加有效率，更符合进化的基本路径。

当然，彼此连接的社会网络呈现明显的疏密分布，某些人是天生的社交天才，某些地区是人人向往的大苹果，他们就是枢纽。有些人之间连接频繁，有些人更喜欢独处。我们每个人已经沉浸在枢纽节点连接中，适应了有序的社会生活，大规模倒塌的社会结构造成的伤痛不仅仅是社会分工瓦解。十多万年的语言历史，就是人类跨出亲缘关系的历史。人类通过语言，连接了家庭以外同族，同种，同类。并且意识到共识优先于敌视，因而在其基础上形成今天的复杂社会。我们越开放与外界的连接，则越难以被家庭、族群、宗教等内部紧密连接所控制。但是，具备强连接能力的人和组织，形成少数枢纽节点，精简出更简约、更标准的规则，使我们得以沟通彼此，接受彼此，因而不会随时被与生俱来的安全感所激怒。在人类社会中，不仅某些领袖可以成为枢纽，创新的思想家、杰出的组织、核心城市、繁荣国家也都有可能成为连接枢纽。通过他们精简和翻译，增进了人类社会连接效率，使各族群更彼此理解。

这些枢纽角色难以取代，但基于枢纽分裂整个人类网络却是现实。在2020年之后，各国重新开始思考，经济上已经如此相互依赖，而我们在政治、文化、信仰方面依然是极度分裂的。在阶层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更是严重分裂。2020年三月，因covid-19全球爆发，特朗普政府宣布全国紧急状态。面对百年来最危险的瘟疫，他只发放了区区500亿美元的防疫资金，仅相当于一架B2轰炸机的研发费用，或者三艘航母的价钱，结果造成防疫资源严重不足。仅疫情第一年，美国就感染数千万人，死亡上百万，远超二战后美国所有战损人数。

数月后，特朗普政府借机全球放水15万亿，全面收割全球美元持有者，试图使全世界为美国的暂停键买单，其后拜登总统继续放水。这是一次完美的收割，股市创新高，超级富豪资产收益提高16%，全球16万亿的美元持有者则损失50%。特朗普为掩饰其收割行动，一直在转移视线，使欧美民众目标指向中国，掩饰疫情决策错误。结果导致G2对峙，激化新一轮军备竞赛，美俄欧如对峙的雄孔雀，相继展示各自的高科技武器，美国甚至频繁派遣舰队到中国海域巡游，试图吓阻后者，结果反而激化了双方民间敌意，使敌对行为被循环强化。雄孔雀的军备竞赛不会威胁其它物种，反而会使它们的后代更强壮，更漂亮。但人类过于强大，尤其是今天的超级大国，人类的军备竞赛能够毁灭生物圈，这意味着数十亿年生物进化的终结。

10 从各自为战到与敌同行

经济和政治的逻辑天生不同，如同30亿年前的单细胞生物，我们面临选择，在这有限的家园里，彻底融合成相互依赖的多细胞生物，还是继续保持独立自主，相互分离？同步为统一族群并非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却一度成为当今各伟大民族自我嘉许的理由。相比而言，采用政治阴谋取代政治暴力作为统一方式，应该更具可操作性。很多看似系统性的阴谋，实际上是各族群妥协，甚至明里暗里的利益交换的结果。事实上，用宽容、妥协和交易代替早期接触时的暴力冲突，可以看作人类特有的群体进步。

这种族群融合在不同地区反复演化。中东、东亚、西非的古老部族融合为帝国的过程经历了相似的路径，孤悬美洲的人类社会也以同样路径而融合。从12世纪起，印加人用了数百年在秘鲁建立了辉煌的高山帝国，其领土扩展至千公里外，由数百个种族、部落组成。印加人创造出奇谱，一种结绳记事的三维书写体系，通过绳索大小、长度、颜色、旋转方向、绳结数量、穗的数量建立了符号体系，并以此管理着帝国的财政、人力、物资体系。印加皇帝因而有足够记录手段，得以定期普查人口，建造非凡的庙宇和仓库，修筑数千公里的道路，促进贡品和物资交换，并且用劳役支付税赋。国家丰厚的财力，可以供养8万名战士，以守卫着库斯科和马丘比丘等伟大城市。印加王派遣使者到各部族，交换族群领地，普及通用语言，使贵族制度化，语言标准化，财政经济制度基本定型。1532年，168个西班牙入侵者以会面为名突袭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囚禁了他，杀死他身边所有的领主和大臣。皮萨罗为西班牙女王搜刮出堆满一间屋子的黄金，但其后的40年内，散入丛林的残余贵族们无法形成抵抗力量，逐个被消灭。期间每次战役中，西班牙人也仅仅靠数十名士兵和少量火枪刀剑，也使印加帝国覆灭，语言文化彻底消弭。

皮萨罗的故事是印加遗族的惨痛记忆，却也是自认精英种族者引以为傲的英雄故事。他们总是粉饰贪婪，鄙视无知而善良的人们。他们中有一种极端认知，地球资源因人类全面发展而不足，因此要透过战争清理过剩人口。当然围绕这些论调，产生了各种阴谋论：包括在所谓屎洞国家制造战乱，大规模消耗其人口；或者在全球制造瘟疫，消灭过剩人口，顺便引起经济、社会全面危机，消耗其人口；甚至在人口大国之间制造武装冲突，试图引发全球战争，再次减少人口。

但是，任何乱局中，人类摧毁的首先是对方社会的枢纽节点，而非他们自以为卑微地人口。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导弹瞄准了对方及盟友所有大城市、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即使恐怖分子，也理解袭击枢纽中心的重要性。比如911事件中，本拉登正如数百年前的皮萨罗，仅仅十余人，就完成了对象征资本主义的多个重要目标进行突然袭击，差点击溃金融市场。2020年，Covid-19病毒突然爆发,切断了全球人口流动，使各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相继陷入暂停。疫情摧毁了社会救助体系，瞬间揭开了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种族矛盾的面纱，全球陷入大规模社会危机。印加帝国覆灭的悲惨经历证明，并不需要的不太多的暴力，精准摧毁枢纽节点，可以使文明倒退数百年、千年，乃至灭失。

国家的边界很大程度类似原生动物的彼此分离原则。类似英国“光荣的孤立”，在相对独立环境发展壮大，并进化成独特适应性的国家体制，因此其分化出来的五眼联盟, 漂浮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各大洋中，从地理到法律体系与欧亚大陆迥然不同。而大陆国家，由于其边界相邻，因此国家间相互侵蚀，强壮者通吃。日本王室的历史远长于中国的朝廷，而其地理上的独立性也导致传统文化持续超千年。较日本古老的中国，同样时间内，其统治者被不同民族更替了8次，语言和服饰也数度变迁，当然最终也成功融合。

这百年的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贸易和信息如此便利。似乎一夜之间，所有国家的边界拉近了，不同国家的人与人也不再陌生。从资源角度看，某些国家的生存空间因资源、人口等矛盾局促起来，各国在相互连接的压力下被迫分化。表面上看，某些自诩因自由而发达的国家似乎贡献出更多的创新想法；某些更注重集体主义的国家推动全球工业化；某些安于现状的矿工、牧民、农民负责基础原材料；还有些国家则全民以服务业为生，为前述国家提供酒店、沙滩、泳池休假。

但是，这些自诩的先进国家在贫富高度分化问题上选择性失明，与其在瘟疫等天灾面前的无知与短视不相上下。它们回避讨论国内的贫富分化，更避免提及国际间的巨大分化，同时建立巨大围墙或壁垒，以麻痹自己的人民。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人类之间的巨大鸿沟，堆积起巨大危机。上世纪初，欧洲人口是非洲约4倍,而今天欧洲人口只有非洲的一半，可是两地生活水平差距不少于100年。同样事情发生在中东、南亚，但上述地区的人们因技术革命而觉醒了，不再追求所谓传统的教义 – 这恰好是现存发达国家乐于看到的，它们更希望发展中国家继续作为野生动物乐园，后者的人民继续深陷宗教愿景,而宗教只能引导来世。为追求今世看得见的好生活，人们终于开始成群结队涌入西欧、北美 – 一如数个世纪前，欧洲移民为了逃出欧洲，开拓新世界。

遗憾的是，以目前欧洲薄弱的共同防御能力、各自为政的难民措施，缺乏有效方法阻止难民涌入，既面临技术、设施，也面临人员、道义的困境。同时，捉襟见肘的财政，每年收留、同化数百万非法移民是极其不现实的。更何况，到2050年，非洲人口会继续增长到欧洲的3-4倍，南亚、东南亚的人口也会再翻番。届时，如果这些地区的社会治理、基础设施、经济活力与发达国家依旧相距甚远，那么基于国家的阶层分化多半会被巨大的移民浪潮所填平。还好，中国雄心勃勃的经济建设计划正在改变少数非洲国家。卢旺达、乌干达、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已经看到曙光，秩序与增长降临，生活水平持续增长。这种过程曾经在数十年前的中国出现过，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逃亡到香港、美国，但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每年2亿出国旅行的中国人仍然回到中国。如果这种经济增长扩展到整个非洲、中东、南亚，难民问题将会在20年内消退。

正如我们看到的自然秩序，在时间的洪流下，分化既是难以避免的，又都是短暂的，人类的阶层分化存在了数千年，但每一次极端分化也顶多能维系数百年。今天的世界，无论以国家内种族、阶级、阶层分化形式，还是以国家之间产业分工的形式，随时都面临崩塌。从过去15万年的智人扩散历程来看，无论狩猎采集时代、农业畜牧时代还是工业时代，我们的快速同化能力，会使任何生存空间迅速变得拥挤不堪，竞争者们终归会在未来相遇。

届时，如同历史上演绎的每一次遭遇战，我们有多种选择，拼杀？融合？还是寻找新的分化合作契机呢？是避开冲突寻求各自创新，还是期待对手凋敝而独自存活？生命历程的一直给我们启示，自相残杀是自然选择的背景，或难避免，但人类已经具有毁灭自身的能力，因此只能不断自我调试，创造相互依存的机会。

环 境 感 知

正如早期的精简算法成就了生物，也推动了生物认知的形成，早期的感知系统，也是各种生物特化器官的原型。比如，光敏细胞特化为眼点，乃至于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阵列以及其后级的视神经节阵列。压力感知特化，而形成听觉器官。而奠定这些基础的，却是古老的细胞结构。今天的生物，无论复杂与否，其蓝图都来自数十亿年前的古老祖先。

作为生物最早的感知系统，触觉起源于维持原核细胞脂质膜对内外浓度差的适应性。生物外膜维持一定压差和浓度差，可以促进内外流动，对外界压力做出反应，调整体内浓度，以变形避免囊泡破裂。同样道理，生物也可躲避同类或者环境挤压。这使细胞内外的水分满载矿物质流动，吸收外界糖分子，同时排除代谢产物。某种意义上说，脂膜的通过总量是有限的，原生质膜过滤能力下降或者维持不住内部压力，细胞就会坍塌死亡。

1 嗅觉、味觉和触觉 – 界面内外的信使

细胞内外浓度差，使细胞内外具备持续的液体交换。糖类可以穿过原生动物的原生质膜，进入细胞，作为生物的养分。而略微复杂的原生动物，能够感知外界环境的液体浓度，并驱动鞭毛流向糖浓度更高的方向。显然，嗅觉和味觉的效用动机是食物。

微生物具备最简单的化学感受器，感知盐分，糖分浓度，感知水的存在。味觉神经细胞的分化，使多细胞生物有了专业传感器和分析仪，可以即刻感知物体表面化学成分，比如糖、无机盐、水等必要生存养分。嗅觉作为生物的早期遥感工具，轻松捕获和识别出远距离飘散过来的极微量气味分子，并循迹而行。味觉和嗅觉在相连时序的交叉印证，使生物在反复学习中形成了精简机制，生成特定嗅觉到味觉的回路列表。好闻和好吃结偶出现，形成精简的模式特征，生物们皆以此作为行为指南。

由于味觉、嗅觉极其古老，有近十亿年历史，因此很多特定模式被写入我们的基因。我们对甜食贪婪，对苦味的厌恶同样来自基因。味觉和嗅觉基因在不同环境选择的压力下，通过食物被一代代生物筛选。满足或者厌恶的动机导致趋利避害，对生物生存有深远的意义。当然，如同其它知识一样，仅有动机是不够的，嗅觉感知到认知模式的形成，也可以依靠反复学习。大量经验的累积也可以赋予我们不同的嗅觉认知。因此，在中文里，嗅觉甚至成为经验的代名词，用以指代对极端多样的复杂事务的直觉判断，如政治嗅觉、人际关系嗅觉等。

自然环境中大多数有机物质具有挥发性，极少量气体分子飘散后,可以作为信使传递信号。生物的嗅探器就是分子捕获装置，通过嗅觉细胞表明的溶液、脂肪等溶剂捕获气味分子，与神经细胞融合，产生神经冲动。但显然每个生物个体的嗅觉感受器内特定气体嗅觉感受器数量不同，因而对不同气体敏感度差异明显，即使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巨大差异也存在。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对气味分子与神经细胞的结合机制研究还没有形成共识，吸附理论、酶理论、吸收理论、嗅觉生理学等理论都有印证基础。考虑到化学传感器的感知目标浩如烟海，在今天的工业界，化学气体分析设备也远比声波、视觉更昂贵。相对而言，声波的感知如此简单，仅需要记录频率和音量在时间轴的波形。

对于同一种气味物质的嗅觉敏感度，不同动物具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大多数动物往往对同类散发的气味具备相当灵敏的嗅觉，特别是具有交配信号的性激素，这也算两性生殖进化的必要副产品吧。比如，只需要1分子的雌性外激素，就能引起雄性家蚕的神经冲动，从而根据浓度判断移动方向。

由此也能看出，动物嗅觉感受器的阈值相当宽泛，从单分子级别到数千万每毫升。而涉及到激发物质种类也为数极多，比如，人类大约具有1000种气味受体，其组合起来，识别能力早已超越了我们的日常需求上万种气味。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人类的嗅觉能力已经因头脑发达而退化，远不如其它哺乳动物强，但人类在很多时候，也会被嗅觉所诱导，而懵懵懂懂地做出决策。

比如，盲测显示，女性往往能够通过气味识别出具备不同白细胞抗原基因的男性，并因此对其产生好感。客观上，不同白细胞抗原父母生育的后代，具备更多样的免疫因子，因而在疾病环境中存活率更高。另外的研究也表明，人们更喜欢自己幼年时对父母气味的记忆，特别是异性亲人。这类的同类婚配的进化适应，甚至可能是我们既保存了特征基因，也远远脱离了原生族群，从而独立进化的原因之一，促使人类稀里糊涂地抛弃的亲属，而选择了更接近自己的同族伴侣，从而在进化道路上和我们类人猿亲戚永远分道扬镳了。

2 基于嗅觉的群体连接

虽然嗅觉目标繁杂，难以清晰解读，但也能在生物群落中传递信息。大多数生物的发情期比较接近，因此才能在短期内完成交配生子。此时，嗅觉起到很明显的同步作用。对很多昆虫来说，几个分子的性激素，足以激起整个山谷中异性的共鸣。更复杂的信息，也能通过看似混沌的嗅觉传递。

比如蚂蚁拥有很少的神经元，但它们分泌化学信号指示线路，使其它同伴找到食物。也通过化学信息，促使同伴去食物或者对抗天敌。而且仅仅靠化学信号，蚂蚁，白蚁能维持了几十万，上百万成员的大规模复杂社会。而且，往往6只以上的同种蚁群即开始自发分工，依靠化学信息交流育儿，觅食，种植真菌，修建巢穴，开辟道路，抵御天敌，养殖蚜虫作为牲畜，规划大型猎物搬运路线，甚至抓捕外族蚂蚁作奴隶，一系列复杂组织行为，仿佛迷你版的人类社会。一只蚂蚁的生命只有一年，而蚁群的集体记忆，可以用化学键加神经细胞，把上述信息作为动态贮存器保存几十年。即使数年分群离开一次，剩下的蚂蚁也传承这些习性，除非蚁巢覆灭，否则群体知识附着于每个个体基因，永远传承下去。

这个信息记录过程类似人类的知识传承，区别是蚂蚁只有极简的化学记录，人类却增加了更多记录工具，也针对了更多标记物和表述目标。看来，有了触觉和嗅觉作为外界信息的极简标记装置，生物得以从漫无边际的基本作用力中，精简出最有效用的环境特征。有了经验传承，不需要每只蚂蚁反复试错，蚁群用成千上万只工蚁做排除法，并把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整个群落。这也算生物计算的有效模式吧。

人类驾驶员在车流中，始终保持特定队形，心路历程也类似蚂蚁。我们充分相信队列前方驾驶员的判断力，也正因此，高速路上车祸往往波及很多辆车。避让和追随是生物动机的一体两面。作为生存底线，避让是生物的基本安全机制。而追随则是模式复制的简洁路径，生物得以快速学习，减少独立试错的时间，降低算力需求或沉没成本。由此，我们的导航系统也许应该重塑，在追随导航路径或前方车辆的目标驱动下，是否应以避让为车辆最基础的效用动机，也作为决策的先决条件，即使当下的避让能力未必在预期范围内。

3 交叉线索触发的精简认知

即使在哺乳动物中，人类的嗅觉能力也极度弱化。嗅觉源于数百万种不同分子的同步感知，难以精简为时间轴向清晰的认知模式。因此嗅觉最终退居幕后，如其它感知能力视觉、听觉、触觉一样，被认知模式层层搭建的认知结构所替代。再加上认知模式对效用动机的影响，我们的感知系统已经乏善可陈。但即使如此，人类的嗅神经和鼻三叉神经依旧足够用，能够探测出分子级别的化学刺激。同时，人类丰富的模式识别记忆，反过来会干涉我们的感知，使感知被抑制或者强化。在同一个时间坐标轴中，不同感知线索甚至与认知相互交叉，形成感知、认知互为标定的崭新认知表单。比如，我们的不同认知模式之间早已连接，熟悉的气味感知会激发特定场景的视觉、触觉记忆，反之也成立。

沿着时间回溯过去，对逝去的外界输入进行精简分类的算法，正是我们理解的认知。正是分类，使我们的世界变精简了。除非牧人，普通人不必记住每一头牛的样子，而只需要知道牛和狼的区别，就足以使我们脱离险境。我们也不必学习求偶的专业知识，只需要展示自己的气息，追随她的气息，就能获得她的芳心。显然触觉和嗅觉，来源于单细胞的感知系统。在其同一个模型的导引下，多细胞生物发展出目的性移动，结偶，群居，隔代传承等愈加精妙的能力。显然，我们已然成为感官高度复杂化的进化成果。

感知、认知产生的记忆回放能激发相应的神经元，通过放电或者钝化激发神经末梢的化学反应。随着重复一个行为次数的增加，神经元激活所需要的能量依次减少，直到达到了最低。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精简降低了能量消耗。反过来也同样，神经末梢的化学递质会加速或者钝化神经元的敏感度。化学反应产生的化学理性，成为生物源源不断的动机来源。在动机的诱导和激励下，我们一次次激发出生命的冲动。

中国台湾的洪兰教授对猴子的中指进行截肢，截肢3个月后，与中指对应的脑神经元消失了，被食指和无名指对应的神经元瓜分了。生物神经元与感知系统是柔性连接的，这使生物有限的算力和存贮能力被充分利用，一旦某种感知输入永久性消失，则相应的神经元就会转而它用。这也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人类还未能发明比我们触觉更靠谱的人造触觉系统。相对于人类笨重粗糙的硬连接传感器，人类自身的两亿根神经元，不仅每秒钟都传递着数百万计字节的信息，还在不停地生长、融合。即使我们闭上眼睛，也能够依赖指尖区分丝绒和丝绸，以及潮湿和干燥的沙子，也能够用同样的手指抓起蝴蝶和卵石。

科学研究表明，母亲抚摸婴儿是无法取代的成长历程。温柔的触觉是新生儿最初的感知输入，因而激活了脑神经元，使其突触生长。母亲的笑脸、温柔的呼唤、不同触点的压力温度、哺乳共同构建了精简认知的条件，达成了孩子最基础的效用动机：满足感和安全感。也许从这个角度反思，才能理解当代技术的局限性。我们并非无法模拟自然条件的单一感知，而是难以构建足够丰富的感知变化，所以感知线索来源单一，无法持续保持激发状态，直到达成某种效用动机。比如给我们带来内心的亲密和温暖，是上亿感知来源交汇的结果，因其多元而产生了复杂性，使我们难以描述。但正是这些感知线索的交融，使我们彼此相互依恋，这恰好是进化赋予哺乳动物独特而不可或缺的效用动机。

随着计算机屏幕及可视化软件的普及，大量电子设备的物理按键被屏幕取代。但是，当人专注地盯着前方开车，或者盯着屏幕开车时，是无暇顾及屏幕按键的。因此，即使有些汽车具备语音唤醒，提示车载设备的功能跳转，驾驶人员还是会习惯性地瞄一眼，确认功能是否为正确。这习惯性地视线切换，是很多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

正在汽车行业广泛普及的汽车中控大屏，由于完全取消了物理界面，此类问题更为突出。大屏幕完全依赖视觉认知，司机确认按键所需的1-2秒视线转换时间，除非实现了L5级的完全智能驾驶，否则大屏会引发更大安全隐患。因为本质上，单一感知来源，无法形成认知，单一视觉感知也如此。最近，我建议汽车设计公司的工程师遵循了人脑的生物学规律，基于多元感知相互印证，设计更符合生物认知原理的人机交互界面。汽车的物理界面也需契合人类丰富的触感，旋钮、按钮应具备独特触感和声音，以便于减少视觉认知负担，并根据听觉感知进行线索触发，以调用认知识别模型。

通过触觉与听觉的交叉线索相互印证，可以形成特有的认知模式。驾驶员不再需要双眼确认按键，通过手感、触感、声音，就能确认是否恰当旋钮。在驾驶状态中，司机可以专注前方，同时依靠手感、声音反馈二者，对汽车功能进行干预、切换，因而极大降低驾驶安全风险。当然，同样方式适用于操纵飞机、火车、轮船，甚至各种复杂设备等需要个人专注的行业。

极 化、 分 化、 专 业 化

真核生物在数十亿年的演进中，演化出不同的感光能力。生物的感光能力受限于碳基生物极为有限的生存环境，只能存活于极窄的温度、压力、辐射范围内，因为能够感知到的能量范围也很低。现今所有真核细胞或多或少都有光敏性，即使仅对特定光谱更为敏感，比如紫外线或红外线。自然光环境中，不同生物细胞通常只对极小范围光谱产生光敏性。单细胞藻类在日光充盈处进行光合作用，而单细胞动物也具备趋光性，也能躲避天空中强烈蓝光对基因的损害。有些光敏性单细胞动物，其身体如同一只眼睛，可借助鞭毛快速移动到明亮的浅水。

1 极化的光敏细胞

中国科学家杨传发现，最早的大型生物至少在6.02亿年前就出现了，他在黑色页岩中发确认出18种多细胞生物，形态上类似腔肠动物或蠕虫类动物。多细胞生物出现后，一些感光细胞功能进一步分化，光敏增强，而形成眼点，如某些水母触手基部的斑点。甚至某些原生动物还出现了晶体和色素盾，晶体聚集光斑，色素盾遮蔽特定角度，以加强特定方向导入光线的反差。同时，被强化的感光细胞通过被神经元细胞传递信息，而此时的神经元细胞则来源于强化了传导能力的普通细胞。两种分化的细胞，使生物光敏性和传导能力极大提高。

自此，化学感知可以使生物具备了某种遥感能力，得以远距离辨识环境中糖、盐、水、激素等数千万化合物，虽然其作用过程缓慢、混沌，但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相对于近距离触觉感知，迟滞被动的嗅觉，光感使生物具备了瞬间可达的遥测能力，可以迅速预知未来。基于感光细胞阵列与视神经节阵列形成了视觉的初级计算，这是视觉进化的里程碑，我们通常理解的眼睛就是其产物。眼睛使生物感知系统加入了更精细的遥感触发线索，因而出现认知大跃进。从感光细胞到脑神经元并非直接连接的，中途要经过多级精简，优化后的特征标定才有机会导入有限大脑皮质层。最新研究表明，视神经节因中心-周边拮抗同心圆分布，可以对感光细胞阵列输入图像做卷积运算，从而提取出原始图像中明暗变化最快的区域，将标定特征传入大脑。这个计算过程可以标定图像轮廓、色域，因而迅速识别物体，无需昂贵迟缓的皮质层细胞参与。

数年前，中国学者黄铁军造出超高速脉冲相机，通过记录像素级的光电脉冲变化，而非基于时间轴向切片的单帧采样，实现时域采样40000hz的超高速摄影。他一改单帧取样导致的帧间丢失，而是记录像素光电脉冲的动态变化，其阈值决定了是否触发输出信息，无变化时不进行输出。事实证明，虽然基于成熟廉价的光电器件，但脉冲相机发挥出惊人性能，实现了超高速连续成像，在多项高速目标实时检测、跟踪、识别中得到了验证。基于该原理，如果在像素的后级将像素组群化，并做积分运算，结果再输出为视觉认知。假如这些组群的分组也如人类神经节般呈现某种稀疏不同的分布，比如，呈现中心密集周围稀疏的高斯分布，我们就将统计学导入了复杂系统的认知过程，通过统计积分可以得到组群层面的精简认知，这就离真实的生物视觉更近一步了。

视觉信息较数千万种味觉、嗅觉简单太多，仅仅是感光细胞阵列组群运算后的时序图。特别是复眼变成单眼后，视觉认知过程简化为视点移动的时序与关键位图的交汇，而不再是数百个明暗位图的比对。视点移动的路径形对物体图像的边缘检测，这个路径与关键位图（比如对称物体，如双眼，双眼加口器组成的三角形等）交汇后，形成一个特定的表单组合 – 比如猫头鹰。这个表单可以进一步拉长，通过添加嗅觉、味觉、触觉等认知信息，甚至添加虚拟的认知信息，比如法律、宗教、习俗等，使更多认知信息交汇，因而迅速辨识出复杂目标。

光作为触发开关，数百万倍缩短了感知时间，生物演化也就开始偏向光传感细胞专业化。从此动物开始不再被了庞大的气味传感器拖累，也不需要在等待千万种化学分子随风飘散过来，仅靠光感遥测，瞬间即可获知线索，提前做出行动计划。比如，苍蝇能看见快速逼近的鸟雀，斑马能够从数公里外辨识小树丛中潜伏的狮群。因此，生物只需要持续特化一种传感器-即光敏细胞，就可能取代数千万种嗅觉传感器，同时也可以弱化了为其配套的感知神经元组群，腾出更多神经元算力或存贮空间以及相连的感知神经元，就能更快看清数公里外的小树丛，还能分辨其中隐藏的食物或者猎手。此后的岁月中，神经元围绕视神经及其导入信息迅速膨胀。今天，鱼类、鸟类、哺乳动物大脑很大一部分脑神经元与其视觉认知密切相关。

这个过程类似中文和英文的鸿沟。中文由数千个字组成，字之间组合成的词汇未必和单字意思一样。因此，学习数千汉字远较学习20多个字母的英文困难了。但是想象一下，假如中文由数千万个字组成的，我们如何学习呢? 进化又一次选择了极简主义，放弃了同时强化所有感知系统。只需要特化光敏器官，就找到一条捷径，快捷省心地捕捉光构建的外部世界图景。从此生物神经元数量、层级都开始围绕视觉突飞猛进。最重要的是，高效的视觉信息与更精确的味觉嗅觉信息交叉了，形成精简的认知模式识别信息。味觉来源于数百万种化学受体对不同分子的直接感知，是精确的直接感知，但其化学过程总是被淹没在海量汇入的纷繁嗅觉干扰中。为此，生物发展出皮质层，乃至新皮质层，不断扩充信息存贮库，以应对认知模式库的暴增。从此，生物学习能力大增，认知模式库成为生物的新装备。

模式识别信息与基因信息一样，作为标准化的信息存续于生物群体中，特别是社会性生物。作为生命有限的生物体，现存生物都承载过无限的基因循环。在基因以外，智能生物还承载着认知模式的无限循环。某些模式识别模块随着生物个体逝去，但也有一些决定行为、习惯的模块随着亲子、亲友传递。对于人类而言，我们成年后具备的绝大多数认知模式传承自他人。因此，没有人是信息的孤岛，信息一直在人类群体中传递，经过标准化、模块化等自组织过程后，以语言、文字、宗教等形式流淌于人类文明中。

随着智能生物的出现，生命开始承载着基因以外的更多信息，比如习性、技能、知识。同样是信息模块，但基因以外的信息可塑性更强，信息量最终变得无限大，至少就人类而言如此。和基因交换的生物繁殖一样，智慧生物的个体之间也互为模板，使个体独特的模式信息得以相互复制，因而在种群中扩散。只要个体有所分化，相互复制能力足够强，个体存贮能力也足够大，种群规模也足够大，新的认知就会在交流与融合中迅速叠加起来，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幸运物种的得道之路。

3.65亿年前，最古老的脊椎动物鱼类产生于大海之中。其后的一亿年，从水中走上大陆的多细胞生物只有繁盛的植物和昆虫。随着陆生植物的发展，大型昆虫统治了地球数千万年，一两米的大型昆虫随处可见，某些大型昆虫飞上了天空。2.8亿年前，比飞行昆虫更强悍的动物登上舞台，使大型昆虫开始灭绝。经历了脊索动物爆发，水生动物登陆这两次大爆发，能够滑翔的爬行动物爬上树梢。它们具备了尖牙利爪，大脑相当发达，即使其攀爬及滑行能力有限，也能猎杀大型昆虫。冬天来临时，昆虫循环系统不足以维持体温，大型昆虫要么死亡，要么处于休眠状态。仅仅依靠甲壳质外骨骼，昆虫无法抵御捕食者，自然成为后者的越冬罐头。到了2亿年前，更多的专业飞行选手进化出来，翼龙具有更灵活的肌群，轻盈的羽毛，更大的脑容量，是昆虫们致命的猎手。

观察过苍蝇、螃蟹等节肢动物进食过程，再看看猫头鹰捕猎，显然有明显区别。节肢动物们进化出了完善的硬件工具，甚至感知手段也不差，但缺乏更多的认知模型。因此，硬壳武士一样的节肢动物们，捕食、逃逸的策略显得更单调。看似肉包铁的脊索动物门，却因脊索内置，外部柔软开放，得以进化出更多感知来源，正是更多感知交汇使我们的认知回溯能力不得不增加，因而认知能力出现飞跃。大型昆虫的黄金时代持续到1.5亿年前，直到始主鸟诞生终结了大型昆虫。其重要原因应该是鸟类进化除恒定的体温，因而可以滋养、冷却它们巨型大脑,相较昆虫大脑，鸟类神经元数量多百万倍，一举成为彼时的黑科技。其后，昆虫无力抵御聪慧、活跃的鸟类捕猎，进化方向朝小型化发展，逃逸成为唯一选择。

考古化石证据也显示，始祖鸟的诞生与大型昆虫灭绝完全重合，显然鸟类从来就是昆虫猎手。至此，昆虫们更加开始小型化。在智商装备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小型化便于隐蔽昆虫脑子不好使。而伴随昆虫体型缩小过程，则是鸟类分化，越来越多的鸟类自身也小型化，适应猎物尺度。这段历史充分证明，头脑一直是生物的武器，虽然生理上的尖牙利爪铠甲曾经一路领先，最终会被头脑发达的生物所击败。从生物的洪荒时代到今天的人类社会，发达的大脑意味着计划、协助、学习、探索等策略能力的巨大提升，我们自身就是大脑进化的产物。

生物专业分化带来了节肢动物的繁盛，从海洋、陆地到天空，它们演化为各种形态、尺寸，猎食、交配等习性也大不相同，但逐渐成为战胜特定环境的胜利者。

三叠纪伴随着盘古大陆的分裂悄然来临，超级大陆分裂成五大洲，催生了巨大的气候变迁。洪水带着泥土倾泻到撕裂的大陆边缘，造成热带沿海的滩涂广泛扩展，某些浅水鱼类被迫生活在泻湖与浅滩中。这些滩涂鱼类的腹鳍突变，演化成陆生的四足。这个变化开启了地球生命的新篇章，食物链最顶层的陆生脊椎动物诞生了。

2 动物上陆的意外收获 – 听觉

月球周期性的公转，使潮水如期而来，把浅海生物周期性地暴露在滩涂与海水中。周而复始的陆生生活，如果没有泥地的洞穴，热带的阳光将很快烤干他们。对于如滩涂鱼，肺鱼一样穴居的早期陆生脊椎动物而言，通过听觉感知潮水进退，逐潮水而食的能力是生存之道。我们知道，人类鼓膜很难分辨20hz以下音频，但是我们的身体却能真实感受到，产生明显情绪反应。其中，低于16hz的声波往往能够传递很远，携带巨大能量，冲击细胞膜，因而让人莫名紧张、害怕、失眠。追溯起来，早期生物通过对这类次声波的生理反应，预测了潮汐、洪水等环境变迁。

在黑暗洞穴中，听觉显然具备比视觉更好感知能力。早期爬行类动物同样也是穴居动物，在2.6亿年前的早期爬行类动物化石上，科学家发现了巨大的覆盖脸颊大部分的鼓膜状组织，耳膜的进化从此就开始。在茫茫大海中的一亿多年，脊椎动物早已进化出完美的眼睛。然而，广阔大陆，仅有敏锐的视觉是不够的。岩石，洞穴，树木繁茂，障碍物众多， 伪装色等等，往往使隐藏的危险随时随地出现。与节肢动物的复眼相比，脊椎动物的眼睛优势明显。可以更精准追踪效用目标，但缺点是缺乏360度视野。即使眼睛双侧化，焦点区域也只有眼睛前方一小块区域。而且，受制于景深的影响，同一时刻，陆生脊椎动物通常只能盯着特定前景，依赖眼睛焦点进行视觉感知，并通过大脑还原视觉感知路径对物体进行辨识。还好，声音是360度传播的，作为视觉的前置信号，可以提示动物，进入警觉状态，东张西望，甚至能够顺着声音方向打望。

已知的陆生脊椎动物都具备声音的辨识能力，包括哺乳动物、蜥蜴类爬行动物、蛙类、乌龟类、鳄类和鸟类。识别隐藏在物体后面的突发声音，循音而动，才能躲过捕食者，也能发现潜在猎物，或者找到密林中的配偶。陆生脊椎动物脱离了水的阻力和浮力，在对抗重力的过程中，演化出更加迅捷的行动能力。同时，陆地昼夜气温的变化远大于海洋，因此，陆生脊椎动物演化出了更稳定的循环系统，体温稳定性更好，因此神经元传导机能更加稳定，不再需要象爬行动物一样长期冬眠。

3 认知装备专业化

脊椎动物离开稳定的海洋环境后，多样的大陆环境使多种器官持续特化，进化出适应陆地环境的专业化装备。作为进化的副产品，体温恒定的能力使鸟类，哺乳动物，保持着较高的基础体温，提高了突发性加速供氧的能力。对于身形敏捷的鸟类和哺乳动物，拥有更高的热量消耗需求。因此哺乳动物得以进一步演化，它们不仅仅有恒定体温，还有优异的冷却系统。每当剧烈肌肉运动后，强烈氧化反应产生过多热量，汗液或者唾液能有效降低体温，这使哺乳动物在极限求生时

还能使大量神经元稳定工作。

1.5亿年前，被子植物开始取代了曾经广泛分布的针叶林及蕨类植物，因而在温带、热代形成了更为浓密的森林。短短数十万年内，某些哺乳动物就进化出了基于被子植物的消化能力，并因其广泛分布而形成大型哺乳动物。后发优势使哺乳动物从穴居夜行动物，走向广阔的原始森林。直到恐龙因某种天灾面临生存困境，穴居的胎生哺乳动物恰好能顺利生育繁殖，因而度过了突如其来的环境变迁，反而成为舞台的主角。

其后出现的灵长类动物生活在高大茂密的森林里，具备完全不同的技能。爬树、采摘、抚育婴儿都需用双手、手指、双脚和脚趾紧密配合。如果要从一个树杈跳到另一个树杈，则必须有立体视觉，也就是说双眼要在脸的前端并能够形成交叉的视线。灵长目动物具备很好的视觉系统，宽阔的脸上长着一双眼睛，双眼视差经过大脑计算，获得了很强的立体视觉，以便在树木间跳跃。同时，灵长类具备色彩识别能力，以分辨成熟的水果，更多果糖才能滋养它们庞大的头脑。图像处理需要很多的脑量，就像计算机上的图像文件对内存的消耗一样。所以灵长目动物食物很挑剔，往往是高糖、高脂、高蛋白的昆虫、水果、块根。对高质量食物的需求，又促进了身体演化。灵长目动物前足都能抓握，双目在前端，看似牺牲了360度的视野，但我们进化出更灵敏的双耳，配合灵活的脖子，敏锐的聚焦能力，足够快速响应，根据声音或光影变化转向目标。双目前移大概率始于森林猿，它们试图在树梢间跳跃移动，抓住枝条，摘取水果时，精准的双目景深与敏锐的色觉对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左右脑半球分别形成各自的本体认知，再通过脑半球对话，本体认知与当下感知交汇，互为锚点，因而测算出树枝直径和距离。这个过程可能对森林猿产生了巨大的选择压力，一旦判断失误导致抓不住树枝，摔下去有可能是致命的。同样是哺乳动物，森林猿缺乏蝙蝠们的膜翅，无法在高大乔木间飞行，但依靠的视觉认知，配合灵活的双臂，它们依然成为森林中的金刚。数百万年后，为适应稀树草原直立行走和奔跑，森林猿的直立人后代保留了发达的双目景深，既可采集草籽、眺望天敌，也能对双足落点进行及时判断，在奔跑中避开石块和荆棘。双足直立行走，也算双目视觉的最佳衍生应用。

因此灵长类的大脑非常发达，大脑相对于身体显得异常得大。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皮层占大脑大小的10%~40%之间；在灵长目动物中，这一数字是50%以上，而人类高达占80%。皮层是模式信息的存贮器，巨大的皮层细胞数量就意味着巨大的后天知识库。当然这些认知库包括所有感知汇合形成的模式识别信息，包括肌肉、触觉、视觉、听觉、味嗅觉，因而身体庞大的动物，自身身体触觉占用的认知库也庞大得多。人类的皮层神经元数量大约有150亿个，超出黑猩猩两倍还要多。鲸和大象的大脑皮层神经元数量仅次于人类，有大约100亿个，但相对于自身的体重，二者都比黑猩猩还要小一些。因此黑猩猩和人类都擅长复制、存储和重组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它们以认知装备作为超级外挂，超越了其基因信息的局限性，使其后天知识库具备了不断扩展的可能性。

当然，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大脑也是巨大负担。脑细胞的耗能几乎相当于等量肌肉组织耗能总量的20倍。在整个人体，大脑要消耗机体摄入能量总量的16%，虽然大脑的重量不过整个体重的2%。那么多神经细胞，一旦同步启动，其能耗及发热都十分巨大。因此人类还特别进化出分布全身的汗腺，也是是哺乳动物里最杰出的，这赋予了我们在非洲原野的烈日底下长距离追踪猎物的能力，也使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地打电子游戏，或者废寝忘食地刷数学题。普通部落采集者，每天步行10-15公里，他们中的狩猎者，甚至每天可以日行50公里以上。在炎热的日子，这样的运动量对任何大型肉食动物来说都是致命的，因此它们多半选择夜间或者清晨展开偷袭。这种时间上的错位竞争，使早期人类猎手避开其它掠食者的竞争，成为非洲草原上新晋捕食者。也许鸟类没有汗腺等散热系统，其神经元的数量，体积和复杂程度受到系统性限制。否则，比哺乳动物早数千万年的进化历程，鸟类也许早已代替我们称霸世界。

4 装备进化和认知进化相互推动

演化对生物而言，有其明显进化意义，但其反面作用亦然。捕食者与被捕食者总是同步进化的，生物登陆后，更加危险的天敌也充斥着陆地上。

在严峻的军备竞赛中，陆生脊椎动物演化出对多样环境感知的敏感性。也掌握了更多感知工具，味觉，触觉，视觉都是海中脊椎动物常备装备，偶有生物电场之类超常生物，但进入陆生时代，一切都改变了。广阔的陆地比水中视野更好，良好视觉认知可以遥测敌人、猎物、伙伴。视觉相关的神经元迅速成为生物进化的投资热点，无论猎物还是猎手，都受到视神经元进化的选择压力。生存空间的空前扩展，无论节肢动物、脊椎动物登陆后，神经系统都得以疾速进化以适应更广阔的可视化环境。为了养活巨大的视神经元及认知处理系统，二者的陆生版本甚至不约而同地演化出更高效的呼吸、消化、循环等系统。当然，世事也有例外，软体动物登陆后，智商就未见发展，至少没有高于章鱼的物种存活下来。看来，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并非生物演化的必然结果，没有敏捷的身手，智商应该没有太大用武之地。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终归受制于细胞供氧、恒温等物理限制，上述物种的脑神经元都无法进行无节制地高速运算。基于生理结构原因，两栖动物、爬行动物血氧供应能力有限，无法供养更多神经元，也不具备多层级的皮层结构，因而至今也未进化出灵光的大脑。更早期登陆的节肢动物受制于循环系统，其循环系统与消化腔体融合的原型设计，限制了其供氧能力。

由于频繁放电，神经细胞能耗远高于其它体细胞。比如人类的大脑是动物界的佼佼者，其2%的体重占比，却消耗了人体20%的能耗，每天要消耗肝脏75%的贮存糖原。可是陆地生活面临复杂的情况，生物要对付天上地下地面各角度的猎食者和食物，还需要在广阔的陆地上找到配偶。陆地上植物茂盛，障碍众多，重力使多数动物只能在地表移动，因此对陆生动物避开障碍物，发现配偶、食物、捕猎者是很大挑战。相对于恒温的海水不同，脊椎动物在陆地上极端冷热的环境，并不适合大量繁育后代，因此保证生存质量更重要。这就需要具更加备敏锐的外界环境传感器，同时能够在神经元中形成识别模式。

无论节肢动物还是脊椎动物，登陆后第一个挑战都是视觉。爬上陆地的动物，并非面临一个缤纷色彩的世界，事实上它们面临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幸存者都具备先进的感知和认知装备，使之更敏锐、更聪明、竞争力更强，因而也更危险。实验表明鸟类可识别高速频闪，中视锥细胞赋予它们更丰富的色彩识别能力，使它们可以处理快速飞行时周围略过的细微昆虫。相应的，更早期的鱼类、爬行类则显得木讷很多。鸟类和某些哺乳动物还能分辨出红绿黄色，因此明暗和色彩的叠加改善了分辨效率。输入精度，色彩提高极大增加了视频处理的负担。没有足够强大的大脑，怎样分析双眼的视觉信号呢？

图形认知也是把复杂的二维点阵时序化的过程。通过从左到右、上到下、抑或反方向逐一扫视图形点阵，形成一维的输入，通过反复学习，形成图形模式记录在新皮质层。由于叠加了时间维度，静态图形得以在环境中形成轨迹，视频认知被精简出来。

早期的生物，在算力、缓存、长期存贮能力都有限的情况下，仅对移动物体进行认知，而不把资源浪费到静态物体辨识上，包括繁杂的静态背景图形。来回晃动的树叶，以及长期陪伴的同类，都被选择性忽略，进而只辨识相对于背景产生轨迹的运动物体。因此我们可以假设，生物视觉的进化过程中，动态的视频认知优先于图形认知。也就是说，经过数亿年轨迹识别模式的精简训练，赋予了某些新皮质层更发达的生物创建虚拟视场的能力，从而擦除无效用输入，收缩视野，聚焦特定图形，虚化周边背景，从而在存留认知中精简出有效用的模式识别信息。选择显然是认知的表现，可以看作每种生物应对其独特效用动机的优化算法。

5 认知的主观性

也许除了写进基因的音频敏感、触觉敏感，动态物体敏感和双眼敏感等基础识别模式外，在出生时，我们的大脑并没多少与生俱来的模式识别信息。哺乳动物大约在2.5-3.2亿年前就与鸟类分道扬镳了，因此二者大脑结构应该有数亿年的进化差异。这些差异物理上表现在脑区、神经细胞类别上，而非决策、性格、社群、行为等行为结果。简单说，虽然不具备哺乳动物发达的大脑皮层，鸟类利用尾状侧巢状核中的神经细胞存贮模式识别信息，并以此存贮后天获得的主观经验。如同哺乳动物一样，鸟类的主观经验也来自重复刺激，并通过记录这些经验形成意识。哈佛神经学家Tobias Machts的实验证明，乌鸦有意识地感知到视觉输入的能力，而且其神经元从感知强度变为经验记忆，且长期存贮起来，也能形成主观的模式识别信息，这种认知能力以前仅在灵长类动物中得到证实。

对人类而言，这个能力被应用到极致。我们的大脑皮层由不同的功能模块构成。在初级视觉皮层，按照导入视神经的最短路径，神经元构成朝向功能柱，存贮此方向来源的视觉信息。朝向功能柱将暂存信息拼接起来，存贮于高级视觉皮层，形成各个不同的功能区。研究表明，处理形状信息要多个功能模块配合。有的视觉识别模块对弧形轮廓线反应更强，有的却会被直线、折线所激活。确切地讲，是否激活某个功能模块，取决于该模块对应的效用系数。生物显然是就近处理输入信息，输入信息离哪个模块区近，就落地于此区域。如果是多个输入信息激发的效用动机，其信息更可能落户于快速跳转对应记忆模块的交叉路口。效用系数可以通过建立相关动机来塑造。我们能从数百万人中认出自己的亲友，全靠面部功能模块对我们同类特征的超然敏感。显然，这个过程并非天赋，而是长期学习和反复训练的结果。比如，同种族的人们彼此识别对方的能力，远超不同族裔之间。视觉认知是相当复杂的，导致看脸识人这个看似简单的功能，在动物中并不普及。即使在哺乳动物中，有能力看脸识亲的物种也寥寥无几。

多个科学研究表明，同一类型的视觉经验信息贮存在邻近的皮层区域，存储模式识别信息的神经元彼此相连，因而更相互激发跳转更快捷。自然界中，生物的每一瞥都是随机的，因此多角度记录、就近储存、快速跳转才是精简的最短路径，能更好应对我们视角变化造成的认知误差。当某个半遮半掩的脸孔出现后，面孔识别相关的功能模块中，众多模式识别单元被相互激发，往往能够脑补出整个人脸的模样，迅速判断出这个人的身份。

有趣的是，模式识别库并非造化赋予哺乳动物的生存秘笈，而是动物界普遍的认知外挂。无论是生物，还是生物神经系统，其结构显然是同源的，因此生物的认知算法也显示出同源性。即使神经元少得可怜的果蝇，也利用习得的模式识别信息进行快速决策。实验表明，果蝇通过反复试错，能建立数十个不同的模式识别模型。爬行动物看似愚钝，也可以辨别饲养员命令、长相的。其中智商最高的犀牛鬃蜥蜴，它们也能通过学习构建模式识别模型。当然也需要反复训练，但其模式识别库却能长期维持，识别主人、识别语音指令、手势指令的智商甚至不低于狗。只是由于生理原因，早期演化出来的生物，比如果蝇，模式库容量有限，层级结构简单，模式之间激发跳转路径单一，因此难以形成长序列的模式激发清单。简单讲，早期动物们很难经过学习，获得人类体操、手工那样一气呵成的长序列肢体动作的模式清单记忆能力，更不用说沿着文字锚点序列，耐心阅读冗长的本书了。晚近的哺乳动物的模式识别库容量更大，神经元之间连接丰富，脑区之间跳转能力更强。而且，它们能够储存更多抽象的模式信息，即模式跳转清单，这种特殊的模式信息，相当于顺序激发模式识别模型的清单。任何有计划的肢体运动，背后都是模式识别模型被顺序激发的结果。当然也包含某些特殊的模式，这个模式里记录了激发一系列模式的时序表单，通常要通过反复练习、纠错而形成的。

连续动作依靠顺序激发出来的模式模型，而建立这个模型靠反复尝试、矫正，然后回溯，回放。每个模型都需要本体感知的介入，所以要先建立本体感知，两个体系分别形成。再通过双脑对话，达成时间认知、空间认知、力量认知同步，继而才能频率同步。本体认知是认知系统建立的第一步。通过感知与认知的交汇，互为时间长河的锚点，因此形成了自我界限。我们不必过度自负，哺乳动物发达的大脑并非天外来客，只是膨胀特化的局部小脑，而新皮质层也只是局部特化，形成多层、高密度神经元排列的大脑皮质层。

6 模式识别是认知的外挂

生物的认知并非基于感知积分计算所得，也不是感知器官的投票机制，而是形成精简认知模型后，随时调用、激发、跳转的，是生物认知走捷径的的结果。多数情况下，生物对外界刺激的应答机制，遵循最短模式激发路径，也就意味着某种随机性。根据当下效用动机，就近激发相连模式模型。因此我们得以理解原生动物有啥吃啥，而不是找到合适的食物再吞噬，这才是早期神经回路本质。而小脑和大脑一样，是基于模式比对机制的筛查中心，而非计算中心，二者算法同源。

相对于鸟类，哺乳动物的大脑更发达，新皮质层不仅多层、分柱、分并、分区、分半球，也是接入了更多的感知来源，因而也促进了认知存储分区化，功能化分区程度也更高，其神经元网络化程度更高。随着神经元自主网络的形成，认知模式之间形成适应性连接，澳大利亚Cortial Labs的惊人发现证实了这一猜想。他们在培养皿中培育了数十万个皮质层神经元细胞，研究人员通过高密度微电极阵列与神经元交互，并记录神经元活动。这个新物种显然是电影《黑客帝国》中矩阵的雏形，神经元通过数千根突触之间的直接连接，建立扩展性极强的神经元网络，将不同的认知模式串联起来，形成长序列认知清单，这种自组织形成高效递归网络，可以更快地建立问题解决方案，也更容易触发储存答案的长序列认知清单。在实验中，脑细胞网络只用了5分钟就学会了打电子乒乓，而计算机AI系统运行了90分钟后才达到同等水平。这个实验也证实了皮质层神经元自组网后，涌现出显著的感知、认知能力。同时，我们看到，认知行为源自简单算法驱动的自组织复杂网络，而非某种复杂冗长的精细算法。

当柔性的神经元网络规模足够大以后，可塑性和复杂性开始推动认知演化。新皮层存贮着更多导向认知组合的模式模块 – 模式激发时序清单，其连接了分散的多个模式，并可以此激活这些模式。其次，晚近进化出来的某些哺乳动物中，更多纺锤体细胞网络做为骨干网连接各脑区，同时两个独立脑半球经过胼胝体实现时间、频率同步，产生双脑对话机制。双脑的模式识别模型互为锚点，相互复制、传播。两个脑半球的模式识别信息与各自对侧本体感知形成认知交汇，促进了哺乳动物的后天学习。

毕竟神经元的数量是有限的，而视频流的记录需要巨大的记忆容量，跟踪和标定视频流中的目标也需要足够的算力。自然界中目标往往数量众多，同步跟踪多目标，不仅需要不停切换视点，更需要大量积累经验数据。从生物神经网络的角度来看，多目标往往分解成单目标分时逐项追踪，以保证同一时间内，所有目标能够被覆盖。自然界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均处于相对运动状态，这就使算力需求成指数增加。运动物体在前景、背景均持续变化的场景中，进行边缘分割、目标标定并不容易，涉及到大量数据进行特征及边界比对。

当然，通过大量学习，大脑记录了对不同物体轨迹、加速度的试错结果，并形成模式识别记录。进而再遇到类似情况，可以直接调用模式信息，做出跟随或躲避的判断。当然，建立更多模式，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自然挑战。所幸，可以通过日常的试错，形成必不可少的模式记录。这类训练类似深度学习，形成应对不同场景的冗余模式。当动物遭遇类似感知输入，生物计算机只需比对存量模式，找到模板后，激活应对模式序列即可，不需要在危机面前重头学习。

为了界定运动目标的相对位置变化，视觉数据需要反复缓存背景位置，以比对目标路径变化，占用了大量神经元储备，势必影响用于长期记忆的神经元数量。因此生物发展出了快速遗忘的机制，在不影响短期比对的基础上，分级擦除预期无变化的视觉感知记录。作为认知的外挂，模式识别库的建立，使生物不必随时关注当下的每一个感知细节，因此，重要的环境特征得以精简，从而浮现在眼前。这个就是人类的优势，我们很多时候感知反馈速度、效率都低于黑猩猩，但模式库容却比黑猩猩们多出百倍，还发明了语言、文字、书本、服务器作为模式识别信息的外挂。另外，人类的社会性，推动了群体信息的共识与共享，把其他人变成了人肉外挂版的百科全书。所以人类开始藐视其它动物了，不是靠聪明，而是模式识别库容量上亿，再乘以70亿人，继而乘以10000个世代的知识累进，形成了巨大的认知存量，远不是看似更灵敏但孤傲自闭的远亲们所能理解的。

7 复杂环境中的分层精简

一旦脱离了幽暗密集的雨林，长期游荡于视野宽广的原野，灵长类演化出远眺天际的变焦能力，同时，我们完善的色彩视觉也被保留下来。然而我们高速感知、高速认知的短期记忆和精简能力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应对更长周期的时光回溯能力。人类成为时光的逆行者，通过不断回溯，千字长文大意浮现出来。我们沿着别人的思想，甚至能够回溯过去千年。认知和感知形成的速度看似更慢，但时间跨度更大，输入的关键事件更多，精简认知的层级也就因感知复杂性而大幅度增加。

对人类而言，仿佛时间变快了，无论是屏幕中方块还是数字，人类标定视野中物体的速度明显慢于大猩猩。我们短期记忆力也很差，因此不适合抓住略过眼前的树干，也很难快速准确在树梢落脚。这都是独立进化带来的副作用，我们失去了某些既有的性状，但获得了伟大的回溯能力。在逆行的时光中，我们精简出更宏观的感知交汇特征。只有我们人类，可以追踪象群数月，也能追溯祖父母的历史，还能在灵长类生活区域中，分辨810种子植物、250000种被子植物，找出性状差异。

人类的长期记忆不仅依赖我们的大脑，也依赖我们的外挂模式库。正因为存贮模式数量过大，我们学会了更多层级的精简机制，以形成越来越抽象的识别模式，同时也能依照这些层级形成模式逐个激活、跳转，实现认知信息有序回放。灵长类大脑和现代计算机的神经网络模型一样，可以执行简单的前馈和循环计算。包括多路感知信息逐层精简，在各路感知信息间建立连接关系，直到生成符合效用动机的认知模型。从内部表征看，深度神经网络是已知最佳模型，完美契合灵长类动物的视觉认知模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Steven Piantadosi通过跨年龄组、跨文化和跨物种的参试者的研究，发现无论亚马孙雨林的土著提斯曼人、美国成年人、美国学龄前儿童以及恒河猴，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递归”的技能。我们和我们远亲猴子，无论是否接受过基础教育，都能具备模式识别以及对模式组合进行重新排序的递归能力。这使我们从环境中擦除了多余信息，存留极少数效用信息，从而快速标定、记录保留下来的效用特征，形成模式。在积累足够的模式后，模式之间形成了稳定时序关系的跳转，并通过奖赏机制对跳转反复训练，最终形成抽象独立的识别模式 – 包含跳转模式的启动列表。根据研究得出结论，至少在基础认知层面，人类和类人猿具备同样的认知路径。

本质上来说，二者相似性都源于自然选择压力与自身算力不足的矛盾，精简算法的内在原因也是算力不足，而外在表现为多层递归。生存环境的使我们适应了较慢视觉感知的需求，但为了搞清远距离目标的路径、速度、物种，我们的精简递归层级数量、长期记忆力大幅度提升，因而反复学习能力也就提高了。我们变得更安静，专注于当前特定目标，也不会遗忘长期目标，这和森林中躁动的灵长类远亲完全相反，具备某些草原狼群才具备的独特个性。正如鲸类来源于类似陆地哺乳动物，但经历7千万年由地面到深海生活的演化历程，并未再次退回到腮呼吸，而是大脑两个半球轮流睡觉、清醒，终生保持肺呼吸和换气。正是基因库的变化，使我们失去了灵长类祖先的某些特征，因此即使回到森林中生活，我们基因库很多过去的适应性基因已经丢失，不具备回溯能力了。正是这些软件、硬件的互为补偿，非对称演化，使人猿两个物种各自走上了自己独特的进化历程。

基因的变化从物理角度来看，主要是染色体结构的变异和染色体数量的变异，染色体数量的变异又包括个体染色体的增加或减少（非整倍数变化）和成倍地增加或减少（整倍数变化）两种类型。其中染色体结构的变异与非整倍数变异，由于破坏了生物体内遗传物质的平衡，所以一般对生物的生命活动是不利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意义不大。但染色体整倍数的变化没有破坏原有遗传物质的平衡，能够加强生物体的某些生命活动，对生物的进化，特别是某些新物种的形成有一定的意义，如自然界中多倍物种的形成。多倍体的形成，促使物种更具鲁棒性，因为单个基因损害造成的表达错误概率降低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大部分异花授粉的植物都是多倍体。可能的原因就是， 相比于自花授粉，异花授粉基因来源不同，变异率更高，而多倍体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双方匹配差错时，对形状稳定性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生物通过信息规模增加，增加系统复杂性，提高了冗余，从而力图保持既有秩序。

8 自然秩序

自然有序可循，只是淹没在当下的复杂性里，除非我们得以一窥万物的历史,回溯它们的演进轨迹。5.8亿年前开始，类似水母的多对称生物称霸海洋，其神经元分散于体内，没有进化出更集中的脑结构。直到5.5亿年前扁形动物出现，意味着两侧对称体型的动物开始主导世界。之后的2500万年，脊椎动物的祖先从众多扁形虫脱颖而出。脊椎动物的神经节开始聚集于对称脊椎的头部，使神经元突触形成的速度更快，连接更短，突触数量更多。海马体是起源较早的超级神经节点，由于大量神经元的存在，因而涌现出同步放电的特征。而这种同步，显然受到更大的宏观环境的影响，这就是舒曼共振。

1952年德国科学家舒曼指出，地球和电离层可以构成一个谐振腔体，腔体中存在一个特殊的谐振频率，这一频率主要由地球的尺寸决定，并由闪电、放电激发，舒曼波的波长相当于地球圆周，换算成频率约合八至十赫兹。生物神经放电遵循物理学基本原理，其起源于地球这个巨大共振腔体。经过上亿年的持续同步，按熵增原理，为维持神经元同步且能耗最低，生物神经系统形成了和地球谐振的舒曼波频率。其间的主要谐振情形，就是7.83赫兹的舒曼共振，这个频率处于阿尔法脑波范围内的。聆听到双耳舒曼共振的节拍，往往会增加阿尔法脑电波模。

新西兰学者N.Cherry认为，这种基频一致性，使众多神经细胞的信号相互传导得以最大限度相互协同，从而不会因相互不同步而出现反相、干涉、叠加，因而信号传导更远，信号所需能耗更低。自然界也能探测到19.7赫兹，13.8赫兹，25.7赫兹，31.7赫兹，39赫兹和45赫兹的谐波，我们可以设想，生物神经元在其诞生、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应该处于这些谐波的背景中，生理上有可能演化出共振适应性。

在上世纪，曾有实验，在完全屏电磁场的空间内，400多名参与者进行了长达 4周的试验。实验发现，受试者开始时都出现了紧张和头痛等现象。当给受试者使用了频率为 7.83Hz 的辐射后，受试者在短时间内就恢复了正常的状态。美国宇航局在载人太空仓里装上舒曼波产生器，就是为了同步太空人的海马体，还原了地球大气层内的电磁基频环境，从而保持身心健康。显然在人工扰动繁多的当代电磁环境中，地球电磁环境也在变化，有测试表明舒曼共振步步上升，生物的神经系统处于不适应状态，某些人被检测出的亚健康状态也许与之相关。因而有人设想提供一个无人工频率干扰的纯净原始的基频环境，使人类神经系统再次处于数亿年来的自然状态。当然，这也许是一厢情愿的，因为今天出生的人自幼接触复杂的电磁环境，也许适应了更杂乱基频环境。

自然的基频率只是生物生长的漫长环境背景，神经细胞的放电效率、传输质量、能耗、恢复周期也需要与此背景进行数百万次遗传匹配。今天的生物都是匹配较为成功的演化成果。当然，人工电磁环境已经出现数百年了，相对于自然进化，这数百年的电磁环境是生物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们的大脑处于新的适应期的初始点，特别是大城市等密集而变幻莫测的电磁干扰环境，能否为脑自然调节能力所能适应，还需要广泛研究。

这方面的探索者很多，有人开始在无线电静默地区做商业疗养实验，试图人工设定某种增强版的舒曼波，使神经细胞重新适应和谐振，形成饱满精神。具体效果如何，目前没有进一步数据，但就某些远足爱好者而言，逃离现代社会，也许本身就因心智安静，减少过量感知干扰造成的算力负担，而达到恢复心智的目的。

9 认知模式的交汇

前文探讨过眼点的来历 – 感光细胞特化后的结果。两侧对称生物如扁形虫诞生后，眼点朝头部集中，最终分化为感光区域与液体透镜。同时，视觉感知功能的两侧化有助于保持更大的视野，但自然界中身体两侧不同的视觉线索，客观上需要独立快速的决策反应。正是这种独立决策的需求，导致脊椎动物向双脑半球演进。

由于胼胝体连接左右脑半球，脑神经基频的同步，使人类大脑两半球上千亿神经元形成了事实上的谐振体。因此新皮质层的3亿个模式存储器可以更高效地跳转和激活。另外，人脑的半球化远比其它哺乳动物明显，因而形成了几乎独立的2个脑半球。100万根神经纤维构成胼胝体，使双侧感受器和神经网络可以保持时间轴同步，也保持了谐振波的同步扩散，便于互通各半球独立感知或习得信息。形象地说，两个脑半球事实上处于对话状态，将各自独立认知的结论，而非感官信号，通过胼胝体传导对方。因此，两侧信息量越大，胼胝体的传输需求就越大。脑神经双侧化使两侧视觉信号的交流一度成为很大的负担，直到人类双眼视点局部交会，使双脑对眼前目标有了重叠一致的标记物。

人眼具有宽视野、窄视域的明显特征，这是通过软、硬件共同演化出来的。首先，1.3亿个感光细胞组成了感光阵列，将光感传递到神经节细胞。后者对应感光细胞的分布并不均匀，而是视野中心密集，周围稀疏，因而得以对原始图像进行卷积运算，从原始图像中提取亮度变化最快区域，形成标定特征后再传递入大脑，这可看作视觉的第一层认知精简。双眼各自得标定特征进入大脑后，经比对后的视野叠加部分作为脑半球对话的认知共识，这就是第二层认知精简。

双侧视觉的开阔视野，可以同步发现众多目标，透过双脑分别跟踪，显著增加了双侧大脑传输给对方的数据量。在脑容量增大的同时，脑的双半球结构越来越明显，脑神经元也越来越密集。当然，大脑负担增加也促进了脑容量、神经元连接能力、脑区分区的进化。当认知库容扩大以后，人类有幸演化出更发达的脑白质，用以高速连接各脑区。不仅如此，当我们被强烈情感驱动时，全脑神经元处于激发状态，递质会发生较大改变，因此常规的连接路径可能因突触连接度被改变，此时跨脑区的认知连接也更容易建立起来。情感是人类日渐社会化的结果，同时，社会化的深入又使我发展出更多的情感纽带，比如，音乐、艺术、文学，人类也因此呈现出丰富的想象力。这两个因素使人类拥有了更强的创新能力，处于困境时也更具灵活度，也为后世适应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打下了基础。

有人类学家惊诧于游猎的科伊桑人极强的灵活性，从狩猎、做手工到修车。这些超越规则的想象力，类似青春期前的孩子们。想象力是情与理融合之物，也是“自我”的边界。模式识别器形成了生物潜在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并非一成不变，因为模式识别模块处于无限重组和循环中。我们大脑除了装满了各种识别模式外，还能够将其自由拼接，并且跨脑区组合，从而衍生出新知，以应付生活中的挑战。一旦环境规则改变，考验的就是这种跨越领域的认知能力。人脑独特的情境迁移能力来自模式识别信息跨脑区，跨脑半球，跨越个体的拼接和融合过程。某些人具有很强的情景记忆能力，可以绘声绘色地描述多年前亲历的往事，这就是跨脑区情景记忆的结果。跨区认知的聚合是生物心智的飞跃，使我们在脑中得以任意拼接知识点，构建各种假想模型，一旦环境改变后，丰富的假想模型可以指导我们进行创新尝试。

通过感知进行信息分类是生物认知的基础。物理层面的信息分类是基因进化的结果，使环境信息形成清晰的数据结构。认知却是多元感知的精简结果，源于不同信息在同一时间轴的汇入时序。认知是分类信息聚合后再精简的结果，是宏观数据结构在混沌的海量数据中的涌现。感知基于不同来源分类、分区后，经过跨感知种类、跨脑区、跨脑半球进行再聚合，精简为跨越感知分类的模式组块，并以序列表单形成存贮于认知模式单元，更高阶段的抽象认知就此诞生。清单、认知、感知三者交互的结果，行成了层次清晰的认知体系。此时，人类有机会越过单一认知的严密逻辑，拼凑出崭新的想法。融会情与理，才能由懵懵懂懂的基因奴隶，转换为自我认知的主人。

显然，越关注的事物，新皮质层中存量模式识别模块，或者模式清单的组块越多。因而激发时，新皮质层激活的相关区域越大。看见心爱的人，可以激活包括：原始感官、行为、面部识别、语言等各模式区域，乃至形成全脑激发模式。可见，此人在新皮质层各区域留下诸多印记，显然源于多种感官持续导入的多角度模式识别信息。

顺便提一下全脑激发。大脑在此状态下，呼吸、心率加速，毛细血管扩张，看起来容光焕发，精气神高度统一，模式识别能力事半功倍。大脑高度激发状态下，神经元放电增加后，内啡肽及镇痛作用更强的强啡肽大量分泌，反而让人感到欢愉和满足，身体更放松，因此事后感觉无比轻松。当然，反之，用某些药物，也可以改变神经元敏感性，使全脑激发不需要多区域持续激活。但长期药物依赖后，神经元激素阈值提高，使人精神虽轻松但不易被常规环境所激发，在自然状态反而失去持续关注能力，显得更为精神涣散。

10 对话中的驻波效应

人类胼胝体大约拥有2亿根神经纤维，这样才有足够速率传输半球皮层形成的认知结论给对方。循环系统的进化，为脑的进化提供了可能性，两个并行的脑半球通过胼胝体进行时间同步，从而使双侧的时间频率保持一致。同时，双方交换的认知结果，通过胼胝体形成全脑风暴，也许正是这个双脑接力对话的过程，形成互为锚点的认知接力，形成持续的元认知，使我们所谓的意识呈现为明显的驻波效应。

当然，更多并行大脑的动物，也许大脑间认知路径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其大脑之间的对话路径极其复杂。章鱼有五亿个神经元，略比狗多一点，但其分布为非中心化的9个并行大脑。章鱼的视神经元很发达，占全部神经元比重的30%，剩下的分布于全部八条触角。这九个平行的大脑既独立思考，又可协同工作，因而创造出更为复杂的自我对话机制。频繁而复杂的对话机制需要更强模式存贮能力，也需要足够的模式复制能力，这种独特能力推动章鱼们成为极其聪明的动物。他们与生俱来就具备非凡的自我学习能力，可以模仿、验证同伴或其它动物的行为，甚至可以隔着玻璃缸，学会邻桌人类开启瓶盖的方法。

和人类的双脑对话机制不同，9个大脑之间的对话很难产生一致而持续的主题。正如9个人开会，很难将一个严肃的话题持续到底，至少难以让所有人持续参与。通常会形成2-3个小圈子，每个小圈子开小差，或者话题偏移开去。这可以从章鱼触手的运动模式看出端倪，章鱼的触手很难被观察到群体性的周期性动作。当然，重要主题还是会在9个大脑中回荡多次，而小圈子的偏好会被很快过滤掉。最终，重要的议题会在9个大脑中复制出深刻模式识别信息。当然，即使上百颗优秀大脑的罗马元老院，也能通过几天的辩论，通过广泛而有成效的对话机制，促成一个永载史册的认知模型 – 攻打埃及的决议。当然，由于大脑如此多，其对话效率低了点。

显然，参与对话的大脑越多，作为一个滤波器，虽然过滤效率会降低，但形成滤波效果越精简。自我对话机制是个滤波器，滤掉了相互无法复制的个性化认知模式，留下了相互能够沟通、复制、记录的识别模式信息。半球之间的对话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两个脑半球所处的环境、视角如此一致，形成的认知锚点有限。认知是锚点之间相互印证的结果。一个人与自己对话很难引入更多自我矫正机制，即使有两个相对独立的脑半球，也需要更多样的对话机制。显然两个人的深度交流兼顾了效率与过滤。因此，自我对话机制推动了大脑间的相互学习，并且在各自大脑中蚀刻出共同的模式识别信息区域。好在多目标的跟踪，并非所有物种都需要，否则人类很难专注于某一个具体事物。鸟类在飞行状态中，需要前后左右上下的视野，但对于很多地面动物而言，环顾四周已经足够。

丰富的触感和更多大脑间对话给予章鱼独特的视角，使其在短暂的一生中自学到各种技能。好在雄章寿命短暂，某些雄性甚至死于交配后雌性攻击，成为后者食物，雌性也难活到小章鱼出生，因孕期产生的高浓度7-脱氢胆固醇及胆汁酸损毁神经系统而死亡。小章鱼出生后自生自灭，完全依赖其天生的自学能力。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章鱼妈妈寿命提高，生育率也降低，如果交配生育后，陪着孩子们继续生活，且将知识传递给孩子们，以今天的智商，章鱼足以形成超越家庭的社会群落。如果再经过族群间的相互训练，章鱼们的知识积淀势必迅速累积，电影《降临》里的场景也许真会降临。

从5600万年前的灵长动物开始，眼睛前移改变了大脑的演进过程。灵长动物诞生于森林和岩洞之中，而且移动迅速，因此天敌减少了，防御天敌的视觉需求有所降低。但环境局促导致眼睛前移，使视野收缩，但视野重叠部分出现，因而能够在密林中，草根里翻找食物。

双侧眼动物周期性晃动头部，以便对交叉视域进行感知，同时也使双眼视觉处理脑区进行相互验证。双眼前移从物理上讲，减少了周期性验证过程，同时也创造出景深，以此判断距离。双目聚焦于单一目标后，既减少双眼脑区分别验证对侧的负担，也减少了焦点以外区域视觉目标的干扰，使目标脱颖而出，相对背景更加清晰。其结果是，双眼前移便于对目标进行长时间追踪，也更容易精确跟踪目标轨迹。双侧眼动物往往有一个印证目标位置形态的过程。同时，双眼前移减少了这个过程，提高了定位速度。和生活在上下左右移动的海中祖先不同，对于生活在水平视场中的陆生动物，拥有360度视角远不如拥有目标精确定位，精确分辨重要。同样可以解释，翼手目哺乳动物的蝙蝠，仅有眼睛是不够的。三维移动高速移动的生活环境中，声波定位肯定比视觉定位准确。

11 动态的效用动机

配合双目双脑同步聚焦和目标交互印证机制，灵长类神经网络有针对性地增强了动态目标识别、筛选和记录，从而适应了快速移动的丛林间生活。生物学家乌也斯库尔指出，对生物而言，安全比财富更重要。事实就是如此，动物首先必须构建足够的安全意识，只有在存活状态中，进食、求偶、捕猎等动机才有可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稍有智力的动物在优先级目标的设立和筛选，都是基于安全意识的，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比如，多数脊椎动物，都能迅速锁定双眼，或者类似双眼的对称形特征物体。对猎食者的恐惧，已经刻录到我们的基因里。双眼构成的对称几何图形，双眼和口器形成的三角形，在杂乱的自然背景中都相当突出，极易形成明确的视觉标定。因此不难理解，脸孔特征最终发展为动物们构建安全意识的视觉基础，成为先于捕猎，逃命，求偶，抚育的基础认知能力。自然界的对称图形，如蝴蝶翅膀上的眼睛，毒蛇身上的三角形斑纹，都是对动物们与生俱来的安全意识进行拟态的结果。同样情况或许影响到人类的审美，人类不仅痴迷于同类的脸庞，崇拜对称的金字塔，方尖碑，还有金字塔般对称的冈仁波齐山。

另外，相对环境背景的动态物体也被设定为优先锁定目标，几乎所有脊椎动物的眼睛会主动聚焦于移动目标，而很多两栖动物、爬行动物甚至无法分辨不移动的目标。这大概是自然法则赋予了生物单纯而简明的求生法则：迅速标定具有生物特征，如眼睛的目标，快速标定移动目标及其轨迹，让我们有限的视觉认知能力，集中于有限的算力消耗。

综上，视觉层面的主动擦除机制主导了生物视觉，无论准确度，容量，认知序列时长，迅速而敏捷地形成短暂粗粝的记录。同时，目标背景数据被分级擦除，以保证优先目标的特征数据记录效率。连续的视觉感知数据流依然是神经计算无法逾越的障碍。数十亿年的进化，也仅仅在最近数千万年产生了具备长序列视觉记忆的动物。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方面，到今天为止，即使Google和特斯拉公司的计算机矩阵，在几乎所有场景中，其视觉认知能力未必比鸟类，甚至蜻蜓做得好。也许目前的计算机视觉的擦除机制不完善，保留了过多背景目标，以致计算机阵列的算力虽高，但应对海量数据输入的效率太低。自然界熵增原理告诉我们，没有生物愿意做费力费神的事情，神经系统也同样如此，过重的计算负担也是神经系统极力避免的。

猕猴实验表明，猴子会利用眼睛的余光，选择性地把注意力放在即将出现目标刺激的黑棒上，同时忽略另一个黑棒。目标光点可能首先出现在目标黑棒上，也可能出现非目标黑棒上。如果光点首先出现在非目标黑棒上，这对猴子来说是一个干扰刺激，猴子需要忽略它，继续注视中心圆点。当光点出现在目标黑棒上时，猴子需要将注视点移动到目标光点上，以获得奖励。当猴子的注意力集中的位置刚好位于一个神经元感受叶时，神经元的放电频率会显著增大，注意力使视觉皮层神经元反应增高。在注意和不注意两种情况下，初级视皮层神经元放电频率差异变得更大。当猴子注意力远离神经元感受野时，神经元的放电频率相对较小。

因此，生物化学传感器和神经系统的强化或则抑制作用，产生了奇妙的正负增益。当我们主动地、选择性地注意某些地方，忽略某些地方时，注意力的生成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模式。即，注意力产生于额叶等高级脑区，其后施加影响到低级的感觉皮层，如视觉皮层。反复强化或抑制会改变感觉皮层神经网络的性质，使我们的感觉更加敏锐或迟滞。这种改变深刻影响了我们特定的效用动机，无论其为根植基因的饥饿、恐惧、贪婪，还是后天习得的享乐、专注、责任。

科学家将乙酰胆碱或乙酰胆碱受体的阻断剂加入到初级视皮层，证实神经传到敏感度的化学可调节性。乙酰胆碱强化注意力对神经元反应的调制，加入乙酰胆碱后，神经元的放电频率会稍微升高。乙酰胆碱增大在注意和非注意两种情况下神经元的反应差异。乙酰胆碱通过与其受体结合，影响突触后神经元的反应。

乙酰胆碱增强注意力对神经元反应的调制。加入乙酰胆碱后，科学家发现神经元的放电频率会稍微升高。并且，在注意和不注意两种情况下，初级视皮层神经元放电频率差异变得更大。这说明，乙酰胆碱在注意力对神经元反应调制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抑制与强化事实上改变了我们的客观视觉输入，因而仅有极少量效用的认知被保留下来，这有效减少了标定特征数据计算量，也极大降低了识别模式存贮空间的需求。很快生物开始识别出动态前景，就是通过比对短期记忆中的短暂视图，擦除静态场景，从而快速擦除绝大多数背景数据。基于同样原理，之后的生物进化，使我们擦除其它数据，保留了视野中对称图形 – 双眼，自然界迄今形成如此精准对称的图形也只有眼点 – 当然，这也不需要太多算力，但从眼点到人脸辨识，却是2亿年，数百万次迭代的漫长演化。

当然，即使通过精简算法，视觉感知依旧是个海量数据的来源。因此面对繁重的计算负担，按照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声音这个更精简的工具成为动物们的极佳选择。相比视觉而言，虽然声音的传输速率、距离并非最佳工具。但声音具备一个前所未有的特征：可复现，至少对于鸟类、哺乳动物而言，声音更容易被复制及复现，因此声音的出现促成了认知模式开始脱离动物身体，这个新发明使陆生动物在效率和资源中找到了一个平衡。鸟类、哺乳动物，大都有能力以声音复现信息，而传递视觉认知却需要极其高超的技术手段，比如，符号、图画、视频，这显然是人类独有的。很多动物能够构建视觉认知模型，却难以相互传递，或许只是缺乏视觉模式构建的手段，声音却搭建了认知桥梁，使视觉认知得以形成音序组合，因而我们开始建立完整的符合系统，用以表达万花筒般的世界。

声 音 关 联 的 认 知

和数据量巨大的视觉信息不同，声音这种感知工具的诞生，使动物掌握了一种相对精简的环境识别工具。生物回溯时光所获得了不同来源的感知序列，这些信息基于感知来源相互印证，也基于时间轴进行特征归并，不仅压缩了数据量，也构建了脱离感知层面的认知模型。认知模型类似有损压缩后的特征数据，作为记录保存起来。生物因此而压缩了时空，低成本获得了逝去的感知序列，这是认知的起点，也因此建立起更有效的预测模型。神经网络与认知模式库在生物演化中同步发展，重复出现的序列，或者达成强烈效用动机的认知序列，在认知库中的留下了更多备选工具。

不断的回溯循环中，感知信息互为锚点，顺时间流逝而逐渐递延。生物算法追随着时间，从终点反复回溯过去。站在任一时间起点，越过感知洪流，刚逝去的声音无疑是无数感知信息中最简洁的，无论雷声、雨声，还是鸟鸣、蟋蟀声。声音与触觉来源相近，可以算特化的触觉感知，因此生物强化了这以单一来源，并以其未锚点，追溯到其它感知的线索。作为时间的逆行者，我们一直试图为每个感知来源寻找锚点。认知表达的并非感知信息本身，而是不同感知之间的时序关系，是我们回溯时光所找到的因果律而已。

1 有限的生理进化

相对于生物的短暂一生，我们的自然背景处于缓慢的变化中，事实上，宏观变化难以觉察。相对于多数时间一成不变的视觉背景而言，大自然中的声音具备更短暂的周期性。在生物短暂的生命中，长期的自然变迁往往没有太大生存意义，而短周期的感知序列更决定当下生存，因而也更有实际意义。我们有限的缓存更容易记录声波的周期变化，因而顺着声音周期的锚点，更容易回溯时间长河中逝去的感知特征。

就感知神经元种类而言，音频感知来源比触觉、嗅觉单一，不像后二者般同步汇入大量不同种类的嗅觉感知，混沌而难以分割。声音叠加后成为同一个输入来源，也更为精简而有序。单一感知汇入信息，生物更迅速进行感知识别。通过单一感知来源中不同声调、音量变化序列，生物更容易获得时间轴向。从数据量角度分析，音频流也比视频流数据少，叠加时间维度后，其差异更是海量的。无论是动物神经网路还是当今的计算机系统，记录和分析音频显然比视频容易很多。音频感知和视频感知同步印证的认知交互过程开始出现。这个过程基于音频数据处理的简洁性，占用极少量神经元资源，但通过音频认知和视频认知的交汇，可以调用更加复杂的视觉，嗅觉，甚至情感认知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使安心吃草的鹿群被枪声吓得一哄而散，也使我们一边听音乐一边奔跑。

因此，和散漫的触觉相比，音频工具的高效不仅体现在计算量及数据量，也在于其时序化。易于通过形成与其它感知数据链接，容易快速激活其它的感知或者认知记录。动物的神经系统将音频时序逻辑进行反复训练，可以形成较长序列的复杂嵌套组合，用于指代抑或者表达不同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其它感知输入的结果。基于更长期的学习，使人类神经突触更多，人类甚至能将特定音频序列与具体事物以外的情感，幻想等更多的感知序列被链接起来。正是声音工具的应用，使晚近诞生的陆生脊椎动物拥有了崭新的感知精简工具，也获得了环境认知的标注和触发工具。

声音的时序性是线性的，比视场中目标移动计算起来更容易，其算力消耗也小很多。动物对声音的识别与认知回溯的过程惊人一致，通过顺序回溯音频序列，动物们逐渐建立了音频序列与视觉、触觉模式识别信息之间的关系。正是发音和识别声音能力的突飞猛进，导致了基于音频的时序逻辑成为高智商哺乳，甚至某些聪明鸟类的特殊装备。听觉的发展，也导致了发音器官的突飞猛进。森林中，鸣叫可以促进求偶，也可以警示天敌，还能够推动社会动物的行为同步。

现代灵长类，如恒河猴，都具备特定的音频敏感性，通过不同长度和音高的鸣叫描述不同的天敌，甚至表达地位或者亲疏。比如，尖叫表达恐惧，吠叫表达生气。人类对声音的理解显然跨越了音频，长度的阶段。我们可以理解不同音频，发音长度的音素组合，以及不同组合嵌套链接的不同视觉，嗅觉，情感认知。所以，智人跨越了不如懂普遍的望梅止渴阶段，可以开启了崇拜偶像的

考古化石的解刨学证据显示，从250万年前人类先祖开始制作简易石器，到15万年前的漫长岁月里，杰出智人即使群星闪烁，其偶然发明的新技能在人族存留也很困难。没有语言的辅佐，人们相互学习技术的可能很低，学习难度也大很多。相反的是，无法沟通的人类，相互敌视的概率更大，社群的规模也局限于家庭组群。割裂的小型群邦中，新技术传播极其缓慢，偶然间的技术进步更可能随着小型种群而消亡。人类的进步被凝固在百万年尺度的时光中，仿佛停滞一般。虽然我们继续使用着自然工具，制造简陋石器木器，采集渔猎为生，但技术和工具的缺乏使智慧的火种几近熄灭。

2 社会连接和认知扩张

听觉和声音的进化，使认知信息得以在个体间被相互复制，从而形成认知交互，这无疑开启了群体间的认知互换。群体脊椎动物中，叽叽喳喳是常见现象，鸣叫声成为预警、社交、协作的标识。社会连接增强是每一届聪明动物的进化转折点。我们探讨过连接的重要性，信息来源于连接。广泛的连接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因此推动了信息聚集、极化、分层、重组，信息获得了持续演化的动能，我们称之为创新。这个现象不仅存在于物质世界，也存在于生物认知这类非实体信息范畴。而声音具是远距离连接，对陆生动物的重要性显然相当明显。听觉和发声系统的完善，导致了动物们连接更紧密，因而迅速进化。从自然历史角度，最近2亿年的生物进化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从基因传承过度到家庭传承，再到部族传承。最后，人类的部落之间开始相互合作和学习，逐渐取代了动物界普遍种群竞争。今天的研究告诉我们，动物至少得具备最基础的社会性，而非简单的“牙齿和爪子”，否则交配、养育无法延续。动物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竞争、冲突、操纵、胁迫、欺骗、绑架、强奸、谋杀和同类相食等冲突，与人类本质上无异。但是，其爱情、友谊、利他主义、合作和教学等积极特性也无异于人类，而这些积极性都基于有效的社会连接。

鬣狗之所以成为非洲干旱草原最高效的猎食者，并非其速度、耐力、力量，而是其紧密连接与相互合作。多数情况下，鬣狗很难追逐猎物超过1公里，但他们靠近猎物时，往往先后分数路纵队包抄合围，因而往往能够猎杀大型动物。同时某个鬣狗捕获猎物，就立即呼唤同伴停止捕猎活动，前来分享食物。作为一个成功的物种，人类只是放大了社会连接，使其超越了父母子女，扩展到社会、国家、人类，甚至其它的物种，包括宠物、野生动物、大自然。相对于对人类，其他动物的进化历程中也具明显同源性，虽然它们彼此的社会连接度低于我们。科学界早已证实，黑猩猩、大象和海豚都能够拥有朋友，这个朋友甚至可能是亲属，也可以是亲属以外的同类，甚至可以是人类或其它物种。这个事实显然更加凸显了人类的共同点，我们更普遍地具备跨越亲缘关系连接他人的能力。

开始打造石器后的百万年，为数不多的现代智人依然各自为阵地徘徊在非洲大草原上。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交叉视野的前置双眼，灵敏的舌唇喉，独立运作的两个大脑半球，能够钻木取火的双手，轻松奔袭数十公里的大长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认知传承超越了家庭、群邦甚至部族。社会连接增进了技术传播，飞镖、石斧、火炬、陷阱、皮衣等工具被普及到智人的每一个群落。

或许语言早已萌芽，只是基于语言的群体共识还需要发音器官、认知系统、群体规模等同步演进。幸运的是，我们有惊无险地突破了这几个障碍，进化意义上的大跃进就要开始了。

3 认知外置

在1000万年前，灵长类哺乳动物的新皮质层开始出现，这使灵长类从其它动物彻底分离出来。这个薄薄的脑细胞层，逐渐超越了基因对我们的制约，使灵长动物在出生后，几乎从零开始积累生存技能。跟随母亲的岁月里，幼小的哺乳动物不断尝试，也不断得到母亲或同伴的榜样引导。它们通常如期存贮到足够模式识别信息，以备成年后独立生活的不时之需。这些信息并非生而具备，只是认知的外挂，使我们升级打怪的速度空前提高。

再次面对同样环境时，神经系统迅速被激发，从而调用预存模式，进行比对，或者跳转，而不需要针对每一个当下进行重复学习。正是长期记忆的增加，使柔弱的灵长动物在猛兽们中幸存下来。灵长动物幼态期很长，大猩猩通常需要伴随母亲11-13年时间，人类能达到16-20年。而角马出生10分钟即可站立，一年后即可交配生子。灵长动物长期伴随母亲，使行为模式训练周期更长，因此更多的外部认知模式被保留下来，跨越了基因存量的有限性。

时间维度的单向性，使生物神经网络呈现出精简有效的目标：精确预测未来。比对存贮在真皮层的模式，并进行权重分析，找出近似模式。如比对未通过，则迅速跳转到邻近模式识别信息，直到迅速得出预测结论。对于逃逸或者猎杀这类根本性的决策，模式识别信息是极其重要的认知外挂，使动物们高速决策，迅猛行动，这是生存的基础。当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人类的作弊工具，我们用过去的经验，前人的知识组建起外挂，而非灵活、力量、感知等当期反应，迅速扭转了这个残酷的生存游戏。

通过漫长学习，人脑新皮质层可以轻松存入数千万个认知模式。加上彼此连接形成的组合表单，人脑可以记录2-3亿个模式模型。对人类而言，最基础的模式仅有简单的感知辨识能力，比如牙疼。另外一些涉及连续感知或激发肌肉动作的表单，比如单词中不同音素激序列，奔跑时肌肉群的协同，拿咖啡杯时指尖压力、手臂和关节的肌肉收缩放松顺序。另外一些不仅是上述动作的组合，还需要不同器官协同工作。比如一边抽球一边喊叫，单词连接成句子。这需要跨越不同功能脑区的协作，上述情况下，语言和肢体运动区域，发音和视觉印象区域，产生了交叉启动。

大脑的认知路径，类似于软件技术中的“稀疏编码”，抛弃了下一层中大多数信息，保留效用最大的特征，包括异常特征，形成尽量精简的模式识别记录。该系统优越性明显，能够尽量减少学习时间，形成快速辨识，快速决策，减少算力不够的延迟，也减少反复学习导致反复试错，生存风险因此降低很多。

新皮层存储了自己和其他人精简出来的上亿个辨识模式，让我们在嘈杂的酒吧中听清楚朋友们的爽聊；在数公里外辨识出狮子，从而远远躲开；能记住数十年前哥哥带我去抓鱼的小河，以及河水地清凉和水腥味。这些精简的模式信息使我们的环境识别能力大增，因而成为亲欧盟求偶、猎食和防御的有力工具。其明显的演化结果是，我们后代数量明显减少，而存活率日增。人类成为生育后代数量最低的物种，虽无繁殖规模优势，但依然赢得了生存竞争。

我们的祖先以连接替代了蛮力，因此我们不再需要强壮的下颚，反而呈现出友好的模样。与猩猩们相比，我们长相俊美，如婴儿般娇弱可爱。但脑白质总体积从孕中期到儿童早期迅速增加，在28.7岁时达到峰值，神经元跨区连接迅速增加，我们的大脑因连接获得了演化的先机，这个过程体现在决定大脑发育的基因数量上。大脑的结构由3200多个基因决定，约占人类基因总数的3-6%，看似简单的白色脂肪团，却是数千万年基因筛选的结果。

4 认知模式的永生

生物是宇宙设计微观化的过程，因此保留了宇宙的基本法则。正因为大脑具备海量模式存贮量，而非超级算力，所以通常将复杂计算精简成趋势模型，然后反复矫正拟合，直到找到最佳模式。这种模式构建及调用能力使动物积累了大量后天环境信息，而且还能将后者形成标准化模块，在不同个体间传递。从此，对生存至关重要的认知信息不仅外置于基因之外，还外置于个体之外，并在群体间传播。

得益于新皮质的充分连接，人脑神经元的潜在信息总量达到10的15次方之多，大大超越了人类基因仅有的2.5亿字节信息容量。因此不仅个人认知远超越受精时的DNA信息载量，我们群体认知总量也早已超越个体学习能力，甚至远超越单个族群、单个国家的认知累进速度。进化解决的问题大概是信息片段的存活吧，或者说算法的存活，无论以晶体、基因形式，还是以认知模式、社会群体形式。到人类出现为止，基因信息的确因复制而永生，现存所有生物体内都保存了历史上每一代祖先的基因片段，我们自己就是基因的历史书。但今天，人类或许处于基因形式信息接力的尾声。人类不同于其它生物，我们已经有能力彻底改写某些基因，用于制造病毒疫苗，但也能制造病毒以毁灭物种，也更有可能制造出超越基因的信息传递及演化系统。

即使我们这个物种继续存续，透过外置认知系统，我们所能达到的智能程度，也会远高于基因设计的起点。在此基础上，我们所设计的智能系统能否超越我们设定的边界，并且开启他自己的演进历程，或许对我们并不重要。泰格马克所定义的1.0版简单生物的软件来自继承，其自然演化则由统计学意义的自然变异驱动，而2.0版生物能够自我进行软件改造。当然，我并不认为这2个版本有他所谓清晰的分界线，而且具备自我改造能力的智能系统已不新鲜，正活跃于各个计算机或服务器矩阵中。

细菌、苍蝇、人类通过学习更新软件的能力差异是很大的，然而却不是泾渭分明的，果蝇被实验室证明也有明显的学习能力。生物界并无一根红线，或者一个台阶，划分出是否可以自我设计软件的生物。生物演化的历程中，软件自我设计能力的可塑性在某些物种中缓慢叠加，且不同物种、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差异巨大。章鱼能够模仿人类扭开瓶盖，虽然未必比成年人学习起来快，但显然比一岁的人类孩子快很多。从很多角度来看，人类都远远超越了章鱼，在已知物种中显然处于巅峰状态，但并非源于我们与众不同的自我设计算法。人类之所以走上巅峰，是透过群体长期紧密连接，使群体内认知复制与个人探索交相辉映，因而造成指数级算法演化与认知累进，最终在我们种群内部创造出更兼容的操作系统、更高效的通讯协议，因而一代代人连接为更大的群体，其认知规模不断超越前辈。

我们自己构建的未知世界已经逼近了，可惜我们的生物大脑仍是百万年自然演化的成果，抗拒连接依然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这种孤立倾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一直存在，不同范式认知模式难以相互同步。同样的，人类也无法达到机器网络的连接效率与计算能力，因此我们也难以预估机器网络演化的演化目标。对于有争议的生物基因改造，我们也无法预知改造过的生物大脑如何演化，因为其算力、独立倾向、认知存量、同步效率都将与今天的我们极大不同。

就同类而言，恐惧往往是残忍的主要来源，只有克制恐惧才能与别人有效同步。因此自然给予我们交媾、游戏、围猎的快乐，以此抑制相互憎恨和恐惧。如同数十亿年前叶绿素和线粒体的结合，生物开始接受彼此，因而交融而存活，还能日益发展壮大。种间融合的机制，是生命遵循宇宙法则，也因宇宙法则演化至今，200万亿的细胞融合成一个人体。人类是单细胞生物大规模重复堆积的结果。从胚胎发育阶段开始，细胞专业化分工，形成系统分工的组织和器官。但分工不意味着独立，相反，数百万亿细胞被神经元、血管、淋巴管等连接起来。细胞们分享基频、体液、代谢环境，最主要的，都受到神经元形成的认知识别信息的约束与激励。

人类从群邦扩大为村落、部落社会以后，也遵循细胞聚合的精简法则，通过手势、表情、语言、文字等公共识别模式信息，使信息如体液在人群流通，因而维持了群落中每个人的同步。在复杂语言诞生以前，人类用手势、表情、仪式维持了群体沟通，而且群体狩猎或战争甚至促进了我们面部裸露和展现，也促进了眼白的进化，显然潜伏在猎物附近时，眼球转动是极好的方向暗示。在语言出现前数百万年，人类的大脑受到上述准语言模式的训练，为语言大跃进做好模式识别库的扩容准备。对每个人自己而言，我们不仅受群体的模式影响，也被个人的生化系统差异所影响。和识别模式及轴突激活只影响回路不同，血清素和多巴胺可以影响大片脑区，甚至整个神经系统。相对于神经系统，这种化学连接时间更慢、信息量更低、影响更广泛。基于生物最基础的化学传递机制，无论进行模式识别的脑区，还是全身的神经感受器都能被缓慢同步。我们所体验到的激动、爱恨、温暖、心碎等强烈情感，都来自这些缓慢持久的化学驱动力。

化学连接通过血液、组织液进行全身传递，使生物基本周期和运动能力得到保障。直到纺锤体神经元的出现，使各脑区上千个节点被高速连接起来，这种功能脑区的深度互联性，是我们进化途中越来越明显的特征。因此，高效连接使不同脑区的认知模式连接起来，既提高了比对速度，也使不同感知能够形成同步，因此我们得以使语言、视觉、触觉等多种感知形成高度统一，从多线索进行精简标定。

5 遗忘是认知的必经之路

就生物而言，硬件都来之不易，珍惜硬件资源是写入我们基因的，神经元构建的模式识别器更是非常短缺的资源。即使人类的模式识别器，也需要反复多次刺激，才能形成稳定的记录。训练过程缓慢反而是有意义的，使生物客观上具备了更少的模式记忆，减少了模式信息的存贮空间占用。另外，即使被记录下来的短期记忆，也会被睡眠、重大刺激、外伤等擦除或重置模式识别器。

某些时候，由于同样原因造成链路中断，会使特定模式被孤立地存放在偏僻脑区，因而失去了唤醒和跳转此模式的机会，从而这类模式记录被长期遗忘。某类信息有记录以后，我们便不会再记录完全重复的信息，腾出的空间预留给更具突出性的新事物，而突出性往往取决于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的效用动机。这些新信息输入是必要的，能系统性地更新我们的认知模式库。

反之，自然环境中充斥着难以穷尽的背景信息，假如我们试图记录或每一个细节，我们就需要相应的算力。显然，这会使我们超载，无论能量供应、算力、内存都不容许。即使借助外挂的计算机网络，以目前的技术手段，更广谱信息的全收录入不仅是人类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更是毫无意义的信息垃圾山。

常见的记忆掉链来自每日必经的睡眠。研究人员通过光遗传学途径操纵屏状体神经元时发现的：慢波在睡眠中尤其重要，因为它使大脑突触的处于稳定而缓和的全脑激发状态。越来越多大脑神经元加入谐振，在这种耗能最低的情况下，形成同步。当这种同步处于全脑激发的时候，甚至可以掩盖外界的感知和认知的输入。

因此，强烈而持续的慢波使全脑神经元谐振， 淹没并擦除了相对微弱的短期记忆，纷乱的思绪得以一夜清零。因此睡眠是所有高等动物极为重要的皮质层清理工具，使动物能够因为良好睡眠，随时保持思绪简洁而持续，跳转顺畅有序，而不被过多干扰冲动终止。从行为上观察，睡眠充足的动物，呈现出清晰的目的性倾向，而反之，动物处于矛盾和纠结状态，进食和玩耍都显得烦躁拖沓。

很多功能性脑区，如涉及感觉和运动控制的那些区域，将连接发送到大脑屏状体。屏状体的连接广泛分布在整个大脑中，到达大量的功能区域，例如前额叶、视觉皮质、扣带皮层，皮层运动区、皮质岛叶和内嗅皮层等。屏状体在慢波活动期间，向更多新皮质区域的广泛输入。当这些脑区神经元被慢波同步后，强烈而周期性的慢波淹没了神经系统输入的背景感知信息，可以理解为众多杂波被全脑同步的慢波淹没。因而大多数脑区神经元敏感度降低，如果此时新皮质贮存的某些记忆被感知或者认知激活，相对于其它神经元区域的平静，这时的激活显得更为清晰，因而更容易形成精简的认知序列。

通过随机重组和回放，形成不同的记忆片段组合，精简出越来越多的时序表单，因而在同类型脑区皮层存储对此类型外界刺激更多角度的精简描述。简单说，正是慢波的全脑激发，变相梳理了记忆片段，多角度重组记忆片段，因此巩固了长期记忆。屏状体也许是全脑背景音乐的基站，它使神经元同步，因而得以清理无效用的众多杂乱感知或则认知，使大脑得以清晰而专注。

6 精简、收敛、分类、聚合

人脑新皮质层的3亿个模式区块形成递归网络，通过神经突触和相互跳转链接彼此。来自2亿根神经纤维的感知信息，如洪流般汇入大脑。浩如烟海的数据中，重复出现的交叉线索感知被精简记录，从而收敛为特征信息，作为模式识别模块。感知信息存入新皮质层遵循就近原则，因此沿着不同路径就近存贮，相似感知信息就近拼凑成特定脑区。因此激活某一模式识别模块后，也很容易跳转到邻近的模块。

比如，我们熟人的面孔，会在特定脑区留下多角度的特征识别模块群。而不同角度的识别信息，最终递归为另一脑区的模式识别模块，为其赋予一个名字、关系、亲疏等身份识别信息。每当我们试图辨认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我们也会根据眼前面孔的特征信息，按神经元最短路径跳转到面孔库。当然，熟知、近期、异常的面孔，也越早被调用出来比对。一旦调用到近似特征，则就近跳转到此特征模块周边区域，从附近存贮的多角度信息中快速跳转比对，直到确认或否认其身份。

模式识别数据划分为不同类别，同时递归成为其它类型的标签信息，标签则表现为某种角色和一个对应的清单，比如名字及脸孔、形象、事件的一系列表单。这些表单就是时序清单，按此清单，依次跳转各角度的模式识别器。当我们看到某个熟悉的名字，常常只留下模糊的形象。也经常看到某个熟悉的面孔，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这二者背后的机制却完全不同。第一种情况一般来讲，源于多角度的面孔数据丢失或部分丢失，因而无法构建整个人脸的印象。第二种情况则多半源于递归出身份的清单丢失。

大脑以精简和递归的模式，层层跳转，层层嵌套。新的模式信息可能成为另外一个模式列表中的选项，如同在程序中调用某一个库。因此，我们才能用有限的音素构建一个完整的故事，也能用数百个词汇描绘出激动人心的未来。每次重组认知序列，即可形成上一级精简信息，多层级信息也因此逐级构建起来。但每一层会形成冗余的辅助模式信息，用于标定重复过程中出现的随机偏差。这样便形成更多线索，比如不同光照、视角、音序中跳转，从而启动该认知模式，加速跳转和检索，从涌动的人潮中迅速比对出情人的美丽脸孔。随着信息层级增加，冗余信息带来的无效信息也随之增多，标定结构的信息量最终会超越其承载的有效信息。因此，精简认知的层级数量是有限的。

新皮质层从原始的脑区获取感知信息，精简为模式信息。存量模式识别取代反复的试错，成为生物应对环境的首选反馈。在面临陌生模式信息，一旦无法有效识别，即刻进入学习状态，通过拆解特征重新构建模式序列。长期重复特定领域的模式构建行为时，会围绕该行为产生多角度模式识别信息，使该类模式认知信息连接到更多感知或认知模式，通过后者更容易激发认知跳转。但这些更具深度的信息也占用了大量空间，并且在此内容新皮质区域内部形成突触定向连接。其相应问题也出现了，由于神经元突触数量限制，长期内部连接增加，导致脑功能区域内外部连接减弱，因而跨区域跳转弱化。

对于任何新事物的输入，我们本能地进行模式比对，再进行认知拆解，拆解后再进行模式比对，最后形成新模式。从这个流程看得出，拆解会增加数据层次，而且冗余进一步增加，因此年龄及经历会提高模式存量，导致新模式比对速度降低，层级增加。人类大脑算力有限，本能地靠存量模式识别减少计算。最终，平衡到来，存量模式阻止了新模式形成。

也许生物算力本来就不足，或者单个模式识别器容量的限制，精简出来的模式信息被分割成众多小片段，同时形成一些表单模式，用于记录连接这些片段信息的顺序，以便回放成完整记录。当然，一旦表单模式识别器受损，基于神经元老化、损伤等原因，就有可能发生曼德拉效应。在这个症状中，我们依稀记得某些真实的记忆片段，但无法正确拼接这些片段，因而无法还原时间、地点、名字等关联的细节。特别是时间等抽象的信息标定，由于没有交叉线索相互印证，一旦失去表单记录后，就很难重建了。

7 认知模型的连接与交汇

认知模型分为三类，批量系统性认知，强化学习认知，贝叶斯模式认知。批量系统性认知由大量早期模型为比对基础，早期模型源于问题解决方案，交叉线索的逻辑解读，有助于针对当前感知目标调用经验记忆。也能反过来，经过当前感知结果，修改这些方案、逻辑、经验的数据，或者添加更多的模式识别库。

当感知到特定目标后，以其为线索启动存量模式识别库搜索和比对。同一功能模块区的记忆单元相互激发跳转，甚至跨出该脑区，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不同区域的模式识别信息中需求线索，进行交叉比对。还好，人类拥有独一无二的高速连接机制，使数亿知识库连接起来，产生更多组合，使单一认知得以扩展成为巨大知识库。

纺锤体细胞的出现，恰好促进了不同脑区的连接。纺锤体细胞在左右脑数量不一致，左脑纺锤体细胞更少，因而脑区连接也更少，脑区独立性更强。右脑各功能区连接更紧密，因而专业化程度更低，影响情商也多些。另外一些证据显示，大猩猩有1.6万纺锤体细胞，黑猩猩1800个，而其它哺乳动物均不具备这样的连接细胞。不同脑区连接更容易了，不同感知形成的模式识别库被同时提取出来，作为交叉线索进行精简，并且形成这两者时序关系的识别模型，一定程度的抽象能力就此建立起来。

连接多样性与广泛性赋予了人类超级能力，我们的认知可以穿越迷雾，即使迂回曲折也能最终抵达事物本性，但是其副作用也随之出现。由于这8万个纺锤体细胞跨区域连接，因此我们的已经存储的认知模式和感知模式，相互可以形成跳转和同步，这会影响到我们的理性认知，使我们随时脱离现实环境的直接影响。理性是我们认知决策的重要环节，其往往只在我们抛弃情绪干扰和阻断感知输入时才能有效实施。

因为更多的连接和跳转路径，以及更多的认知模式存量，我们并非专注的动物。我们远不如其它哺乳动物专注，更不如鱼类、蚂蚁、蜜蜂专注于既定任务。感知、情绪和理性思想共同造就了所有脑量较大的生物——共有的内在主观世界。我们称之为意识的东西似乎不过是大脑唤起的一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模态，就好像在法庭上必须要做出新的、困难重重且异常重大的决定时一般。我们始终会被各种念头骚扰，无法义无反顾的飞向火苗，总会有其它理由让我们退缩、迂回、甚至悔恨，人类因此成为最难预测的动物。因此，可以说，大多数物种都是基因的机器，沿着既定程序运行。有了纺锤体细胞，人类的感觉、感知、认知连接起来，产生了无穷潜在组合。因此，人类开始远离基因设置的轨道，所以其未来进化路程难以预测。

有趣的是，即使人类初生婴儿也没有纺锤体细胞，四个月后开始发育，1岁后开始显著增加。同期，儿童语言学习开始了，伴随家人的耐心教导，其同理心，道德感，爱等情感也明显发育。看得出来，连接来自学习，同时学习也促进了与他人的同步。幼儿的神经网络又细条又密集，其敏感度也更强，因此孩子的关注点往往不同于成人，能够发现很多成人认知模式习惯性擦除掉的外界信息。大脑为人体准备足够多的神经网，因此，儿童会有千变万化的行为，但行为都极为敏感与可塑。成年后，不使用的神经元退化，于是剩余神经元变得稀疏与粗大。同时，成年人行为比较固化，所以即使神经网络变得又稀疏又粗大，也足以支撑常用模式识别器之间的跳转。长期在同样识别模式之间的路径跳转，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神经回路的激活，使某些神经元进一步被物理上强化，变得更粗更长。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不断的去实践与学习，其本质就是为了精简我们的模式识别行为，保留具备最有效用的模式，而忽略及擦除无关信息。通过层层精简，从而使得行为激发路径更短，激发流程变得娴熟，达到随时快速激发，就是最省能与最高效的精简状态。

这些行为与其说是是内置到脑神经层面的，不如说是算法层面的。神经突触不断生长的背景下，递质素强化了其生长速度、敏感度，这二者又反过来构建了新的神经连接回路，形成更快速的跳转机制。最终，在连接数量爆发性增加后，通过交叉线索启动随机跳转，在大脑中尝试各种跳转连接，因而形成最短跳转。某些经过反复验证之后的跳转步奏，被固化成为激活识别模式集合的表单，逐一激活肌群，就可以形成我们所谓的肌肉记忆。咀嚼、打字、行走等游离于元认知以外的快速肌肉运动能力就来自于这个表单吧。

作为智能体，我们感知环境，也感知自我。在与环境互动中，通过学习策略以达到奖励最大化或实现我们的效用动机。当某个行为导致奖赏信号增强，则该种行为出现的概率会随学习精进而增大。强化学习中，学习是获得评价的前提，选择的动作不仅影响当前评价，而且影响最终的评价及下一时刻的环境状态。通过强化学习中的引导信息，仅对当期行为是否符合效用动机（或者达成效用目标）进行评价，通过评价引导智能机器自我调整，因而无须为机器预先编制正确的动作序列。外部环境不断输入感知信息，塑造了智能机器的效用动机，而后者也因数据累而不断调整。智能机器在行动-评价-行动的循环中累积知识，反复改进行动方案，以获得最佳环境适应性的奖赏。强化学习不同于监督学习，其路径是通过定向收敛的随机探索，实现强化信号最大化。

从初生婴儿开始，我们就进入他人设定的强化学习模式。经过长期的环境熏陶，在成年之前，人们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认知倾向，同时也基于这些特征相互影响。我们的群体认知并非源于古老的传统，更像某种投票机制的结果，在相互施行的强化学习中涌现出来。今天的每个人都具备3亿个模式识别的强大存贮能力，我们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无休止的比对和猜谜游戏。我们从环境中感知世界，形成批量系统性认知存贮起来，再通过相互传递、改进，形成相互认同的认知信息模块。

对生物体而言，外部不确定性是致命的，而生命只有一次（至少已知如此），幸存者们都源于被证实的确定性。因此规避不确定性，是生物的效用动机中最基本的选择，从能耗最低这个角度看来，这甚至可能是每一个生物的唯一需求。通过对他人或前人认知模式的继承，我们在短暂的生命中，获得了他人的确定性，减少了试错造成的巨大风险，因而获得了巨大的进化优势。

8 认知清单化

模式识别的连接组合，被记录为包含顺序清单的模式模块。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按表单顺序快速激活一系列模式识别模块，避面限于某一个模式的周边比对。因此有限的模式经过组合连接，从纷繁的感官里，提炼出更为精简的认知序列。人脑通过长期学习，形成更多认知序列，并将其清单存贮为特定模式。激活这些模式，就激活了整个清单序列。

之后的生存中，人类会优先使用这类模式序列组合，优雅轻松地预测、比对、执行，而存量模式不足以识别时，再聚精会神地进行认知计算。因此即使人脑的算力不足，我们也能通过为数不多的重复学习，顺利认出回家的路和心爱人的脸。在我们做出这类判断的时候，并非用纯理性的方式进行逐步推演的，更多情况下，我们会根据模式库中的存量经验做出预判。现实环境中，要么信息来源有限，要么面临信息来源过多，超出了我们算力极限。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反馈时间并不多，就生物而言，往往被赋予极少量决策时间，因而只能根据环境中有限的提示信息，迅速进行比对、决策、行动。因此，作为有限理性的生物，我们的大多数决定并不理性，更大可能基于过去成功的判断案例上，抑或是基于他人的成功案例。

视觉和听觉很大程度是虚幻的，依靠多元认知相互印证而存在于新皮质层，并非直接作用于触觉、味觉的电化学反馈这么实在。人类触觉也是一维的，化学感受器也是一维的。听觉本来是一个三维维时序波，强度、频率、时间三个因素叠加而成。视觉则是叠加色彩的二维明暗时序点阵，通过合并同类点阵精简出物体边缘等二维特征信息。但是由于双耳和双眼的存在，形成了微弱的听觉差和视差，导致视觉在脑中被换算成为具备空间特征的三维认知，而声音在某些音乐家脑中形成四维认知。当然对普通人而言，更容易在脑中、画板上复现二维视觉认知，而难以复现四维视觉认知。辨别四维声音也是很容易的，虽然难以复现声场的四维特性。有能力复现某种认知，才能使这类认知被反复梳理，因而通过脑区间自我对话的机制，积累更多的认知模型。在这种积累过程中，时间是将所有感知汇聚的唯一轴线，形成了更高维度的感知，基于时间轴，感知被互为印证，形成时序化的标定特征，成为认知片段。偶然的感知线索，或者认知线索，往往使我们激发时序中下一个模式，继而激发再下一个模式序列。同时，回忆时，模式序列反复调用的过程，可以部分重建丢失的语音、图像、气味等连接。

9 从偶然到必然

事实上，生物的一生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正因为如此，从基因角度来看，生物被设定为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因而终生具有应激倾向。事实上，外在的不确定性都必须变成可预测的确定性，否则我们就会处于应激状态，从而肌肉紧张，神经活跃，能耗标准提高。对于一切无法确定的事情，比如突发巨大声响，闪电、狂风暴雨，火山喷发及大范围瘟疫，都必须找出一个精简的模式识别模型来快速比对、识别，之后才得以消除预测恐惧的假设，才能产生安全感，多巴胺之类递质素的释放会给我们奖赏，从而全身放松，进一步降低我们的能耗。但当时又无法从科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我们会恐惧、紧张，因而就出现各种神学模型来解释它们，创造了同样的奖赏价值。

我们的认知取决于跳转的起点。我们能解读出什么，完全跟我们大脑里面对应的模型及其跳转路径密切相关，而一切的模型都存储在我们的大脑神经元里面，同一事物识别模型的角度多与少，物理上体现在该脑区神经的发达与密度。所以，生物认知的基础是其效用，而效用显然受制于其目标。比如，对蛙类而言，飞行中的小型物体是最好的效用目标，必须从环境背景中分割、标定出来。因此，其双眼和舌头可能有效捕捉移动的昆虫，无论是图像还是昆虫本身。但其有限的神经元及基因中内置的模式识别器并不能把静态昆虫从背景分割出来。

追溯当下的历史信息，从偶然的感知汇合，到认知模式的建立，直到形成越来越多的模式组合清单。上述过程使生物在为数有限的尝试后，通过层层精简，为外部世界建立了模型。大量无效用信息被层层擦除，而留下的信息直指我们的效用动机。正如海因茨.弗尔斯特的观点：即使在技术层面，信息也不能和意义分开，认知信息是围绕效用动机的预测模型，信息基于动机方有意义。因此生物演化并非一定会指向信息化这个昂贵目标，而是反映不同的的效用动机，因而各物种呈现出巨大的多样性。效用动机日渐细分、多元，导致信息流动加速，迫使认知系统复杂化。复杂的认知系统改善了生物的适应性，推动生物进入更广阔的环境，这又引发新的效用动机。认知在短暂的生命中，生物种群大都在重复上述过程，处于正反馈的循环中从。环境被卷入信息的反馈循环，是进化的必经之路，使进化的偶然性中出现了必然性的蛛丝马迹，从而使生命走上必然之路。

10 外挂工具包的战争

很多动物能够顺利分辨静态的哺乳动物脸孔，特别是双眼。因此蝴蝶甚至进化出翅膀背后的双眼图案，以伪装成凶猛动物，试图吓阻捕猎者。这种双眼恐惧症，或者双眼警示能力，甚至也能约束人类的暴力本能。比如，大街上双眼紧盯的巨大海报，能有效降低了犯罪案件发生率。事实上，这都是生物的认知外挂，以及认知外挂被另外的生物反向利用的案例。蝴蝶通过巨大脸孔的拟态，使鸟类误以为猫头鹰，或者别的猛兽，因而得到逃生机会。而鸟类则通过其预置的模式识别信息，轻松预测到代表危险的巨大脸孔，因而躲过了凶猛猎手的袭击。

除哺乳动物和鸟类以外，大多数生物的建模过程是通过长期的大量的基因变异与自然选择进化完成的，它是内置到基因的。而生与死是这个过程的唯一筛选机制，因而其效用标准机器简单。比如，环境背景中的动态物体，对称双眼的脸孔，突然出现的鸣叫声，都算是最容易实现的精简算法。

但是人类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预测模型、解决方案，乃至效用动机，并非来自父母基因中隐含的某种天赋，而是后天的漫长教育的结果。教育也算生存游戏的外挂，漫长而耐心的强化学习，使个体被整个种群的知识、经验和规则所同步。这导致哺乳动物从同类或者环境中积累了更多知识，以弥补基因遗传的信息知识匮乏。无论生活中的挫折，还是猎食逃生的成果，多次重复后，被精简为识别模型，存贮在他们日益增大的大脑新皮质层中。因而我们的认知总量极大丰富，突破了基因携带的信息总量。从此，我们不再仅仅受到基因赋予的生化推动，通过自我塑造与相互塑造，获得了超越基因的激励或约束力量。

显然，不同教育背景，塑造出截然不同的效用标的。比如，13和B这两个图形的区别，通常是前后左右有数字11、12、15等识别模型的，就能解读到13。一旦大脑里有字母的模式识别模型，就能解读到B。没有预存该对应模型的幼儿，则看不到上述任何结果，也许只会理解为白纸上的黑色墨迹。一个自幼在动物群落长大的人类孤儿，有可能终生无法两足行走，因为没有父母的鼓励和榜样，孩子无法持续数月的行走学习，更没办法在跌跌撞撞中尝试奔跑。

人类认知的基础是大量后天训练形成的识别模式，虽然很难有人填满那3亿个模式存贮器，但仅仅想象模式识别库的总量，也是很惊人的。何况模式的连接组合，可能形成浩如烟海的信息总量。正是通过模式识别信息库的建立，对外界进行多角度建模，以获得敏捷预测的存量认知。人脑通过对外挂中信息模块的重组和回放，将得到有效预测或自我认可的模型，内置到新皮层的模式识别器中。再次遭遇类似感知时，能够瞬间进行判断，因而避免逃生前的无比纠结。

11 多重外挂

从出生开始，外部输入的模式识别信息就左右着我们认知的构建。其核心算法是基于解释性的预测机制，而非当下计算。可见人类算力着实不足，大可不必为自己可怜的心算能力感到悲哀，但我们用经验模型弥补了算力不足。我们大脑的数字缓存器转瞬即刷新，因此没有笔和纸的情况下，普通人很难在脑海中逐一缓存每一位数的计算结果。因此，哪怕三位数与三位数的加减乘除，我们也很难心算出结果。但有了笔和纸，就可以越过这个障碍。纸张记录下每一步计算的结果，这些记录如同我们的大脑中模式识别信息，最后我们基于分步的结果，将每一步计算结果叠加起来，形成正确答案。纸张所记录下来的每一步，成为模式识别的外挂，弥补了大脑形成短期模式信息的能力缺失。但我们得以将有限的计算能力，用于简单计算，再将纸上每一步的结果计算出来即可。

我们的认知系统一直处于回溯历史的反复中，以期验证储存中的模式识别信息是否正确。这源自我们基础的生物算法，最省能且高效，但最终超越了基因预设的本能，在人和人相互的比对和印证中，形成了深刻的本体认知。上面的字母模型与数字模型就是典型的习得模型，人类后天出生后经过反复训练而获得的模型，这些模型以模式识别信息的模式存入新皮质层，然后形成认知背景库的比对模板，作为为我们每一次感知输入进行预判时的比对依据。正是巨大的模式存储能力，把所有人类变成了学习的高手，从环境中学习，向其他人学习，想历史上的人类学习，观察学习其它生物，因而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生物，学习成为每个人的主要行为，至少在相当长的人生阶段中是这样。这种情况下，他人成为我们的认知外挂。

有理论认为，模式识别信息形成有进化论基础。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无聊的重复和有效用的重复。因此忽略无聊的重复，关注有效用的重复，我们才能有激活维持物种的繁衍。有效拥堵重复可以描述为：经验，秩序，练习，学习，从众心理等等，都是为了把一个我们需要的模型内置到我们大脑神经元里面，精简为模式识别模型的过程，以便我下次可以用该模型解读世界更轻松。认知外挂及多重外挂的出现，是生物算力和储存能力不足的补充，也契合能耗最小化的自然法则。

12 激素与神经元 – 双轴驱动的认知系统

生物在亿万神经细胞的电信号作用下，形成外界的感知，之后生物电信号回馈到肌肉，促使生物产生反馈行为。神经元胞体或树突受刺激到达阈值后，就会产生动作电位，形成响应放电。动作电位由此沿轴突传递至相连神经元。阈值前后的不应期和放电期形成二进制的数字化模式，这使脑细胞成为我们的笔记本，或者生物硬盘。虽然神经元内部信号传导达到光速，但神经元之间却很慢，神经递质会阻碍传导速度，因此生物反馈速度是有极限的。就人体而言，我们的反应极限是100ms, 这对大多数人的生存而言，已经足够快速。生物认知的基础频率是由连续的综合感知构成，因此我们的反馈速率就构成我们感知的基频。加载于这个基频上的蹦跳行走、吃喝拉撒，都是在极短时间内的反馈行为，这使我们成为高能而敏捷的动物。

但是，认知并不仅仅存在于神经网络中，也浮现于荷尔蒙等激素中。这类激素相当于人类感知系统的另外一个坐标体系，其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时间轴。与神经元放电比较起来，不同激素调节作用不同，有的迅捷，有的相当迟缓，但作用时间更为长久。且不同激素在不同脑区、神经元分布并不均衡，因而作用传导率影响也不均衡。多数情况下，激素的影响仿佛自然天成，难以自我觉察。不同激素能明显改变神经元，或者神经递质的传导率、敏感度，因此可以改变神经元响应阈值。同时，激素水平高低不仅受脑神经元相互作用，也深受全身各组织、器官的影响，因此我们的认知也深受我们身体的影响。在血液或体液的驱动下，游弋于全身，其作用舒缓且持续，生物的感知系统因其钝化或者锐化，对原始脑控制的感知、认知行为影响巨大。

这个系统赋予敏捷的神经网络巨大的多样性。神经元递质水平改变，强化或者弱化了兴奋感，因此强化或者弱化了生物动机。大脑神经元的睡眠机制也契合上述双轴的作用体系。生物所在生态圈的环境节律由阳光、潮汐、季节、季风、雨雪等多种因素组成。在自然节律的作用下，下丘脑在夜间分泌较多甘丙肽，降低神经元传递效率，使突触间放电迟滞。因而脑神经元被慢波高度谐振。深度睡眠时，局部脑神经细胞活跃度降低，而逐渐被慢波基频所谐振。频繁放电一整天的神经元得以被慢波同步。高度同步后，局部活跃的神经元被淹没在全脑激活的环境慢波中，因此独立的放电回路被持续而强烈的慢波所消取代，神经元获得了片刻充分休息。

以色列科学家Lior Appelbaum证实，睡眠可以提高神经元染色体动力学，而神经元活动则相反。因此神经细胞在随波逐流中，慢波谐振使染色体动力学增加，有利于修复DNA频繁放电所致的断链损伤。有学者认为深度睡眠时，慢波谐振使大脑血流加速，神经细胞内外液体流速增加。此时，神经元囊泡张力明细变化，突触也会随之伸长。近期越活跃放电的神经元，突触生长越明显。长期活跃地神经元，其突触甚至可能越过脑区，与其它脑区神经元建立链接。某些模式识别信息，特别是新习得技能、强刺激，会因新连接建立而被动激活。在新建链接形成后，强效用动机的模式信息被进一步重塑、拼接、优化，形成梦境反复回放。白天的嘈杂感知和碎片化的信息，却因链接被重塑而失去踪影了。正是在白天紧张的高频放电与夜晚松弛的慢波睡眠，人脑神经元得以有节律地激活，休整，突触生长，遗忘掉白天的琐碎生活，而沉淀出更多有效信息的短链回路。

可以说，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持续的化学维度，我们的神经网络才能产生缓慢，但是更为长远的目标感。一旦这种缓慢的时间轴被化学药物所改变，人类个性、反应、专注度都会发生改变，因而影响醒悟模式。某些寄生虫可以通过其代谢物使人体一些关键基因低甲基化，因而影响大脑神经传导特性。神经元被感染后，免疫机制作用下，分泌GABA神经递质，这是大脑中负责抑制恐惧和焦虑感的化合物。

另外，某些寄生虫干扰会提高人体谷氨酸盐（味精是其中一种）水平，这也会增强神经递质兴奋度。通常，一个神经元在被激发后，会向细胞之间的空隙释放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盐，激发下一个神经元细胞兴奋。好在星形胶质细胞及时回收谷氨酸盐，将其转化并用于细胞代谢。因而神经传导度得以恢复。而当大脑被感染时，星形胶质细胞会肿胀起来，变得没办法有效地回收谷氨酸盐，导致神经元不正常放电。这种两种作用叠加下，感染者行为模式发生改变，更勇敢，也更可能好奇或冒险。研究表明，被弓形虫感染的黑猩猩会被其天敌金钱豹所吸引,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人身上。这是一个神奇的循环，恐惧会抑制人的好奇心，当危险来临时我们逃之夭夭。但恐惧也带来新鲜感，在生命中添加了特殊性。

每个人激素水平具有天然的差异，因此表现出的独立性和同步能力区别很大。神经递质即使作用慢很多，但对神经元影响持续而强烈。而且在其长期影响下，很容易异于常人的人格特质。全球30%人口被弓形虫感染，还有更多被其它寄生虫、真菌、细菌、病毒感染的人。这些人显然不完美，却给我们这个种群带来数十亿种人格多样性。即使他们中虽然其中杰出创造力者灿若星辰，也总有不同凡响者，一直在影响人类文明的走向。

天才未必是最聪颖的人，但一定是勇敢的人。勇气使之不甘于复制他人模式信息，使有限的新皮质层空间远离被同步、被植入群体认知，继而有机会尝试出全新的认知。而勇气的来源，深受社会环境中普遍的认知模式影响，但也受到自身化学激素的影响。客观上，个性往往被群体植入的观念所干预，长期的监督学习，一定程度上会压制尝试的冲动。

一快一慢两个不同基频的时间体系叠加起来，生物认知系统得以建立不同的反馈机制。相对于瞬间激活的神经系统，化学系统可以累积更多的环境变化，应对更长的周期环境变量。比如潮汐、四季、冷热等天体运动，生物认知系统无法察觉其明显变化，但身体累积的环境变化却可以改变神经系统敏感度，比如光、热、水、月球引力、土壤墒情、环境中性激素浓度等，可以追踪更宏大绵长的周期运动。这些变化悄然发生，一旦突破某个阈值，生物就立刻出现明显的模式变化。顺便说一下，由于生物寿命的有限性，对于更长周期的自然节律，或自然变化，显然不具备感知能力。比如，地球自转倾角变化、冰期节律、地磁转移节律等更环境变迁，以万年、十万年、百万年为单位，即使数千年寿命的红杉，也是无法产生感知积累的。我们的进化历程是个筛子，而超越繁殖期的寿命就是筛孔的尺寸，除非在繁殖期内出现环境变化，否则筛子无法起作用。

这两个坐标系相互交叉，互为影响。而生物能够充分利用敏捷与缓慢，精确与混沌，短期与长期等不同评价体系来与大自然互动。微量激素变化就可以影响生物性格、食欲、繁殖，甚至影响性别，而且激素水平受到更隐蔽，更缓慢的环境参数影响。其中有天体，气候能明显影响繁殖意愿，春暖花开是多数动物发情的时节。某些情况下，同性激素水平过高，有些鱼类会转变性别，以适应种群繁殖。这些看似无形的环境压力，构成生物进化的导航器，神经系统则成为生物的轮子和方向盘，以持续而强大的影响力，使生物具备众多、也更长远的目标，并终生被其所引领。

先天模型是后天模型的基础，先天模型比后天模型更稳定，先天模型是内置到基因层面的，它是通过亿万年的进化而把模型匹配到神经中枢的过程，从而达到自动化判断的过程，比如我们视觉看颜色，数百年都不变，不同人也基本一样。而后天模型则漂移不定，千变万化。先天模型对后天模型起决定性作用，先天模型的基础性是先天模型对后天模型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体现，它决定着后天模型的原材料。先天模型的决定性作用还表现在其对后天模型的持续约束机制,先天模型对后天模型起决定性作用。精简模型对非效用特征的屏蔽作用,前者成就我们的省能与高效，并且从我们的脑神经上，从本能上对强模型进化强化，对弱模型就行淘汰，这使得我们在任何默认情况下，都会不自觉的使用精简模型。

在人类基因赋予的基础识别模式中，如面孔识别，动态物体识别、配偶识别、食物识别的激发等具有强大的遮蔽度，而情绪激化模式，如恐惧、愤怒、热情、欢快也可以强化或者弱化对模式的识别度。基础识别是优先启动的，其它识别模式，只是基础识别模式的更上一层细节标注。基础识别往往会掩盖其它背景。

比如，雄鸽求偶时，不断低头沿同一方向绕圈舞蹈。人类饲养的鸽子乞食时，也有同样舞蹈行为。同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其它乞食的哺乳动物身上，也出现在祈雨的端公、祭司们，求爱的部族小伙身上。他们放低身段，绕着祭坛或者姑娘舞蹈，期望获得天神或女神的青睐。这些时候，基因赋予的识别优先权掩盖了认知真相。

另外的例子中，人们的视线往往受到基因无意识地驱动。在一张照片中，通常人们会首先关注其中的脸孔，而在这张脸中，眼睛又是焦点。另外一个实验也验证了这一理论。在一段精彩的篮球赛片段背景中，科学家植入了一个侧身出入屏幕的大猩猩人偶，由于前景有运动员争夺篮球，大多数被试者未能识别出猩猩。人眼的认知是擦除的过程，经过擦除简化了我们的认知素材，形成精简的轮廓分割。之后根据自然背景中罕见的双眼对称图形，大脑精简出脸孔的认知。其后，人类在脸部认知的细节上，叠加了表情、动作等细微特征，用以分析对方喜怒哀乐。对情绪的认知，使人类成为相互同步能力更强的社会动物。

由于人类元认知同一时间单回路处理机制使我们同一时间只能处理一个有意识的认知回路，除非不涉及全脑激活的行走和咀嚼，因此其它认知回路会受到干扰。当我们处于后天学习到的认知回路时，先天模型也会不断干扰后天认知的连续性，尝试重新取得主导地位。有研究表明，青春期的男孩在无所事事的状态，每16秒就会想到一次姑娘。感谢基因赋予了我们如此强大的效用动机，造就潜力无限的倾向性，也因此我们得以延续至今。

拳击教练总是对精疲力竭的选手说：任何习惯可以通过长期训练，都能成为本能。但事实上，这不可能。高速感知到肌肉的神经反馈是可能的，感知到风险而快速激活肌肉也是可能的，但本能远比以上复杂，因为本能的认知回路来自于多种激素、神经递质素的持续作用，这是数十亿年进化的结果。

和我们灵长类远亲一样，人类初生婴儿双手自然而然地紧握任何能够抓握的物件，使其攀附于母亲身上，6个月大的人类婴儿就能够识别对其不友好的人脸，8个月大时，甚至能远离高处而避免摔下。这些来自基因的自然反射，显然由某些特定感知自动激发，如手中的触觉、眼前的笑脸、身下的悬崖。而后天的学习，对人体的化学激素环境改变很低，即使有所改变，也无法改变基因，将其激发条件的遗传密码写入下一代。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你很聪明，但在日常生活里面，只要涉及到五官的先天模型，特别是美女、帅哥，我们的视线首先就会被这些先天模式识别模型所主导。同时，近似人脸而非人脸的物件，也长被人类优先识别，成为人脸躲避的形象，比如我们更厌恶长得近似我们的猩猩，而喜欢进化树远端的狗狗和猫咪。从进化角度来看，我们的祖先在和其近亲族群相处的岁月中，肯定有相当长时间处于剧烈暴力冲突中，同族猎杀的行为，使我们对近似自己的非我族类充满警惕。从婴儿时代开始，我们就鄙视、厌恶、甚至恐惧任何人形的非智人生物，这种传承曾导致我们独立进化，也导致最近十万年来对其它人族远亲的彻底灭绝。同样的基因遗产也使人类远离异族，只因肤色、语言、文化等肉眼可见的差异，人族群之间也相互攻击，相互灭绝，绵延不断的部族战争、宗教战争和世界大战成为人类历史的主要记录。更遗憾的是，直到19世纪，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还在澳洲、美洲、非洲践行这个远古遗俗。对原住民进行大规模灭绝。即使最近三十年，美国也基于可见的族群差异，在全世界发起过十余场大规模战争，数百万人不幸离世，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作为认知主体，个人远非独立自主的。首先，每个人都会被遮蔽在先天遗传的认知识别模型中。其次，后天的习得的认知传承也不是独立的，习得过程显然深受群体操控，即使群体中大多数人充满善意。这是所有人的常态，如果不对认知过程本身进行深刻的了解与学习，作为时间短暂、精力有限的个体，谁也难以突破本能与传承编织的认知牢笼。这个牢笼曾经内置于基因，更具底层稳定性，也外置于我们的群体认知中，历经百万年无穷尽的个体、群体间耦合，构建出群体对个体的深刻影响力。当群体中的个人在连接带宽、频率、容量、节律完美契合后，就很容易以符合我们神经网络特征的信息组合约束、塑造大多数人 – 这不仅是人类认知体系的漏洞，也是顺应宇宙法则的结果，偷懒不仅仅是生物的天性，在熵增定律的制约下，万物必须遵守最小作用量原理。

好在语言形成了另外一个坐标轴，从此人类认知颠倒过来了，通过回溯时光，构建出日益丰富的历史认知，经过无数次拼接组合，构建出人类长远的回溯能力。我们透过历史，不仅梳理和约束自己本性，也能梳理人类群体的本性，这种能力使拥有某些独特愿景，使我们超越了群体无意识。法国学者雅克·埃吕尔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我们创造出来的技术是一种实体，它指导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向它屈服，并对其进行适应。实际上，技术是认知的外部投射，呈现为认知与环境的交互结构。我们的认知以缓慢的加速度，将我们约束起来，最终成为整个种群的外部演化压力。在压力下，人类个体开始偏离生理本能，反过来对日渐增长的群体认知进行适应。这些反向适应也改变了我们的生理结构，生物基因被自己及群体的认知重塑了。

13 持续进化中的新皮质层

演化似乎是园艺师，不断剪掉多余的枝叶，给留下的枝叶以更多发展空间。研究表明纹状体中的神经元是脊椎动物最悠久，也最基础的神经元，而其它脑神经元是在其基础上的进化修剪。鱼类在5亿年前与哺乳动物共享脊椎动物祖先，二者RNA研究表明，它们都保留了同源的皮层下核及所含基底神经节，其中的纹状体神经细胞也高度同源。有意思的是，神经科学家Olivia Choy发现，人类精神病患者的纹状体比正常人大10%，因此其动机奖赏机制异于常人，类似药物成瘾者或职业罪犯，会不惜代价来寻求动机满足。纹状体可以理解为更复杂的认知库与我们基础感知系统的连接件，其兴奋阈值变化显然会影响感知/认知之间的精简转换。当然，目前还没有完整证据，证实纹状体扩大是精神疾患的原因，也不排除错误的认知循环在先，继而引发了纹状体结构变化。

2亿年前，哺乳动物进化出多层神经细胞构建的新皮质层。在随后的岁月中，某些物种的新皮质层高度分化，因而获得了更充裕的认知模式存贮空间。灵长动物和啮齿类动物海马体中，中间神经元的丰度和分布高度相似，但由于9000万年的各自进化，皮层的中间神经元比啮齿类动物高8倍以上。这些变化使我们能记住前辈的哺育行为，并重现于自己下一代，也能记住自己孩子的气味或模样，从而组建亲近的家庭。

基于洞穴生存的啮齿动物需要掘进、探洞、潜伏、迷宫定向等独特才华，而更晚进化出来的灵长类，则需要良好的视野、视距、色觉、跳跃、攀爬，不同境遇使特定脑区神经细胞增减，甚至遗弃或突变出某些独特功能。虽然灵长类和啮齿类都具备高度一致的海马体中间神经元，但灵长类嗅觉神经元数量稀少，是生存环境变迁后，基因被反复修剪了上千万年的结果。当然，虽然，灵长类大脑并未添加新装备，但新皮质层明显扩张了，表面积增加，神经元数量也增加了。

作为补偿，灵长类动物具备了规模超大的模式识别库，可以存贮数量惊人的模式信息，代替我们失去的某些先天能力。同时，其幼态漫长，需要亲人长期养育，反复学习成年同类的行为，才能存活。因此，灵长类动物实际上继承了整个种群积累的模式数据。简而言之，相对于其它物种，我们并非聪明多少，只是同类间更平等友善、连接更紧密、学习期更长、相互学习愿望强烈、好奇心更持续更而已。

人类的对声音的解析力和记忆力都相当惊人，这可能得益于我们羸弱的肉体，使我们时刻要保持警惕。稀树旷野中视力和听力的感知融合，使我们获得了最早的语言认知。在雨林的数千万年和稀树草原的数百万年中，人类既是猎物，也是猎人。这让我们的双眼前移，形成狭窄但具有景深的立体视觉。这种视觉让我们更加聚焦前方目标，但缺点是无法估计侧向和后方危机。还好，声音是极好的警示信号，可以使我们循音而动，扭头四顾。身后的脚步声、草木折断声、动物鸣叫声、翅膀扑腾声，声声入耳，皆可能是掠食者来临的信号。当然，最终使我们语音辨识能力提高的，还是同类之间面对面哼哼哈哈，卿卿我我。同类之间具备同样的发音能力和效用动机，因而更容易复制他人的声音模式，也更容易理解其含义。相互之间的语音模式复制使我们具备了智慧生物的典型特征：形成了跨越个体的认知传递，也使群体认知成为个体的知识库。

科学家对鸟类鸣叫地研究表明：鸟儿的歌声越复杂、越优美，对异性的吸引力就越大。换句话说，雌鸟能够通过雄鸟叫声的复杂性、和谐度来判断它的智力、健康、力量程度，以此作为择偶标准。因而使每一代鸟儿被选择压力所驱动，发展出日益高超地音调、旋律，包括与之相应的辨识和认知能力。在语言进化前夜的某个时期，也许我们的祖先也处于这样的状态。某个幸运的部族偶然形成的社会习俗，成为针对语言能力的选择压力，使能歌善舞者成为首选对象。这里的歌或许只是哼唱，或许是口哨，正如土耳其北部山区的口哨语言，曲调、旋律、节奏促进了基于听觉认知的性选择。基于此的能力成为该部族听觉记忆能力突飞猛进的加速器，经过数百代人的迭代，该基因被强化，而缺乏者被驱逐，或者失去交配机会。直到发音器官出现跃迁，能够更加匹配我们的语音认知能力，说与听的互动使通用语言成为可能。今天，在亚洲的苗瑶村寨社区，还能看到年轻人聚集起来唱山歌，期待通过歌声选择自己心爱的一半，这是否是我们对人类自身进行人工优选的遗迹呢？

与其它能力一样，人类的语言认知能力绝非仅仅依赖基因改变，而是基因与后天训练这种行为改变深度契合的结果。人类抚育后代是艰辛的工作，远非食物、洞穴那么简单。父母们从零开始，不厌其烦地复述词语，是婴儿语言能力突破的关键。其次，婴儿们满怀好奇，孜孜不倦地嘀嘀咕咕，自由拼装这些刚复制得来的语音信息，并且反复与亲人们交流，从而形成语音与环境事务的锚定关系。

为人父母都知道，这个过程其实很漫长，两岁的幼儿，需要24个月才能记住数百个音频序列，辅以不同语言递归结构，以表述不同的事物。而且，通过不同音调，还能表述截然不同的语意。这样有助于弥补音素/音节不足造成的语意混乱，同时复杂嵌套的发展，也简化了早期语言中的过多音素。今天的博茨瓦纳还拥有早期语言的活化石，其112个音素，使其完全不同于20-30个音素的多数语言。这也充分说明，人类语言也遵循计算机发展的历程，由早期的依赖硬件的多音素，过渡到更加依赖软件分析算法。不同族群的发音受制于生理结构的细微影响，舌，喉，唇的先天差异，随着语音的减少，该种语言发音更容易，这使得学习更容易，交流更精准。为了适应于所有人的发音，多民族混合的大族群的语言变得日益简化，成为覆盖面最宽的语音公约数。

这个简化历程从十四万年前一直持续到今天，英国殖民地混杂族群们共同使用的克里奥尔语就是音素减少，语法简化后的混居民族融合后的典型语言。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则是数千年来，欧亚大陆中段、东段、南段众民族混合的产物。2000多年来中国的中原地区外族入侵不断，不断南迁、东迁的少数民族轮番入主中原，因此，每200-300年出现一次民族大融合。因此，现代中原地区汉语音素也远少于大多数孤立的原生语言。

随着族群汇入、融合，语言显然也处于不断精简的过程中，虽然描述性词汇随着文明的延续在不断增加，但音素日益简化，使人类从生物进化获得的物理限制，不再成为我们彼此交流的障碍。

在语言基因出现之后的十多万年里,前额骨考古学证据显示，人族的外侧前额叶和顶叶容积显著增加，而且近万年来，脑容量甚至略微下降，前额却还在持续增大。由于人类幼儿颅骨出生后并未闭合，且骨骼生长持续多年，期间的神经元生长有助于塑造相应区域的颅骨，因此不难理解最近数万年人类颅骨变化的潜在原因。语言、社会连接、迭代学习等人类习性改变，促进了婴儿脑区突触扩张，也在成年之前塑造了颅骨高耸的独有外貌。

社会连接和持续学习促使孩子们自幼学习，从简单音频组成音素的，跃迁为对语音时序和嵌套逻辑的理解。复杂嵌套的音频序列的进一步推动人类大脑容量的提高。理解他人语言的人，学习能力更强，盟友关系更紧密，其存活率也更高，显然具备更高的进化优势。

语 音 模 块

分享未必需要语言。狼群从小就一起分享食物，分享格斗游戏的乐趣。对社会性哺乳动物而言，分享行为促进了共识模式的形成。养过猫狗的人都知道，宠物们通常有较为固定的行为模式，启动这个动作，他们就会开心地参与游戏。

不仅哺乳动物，鸟类的鸣叫声也隐含某种共识，如警示、求爱。比如，某种鸣叫能提示同胞，甚至其它物种东张西望，发现捕猎者。一些灵长类动物新皮层发育出更多的模式容量，可以存储不同的音频模式，以指代不同天敌。海豚等鲸类动物具有高度发达的新皮质层，可以理解更细腻的声音频率、语音间隔表述复杂事物，不仅位置、求偶、捕猎等需求，还可以在群体中讨论捕猎方法。生物学家丹尼斯经过数十年研究，发现海豚的语音具有明显的人类语言特征。丹尼斯的团队通过计算机分析其语法结构，将语音片段与特定场景连接起来，发现了某些常见词汇，比如，一起玩游戏，别跑了等等。能够通过语音连接，海豚甚至可以交换复杂的想法，相互传递拉开瓶子这类复杂技能。海豚通过语言进行双向交流，能在群体中建立明确的分工序列，并集体讨论狩猎方法。实验后期，科学家们制造了水下发音设备，模拟海豚的语言，与其交流后发起了群体游戏。

当然，人类不仅关注当下，而是更长远的事物。只有人类发展出了数万种认知模式编织出的词库和多层级语言结构。经过语言描述的感受，知识，经历，使我们感知和认知记忆被精简，更容易相互分享、传递，甚至形成群体同步.语言是群体共识的最小公约数。人们基于语音、语义模块形成越来越大的共识，后者又促进了相互连接，紧密连接推动更多共识形成，连接与共识的螺旋增益形成。从此，思想开始流动，技能也更容易学习，经验可以传承。人类之间的互防模式被合作模式逐步瓦解，我们不仅把他人当作土地或配偶的竞争者，也开始意识到他人认知模式的价值。

1 原始语言

如同人类文明诞生的这是十几万年，部落的历史虽经过代代传颂，我们却无法追溯祖先从何而来。这也是人类语言发展史的佐证，说明人类的历史远早于能说会道的历史。在我们称霸稀树草原的多数 日子里，祖先们无法述说我们的故事，因此更早期的人类历史湮灭在时光中。

直到现代语言诞生，人类行为呈现出明显独特性，比如，批量制造工具、房屋、庙宇，其社会行为也开始与动物们截然不同。与今天的聚居社会比较起来，人类离群索居的时代极其漫长，也相当艰险。作为一个独立物种，我们几近灭绝，绝非传说般浪漫的童真时代。也许某个冰期后的大洪水才是人类进入人类纪的标记物，几乎所有民族传说中，大洪水之前都是寥寥数语。

长远来看，地震、洪水、战争之类的突发灾害，是族群得以迁徙、聚集的驱动力。人口相对密集的群体中，新出现的语言基因也更容易扩展到更多后代中去，人们之间相互语言训练频率也更高。语言要素以群体共识形态呈现，大群体有助于形成更精简的群体共识，词汇、语法因此而简化。

早期人类也许仅仅能模拟自然界的各种声音，同时模仿同伴的特色呼唤，抑或是在火堆旁有节奏地集体喊叫，类似当今的马赛人的两音节变奏合唱，随之而来的是音频序列嵌套组合的大爆发。模仿自然界声音的手段很多，叶片、口哨、敲击是不需要声带参与的。土耳其沿黑海山区口哨语言能够在700米内实现完全交流，远比声带语言40米距离传播更远。因此乐器的发明也许早于语言，使用叶片、管笛等工具，可以产生更为响亮的声音，虽然没有口哨表现力丰富，也可以传递简约的信息。当然，口哨语言即使起源更早，也是在双唇敏锐、音序回溯、音序复现、气流控制能力极大提升后的结果。

语言并非人类独有，很多哺乳动物也有简单的初级语言。豺是5-12只聚居的掠食动物，它们用吠叫进行远距离沟通，这种交流方式对其生存很重要，对外宣誓领土，对内也发出合作信息。豺发出的呜咽声可以传递出数公里远，足以驱赶猎物，同时告知同伴猎物奔来的方向。我们的近亲大猩猩音域很广，也能哼出重复旋律的小调，而且领主往往通过小调告知群体进食地点和时间。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没有太强的等级制度，但彼此交流更加充分，表面上看它们更加喧闹嘈杂，实则表现出复杂的社交层次，它们的哼唱表现出明显的目标、愿望和感受。但即使如此，它们并不能学会更为复杂的口哨语言，因为认知和记录长曲调需要多层次精简能力，也需要存储更多语音模式信息，而复现长曲调需要灵敏的双唇和喉部气流控制能力。显然，这恰好是人类最近数百万年演化出来的独特技能。

2 两足行走，左右脑认知模式的再次交汇

600万年的双足行走和脑半球形成对话模式有密切关联。双脑和双侧肢体通过对话，相互保持了运动同步。这个过程，类似精简认知过程中的交叉线索互为印证的机制，两个半球针对运动控制的步伐模式互为印证，直到收敛为更省力，也更相近的节律。因而促进我们形成崭新的思维模式，那就是模式交换、相互操控、自我修正的神经网络模型。

人类基因图谱的分析来看，现存人类都来源于14-15万年的数千人规模的小组群，而考古化石也证实，力气不大，牙齿不尖锐的人类历经劫难，屡次离灭绝只差毫厘。那么人类晚近的蓬勃发展，其根源在哪里？人类存续的关键环节进中，双足直立行走显然是人类身体进化的第一步。直立行走在几个方面解放了早期人类某些器官的发育限制，比如，

– 直立使胸腔得以扩大，增加了肺活量，使狩猎成功率提高；

– 解放了双手，使用工具的机会多很多；

– 直立解放了视野，使人双眼进一步前移，视距范围扩大，远近皆可；

– 也是最重要的，为了保持两足动态平衡，两侧脑半球完善了对话机制，使双脑系统虽然各自决策，但互为锚点，形成对话机制。通过双脑之间的模式激发，得以学会节律平衡。

双腿直立并非静态平衡，而是动态平衡，数十块肌肉一直在不断调整，以修复和维持直立平衡态。一旦迈开步伐，两足步履一致后，反而更容易维持平衡态。表面上是两足交替迈步，同时也是两个脑半球交互与同步的过程。我们的左右脑分别控制着对侧肢体，因此左右交替前进并非天生易事。出生后，我们首先需要建立本体感知，即区分出自己与外部世界。对人类婴儿来说，有时候也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分清哪些是自己可控、可感知本体，哪些是不可控外界事务。婴儿的随机运动看似无用，其实是通过不同感知输入的交叉线索，尝试建立本体感知的过程。在熟悉了本体与外部世界的感知交互后，也不断测试各种效用动机的达成机制，并以此建立信息的相应的模式激发表单。这需要我们识别出自己的肢体、肌肉紧张度、触感，也需要通过平衡器官、视觉辅助进行平衡感知。

即使婴儿能够区分自身与外界，能控制自身的肢体运动，也未必能协调肢体相互关系。特别对于进化后期出现的灵长类动物，手指、脚趾、四肢高度进化，肢体相互协助能力极强。双腿直立行走更是困难重重，需要十余个关节、数十块肌肉的协同工作才能实现。

我们能够学会直立行走，源于三个主要的生理进化。首先，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人类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大脑。我们的新皮质层中，多层排列着密集的神经元，能够存贮上亿模式识模块。在成功尝试某些动作序列，并满足效用动机后，激发动作序列和满足感的表单被记录下来。再经过多次重复后，神经元突触增多、伸长，因而与更多模式单元建立了连接。当神经元连接数翻番，则意味着该脑区神经元互联度、网络效率、连通率都会指数级提高，该区域的模式模块被其它认知模块触发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因而形成长序列的认知组合。

当然能做到这个的哺乳动物太多，我们并非唯一。从小鼠的学习实验可以得出结论，小鼠能记住两三秒内的奖赏，因而迅速获得训练成果。一旦奖赏发生在10秒之后，就需要长期训练，才有可能获得同样深刻的认知回路。作为人类，我们能够回溯更长时间的感知汇入，在时间长河中发现更多认知锚点，因而精简出的信息容量也就更大。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说法：“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的视角。”当信息来源更多样，对生物而言，新的视角就出现了，最终汇合成新颖的认知组合，层次更多、更长的认知序列表单使认知能力指数级扩张。说个题外话，与生物认知原理一样，国家、公司和其它组织如果不能汇入更丰富的感知，就无法产生新颖认知，因此忽略领域外的微弱信号，也就不具备适应性变革的行动力。

想想一台芭蕾舞剧的整个姿态序列，以及组装苹果手机的的作业流程。在肖斯塔科维奇的舞曲中，舞者锚定节奏，即可随之起伏。组装工的工作看似复杂，也只是将看板或SOP手册做为认知锚点，根据提示，一次次跳转动作。随着短表单演变为长表单，我们有足够的平衡能力在戈壁滩奔跑，还能疾速避开乱石，也能用手语彼此交流，学习制作复杂的黑曜石手斧。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我们拥有了更长模式序列的回溯、精简、记录、复现能力，能够灵活调用较长的认知序列。终于在某个时期，这种特殊的认知能力最终被我们用在回溯、记录生物自己发出的音节序列上。从此，频率、音调和音量被切片标准化、模块化，再组合为更长序列的认知模块，精简的语言诞生了。

人类用口哨模仿鸟鸣的历史非常久远，直到某些生理条件成熟后。当我们回溯听过的声音片段时，也回溯了同步汇入的其它感知。声音的感知与其它感知线索交汇出认知模型，我们就能给每个单词赋予特定的含义。口哨和早期语言本质都是声音与感知的交汇，只是唇舌喉配合的语言更丰富，相比而言，唇舌配合的口哨因素更少，也太费劲。

第二个明显进化在于，人脑的半球化虽然更显著，半球之间的脑白质远超其它灵长动物。人脑各脑区之间沟通效率更高，因此内部跨脑区交流更充分，这也让各种来源的认知能力彼此连接，形成强大的想象力，使认知模式成为一种长期存留的知识体系，而不是转瞬即逝的神经反射。通过纺锤体神经元的高速连接，每侧脑半球对应一侧的手、眼、身体等肢体感知，可被对方同类感知、认知模式激活，形成跨器官、跨脑区协同控制，这种高可控性使我们展现出更强的本体认知。不同感知区域间形成多路径连接，更多交叉线索精简为更抽象认知模式。我们因此脱离了见山为山的感性思维，开始以貌取人、察言观色、以价值观结盟。跨感知模式连接能力，源于脑区之间越来越多的跳转路径。

第三则伴随神经系统两侧化而形成的独特对话机制。左右两侧的肢体，在各自脑半球控制下独立工作。两个脑半球通过胼胝体的连接，保持基频同步，因而形成脑半球间交互对话机制。双方各自跟进对方，以对方的认知模式为线索，也传递给对方模式线索，进而以双方认知的交汇，形成交叉认知，逐渐同步为稳定的动作序列。从结果来看，两足运动看似节律运动，实则两侧脑半球的一系列运动模式，互为锚点，形成循环激发。比如，当左腿向前偏左迈出第一步后，则右腿不用思考地，也偏左跟进，复制右腿步幅、扭矩、角速度。虽然双侧肢体长度、灵活度、力量并非完全一致，且躯体、手、头等多个重心干扰，第二步无法完全契合第一步，但两脑半球会因感知而做出修正。右脑指挥左侧肢体，继而左脑接替，开始了新的循环，几步以后，彼此都能合拍的节律性步伐就稳定下来。

人类神经系统更像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只是2个脑半球基于胼胝体形成了对话机制，互为印证，互为锚点，但随时保持各自独立的决策机制。至少从硬件上看，脑半球是完全独立的，靠胼胝体保持基频同步，因而可以互通信息。裂脑病人研究表明，切断胼胝体连接后，明显观测出两个人格。而且随着隔离时间推移，各脑半球存量模式差异加大，两个人格差异也越来越大。双脑认知交汇的对话机制，只是感知交汇为认知模式的放大版。在相互交换复制模式信息中，双脑从交叉的认知模块中获得某些精简的共识。人类这种看似搜索，或者拼凑，也似纠结的行为反馈，却被我们自己称为智能。

从认知角度看，我们的蹒跚学步只是牙牙学语预演。习惯了脑半球对话的学步模式，孩子们既能适应脑半球之间自我对话，也能适应与别人对话的模式。孩子们花多年时间才能完成双脑及双侧肢体交叉同步，形成交叉印证、独立驱动的独特步态。同样能力被移植到语言学习中后，宝贝儿们模仿大人发音，之后模仿大人们的其它行为。大人们也将孩子们的当前状态作为认知锚点，给予孩子们新的提示，作为孩子的认知锚点。当双脑半球的对话扩展到人群和人群，形成人类之间共同的认知模式库。我们通过语言、表情、触觉连接自己的亲人，与之互动，分享相互的模式库，也将其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也许这是最重要的一步，促使我们在对话中学习，学习后我们得以蜕变。

当然，每个人的幼年都经历从强化学习到监督学习的转变。在我们懵懵懂懂的时候，父母的微笑、鼓励、奖励提供了学习循环的奖赏项。持续的强化学习使我们学会了进食、行走、社交、语言等基本的生物技能。进入学校和社会以后，我们被规定答案、规定动作所植入，成为别人的语言、观念、逻辑的复读机，或者验证某种答案的机器。从那时其，我们被他人植入了更多模式信息，这类型的学习决定了今天大多数人的社会角色。上述学习模型也是相互交叉的，它们之间相互触发，也彼此干扰。

从成长的后一阶段起，甚至在自我评价之时，我们的学习开始受到监督学习的推动。一旦我们修正了行为模式，并将其与某种楷模、英雄、好人等形象连接起来，自我奖赏机制就发挥作用了。在这些形象与现实自我的对话中，使命感、归宿感、忠诚感、成就感等自我奖赏机制起到巨大作用。当然，反面的贪婪、荣誉、安全感也具备同样奖赏作用。因此，幼年时的伙伴与邻里环境会映射到内心，从而影响到人的一生。

奖赏机制中，基于对错和基于试错的强化结果大不相同。基于对错是对结果的强化，而基于试错是对过程的强化。无论基于试错的奖赏机制，还是对错的奖赏机制，任何一种学习都能精简出有效的模式识别模型。只是被限于监督学习的学生，学到的对错模型会成为未来学习的约束条件，从而更加聚焦“正确”答案，避免试错成本。但是，也更容易形成逻辑上的认知内卷化。

我们的神经元是头尾相连的，认知模式也是相互连接的。不同的认知信息会相互影响，具备数量优势的认知模式会形成自我强化，形成明显的认知边界，认知体系因此逐渐内卷化。从整个种群的角度，人类彼此相连，所以群体文化、专业技能也是特定认知模式内卷化的结果。好在对于新生儿来说，这二者几乎是不存在的，孩子们对前人认知体系的复制漂变和刻意创新是人类文明不断前行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每个人打出生起，就摇摆于自我探索与认知强化之间。认知体系中不断融入新的环境变量，我们的群体文化、专业技能才能获得可塑性，演化也就得以维系下去。显然，直立行走、能说会道、能工巧匠、著书立说等后天技能都是出生后，经历漫长塑造的结果，人类智慧之路是学习与探索交互的结果。

直立行走的数百万年，人类空出前肢使用棍棒、石块的历史，解放了双手，强化了人类双手的进化。猩猩、狒狒、猴子、熊虽然步履蹒跚地后脚行走，但前肢可以同时抓握物品。最后1百万年制造工具的历史，进一步推动了手和大脑的计划性协作。迄今为止，没有人造的机器能够具备人类双手的性能。即使似简单的12关节双足行走，也更加匪夷所思，难以被人类复现。依靠高超的控制技术，做出一个勉强行走的12关节机器人，波士顿动力公司刻苦工作了15年。但是，这个机器人并不能行进在陌生路况，而且只能基于监督学习的模式，难以完成强化深度学习。由此可见，600万年前开始，早期人类两足行走的历程，是多么不易。人类用了如此漫长的时光，才迭代出能够自由奔跑的伟大猎人。

即使今天，学习行走与语言，都是每一代人的首要工作。而这个工作主要靠孩子们自我训练，父母起到的作用不仅限于看护，也是鼓励、榜样。这实质上是基于对错与基于试错学习的高度结合，而主要是试错学习，孩子们在错误中爬起来，重复单词，直到能够顺利奔跑和聊天。

人类般的两足直立交替奔跑是自然界从未有过的。这种直立行走与鸟类、有袋类动物大不相同，鸟类依靠头尾伸缩，以类似平衡杆的姿态维持平衡。而袋鼠则是在强大的臀部和大腿肌肉驱动下，依靠尾和头的平衡杆作用，如同立定跳远般地跳跃。我们的孩子们则需要花费数年，在父母们牵扶下，试错、跌倒数千次，才逐渐学会行走、慢跑。这期间，父母亲人的看护、鼓励、引导不可或缺，类似监督学习、强化学习、深度学习的混合版。即使这样，婴儿在父母的鼓励中，从手牵手到自由奔跑，依然需要数年时间。而从小失去行走训练的狼孩，往往终生无法学会走路。因此，直立行走不是天赋，而只是我们强化学习能力进化、好奇心全面压制了挫折感的结果。

从此，人类开始自信地奔跑在旷野中，因为手握棍棒石块，狮子、鬣狗见着就远远回避。今天，纳米比亚沙漠中的猛兽们，依然害怕看似柔弱的本地人。为了学会行走、奔跑、使用工具，我们的幼儿期延迟，因此人类的一生中，获得了比其它动物更多的玩耍时间。作为玩耍的副产品，孩子们通过一次次探索，训练出各自独特的创造性。后者使人类战胜了基因内置的恐惧，不再惧怕黑夜，不怕野火，不再恐高，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再害怕陌生同类。 同样地，我们延长了发育时间，无论身体还是心智，呈现出幼态延续，因而终身保留好奇心，最终我们脱离了自然选择施予我们的黑暗魔法，走向知识进化的独特历程。

3 火 – 脱离自然的里程碑

就这样直立行走了500万年后，人类才进化出驾驭火的能力。火的使用显然是另一次伟大的革命，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非容易。数十个关节、触觉、眼、脑分成两条触发线索，进行接力同步，是自然界前所未有的事情。自然界几乎所有动物而言，野火是极度危险的。当然也有极少数聪明的动物，比如乌鸦，可以将干果扔进野火，烧裂后，取食里面果仁。

然而人类拥有灵巧的双手和自信的大脑，儿童时期可学会制备、接续危险的火苗。尝试过钻木取火的过程，就知道火并非普罗米修斯恩赐，而是聪慧大脑和灵巧双手的杰作。首先需要有能力找到干燥、笔直、结实的小木棍，干燥的木板、木屑或草屑，当然还要有些干草、木材。然后，用石斧在木板上刮出一个槽，放入木屑、草屑。之后就是来回搓木棍，持续摩擦槽内的木屑，直到木屑燃烧。现代人有煤气灶，打火机，因此大多数人不通过反复练习，无法完成这个过程。其它灵长类动物中，迄今没有被训练出钻木取火技能的案例。

驯服火苗，是人类工具的大跃进。从此我们找到了驱赶猛兽们的利器，甚至用火把掠夺狮子或鬣狗的食物。另外，火也使猛兽们远离营地，孩子们得以安睡、玩耍。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得以在安全的营地中慢慢成长，为人类漫长的学习和成长期提供了足够时间和空间。火也使我们吃到更多样的食物，经过高温杀菌，我们的食谱扩大到腐肉，甚至一度包括同类中的敌对部族。大量脂肪、蛋白质的摄入，使大脑神经元获得了物质基础，大脑的飞跃有了物质保障。

趋同进化是自然选择压力的生物适应，特定环境下生物在环境压力诱导进化出类似的特征。蝙蝠和鸟类是相距亿年的物种，最终以不同的方式进化出了飞行能力。鲸类和鱼类相距更远，但经过7000万年的水栖生活，再次演化出流线型外表和厚实的脂肪层。鸟类进化比人类早了7000万年以上，迄今我们知道两三种鸟类可以捡拾有火苗的木棍，用以点燃灌木驱赶猎物，它们都生活在干旱的稀树草原，看来食物匮乏会极大推动技术革命。生物最终殊途同归，假以时日，乌鸦群落也许会有更强的大脑。

4000万年前，我们的遥远祖先生活在森林中，频繁跳转于树枝之间，我们进化出了良好的视觉景深能力。大森林消失后，我们逐渐适应了直立行走，因而解放了双手，增强了使用工具的能力。在稀树草原的数百万年，我们学会了长途奔跑，拓展了的视野，因此增强的了长期记忆、策略能力。而工具时代的这数万年基因筛选，赋予了人类可以掌控火的双手，因而火的时代顺利带来。考古推测看来，人类在草原使用火，有百万年历史，这大概促进了人类团体合作，形成了我们的社会连接，为后来语言的出现打下了社会基础。

自然火种的使用保存，不仅使我们得以多剩少，战胜猛兽，同时也催生了我们的社会性。早期火的珍贵不言而喻，保存火种也许是神圣而重要工作。围绕珍贵的火分享晚餐也是族群，亲情，友情，荣誉，凝聚力的表现。火促进了人类的社交行为，比如语言、亲昵、游戏等群体互动围绕会对展开。这也使社交能力代替牙齿和肌肉，成为了人类进化的压力选择器，完全不具备上述社交能力者被视为某种生理缺陷者，因而被进化的筛子过滤掉。在火堆成为人类社会的必需品后，钻木取火成为当时的黑科技，人类中的先遣队开始携带燧石、火绒远征，从温暖摇篮走向寒冷的新世界。根据今天的田野考察，人类围绕火堆分享食物，传递故事，追逐嬉戏，也许就是人性与兽性的分界线。

吃高温食物的好处很多。首先是食物来源更广了，饥荒时很多植物也可以烤熟食用，寄生虫、细菌导致的疾病更少了。猎人们不仅用火烹烤小动物，也能用火驱赶猛兽后，窃取其猎物。还能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用火烹制腐肉，度过艰难的时日。从进化角度，我们百万年进食高温食物的历史，至少可以看作语言诞生前的预科学校，最终经过高温食物考验的人，其后代具备了学习语言的生理基础。面对滚烫但香喷喷的烤肉，祖先们必须具备灵敏的唇、舌、咽喉，以测试食物温度，也需要高效的舌头和咽喉周边肌群，以快速吞咽过烫食物。百万年来，数十万次基因迭代，幸存者的后代们显然从生理上具备了上述能力，我们不再担心被烫伤，也能够气定神闲地享用烤肉或者肉汤了。

另一方面，火的使用导致了早期智人的身体进化。滚烫的食物的确有益身体，但避免被烫伤，却使人类开始进化出异常灵敏的咽喉，双唇和舌头。另一个改变人类双唇的进化压力来自人类婴儿，哺乳期后漫长的幼儿养育期，也使人类处于灵敏唇舌的高度选择压力下。估计人类特有的舌吻，大概是对未来孩子母父唇舌灵敏度的婚前体检吧。

4 万事俱备，只欠语言

手势、表情及其它肢体动作是语言的预演，为此我们准备了几千万年。随着进化的步伐，哺乳动物的肢体语言逐渐丰富起来。较晚诞生的哺乳动物具备更多肢体语言，犬摇尾巴，吐舌头，猫翻滚袒露腹部，轻声鸣叫，传递的都是友善的信息，当然它们之间也用肢体语言表达警示、愤怒、害怕。智力水平更高的黑猩猩手臂伸直，手心向上，也表示善意或臣服，放弃对抗。对人类而言，当我们希望别人走过来时，也经常做类似手势，只是我们手指更灵活，可以在黑猩猩手势基础上，进一步摆动手指，或者翻转手掌指向自己。再往后，人类绅士们相互握手，击掌，也是释放善意，接受对方，增进认同的肢体语言。

和吐舌头、扮鬼脸不一样，眼球转动是人类独有的肢体语言。眼白在进化中的作用相当明显，语言诞生前的漫长岁月中，眼球是猎手们的手机，没什么比眼球更直白的方向指示标了。同时，眼白是交流对象的情绪风向标，依靠眼球转动幅度、频率，我们能够轻松识别交流对象是否专注、紧张、轻松、逃避，以判断对方是否乐于和我们交往。人类肢体动作被视觉符号化、序列化，促进了人类模式认知库的扩展，使人类能够适应更大规模族群的聚居生活。而族群规模扩大，势必进一步约束自私导致的群体暴力，群体内个体间连接成为环境选择压力。

一方面，合群成为某种基因筛选条件。另一方面，新皮质层也因这种压力日渐扩张。良好的社会连接保护了母亲及幼崽们，使之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与幼崽互动，传授肢体语言。灵长目动物也从其它亲戚们身上学习，因而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表情包。因此，选择压力使它们逐渐失去面部毛发，部分源于肢体语言所需，另一方面也是源于连接倾向增强所需。普遍来说，幼年动物更具备连接倾向，幼态延续有助于提高母子连接度，同时客观上提高了群体内所有成员的连接度。

幼小哺乳动物激怒母兽会引起生存危机，因此必须减少应激性激素的分泌。毛发减少是激素水平表征的主要幼态特征，面孔外露，人肉版的表情包从此有了用武之地，这也揭示出：连接彼此乃人类生理倾向。正如中国古代经文开篇，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生而开始放弃孤立与攻击的更早期本能，因而得以建立同类之间的紧密连接。当然，当今人类不仅仅有天生倾向，我们也通过系统教育，使所有儿童进行了强化学习，进一步使人与社会连接起来。

在过去百万年里，伴随着火和石器的使用，人类的模式识别能力，以及模式识别存贮量一直在进步。进化的机会窗口只为有准备者打开，而我们显然已经准备了上百万年，具备灵活的喉舌唇，交互对话的双脑，发达的新皮质层。此时，语言天赋降临了。

14万年前的某一次基因突变，导致发音器官的生理进化，或许是声音精简记录的脑区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某些能力，比如精简声音序列，并且复现这些序列，得到巨大提高。音节、因素的组合得以被模式化，从而长期存储，形成易于记录、调用、播放的片段。同时，也对梳理信息提出了更高要求。有效梳理的信息，更容易记录，也更容易被他人所理解。

我们观测到的视觉图像，在没有语言、文字、照片、视频等工具之前，是无法传递给他人的。我们的观念、情感、想法、技能，在没有语言之前，也很难让他人揣摩，甚至也未必能有条有理地整理给自己。在考古历史上，从未找到20万年前的岩画、雕塑、精细石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语言是协助我们梳理认知的工具，语言诞生促进了技术传承与培训。绘画、雕塑、工具制造、巫术，都需要反复学习，甚至数十年才得以掌握。通过认知模式在人脑之间相互传递，群体认知也基于同样算法呈现出精简的共识。

在人类处于语言前夜阶段时，人类社会表现为离散的小家庭，群体间分享信息的意愿非常有限。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沉默的世界，人们如果不用语言，甚至没有手势作为辅助语言，怎样与他人友善地结盟？不同于视觉感知的封闭性，语音可以复现，因而语音模式识别信息可以在人们之间分享流动。高度重合的语言模式识别库在族群内部形成，促进了族群内人民的认知同步，同步的深化进一步丰富了族群内部共享的语素语序仓库。更多人复制了同样的模式识别信息，因而他们之间交流效率和频率得到很大提高，语言终于将人类社会的稀疏网络转变为密集网络，这是人类高效分享认知模式的巨大飞跃。

在语言出现之前，技能、经验等信息也会通过亲子传递。进化树的各阶段，都有基因以外的信息传递样板。章鱼可以模仿人类开瓶的动作，也可以传递给其它章鱼。海豚模拟同伴，大家一起挑逗冲顶海龟。大象祖母能够带领部落一次次走过草原的各角落，找到旱季水塘，或者有盐碱的土坑，直到女儿们熟悉了这片领地，并产生了更有经验的新首领，也熟悉了这些线路。但语言让一切的学习发生于数秒钟内。我只需要说：“右边山峰背后山谷右转第三条溪流上去，有一片大水塘，那里也有很多盐坑。但要当心雪豹，偶尔它们会下山捕猎。”

从此，信息洪流来了，我们的大脑成为语言模式识别信息的疆场。我们不断把他人的语言与自己脑海中的存量模式识别信息做比对，从而揣摩出别人的意图。而我们自己的意图，甚至愿望、梦想也能够被用语言形式，在脑海中反复梳理。这些梳理过的想法被实施，甚至被技艺高强的人类族群逆向为现实场景，成为某些人真实的应许之地。比如，关于人类平权的理想，推动技术进步的愿望，经过几千年跌宕起伏，在最近数百年都取得了突破性成就，我们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自己的社会群落，甚至通过互联网实现了跨地区的社群。最近14万年的语言训练，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革命。人们精简出的词汇和语法非常有限，却拼接出无尽的内容，足以把我们可触及的世界梳理出清晰轮廓。语言以前的当下世界不见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故事、流言、技能、观念、愿望形成五彩斑斓的信息海洋，存贮于整个人类群体之中。

5 语言基因的扩散

语言出现的前夜，我们早已准备好了紧密的连接群体，为今后漫长的语言培训打下了坚实基础。语言即为我们打开了认知累进的阀门，也带来了新的桎梏，形成更多的认知牢笼，帮助我们约束本能中潜伏数十亿年的自私与残暴，以促进人类日益扩展的连接。

智人语言基因的出现，是偶然的进化结果，但其成功扩散绝非偶然，而是基因迭代、群体进化交织起来的结果。群个进化显然是人类之间连接度被持续强化的结果，后文我们会专门叙述。而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度却成为选择压力，迅速过滤掉阻碍人类连接的基因型。比如，与语言能力低，暴力竞争倾向，自我封闭等关联的基因群体，受到选择压的影响，而被迅速清除。到今天为止，上述类型的人群，在动物们中是普遍现象，但在人类之中已经极为少见。晚期智人择偶观念也可能因语言基因的优势而改变，因为针对基因丢失人群的研究证明，语言基因不仅带来了语言本身，也带来了更严谨的逻辑性，这直接影响到肌肉动作和决策。1998年，剑桥大学科学家塞西莉亚发现，语言基因缺乏者家庭成员的大脑扫描粗看都很正常，其智商测试显示范围在59-91，远低于正常值，但更特殊的扫描表明患者成员的大脑在布罗卡区的神经元明显减少，该区是大脑里两个与语言相关的区域之一。

莱比锡的马克西一普兰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斯万特分析了老鼠、大猩猩和各大洲人的FOXP2基因序列。在六千五百万年中，FOXP2蛋白质只经历了单一的变化。但自从人和黑猩猩分头进化后，似乎其分化演化突然加剧。人族的FOXP2与黑猩猩的相比有两个蛋白质显著不同，表明它受到过很大的选择压力，产生过巨大变异。有科学家推断这个巨变与语言的进化有关，将这种基因转给小鼠，让小鼠表达人类特异性语言基因（估计小老鼠也应该有这个类似基因，只是不如人类的那么聪明），结果这些动物表现为特别强的语言天赋。

他们首先培育出具有人类版本Foxp2基因片段的小鼠，然后让它们走迷宫寻找巧克力奶。一开始，培训小鼠进行有意识的学习，如平滑地面左转，粗糙地面右转等，小鼠做对了能得到奖赏，这种学习被称为叙述学习；经过长时间培训后，小鼠把这些记忆形成了无意识的习惯，这被称为程序学习。研究人员利用交叉迷宫对小鼠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如果仅一种学习方式参与，两种小鼠的表现没有明显差异。但当叙述学习和程序学习都参与时，拥有人类版本Foxp2基因的小鼠能比正常小鼠更迅速地找到奖赏，这说明这种基因能让小鼠不仅具有叙述学习习惯，还能更快地转化成无意识程序学习。这个实验，验证了智力的一个侧面，具备语言基因的小鼠，更快形成了行为识别模式存贮在真皮层，同时依靠稳定突触，创造更多的激发条件模板。

最近一个版本的FOXP2基因很可能在30-80万年前就产生了，所有现存人类都有同样的FOXP2，甚至包括我们祖先的少部分来源：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语言或许促使了人类最近这几十万年的行为改变，从而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墓葬、饰物、工具、绘画等古文化遗迹。

最近十余年，西班牙和法国等南欧国家遭遇了前所未用的极端气候，热浪席卷地中海北岸，特别是西班牙，其75%的国土面临荒漠化。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却是常态，或许当尼安德特人首次踏上伊比利亚半岛时，这里也是同样温暖干燥的 – 这样的气候如同东非稀树草原，早期人类更容易适应这样的环境。但是，随着冰期来临，前所未有的严寒推动了尼人的适应。或许严寒把尼人小家庭分散，藏身于地中海沿岸孤立的洞穴中，因而他们生育率较低。漫长冬季或许赋予了尼人更长期的计划与规划能力，今天对鸟类越冬的研究也证实了气候对生物记忆力的明显驱动。比如松鸦和星鸦也受寒冬驱动，获得了超强的长期记忆，能记住上万处干果埋藏点，以便严冬来临后逐个取食。就食物埋藏记忆而言，人类远不如这些鸟类。

或许受到严酷气候的选择压力，当年北上欧亚大陆的尼人必然具备足够远见，才能在漫长的冬季存活下来。因此他们需要更大脑容量，以具备更复杂的捕猎技巧，也需要更强的记忆力存贮更多知识点。在不具备农业能力的时代，超强的记忆显然有助于存贮更多的生存资讯。更重要的是，尼人社会连接比同期人类更紧密，有独具一格的葬礼、祭祀、庆典等习俗。显然，他们彼此更依赖对方，严酷的环境使他们紧密团结。解刨学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头围较我们智人更大，个体智商也更高，相应眼球也更大，眼部关联神经系统更发达，而且骨骼更粗壮，胸腔更宽更深，其个人力量、敏捷度可能都远远好于智人。这些特征表明，对狩猎采集的小群体而言，生理优势也是生存优势。但是，智人比尼人有更完善的语言，因此族群规模也更大。大型族群中，个人的生理优势未必较情商优势有用，过人的智力、体力反而可能引起其他人的警惕或排斥，这样的遗传特性也就失去意义了。

如果具备稳定的目标感及自我约束能力，长期记忆可以促进长期计划能力。显然，后者使尼安德特人的工具及狩猎技巧更加高超。从尼人墓穴陪葬看得出来，为了应对寒冬，他们学会了储存食物以便过冬，甚至为死者也准备食物，以期获得来世的富足。但北方严酷的环境并不能养活太多人口，尼人不得不散居洞穴。孤立发展的小家庭无法形成更大的语言系统，因此语言发展严重滞后。这个情况在塔斯马尼亚、新几内亚等孤立岛屿的人类遗民中表现比较普遍，塔斯马尼亚人甚至出现了文明倒退，在过去数万年中失去了多种工具制造的能力。

塔斯马尼亚人的祖先 – 远在非洲的智人却曾经具备高超的营造能力。或许因气候突变，后者具备了更完善的工具制造能力，特别是建筑房屋的能力。东非大裂谷的日渐成形，使裂谷地带昼夜温差变大。同时，开阔的稀树草原难以找到躲避猛兽的藏身之处，人们开始建造巢穴、窝棚，以便安全度过寒冷危险的夜晚。也许这类突如其来的认知成果，使他们得以更愿意聚群居住，更多的人意味着领地、财产得以被保护。而群体生活预示着智人的社会连接超越了彼此的独立性。要在150人的群体中生长、求偶、打猎，显然密切的人际关系比体格或肌肉更具竞争优势。至于今天千万人口的大都市，甚至上亿人口的巨大国家中，对他人的认知与连接显然成为突出能力。

同样的物种取代在动物界也很普遍。阿根廷蚁入侵地中海沿岸的故事很有意思。娇小的阿根廷红蚁被船只带进欧洲，面对五到十倍重的当地蚂蚁，在化学信息素的帮助下，迅速聚集多个蚁穴的数万联军作战，以数十倍的规模优势，击溃原住民，成功实现物种替代。同样的，智人席卷欧亚大草原的时间点，恰好和欧洲野牛、猛犸象灭绝契合，澳洲原住民进入澳大利亚大陆的时间也和体重过千磅的巨蜥、巨型袋鼠等灭绝史重叠。甚至能够高速奔跑的3米高巨型走禽也消失殆尽。由此可见，种群规模和协作机制可能远比牙齿肌肉重要。阿根廷蚁不仅在大家庭内完美协作，强敌来临时，他们联合同种、同族，远赴战场共同作战。协作与规模使社群效率远超个体，恰是社会连接能力强化以后的结果。二者可以算物种竞争上位的双引擎。更何况智人在规模、组织的少许进步，还能带来工具和战术的革命。相当于在个体延伸、协助机制、社会规模三方面同步进化，因而成为这10万年来最成功爆发的物种。

6 模块化的语音片段

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百万年的用火历史造成了某种基因筛选。火的使用，驱动了手指的持续进化。作为附带进化，孩子们变得更有耐心，学会唇舌快速感知食物热度。同时，还得学会一边吹凉食物一边狼吞虎咽，毕竟等待食物慢慢烤熟是场煎熬。我们的唇、舌、喉在热食的选择压力下持续进化，变得更敏锐，更灵活，既能迅速填饱肚子，又不至于烫伤。滚烫的食物会伤害唇舌、食道，严重情况会感染而很多天不能进食。使用火还有其它各种优越性，减少了寄生虫、细菌，加热后食物更美味，也易于消化。最终用火的选择压改变了我们的种族，适应热食的敏锐双唇、快速吹凉食物的开合气道成为进化不经意间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离语言就只差音序与认知建立关联的算法了。

14万年前西南非洲的某一天，7号染色体Fox2基因中某个片段的突变，使人类拥有了某种天赋：经过引导和练习后，能够将声音序列切片记忆与重复，并将其标准化、模块化，之后与各种类型感知或认知记忆关联，模块化的语音片段与存量认知、感知信息交汇精简，如物品、情感、记忆，甚至幻境等，形成相应的语义。通过长期学习，还能使人类理解多层次的音素序列组合。反过来，人类可以在特定认知的触发下，精确重现特定的音频组合。

这次突变之前，直立行走塑造了我们的膈肌，喉部，使用火的百万年，改变了我们唇舌喉的敏感度和协同运动能力。音频的使用，使人类表述事物具备了简洁快速的交叉线索标定机制。以上进化成果，最终使我们顺利记忆音序，同时发音相关的肌群得以按记忆顺序协同工作，因而随心所欲地排列和重现他人的音序。

今天依然有极少数FOXP2基因先天变异的人。很不幸，他们在手工、奔跑、策略等诸多领域得分均远低于正常人。科学家在英国和土耳其等多个国家，研究了先天语言能力缺失的家族，得出结论：这些家庭中语言能力缺陷者的FOXP2基因中精氨酸变成了组氨酸。FOXP2对大脑特定部分的发育很重要，产生上述变化后的大脑布罗卡区神经元明显减少。此种基因携带者无法记住足够的单词，也无法记住单词序列，因此不能在脑中建立太多词汇的模式库，也没有更多空间记录词汇组合形成的短句表单，因此不能拼接出长句。顺便说一句，语言能力缺失会显著降低智商测验的得分，通常这类先天缺失者的智商是正常人的50%左右。这也说明语言对人类的重要作用，使我们不仅具备了庞大的模式识别库，我们往往用一生学习拼接这些模板的技巧。

记忆力、逻辑、想象力、长期专注度等测试标准并非天生的，而是基因赋予了我们足够的模式识别信息建模空间，充足的训练机会，也许才是天赋来源。这是万年来，现存人类已经适应了语言工具，大多不具备手语能力，但是如果某人缺失长语句辨识能力，其他人则难以与之相互训练，因而所谓智力指标就很难随年龄进化。

7 家庭-语言循环的加速器

学习语言的过程也由于语言日益复杂而逐渐延长。现代家庭里，基本上需要2年以上的强化学习，才能使幼儿形成基础的语言能力，很多人甚至花十几年，数十年学习第二第三语言。

正是父母对孩子不间断的强化学习，终有一天，语言的丰富性得以使部族老少都聚集在篝火边，听祖辈讲述我们悠远的英雄故事。交流带来的持久的群体认知模式 – 音素、音节、语调、语法，甚至语速与音量，这些因此最终在特定族群内形成共识。即使族群内生活圈的差异，使每一代人的词汇仅仅是相对统一，却不断变化。祖父祖母和孙辈之间，不仅语汇、语境不同，很多新词甚至无法互通。幸好人类社会的流动性远高于我们预期，因而在更大范围内，人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语言。比如，稳定的从夫居或从母居婚姻制度，使青年妇女或男子离开本部落，因而促进了语言的传播，当然不仅仅是语言本身，也包括承载于语言之上的技能和知识。

情感和语言的高度同步使智人社会完全不同于尼人社会。密集聚居的大规模族群在病毒、病菌面前免疫力更强，交流增加导致他们技术进步更快。考古证明智人武装到牙齿了，拥有弓箭、飞去来器、投石器、飞镖等武器。这样的全能战士还具备更大群体合作的意愿，能够集体抚育孩子，或许还能建造房屋避寒，因而生育率更高。这样的人类一旦走向新世界，就能迅速占领欧亚大陆。距今最近的尼人骨骼碳14鉴定为3万多年前，这说明它们已被智人的潮水吞没。基因证据表明，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部分原住民外，世界各地人种基因中都混入了尼安德特人的血脉。这些民族传说中，都有英雄战胜笨拙的巨人，从此占领建立领地的传说故事，也许他们的离去并不遥远。

过去十万年间，智人的进化路径发生了显著变化。大力神一般的战士被巧舌如簧的部落头领取代，能说会道的妈妈也具备更好人缘，协助她照料婴儿，空出时间采集到更多食物。同时，自己孩子也有更多机会得到别人的食物。一代代青年男女针对语言能力的相互选择，推动语言能力的在智人中的迅速强化。

过去14万年到今天，人类外貌经历相当明显的变化。与10万年前的丹尼索瓦人相比，晚近发现的智人前额饱满很多。尼安德特人虽然脑容量较智人大，但其前额还不如丹尼索瓦人凸显，但是颅骨顶部更膨胀突出。我们可以设想两种情况：首先，由于遗传原因，智人的前额叶神经系统发育更完善，神经细胞更多，神经突触生长更好。但我个人认为更多可能是第二点，在幼年颅骨发育闭合前，智人的前额叶受到更多刺激。之所以这么说，主要还是丹尼索瓦人的基因在亚洲广泛存在，说明智人和丹人的基因关系远比智人和尼人紧密。通过十多年的语言教育实现的，亲人、族群内的语言环境，促进人类情感连接，也促进了额叶脑神经突触的生长。相比智人，尼人的颅骨表明其顶叶、左颞叶也许容量更大，也许其视觉、听觉更发达。在没有更大协作群体，或者手持更精良武器时，视觉听觉衰退可能是致命的。事实上，很多动物的视觉、听觉远超人类。

虽然从头骨变化中可以看出，人类前额叶皮质层出现了显著增大，这也许仅仅为了容纳更多的闲言碎语，但正是这些聊天使人们精神上建立了连接。经过十几万年的强化连接训练，今天的人们彼此连接成地球村。正是语言的粘合作用，我们从敌视陌生人的小群落物种，演化成数千万陌生人和睦相处，相互取悦，精细分工的独特物种。另外，尼人的颅骨更厚，也许其生存在更加暴力的环境。即使今天的非洲南部，角斗士们也以重击对方颅骨判断输赢。这种致命打击，显然是战争技巧的模拟。人类颅骨进化，很大程度不是为了对付野兽，更可能对付我们同类的。由此可见，智人的语言可能是化解同族冲突的关键，我们认知中的亲属圈子在语言催化下，逐渐扩展开去，直到今天的全世界。

8 群体分享

人和人之间的模式信息交互与复制过程源于脑半球之间对话过程，也再现了脑区之间、模式模组之间的连接与信息交换过程。因此人们之间的模式交换并非独特发明，但我们发明出高效模式复制的工具，比如语言，文字。同时，我们进化出紧密连接的倾向性，比如彼此关爱、更加好奇、更富同理心，因而相互更容易复制彼此的认知模式。我们也能在各自脑中重组信息，因而并行完成了各自脑中的迭代创新。因此人类之间相互学习的技能，远远大于自己琢磨出来的创新，而即使自己创造出来的技能，也指数级超越了基因的天赋。

在生物界，基于基因的交换，即繁殖，进行基因信息交流，一年之中却难得循环几次。即使节肢动物的繁殖次数在一年之中也是寥寥无几的，因而某一个有效基因突变，需要费数万次，乃至数十万次生物迭代才能广泛传播。这意味着巨大的时间成本，如果在这个期间环境产生巨变，大量没有这些有效基因的生物就会灭绝。完全依赖基因的信息传播效率不够高，但是却很稳定，足够使生命火种延续。即使在灾难来临时，大量生物灭绝，幸存者寥寥无几，却也能再次繁盛开去。

大型哺乳动物的繁殖速度更是乏善可陈，多数情况下，一年不会有多次的交配生子机会。自然通过掷骰子，逐渐产生些微基因变异，然后再用环境选择、性选择、社会选择作为筛子。只有经历千万次筛选留下的基因信息，才得以继续复制传播。数十万次迭代未必能留下太多有效信息，特别是短期变化的环境信息，无法在基因长河中留下烙印。比如，一两个月的食物短缺，没有语言，怎样告知我们的后代？还好语言出现使一切立马简便了，信息容量和传播速度空前提高。

人类通过语言，在每个人大脑里植入了某些共识。相同的模式识别信息，存在于特定人群中每个人的大脑。而每个人，都与这个地球上数百万、甚至上亿人，在不同领域，共享着同样的模式识别信息。语言显然是最早建立的分享模块，随后的信息，则在语言引导下，由人们彼此相互植入。语言网络的搭建，语汇、语序、语调模式的分布存储，使信息开始即刻在人类群落中流动起来。信息得以在大规模社会网络中分布式叠加、精简，而不再局限于两个人之间。因此，人类之间因信息而连接，因连接而成为互相需要的社会。

随着大脑新皮质层的扩大，我们得以记录更多的模式识别信息。事实上，我们花在语言学习上的时间的确太长，现代社会的人往往终其一生在学习如何优雅、得体地说话。当今的成年人，也长期纠结于演讲技巧、非暴力沟通、交易的艺术等语言规则的持续训练。语言不仅促进了技术发展，也促使我们相互精简社会选择标准，也因此影响到我们的性选择标准。而且由于人们相互复制，而在大家脑中形成了共同的模式识别库。与缓慢的基因交流相比，语言的出现，指数级地提高了信息交流速度。随着跨越血缘的语言网络的搭建，语汇、语序、语调模式的分布存储，使信息开始跨出基因长河，向着我们的整个种群流动起来。

信息传播超越生物基因，成为生物史上巨大跨越，堪比早期的生物登陆事件。水生生物跨出艰难一步，爬上滩涂，走上陆地，因而有了今天的我们。信息得以在大规模社会网络中分布式叠加、精简，而不再局限于两个人之间。因此，生物个体之间因基因而产生的连接关系，被扩展为因语言信息而连接，也因信息连接而成为需要相互的社会。今天的党派、社团、好友，甚至社交媒体群，无不基于语言要素中的共识而存在。

9 认知外置

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的新皮层总容量是有限的，随着时间推移，大量老旧模式被新模式替代。随着老模式冗余逐步消失，即使通过全脑激活，找到跳转页面的概率也大大降低，直到彻底擦除，永远无法唤醒。因此，个体极有限的知识和容量被模式识别库总量所限制，使人类在几乎停滞中幸存了数百万年。好在语言跃迁出现了，语言基因迅速清洗了沉默的族群，使知识和经验不再受制于个体脑容量的局限。

相反，当群体共享的语言能力出现后，人类个体的脑容量增长曲线平滑了，最近10万年甚至大幅度下降了。在五万年前的晚期智人的平均脑容量可是达到了1600立方厘米的，与之相比，已经缩水了一个网球那么大的体积。但人类前额叶皮层的体积还在继续增长，即使最近1万年，这个增长还在继续。前额叶区域存贮的模式激发表单，记录了其它脑区的模式按特定时序拼装后的激发跳转表单。因而，人类可以将习得的有限模单元，重组成五花八门的模式序列表单，因而在大脑内形成了某种基于认知模式的自洽系统。认知模式之间产生连接、组合，同时，通过拼装产生的认知模式重塑了存量认知。

看来，语言发明后，个体学习能力、知识存贮量已经让位于群体学习能力了。语言在群体间传递知识和经验，形成基于群落的认知自洽系统，某些认知被群体强化而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因此，更大的群体拥有更多的知识总量，当然也因群体边界而与其它群落形成明显认知落差。从那时起，个人的竞争就完全让位于个人合作意愿与能力了，最终，数十亿年的基因竞争被群体学习能力的竞争所取代。事实上，学习能力更强的群体，尤其是学习能力强，且人口规模更大的群体，其总体认知水平更高，科技能力更强。这种情况在当今更加突出。发达国家聚集了更多学习能力强的人群，收割了全球最优秀的学习人才，因而总体科技昌明。最近数十年来，数千万满怀新世界憧憬的人移民发达国家，其中上千万来自中国。人才流失比资本流失更加严重，事实上也是除中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于停滞，甚至混乱的重要原因。

语言并非群体智慧的必要条件，但显然语言使人类同步能力大幅度提升，因而群体智慧呈现指数级增长。自婴儿期起，父母们挖空心思给孩子灌输的，就是完全遵循语言的逻辑和规则思考问题。当所有人都尝试学习使用语音来描绘世界的时候，我们开始共享知识的旅程。

经过7000个世代的针对语言能力的选择性婚配繁衍至今， 70亿人类中，已经完全根除了先天不具备音频语言能力的族群。语言的诞生，把人类由安静的离散群落，打造成互通有无的数十亿叽叽喳喳的农民，牧人，工人，士兵，官员，帝王，明星。

随着突变而来的是人类语音感知与其它感官输入所形成认知的链接能力，也使人类的思维方式被简洁而逻辑鲜明的语言所改变。与自然视觉，触觉的纷繁无序相比，语言显然是时序明确而目标逻辑简明的。长期基于固定语言的约束组织语言的结果，会明显改变人类的认知路径。

10 语言形成认知的最大公约数

科学家Dediu发现了与声调有关的基因。他们发现声调和ASPM与MCPH等位基因有很强的相关性,即单倍群ASPM-D和MCPH-D频率高的地区,大多是非声调语言,频率低的地区则多为声调语言。即使同一个地区，不同语言特质的人也是随机分布的。因此，大规模群体中，各种发音特征的人都存在。如果其语言不具备简洁性，少数人无法发出某些特定音节，则该音素无法通用。但是过于简洁的语言，表现力下降了。此时，音调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在大规模社会中成为通用语言，反过来也推进了社会融合度。

根据最近60年电脑硬件、软件、互联网相互促进，逐渐迭代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设想，14万年前语言基因出现以后，其基因扩散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不仅其后代们往往具备差异较大的发音基础，早期语言就像软件一样也未必适应每个后代的硬件。随着个体语言能力增加，现存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对族群内语音相似性，指代简洁性，逻辑易学性进行了十万年以上的相互适应，相互筛选。今天存在的语言，都是该语言族群所有人的生理性应性变化的结果。德国马普所的科学家发现，智人5.5万年前才通过阿拉伯半岛走出非洲，启动最近一波人类文明大跃进。这充或许说明，作为社交的刚性需求，语言对人类进行了生理上的充分筛选，人类种群完全适应了依赖语言的生存环境。从语言基因出现开始，经历了8万年的相互选择，人类才开始另外一次出非洲之旅。与过去每一次走出非洲的远亲相比，语言使人类连接紧密，因而积累更多智慧，聚集更强大的群落，适应了更广阔的世界，从北极到赤道，从海岸到高原的奇异世界。我们依靠语言开启了群体演化，继而征服了整个世界。

事实上，我们经历的大多数认知模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比如，通过照片认出一个朋友很容易，用语言清晰描述其脸孔却相当困难。归根结底，源于我们感知的极大丰富，而越精简的认知越有限。以有限的认知，表述无穷的世界，的确没可能。语言出现后，人类迫不及待地将视线所及的每一个事物赋予特定模式的语音链接。这个命名的过程，使视觉构建的世界可以通过简单明了的语言进行分类建模，也可以通过同样语言在脑中重现语言指代的视觉事务。视觉与语言交汇的过程被简化为固定时序、多层级的语音片段,使大脑更简洁地理解大千世界。在语言出现之前数百万年时间里，直立人已经进化出类似语言的叙事方式。比如，人们用表情、手势，甚至用眼球转动传递信息。猎人及战士们因微笑与眼神而心领神会，这类前语言工具促进了群体认知和社会协作，使人类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打制石器得以被广泛传承，猛兽出没的世界也被改造为人类称雄的猎场。

在个体学习能力增强，学习周期延长后，高度依赖基因传导的模型精简能力，被个人后天的学习能力强化了。基于家庭或群邦的学习机制使某些善于学习杰出个体传承了家庭里上辈成员更多经验和教训。部分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2亿年内演化出来物种，基本需要母亲养育，甚至需要父母共同抚养，如猿类、啮齿动物和少数大型水禽。单亲母亲们都知道，养活幼仔同时，还要训练其觅食、捕猎，是极度艰苦而漫长的工作。事实上，地球上大多数哺乳动物近亲，都是单亲妈妈养大的。其中，大型肉食哺乳动物有数月甚至数年的哺育和训练时间，很多社会性哺乳动物，如鲸类、大象、狼群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大范围群体同步，才能使群体默契配合，避同类争斗。因此，除了捕猎和逃生技能外，他们还学习社会知识，需要通过反复学习来建立规则意识。

红毛猩猩和人类有97%的基因相似度，是我们的远亲。红毛猩猩幼仔的学习过程，我们得以一窥我们的历史。研究人员把有白蚁窝的树干放在幼仔面前，它们却无动于衷。直到吃过白蚁卵，它们开始尝试挖开树洞，深入蚁穴。一两次失败后，便很快放弃了。直到看见饲养员当面撕开树皮后，经过很多天的反复示范，小红毛猩猩总算学会了。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所有幼仔都能成功。即使饲养员对每个小宝宝亲手示范，反复训练，也还是有无法晋级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进食。饲养员们往往要花数年时间，才能教会它们几个基本的生存技能。视觉的确可以作为示范，但更多时候，视觉信息太冗长，太繁琐，数据量过大，因而难以被生物所记录。要想完整传播所习得的技能，就更加困难。观察者只能基于其观测信息进行判断，而无法认知到重点信息，且这些信息往往被隐藏或淹没，因而观察者意识不到。当然，自然界并非如此耐心，如此温情。即使红毛猩猩母亲，也无法像饲养员般有计划，有耐心，悉心传递更多的生存技能给后代。

语言产生了变革性力量，它用精简的时序波标定并固化了食物、环境、概念、人名、地点等重要的环境特征，使每个人以自身为圆心思考问题的方式，被重置为以共同的环境标定为坐标系的思考方式。这就是饲养员在装着白蚁窝的树干前进行示范时的思考方式，红毛猩猩通过客观学习，掌握了捕食白蚁的技能。社会性的人类更容易通过语音交换模式识别信息，当然前提是双方都能理解。其后果是：人们更放弃了生物与生俱来的警惕性、排他性、独立性，从而追求分享经验和知识，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共识模型。正是共识模型被整个群落的个体所接纳，被杰出基因个体代代传承的知识经验开始跨越基因壁垒，向整个群落扩散。交流顺畅的杰出群落比杰出个人领导的沉默群体获得了更多公共知识，也具备更多协作和自我约束的共识。

地球上至今有很多不具备文字传承的民族，科伊桑人是其中的一员。由于丰富的语言，使科伊桑猎人在每次围猎更有效分工。在追踪过程中，相互讨论动物的走向和步伐，从而保持速度和体力的平衡。通常，猎人们每天奔波10-15公里，偶尔会追逐猎物50公里以上。这样，涉及到邻族领土，体力不支，食物不足，围猎策略等诸多问题，都需要迅速达成团队共识。南非沙漠的原住民，经常需要和邻近部族分享猎物信息，如果没有语言建立的强大连接，每一次遭遇可能都会成为遭遇战，那么人类之间的大多数合作往往会以大打一场告终。

11 本体和客观的交汇

语言之前，虽然人类眼中更多是转瞬即逝的当下世界，但并不缺乏精简的线索激发机制。我们对身体本身的感知机制，也是多种感知的交汇。比如，当我们看到右手挥动，同时感知肌肉收缩，最终触及丝滑的毛绒玩具。这个过程是视觉定位、肌肉紧张度、触觉三种知觉的交汇。在三者相互印证中，我们产生了本体感知，也就是最早的自我。本体感知由来已久，对生物而言并非新鲜工具。从鞭毛虫到人类，我们都具备对自身处境的感知力。只是人类的鞭毛- 我们的四肢 -更敏锐，我们的四肢具备不同于身体的感受器，因此肢体与视觉可以单独形成封闭的精简递归体系，用以判断四肢与环境的关系。同样道理，我们可以据此判断四肢与身体的关系。涉及这些路径的神经元长期被激发，因而更多神经突触生长出来，形成巨大的物理连接，为今后快速响应提供更高速的数据通路。

这种判断能力是我们出色的短期记忆造就的，反复调用、组合、重复现脑中的暂存的模式记忆，在新皮质层存贮为特定的模式组合。比如反复练习同一角度接球的网球运动员，最终同步不断试错、成功，试错、成功，获得了多种肢体协同运动的路径，并固化为激活特定模式识别序列的清单。每当球从预设路径飞来时，球员不假思索地挥拍，就能精确击球。反之，如果球员下意识分拆击球动作，并试图在可控情况下完美激发每一组肌肉动作时，则球拍更可能落空。因此，模式组合的形成，使我们快速且无负担地响应环境感知，而无须更多神经元参与，特别是无须新皮质层参与重复性的行为。将重复行为的循环激发与控制交给更短路径的神经回路，大脑就可以腾出精力想想更有趣、或者更终于的事情。将重复行为的激发和控制下沉到无意识状态，仅仅通过周期性分时监督一下平衡、节奏、幅度等基本要素，大脑因此避免了一次次重复计算整个动作序列，从而多块好省地把过去习得的认知模式组合用同样环境的实践中。

在平坦操场上，一边听小说，一边不假思索地跑步很容易，但在乱石嶙峋的山坡快速行进，多半步履蹒跚，而小说内容就未必能清晰记住了。平坦道路使用特定模式组合的循环激活，得以进行意识层面的无干预行走。而崎岖乱石道路上，必须不断根据感知反馈，调用其它认知模式，不断尝试新的动作组合，也就是不断调用和评估新的模式组合方式。这时候，我们的大脑不得不专注于脚下，而非故事内容。为站稳而习得的平衡控制，显然是运动控制的优先模式，调用后即不再受到意识干扰。这如同生物的安全底线，超越了避障、步态、步幅、姿态等效用动机所约束的目标，更超越了方向、导航等更高阶的效用，如同我们的心跳，无须进行过多系统监督。

与接球的肢体动作一样，语言让我们当下的思绪有了明确的线索，这个线索就是不同语音的时序组合。语言的形成遵循认知形成的基本逻辑，不同音素的时序组合，精简为特定的单词，之后不同单词进一步组合为语句。这个过程中，不同因素、不同单词的组合再现了精简认知的形成过程。在大多数文化中，过多的重复音素往往被理解为口齿结巴，反复重复词语则被视为某种失智行为。确定的选词，语序，嵌套结构，前后词汇印证都是音频和时序的组合。最终，我们根据特定语音线索，经过多年持续训练，积累生存必备的关键模式，并为每个模式配置了大量冗余模式。这些模式库的成熟，使我们能够快速调用模式，形成行动计划，并且基于大量的模式学习确立了自我认知。同时，不断增加的新模式一直在重塑我们的自我认知。

12 语言重塑大脑

语言的出现，就个人而言，是通过模块化的声音片段精简整编了感知和认知。当语言成为认知共识后，在我们一生中，更多时间用于处理能够使用语言描述的认知。简单说，认知被语言精简后，我们的人生也围绕精简后的语言展开。语言约束了我们对环境的辨识目标，我们更多关注已经被语言标定的事物，而习惯性忽略无法用语言标定的。按这个逻辑，经过长期训练，每个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野，当然也被此视野所局限。

语言使人类搭接成为日益扩大的网络，而每个人不仅为人类智慧贡献精简算力，也为全人类提供经验认知的分仓，每个人的大脑都成为人类认知网络的记忆单元。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符号等多种标准通信协议，更精准地地以各种经验模块传递信息。经过数万年的群体精简，人类语言更为简练，也建立了相近的逻辑模型，这些模型反过来开始约束人类思考的过程。

因此语言重塑了我们脑中世界图景，我们的记忆从多维度的视觉，触觉，味觉，听觉精简成一个单维度的有序化语音列表，时间成为塑造列表的唯一指针，这是一个巨大范式转移。可以设想，依靠手语或者肢体动作，描绘营地附近水源地和猎场，或者下周五和朋友去杜马盖地潜水有多困难。由于每个人都要经历十余年的语言训练，因而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思考习惯。使思想不再如眼中的世界那样杂乱无章，而是被语言约束，成为明确线索叙事结构，由此也带来了对我们脑中浮现世界图景的简化和逻辑化。

大脑的认知轴心是时间，围绕时间产生了感知的时序、认知的时序，认知、感知模式在新皮质层跳转的时序，都是基于时间单向延续。灵长目动物新皮质中神经元的复杂联通性不是遗传决定的，我们的学习模式和学习时间决定了相应模块的连接方式。刚出生的婴儿仅仅延续了子宫中对母亲的心跳、温暖怀抱之类听觉触觉感知。这时候的人类就白纸一样，仅有对母亲怀抱、以及母乳的渴望。

形象地讲，人类认知模式的相互连接分为硬件连接、超链接两种方式。突触可以作为硬件连接，神经元形成上千个突触，其长甚至可达数十厘米，按特定时序蔓延生长到另外一个神经元，直接联通数个历史上产生过关联的模式。这样，一旦某个模式激活，按模式储存的表单通过突触激发下一个模式的神经元，再按照后者的表单激发更多神经元……一旦激发了多区域神经元，甚至可以触发全脑激活。通过其它神经元跳转到下一个模式的储存区，因而在无突触直接连接时，靠全脑大规模神经元激活发现下一个模式。这种跳转类似超链接，在服务器之间跳转，直到找到需要的模式，启动其表单信息。

相对于我们的基因组或者计算机，人类大脑皮质具备差强人意的持续逻辑能力，但其模式跳转能力非常突出。这300亿薄至2毫米的新皮质神经元，提供了3亿个模式识别容量，每个模式大约消耗100个神经元。大多数人可以有效积累不到1亿个模式，其中大部分是积累下来的冗余信息，围绕某个重要的特征模式，用以多角度判断的标准。比如心爱人脸部特征就是多角度，不同光照环境的冗余模式集。而每个人的面部特征也是眉毛，鼻子，嘴唇，脸型等特征模式的列表组合，而非像素点压缩存放的计算机位图。

对熟知的食物，大脑并非存储了一堆不同光泽、环境、角度的点阵图像，也不是某种味觉激发的化学记忆，只是存储了很多模式列表，以记录当时的灯光、形状、味觉、生理刺激等特征标定，而这些模式本身可能也只是不同的子模式的时序组合。

13 共同认知塑造的物种

对自我的认知，似乎更依赖于早期的社会接触。在实验室中出生并孤身长大的黑猩猩，通常不会在镜子前表现出自我认知的迹象。自我认知、对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感觉，实际上需要从小就有同类在自己的身边，这也算交叉线索激发出的精简认知吧。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类似自我认知建立过程。通过与第三方语音语意进行交叉印证，逐渐精简成固定的语意识别模式和语音跳转回路。这个交叉印证的过程，既是与他人交往规则的训练，也是世界观建立的过程。诵读语言学习的模板，可以明显改变一个人的行为。

2000多年的中国文化验证了这种影响。由于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和太平洋的存在，中国文化相对孤悬于世界文明历程，但农业文明在这样的封闭环境被持续改进，形成独一无二的规模化和精细化。但是土地的限制总会使人面临乌托邦的困境，即人口密度导致秩序崩塌，种群衰落。经过商周千年的乱序轮回，倡导秩序、内敛、节俭、团结、勤奋等人和人规则的儒家学说出现了。伦理道德只是群体同步的通讯协议，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相互同步的结果。之后延续2000年的科举制，把人们变成了圣贤书的复读机，从四书五经开始的规则训练，本质上是将古代圣贤们撰写的认知模式作为孩子们强化学习的参照系，个人的志向、品味、能力、洞察力、分析能力，无不被书籍深刻塑造。不仅仅中国，受此影响的日韩越等东亚国家人民，较全球其它地区人民更具勤勉敬业、延迟享乐的特征，这是儒教等东方思想对人民长期后天重塑的结果。当然，由于过于聚焦于特定认知模式，也就极大减少了外部认知导入，东亚社会更加趋向于激烈竞争。

语言发音到语言所链接的其它认知信息，规则约束的组合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模式，使我们的行为更可预测，也使人类之间相互复制行为及思想。最终我们变得更为相像，并根据深植自我认知，展开伊甸园之后的旅程。当我们的语言启动了我们的过往经历，也就开始启动我们制造幻想的旅程。幼年向他人学习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反复比对，反复组合音素音节以表述感知和认知结果的过程。这种持续学习导致我们形成了习惯性的自我对话模式，而对话的基础就是语言规则。同时，反复组合以适应规则的过程，使人类思绪的约束力和主观想象能力得以形成。

正如前文的视觉背景擦除机制，人类的思维活动被语言规则约束成精简而依据时序单向排列的语音序列。脑中万念纷呈被清晰强烈的时序音频替代了，冥想初学者往往需要特定声音约束思绪，以忽略视觉，触觉感知的不断涌现，其作用也是如此。至于成熟的冥想者，据说能有效驾驭视觉认知。脑电研究和核磁共振研究表明，这类激发有实验基础，某一特定视觉认知被激活、重现，从而降低了其它感知输入的激活程度。

人类在幼年青年时期，其神经细胞数量更多，突触链接能力更强。往往在27岁以前，人类的想象力就已经开始衰退。儿童们习惯性地将不同词序和语意任意嫁接，创造出各种恶作剧。反过来，正是这种天马行空，在脑中创造了更多的神经突触，也形成了各种模式连接路径的表单。同样原因，更小的幼儿很容易将不同的感知，认知结果，毫无逻辑地拼装起来，也常常把现实认知和虚幻，生硬地拼装在一起。这些创新的词汇，反应了新生事物，所以每一代的梗，都有可能在下一代成为书面语。这种改造的结果，推动了语言基于代际不断变迁，使语言本身不断变化。

14 相互植入的愿景

作为社会化数百万年的人类，我们的愿望显然是不是自己的，而是长期被别人植入后的模式识别信息集合。每个人的身体构造细微差异，累进形成神经系统化学敏感度的较大差异。这种个体差异导致我们的效用动机响应程度有所不同。生活中，有人热衷极限运动，有人喜欢保时捷，有人追明星，还有不少小确幸，都意味着不同效用动机的人。即使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哪些模型容易被忽略，哪些容易被记录，取决于个人的效用动机。最终，我们在被人的影响下，在自己基因的选择中，从不同人大脑中，复制到了各色信息。这些模式识别信息在长期社会连接中，如病毒般被复制传播，再经过每个人反复强化、拼装、变异后，在我们这个种族中形成了独特的公共基因。

正因为群体基因的涌现，使我们在社会进化道路上越跑越快。每一个人类社群都开始形成自己的效用动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全社会的愿望。比如，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German dominance, pan-Turkish alliance。“第三帝国的复兴”可以算塑造群体愿望的巅峰之作, 为此，人们不惜被剥夺个人权力。当然还有很多古老帝国的遗民，企图在灭亡帝国的尸体上复兴，以此激发各种伟大复兴为群体愿望。期间的阻力显然是现存社会中的多数个人，试图维持现有群体稳定。因此，大规模剥夺这些人权力成为上述运动的普遍方法。

当然，群体动机对个人权力的剥夺往往都会迅速扩大化。每当我们恣意将他人变敌人，在全社会中断了人和人的善意连接，最终演变成为巨大社会动荡。近70年来，从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即使在主要国家，如美国、中国、德国、法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长期和反复的社会动荡。经历动荡而群体割裂的大规模社会，需要更长的治愈时间，甚至可能几代人的长期融合，直到人们形成了更多的共同认知。当然，其前提是群体连接机制恢复，人们得以相互传递和复制彼此的思想，因而形成了更多的认知共享。可以说，保持连接是形成群体社会的基础，但现实而言，因战乱而割据的国家会进一步切断不同群体之间的连接，严酷的战时体系也会使群体内连接减少。因此，大型社会一旦碎片化了，就很难再次拼凑起来，历史上的帝国结局多半也如此，除非某种强大的社会愿景出现，可以彻底约束所有的个体权力。

社会愿望与个体权力关系很微妙，实现社会愿望可能是对某些个人的伤害，对有限资源的剥夺。因此很多时候，这些被剥夺者的反抗会迅速转化为贪婪, 群体是人的愿望的集合，贪婪和慷慨都能汇聚成巨浪。少数人权力被无端剥夺的惨痛结果，会恐吓和割裂群体中大多数人，多年互信形成的社会被割裂，而群体之间的敌意形成滔天巨浪。面对普遍的社会愿景，任何个体相对于大规模社会都是极端弱小的，要么被群体彻底同步，成为群体愿望的复制品，要么被群体碾压或清除。

个体决策和群体决策的效用动机往往是分离的，但群体决策却深刻影响个体决策，因而群体内形成内卷式同步。特别是社会性动物的世界中，群体同步使个体难以实现真正意义的自由。生物本性的自由被群体社会的他人自由所约束，在人类社会中，本性自由早已被转化为特定的法权自由。因此，密集居住的社会生物们得以共存。在蜜蜂群体中，分群的压力来自人口密度的压力，密度是自由度的反面。但是对此决策却是群体共同认同后，才能携带老蜂后和部分工蜂离开巢穴。无论白蚁、蜜蜂，还是大猩猩，美国人，都处于群体决策的束缚中。没有木匠、农民、医生、牧师、母亲，号称自由的新英格兰殖民地无法坚持到第二年秋收，也无法躲过阴冷潮湿的海岸风暴。更何况依靠专业制造的工艺品、工具，当地印第安部族和他们交换了部分食物。

15 代际冲突

从生理上来说，成年人神经元存储了更多的经验模式，通过反复调用这些模式中的表单，建立了更强烈的正反馈回路。而神经细胞随年龄退化的又不可逆转，这两个方面客观上减少了成人的想象力。对日本猕猴的研究也证实，老年猕猴的技能学习能力远低于年轻猕猴。当某个猕猴先知发明了洗红薯的技巧后，这个技能很快普及到年轻猕猴中，而且一代代开始传递。但同一猴群的老年猕猴则对其不感兴趣，始终没有学会该技能。

年轻人的认知可塑性是双刃剑。一方面，聚合的年轻群体激发了更多创造力，另一方面，相对独立，而且更加高效的年轻人社交圈形成后，就能促进年轻人群形成内部共识，从而在当代的复杂社会结构中，形成更深的代际鸿沟。年轻一代对边缘群体权力、自由主义、平权、气候变化等社会问题越趋一致，则与父母的看法愈发迥异。在旺盛荷尔蒙和相对较低社会地位差异的驱动下，青少年团体更容易被视为不稳定因素，或者是一种风险，老人们更希望社会维持现状。

循规蹈矩的成人社会并不鼓励成年人胡思乱想，无论在爱斯基摩人的村落，还是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责任，使多数人放弃幼年进行思维训练的美妙过程，而只能保留幼年时期模式复制的成果。一代代人的递归教育，把人类社会塑造了一个稳定的成人社会，让更多具备良好经验的人始终保持形成良好的自我约束机制。但同样的问题是，中断学习训练的成年人，很快失去了奇思妙想的惬意，也失去了持续训练的乐趣。

因此不同领域的成人们，多年专业经验和专业知识不会融会贯通。每个人生而短暂，越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越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乃至好奇心和乐趣逐渐内敛。特别是经过数百年的系统教育，这反而成为现代社会尊崇的方向。成 年人社会过渡到老年人社会进程，在10000年前徐徐到来。和传说中不同的是，人类的个体差异并不大，首领也并非部族里最强壮的，但很多时候是集智慧、经验、耐心的人，同时也是更擅连接他人的。日常采集狩猎生活中，老年人看似没有太多优势，但面临天灾或纷争时，他们的经验和耐心可能是部族生存的关键。自农业革命以来，人类世界更加是长幼有序，因为气候的节律和变迁都是缓慢的，足够年长的人才能理解时间中的力量。在突发大规模社会崩溃以前，权力老龄化是稳定社会的大趋势，经验、血脉、人际关系、财富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使老人们主导和平时代，无论是政治、宗教还是经济权力。

经济上的私有制从1万年多前的农业时代起就被广泛接受了。私有制度诞生后，每个人的出生就意味着其财富累积的起点，很明显，个人之间起点并非一样。财富积累需要时间，即使金钱顺利传递到下一代，不败家的富人及老人也更有优势。英国统计表明，贵族阶层过去四百年的寿命远长于其他人，长寿与富裕相互促进，财富更加集中于少数人。历史上老钱们的形象正如其名，以长者为主。某些幸运的长者不仅积累了一生的财富，也积累了一生的政治脉络，当然政治资源本身也与其丰裕的财富紧密关联。

当然，政治更是群体妥协和认同的平衡，实际上让更多人认同自己的观点，认可自己的地位并不容易。首先，这需要基于语言的长期训练，通过他人能接受的认知模型使其同步，在理解他人、转换视角、切换话题方面，年长者显然更具经验优势。不过这也是问题所在，大多数人注定无法超越同辈，更无法超越前辈的认知范围，这也是人类生而学习的后天环境、甘于群体同步的先天倾向的合力所致。所以现实和科学界完全不同，科学家虽有国界，但年轻科学家显然更容易突破种族和国家藩篱，产生革命性科学成果。除非战后立国的第一代首领们，和平时期的大国政治、经济界的领导人大都为老年人。二战后，70年的和平，使这一趋势空前极化，历史学家尼尔·豪就曾指出：“当今，老年人的相对富裕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世界上最具创心人群的国家，也不得不从极为年近8旬的老人中选出总统。

代际间的冲突不是当代特有的，但城市化把家庭、群邦、部落以外的同龄人群紧密连接起来。由于同龄人共同话题增多，反而导致隔代之间的代际交流弱化。过去约束他们的家庭，群邦，部族中的老人们早已远离了他们，因此代际沟通降低。但这个时代，平权主义虽然深入人心，而现实结果却多半不如意，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上，更上进、更努力的年轻人群并不占优势，平权的理想与平权的结果形成冲突。这个矛盾一旦被某些特殊事件点燃，就很容易经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并迅速扩大到全国，甚至多个国家。这类事件往往伴随漫天谣言，但谣言传播一直比常识快，历史上各种教义的福音也比科学知识快。在大众媒体时代，谣言传播更快，如野火般传遍整个同语种群落。从喝牛尿、消毒剂预防病毒，到贸易战、产业脱钩到这类严肃新闻，每一个热点都成为带货社媒蹭热度的机会，继而催生了千万个谣言复录机。

过去十年年，这类事件在全球此起彼伏，催生了多个社会的崩溃或动乱。2010年北非、中东，2011年英国、法国，同期美国，最后的叙利亚内战，直到近年屡屡泛滥的泰国骚乱、法国黄马甲等运动，都和上述原因有关。偶然事件被社媒激化或者升级，大量青少年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扩大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短期内形成对现存社会秩序或政府不满的共识。如今的年轻一代，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教育程度远高于历史上的同龄人。这使他们很容易意识到其权力和现实偏差，紧密相连使其高度同步，从而对既有秩序产生质疑。

我们不难预测，随着全球性社交媒体的普及，无论真相还是谣言都会更加迅速地传播，更大规模的叛逆潮也许会更多涌现，这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第二波席卷世界的浪潮。2020年开始的大瘟疫威胁着全球老龄人口，数百万老年人因此会失去生命，幸存者也因隔离而失去了往日的号召力。或许，疫情会加速社会变革，年轻一代有机会获得决定资源分配的机会。

16 逝去中的血缘垄断

就当代知识界而言，评价一个社会进步与否，核心标准是这个社会的资源分配中，基于血统继承的成份有多大，血统继承成份越小的社会越进步。显然，血缘继承也只是过去一万年演化而来的社会形态，人类的组织化、社会化、国家化、全球化正是沿着血缘的路径延申出去的。现代社会中，我们试图否定血缘继承的进步意义，某种程度上只是古老的自由天性的浪漫回归。当然，上古时期的人类小家庭拥有某种孤立的绝对自由，但与外族并无太多连接，甚至同族之间也充满警惕，紧密连接仅仅在小家庭内部。

现代社会中，血缘连接逐渐淡化，可以看作各族群高度互联的产物。广泛的跨族群连接使个体、群体之间认知融汇，更多人为种群贡献认知信息。这种情况下，每个参与者都很重要，都可能作为自己族群未来存续的关键因素。人类之间的连接延申到家庭以外，甚至异族、外国，各自的独特认知也因融汇而创造出新知。认知的深度、宽度与创新动力都增加了，无论对自己的后代还是整个种群，跨越血缘的广泛连接也是最优解。今天，全球各族群汇聚成一个超大规模人类社会，对任何族群而言，贸易、教育、科学、技术、文化等外部认知信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远远超越族群的基因特殊性对后代的影响。

凯撒的儿子如果在恒河边长大，也不会成为独裁者。而肯尼亚大学生的儿子，在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教育下，成了美国总统。认知外置客观上推动了人类社会化，后者促进了跨越血缘、族群、国家的人类连接。在工业化国家中，血缘连接对生存作用远不如部族社会中强大，这种变化推进了平权运动。知识和创造力需要更多人参与，无论哪个，族群人口基数与天才数量显然成正比。同时，认知创新是融会贯通与独立思考交互的结果，二者兼备并不容易，需要广泛连接，也需要自我觉悟，平权化为这两个要素提供了制度保障。

数千年前开始，人类就普遍驱使战俘、陌生人、异族、异教徒为奴。但技术进步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最大的潜力恰好不是体力，而是智力 – 这是奴隶制无法释放的珍惜资源。18世纪的奴隶托马斯.富勒就是数学天才，具有极强的心算能力。但是他自幼为奴，是弗吉尼亚的农场主伊丽莎白.考克斯的财产，没有经历正常教育，因而其一生并未拥有学术成就，幸运的也只能为其主人炫耀才艺，沦为奴隶主圈子里的谈资。历史上，富勒这样的天才很多，几乎都被埋没，甚至被奴隶主嫉恨而杀戮。

认知能力虽然有先天基础，却并非遗传主导的，而是后天训导、学习的结果。成就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并非自以为优良基因的人主导的，而是由社会环境决定，长期来看更是如此。如果天才们都有机会接受系统性教育，人类的认知累进速度就会突飞猛进。最近百年来，全球范围的教育普及带来了认知爆发，这个事实说明了，平权，特别是教育平权，才是人类认知发展的核心动力。

另外，奴隶制一直孕育着巨大风险，宏伟的埃及金字塔、罗马斗兽场、希腊神庙，也包括今天被誉为山巅之城的主要发达国家，辉煌预示着暴力与毁灭，因为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显著的不平等之中，这是仇恨的根源。人类智力水平如此接近，相互奴役只能激起对抗，文明会阶层冲突是常态。一群人奴役另一群人，只是人类暴力与贪婪的交替，每一个伟大的文明均毁于自己的双手，文明毁灭的痛苦已经成为历代诗歌的主题。

中国是制度上废奴的先驱，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废除了家奴以外的奴隶制度。得益于技术官吏传统，中国并没有宗教统治传统，因而无法通过某种教义说服人民心甘情愿地终身为奴。恰好相反，中国有一句流传已久的古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传承千年的成语揭示了中国人的平等主义，也解释了奴隶制无法在中国扎根的人文背景。中国最早的帝国是由工程师大禹建立，民间传说中英雄人物中的少昊、女娲、后羿等人，并非神魔，几乎都是工程技术人员，是巨大的水利、农田工程、防御工事的主导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非伟大的神庙、陵墓修造者，这点与西方工程师有巨大不同。中国的传奇偶像们与其它国家古老神话中的征服者、战神形成了鲜明对比。科技、文化和贵族、种族、信徒等称号不同，可以跨越血缘进行传承，努力学习的人总有机会获得超凡的认知成果，实现阶层流动。

基于文学、历史、哲学、算术的文官制在中国建立更早，两千多年前就基本定型，系统性的举贤制度转型为考试选贤制度，即使武将也需要公开考核。这与欧洲与亚洲其它地区的血缘继承体制相比，显然进步太多。近代的历史表明，社会纵向流动更强的共和制，远比君主专制社会进步更快，也可以用这个原理进行解释。精英阶层的产生机制是社会治理关键因素，通过血统传递精英身份的占比越低，产生天才的人口基数就越大，精英来源就更广泛。如果多数人来自特权贵族或巨额资本持有者，则备选人才的人口规模有限，阶层分化长期持续，群体分歧无法弥合。经过几代人的矛盾积累，社会就会失去动员能力，某些偶然灾害足以使社会崩溃。

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好，是哺乳动物的天性，但对于大规模群体社会而言，社会资源的血缘继承却是一个负面因素，少数人掌握过多的社会资源是毫无意义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既无法推动社会进步，也无法推动他人福利，反而会形成阶层割裂，为暴力冲突埋下隐患。在当今的世界上，除了很少的几个国家，政治权力的血统继承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但经济权力的继承，私有财产的血统继承，还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继承制度其实比经济权力继承制度更先进。

而私有财产的血统继承，也并非天经地义。即使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影响，通过遗产税的形式，很大程度削弱了最富有群体的血缘继承，因而在经济权力上实现了跨越代际的平等化。在二战后，直到苏联解体的大部分时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高遗产税率都是超过60%的。其中，英国1950-1974年的遗产税率高达80%，美国1940-1976年的遗产税率高达77%。但苏联解体后，本性自由驱动的新自由主义泛滥。为了争夺资本，西方国家遗产税率普遍下调，各种信托避税手段合法化，这种趋势被逆转，因此在近三十年内推高了经济权力的不平等。

我们依然相信，人类的智慧存在于群体，且只存在于广泛人类族群中。我们意识到，如果希望有效维持我们群体智慧继续演进，就务必要约束极少数人的话语霸权，也要约束某个阶层或族群的话语霸权。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变革加速，也使财富聚集速度空前加速。金钱循环的利润超过实体循环，金钱就会集中于金融寡头，在寡头们手中一次次循环强化，万亿美元在寡头和各路资本之间流动数千次，也仅仅是空转。完全自由的金钱循环，会使资本更快速集中在少数寡头手中，资本争夺丛林化，大众背负更高资本利息，最终影响全社会购买力。高度集中的资本会影响小企业投资，后者是创新的基础，而技术创新也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要力量。购买力和技术创新同步萎缩后，经济危机幡然而至。

在1929年大萧条前夕，世界存款总额的62%转移到了美国，资本的高度集中，就意味着引爆经济危机的时刻来到了。过剩的投机资本既推高了美国的资产价格，又在全球范围减少了消费与投资机会。电话、无线电报电信等发明创造提高了投机交易的效率，但为金融便捷而创造的技术创新并不提供普遍的社会福利，只能加速金钱循环频率，危机因此而提前到来。2022年似乎又回到上世纪20年代的起点，全球的资金正在聚集到极少数人手中。这些钱对他们而言只是投机的数字，而不是技术、经济或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看看实体店的萧条就知道，Amazon、阿里、京东这类电商本质上，是寡头通过高速的资本循环，使财富进一步聚集起来。其它的在线技术公司同样如此，它们通过全球经营，垄断了人们的关注度，因此而聚集了天量财富，但并不提供工作机会，地方政府财政短缺，却必须负担社会管理和基础建设等责任。

正是技术和资本的高速流动，使少数年轻人迅速崛起，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掌握了超级经济权力。他们用数年，或者十年就火速成为首富，而且是全球首富。这种巨大的财富，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使年轻的现代首领们权力边界日益模糊。他们得以通过媒体鼓动人们贷款消费，如同毒贩般鼓吹年轻人应该活在当下，而非努力奋斗、养家糊口。当多数人不知不觉成为消费贷款的奴隶后，他们驾驭着数十亿人的隐私数据，因而也就有能力驾驭人们的思想。其权力边界一举越过了经济，政治，文化三界。也许有一天，他们可以驾驭战争，当然未必是成本高昂，玉石俱焚的世界大战，而是基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群体对峙、恐怖主义、斩首战。只是，传承与举荐之类古老政治游戏并非历史常态。当汹涌的激素被群体同步所强化后，年轻人一夜掌权并不罕见，没有家室或阅历等软约束，更容易成就凯撒或希特勒。

17 穿越小社会

今天，地球上依然有少数人还保留着更为紧密的家庭纽带，其亲族联系还没有被更为广泛的社会链接所取代。他们生活在匮乏或孤立的小社会，与外界联络更少，但内部连接却因此更加紧密。

非洲南部的科伊桑人具有地球上最多样的遗传特征，不仅囊括了现存所有人类的基因型，还有其它130万个独特遗传特征。他们中一些人具有独特的肥大翘臀体型- 霍屯督围裙体征，臀部与腰部成 90 度角。该造型的人像曾经出现在埃及、苏美尔壁画中，也出现在1.7万年前欧洲和北非的岩画中。相应造型的雕塑在过去20万年中，甚至广泛存在于包括东亚的整个欧亚大陆。出于某些社会或自然原因，除科伊桑人外，该体征的遗传在南部非洲以外丢失了，好在科伊桑人幸存至今，非洲南部的沙漠使他们避开了班图人、荷兰人、英国人的入侵，为现代人类提供了一窥祖辈的窗口。

和我们数万年前的祖先一样，科伊桑人保留了狩猎采集和小家庭散居。通常清晨时分，男孩们组成小股狩猎部队，讨论围猎追踪方案。妇女孩子和老人们在营地周围采集草籽块茎，教育孩子生存技能，也分享闲言碎语的乐趣。每到夜间，幕天席地的原野上，以家庭或群邦为单位，聚拢在火堆旁分享故事和食物。这些故事，大多依靠同族至亲口授心传，代代传颂。因为近亲禁忌和战争原因，部落间换婚抢婚频繁，这使得不同的故事传递到遥远的地方。

有趣的故事，往往记载着胜利，失败，天堂，苦难，传递着勇气，勤劳，友谊，爱心，愿望，恐惧，得以跨越了人类的代际和族群的鸿沟，历经数千年传颂。这是仅有视觉的世界不可想象的成就，故事作为语言的副产品，塑造了一代代科伊桑猎人和战士，也培养了一代代科伊桑勤劳聪慧的母亲，把人类由残暴多疑的聪明个体，聚集成链接彼此的人类社会。

在新月沃土，人类大约经历了数千年的小规模农业社会。这个农业社会发源于土耳其东部浅丘，茂盛的野生小麦可能最早在此被离开非洲的智人驯化种植。12900年前新仙女木事件之后，千年的小冰期缩短了植物生长期，采集者被持续饥荒驱使，不得不尝试培育筛选生长期更短，颗粒更饱满的植物。有学者通过古人遗骨基因分析指出，近万年的冰期驱赶着欧洲森林地带和中亚大草原的采集狩猎者南下，止步于阳光充足的安纳托利亚南麓。这些新移民不仅交换基因，也交换了彼此工具和技能。正是他们的后代建造了巨大石阵，培育了野生谷物。之后2000年内，人工栽培迅速取代了采集工作，食物供给改善了，多余的收成就能驯养捕获的动物，中小型畜禽因此而出现。持续经营的农场取代了采集领地，游动的采集者安定下来，聚居成村落，也就是那个年代，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石制建筑出现了。

农业社会周期性的农忙，农闲导致人类觅食以外的富余时间增多，为弥补空虚无聊，我们发明了各种虚度时光的新技能。聊天、手工、祈祷、庆典、阅读、拉帮结派、甚至征服别人的世界。在人类出现之前，往往只有幼年时期的哺乳动物，享有玩乐的权利，也具备玩乐的能力。人、大象、犬科动物、海豚等哺乳动物成年后也一定程度具备游戏的能力。这被定义为幼态延续。这个能力简单明了地表明，充满好奇心、勇于接受不确定的结果、尝试模仿别人、友善而易于被同步等，都是追求玩乐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上述前提下，通过无伤害的模拟打斗、追逐、捕食、躲藏等游戏强化训练后，形成足够丰富的应对策略，更能够应对复杂的环境挑战。

固定村落形成后，人们虽然偏居各地，但异族流浪者就是文明的使者，传播着远方的故事，这不同于游动采集族群中妖魔鬼怪的故事，涉及土地收获权利，姻亲关系的故事开始出现。周期性的耕作和收获，促使农耕者有更多的闲适时间，为了维护开垦和收获权，形成特定联盟机制。频繁聚会使婚配走出了近亲联姻，不同族群开始基于婚姻融合，因而，共同的祖先在更大范围形成了相对认同的神祗。周期性的祈祷祭祀，推动了历法的形成，历法显然有助于播种收获。人类对农耕的适应性调整迅速展开，而基因方面的准备显然不足。当我们依赖高热量农作物丰衣足食之后，我们对高热量的期待依旧，因此身体往往被高糖食物所害。但就个人而言，人类本能的求生欲、攻击性、残暴性并未在这一万年内消退，500代人并不足以消除数亿年的生存本能。这些本能通常情况下是反智的，会伤害他人，因而推动社会组织解体。

2007年底，我的朋友从旧金山到访，给我讲述互联网二十年来的发展真相。当时，互联网公司如火如荼，但无论美国、欧洲，还是相对保守的中国，在严肃保守的新闻首页中，总有少数花边新闻、猎奇新闻。顺着这些不起眼的入口，用户们总能发现充斥情色、凶杀等故事的页面。看似正统的各路互联网媒体，其实和默多克的小报们没有区别，真正汹涌的阅读流量隐藏在不起眼的入口页面。因此只要主页有通道，经过层层跳转，也足以将大众导入到这类页面。统计表明，这类“彩色”页面的流量，占据互联网流量的90%。二十年后的今天已经从文字到图片，从图片过渡到视频时代，无论抖音(tiktok)还是YouTube，流量尖峰也还是聚集于关乎本能的视频。这是人类本能的力量，是自然进化的力量，透过我们的基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互联网门户或应用的首页看似严肃，展现的却是我们发展出的社会性，约束和掩盖着我们的本能。随着社会力量扩展，约束力日益强大，我们每个人表面上都被深刻改造了，但近万年来生理上变化并不大。

这种对本能的约束和掩盖强化了人类连接，造就了大量集体认知。基于后者，人类发展出一系列新的行为模式，由集体知识累积所支撑的技术创新、社会组织、文化规则。集体显示出远胜个人的智慧，耕作、育种、冶金、航运等技术迅速成熟。从呱呱落地开始，人类无不在集体知识的浸润下成长，从而被植入尊重规则的底层代码，以约束其生存本能对集体连接的危害。正因为如此，人们得以相互宽容，从小学会交游广泛，并与亲戚朋友密切合作，以适应农耕社会共同生活的现实。

文化的变迁远比基因变化快捷。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习性在最近100年内几乎消失殆尽，可以肯定地说，到本世纪末，我们再无法找到一个完全独立的史前族群了。无论在亚马逊地区，还是卡拉哈里沙漠中间，狩猎民族开始放弃了游群采集地生活，转而进入农牧业，或者直接涌入城市贫民窟中。哪怕是八千年前，人类族群还在为应否聚合为数百人的部落彼此残杀，今天的地球上已经遍布上亿人的国家，人们热衷于远离自己领地旅行，也不需担心被异族杀害，妻儿被胜利者奴役。

星星点点的农耕者与世界上绝大多数采集人群不同，他们拥有更稳定的食物，更少的暴力冲突。但气候的变迁会使饥饿的采集狩猎者蜂拥而至，致使农耕聚落开始形成更加紧密的团体。基于血缘的氏族开始形成，这些氏族与周边游动的采集者偶有婚姻往来。灾害时期，农耕社会的食物仓库，不断吸收饥饿的采集者，每一次劫掠或者融入都使农耕社会进一步扩张。

农业民族对采集者的吸收持续了1万年，至工业革命前，全世界仅仅在非洲南部，南美洲和澳洲有极少数狩猎采集者。澳洲土著是人类最早的远征者，大约7万年前自非洲出发，在中东西亚海岸居住了1万年以上，早于农业大发现数千年以前南下南亚和澳洲。

气候变化的往复性，如同水泵活塞，驱动物种迁徙，人类族群也深受其影响，即使我们具备食物储备或避风火塘。短周期中，一年一度的干旱湿循环驱动草食动物逐水草而居，人类猎手则追随猎物迁徙，农耕者沿着河道扩展耕地。然而自然界还有其它的更长的气候周期，长达十年以上气候变化考验着动物们的记忆力，也考验着群体交流能力。采集狩猎时代，人类如同大草原上寻觅水草的角马，也被气候所驱动，追踪草食动物的脚步。受到火山喷发，太阳辐射，山脉隆起等变化，地球以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甚至更长时间为单位，反复在冰期与暖期反复拉锯。正是超长周期的气候变化，彻底改变族群的命运，忘却祖先的家园，使其永久性离开家园。中东作为十字路口，每一个千年，部落战争的失败者由此北上欧亚大草原,南下非洲,西进欧洲,东迁亚洲。农业革命之后，地球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席卷全球的洪水淹没了古老的迁徙路线，形成水深流急的巽他海峡，班达海，托雷斯海峡等众多天堑，使澳洲、新几内亚等一众岛群从此遗世独立。

大洪水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最近的万年里欧亚大陆受冰川切割、洪水泛滥、森林重现、湖泊消弭、温带沙漠化等地理气候极端多样的反复搓揉，将隔离在各气候地理带的人群塑造出五彩斑斓的多样性。澳洲大陆大部分是地球上最贫瘠的大陆，不仅没有可以培育的农作物，也没有智商脾气适中的驯养动物。因此，之后一万年，这些最早离开伊甸园的猎人后代被封印在时光中，日复一日出没于那片红色砾石的旷野。

显然，语言使群体认知被记录，并且穿越血缘形成的小圈子，传承到其它部落。只是语言的天然缺陷，复制精确性不够，往往被加油添醋，以讹传讹。上古传说中，勇敢的部落战士经几代人传颂后，往往成为后世全民崇拜的神。《摩诃婆罗多》在成书以前，口头传诵数百年，记录了古印度次大陆各部族纷争。传说中的部落领袖被讲故事的人演绎为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正是这些演绎，一步一步将后人们同步，我们大多数人成了某种公认的正义力量拥护者，合力战胜了生物本能- 厌恶并逃避其它个体的本能- 被同步的快乐、合作的优势所取代。

18 监督学习

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做了一个惊人的研究，复制出尼安德特人的神经细胞，之后细胞复制出6层，形成大脑皮层。此研究的结论是： 12万年前就遍布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大脑容量远比我们更大，尤其是负责处理视觉和空间信息的枕叶和顶叶区域。为什么现代智人可以生存下来，而尼安德特人却灭绝了？从个体来看，尼安德特人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他们会选择火山口作为居住场所，以便取得黑曜石作为石斧。他们懂得埋葬死者和照顾受伤或生病的人，他们也拥有审美的思想，比如尼安德特人会将带颜色的黏土涂抹在自己的面部，为自己化妆。

考虑到14万年前突然出现的语言基因，我们不得不想到，也许恰好是语言的进化，智人之间连接更为紧密，群体内外更具包容性，因而形成更大的社群。就个体而言，智人就个体而言无须更聪明，只需与人为善，连接他人，就可以依赖社会分工维持生存繁衍。即使狩猎采集的小规模人群中，猎人们也会进行更有效分工，善跑者追踪受伤猎物，善射者，攻击猎物，妇女更为细心，则从事采集等繁复而细致的工作。

这样，智人依靠他人的经验即可，没必要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同时，群体知识和经验一代代积累起来，远超尼人个体一生的积累。因此，即使脑容量已较20万年前的祖先缩小了孩子拳头大小，我们的认知总量仍在突破新高。语言是精简的认知模式，这种对认知进行标准化复制、传输的方式，带给群体巨大合力，促进了群体连接倾向，我们的知识和经验被代代传承，新技术迅速积累起来。比如，黑曜石很坚硬，但太脆，容易损坏。而打制黑曜石的工作相当困难，即使对今天的人来说，其石核选择、击打角度、力度都需要师傅言传身教，而且是长期学习的过程。所以如果没有顺畅的语言，这门手艺很容易就会失传。再后来，偶然发现的陨铁被打制成武器，成为战胜敌对部落的利器。发现陨石以及打造陨铁，也是专门的知识，传承这些知识，需要更多层级的语言交流。当集体的认知力量崛起后，聪明强壮的小型群邦社会不再具备竞争优势，而被友善、好学、组织化的大部落取代。更大规模的部落兼并既促进了集体认知力量，也增加了基因多样性，提高了抵抗疾病的基因选择率。

我们的进化由单纯的基因优选竞赛，转化为基因和社会连接能力的双重竞赛。在语言出现之后，人类脱离了个体竞争的残酷现实，更侧重于相互复制与相互训练，群体知识的重要性取代了个体智商高低。自那时候开始，人类的领袖不再是最强壮和最聪明的，而是最聪明和最强大的人所拥护的。这种群体协作导致了社会分工，因此初级工业开始脱离个人手艺。在冶金领域，模和范的发明，使金属制造得以批量生产，远远超越了手艺人数量的局限。探矿采掘、冶炼打制、模具雕刻、翻砂打磨，几个不同人围绕矿山的协作，就使工具被大量复制出来。也正因为协作规模扩大，经验和技术从个人天赋迅速变成分门别类的课程，普通人拜师学艺后，仅仅学习有限的技能，就可以在他人协同工作中，成为某个领域的合格工匠。

   当然，超过3000年的金属工业化浪潮，金属已经彻底泛滥。从早期的礼器、祭器、武器、饰品、奢侈品沦落到巷陌人家，成为建材，日用品，刀叉、车辆。中国山西出土了2790年前的青铜盛具，上刻有“子子孙孙用永”，可见青铜器皿曾经多么贵重，曾经被视为贵族家庭的传家宝。语言使人们规范了表达，知识开始迅速传播，从此任何人群都难以长期垄断某种特殊技能。在一代代人言传身教之下，孩子们继承了祖先的愿景与经验，并通过一生的尝试和创新，不断推动人类经济、文化的前进步伐。

文 字

可以设想：假设存在一个人类文化的遗传系统，其认知信息在一连串的拷贝、再拷贝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无异于一场传话游戏，无论是聊天、流言蜚语、讲故事、演讲，其准确度都是如此不堪一击。经过数代人之后，细节大量丢失，很多故事走样了。累积的变迁使我们的文化逐渐变异，因此一种文化在小范围内，甚至只能持续有限的世代。这种描述适用于文字之于语言。语言稍纵即逝，而文字是固化的语言，相当于感知的锚点，确保我们能追溯到其指代的已逝去语音信息，继而拼凑出准确认知。

1 精简的语言认知

语言促进了技术和规则的部落内传承，也使相对独立演化的氏族得以相互交换技能。经过十万年以上的语言基因清洗，人类彻底淘汰了不具备语言能力的同类，同时在相近族群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词汇、语句、语法表达模式。语言出现后，人类的复杂技能得以出现飞跃，因为语言成为教育子孙，同伴的最佳工具。更加复杂的耕作、天文、贸易线路等技术以风俗、禁忌、习惯的形式，开始在一代代人中传递。在农业社会形成后，邻近村落为了共享灌溉系统，防御敌人，祭祀先祖，最终通过围绕篝火的部族会议达成认同。而过剩的食物、居所导致街市的出现，吸引了更远的族群前来交易或投奔。当人口规模扩大以后，群体社会开始面临真正的困难，口头语言变化实在太大。

生理、习惯、背景、健康状态、心情都可以影响到一个人对其说过话的记忆。而对于部落中的流言蜚语，更是数不胜数。人类自幼善于连接现实与幻想，因此透过语言描述的现实并非事实，很容易被自己想象所替换。对小规模的游邦社会，这不是啥问题，如同夫妻拌嘴，父母教训孩子，孩子们过家家，生活在风雨后会恢复平静。

但部落以外的争执往往是致命的，即使以先祖或者共同的神的名义，大家也未必能达成一直。部落仇杀经常由小事情引发，持续数年，乃至几代人，死亡一直伴随双方，失败族群往往远走高飞。采集猎人都没有固定财产，个人工具也极少，因此总能够说走就走。

农业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离开即将丰收的田亩就意味着死亡。因此，也许来源于共同的定期祭祀，基于氏族的裁判机制开始起作用了。从根本上讲，平息冲突需要得到各方认同，结绳记事有至少十万年的历史，但除了数字，季节外，很难描述更复杂的事情。直到文字的出现，农业氏族的首领们突然发现了一种简单再现首领们对话的工具。这个工具，我可以理解为是视觉符号工具化。

研究表明，人的视觉认知来自对前景物体的边缘检测、标定和填色。形成曲线、直线两种形式的模式识别信息。早期的视觉符号，如澳洲岩画、中东石阵中我们所看到的符号, 更像组成视觉记忆的曲线或直线模组，被直接投射到大地或者岩壁。这些符号很快成为真实世界的替代物或标记物, 也是我们脑中认知模式的实物呈现。这成为惊人的突破，我们开始将认知模式投射于公共空间，形成了认知共识。经过百万年的演进，我们储备了语言与手指等工具，能将认知交汇符号化，还能投射到大地、岩壁、树干，使人和人的认知连接跨越了时间。

人类迫不及待地为所见贴上语音标签的努力，开发了我们抽象和还原能力，推动我们产生视觉重现的艺术。 在语言诞生后的10万年里，用语言进行的命名训练也一直在进行，直到出现视觉-语言-视觉的传播链条。苏拉威西岛上的马洛斯洞穴岩画表明，智人在4万年前就画出了奔跑的鹿，这些符号既可被语音所指代，又可被线条简化所指代。经过数亿年的生物进化，声音、视觉、环境世界，乃至触觉、嗅觉等更多线索被外置于群体的认知模式信息连接起来。

2 视觉的秩序

本质上讲，美是一种环境秩序，反映了我们对环境效用的持续期待。秩序源于简精简的环境特征标定，一旦人类拥有改造环境的能力后，我们的期待和改造世界的结果相互推动着，形成秩序的强化循环。因此，美是经过群体反复塑造过的秩序，由大众的效用期待所叠加，也因人类团体规模扩大而高速进化。看看今天的大城市CBD，数百栋钢筋玻璃大厦，显示着欧几里得几何的精确秩序。前文探讨过，对生物而言，这类对称的几何图形是超越自然背景的，是生物认知的优先目标。这种情形对人类也成立，自古埃及开始，金字塔、方尖碑、神庙等几何对称建筑就显示出我们认知中的自然倾向。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器物的工具美便开始与自然美剥离。但是，嵌入我们基因的某些渴望并未消失，今天的人们依然迷恋自然秩序赋予我们的美好事物。当先辈们眺望夕阳消失在旷野，期盼猎手带回丰盛的晚餐；当先辈们一边围炉分享食物，一边讲述这个魔鬼出没的世界；当年轻恋人凝视对方双唇，轻柔地触摸着滚烫的身体。夕阳的无限，炉火的温暖，肌肤的曲线，无不映射着写入基因的古老效用对我们的永恒吸引力。

当人类学会记录这些特征，以期和他人分享看到，听到的美好事物，艺术就成为我们塑造世界的新工具。经过数十万年，人类积累了足够的技能，得以重现各种美好事物。当然远非自然秩序，而是我们头脑中累积起来的秩序，是祖先与当今人类互动的结果。艺术，无论视觉艺术还是音乐艺术，使分享取代竞争，共识取代差异，文字取代了棍棒，因而开启了人类群体进化的巅峰时代。

3 以文字为锚 

语言稍纵即逝，因而很多语言表述的信息无法保留。直接的结果就是，经过首领们首肯，以固化的符号，包括图形、石堆、木桩等形式，将某些事件或部族规则记录下来。语言的可塑性被文字严格约束后，以首领们为中心，形成公共的语言锚点。早期泥板书写虽然麻烦，但也因此有足够时间逐字优化和精简，使其变得既符合大众逻辑，也尽量减少文字总数。反过来，长期在此种文字的训练下，言简意赅的语言逐渐成为官方语言。

　　9000年历史的摩亨佐达罗是已知最早的城市，因此有可能具有人类最早的记录系统。人们在陶器、印章和建筑上发现了400多种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反复出现，充当管理或贸易标记的作用。由于其表述的句子都非常短，至今尚未完整破译。这类符号系统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有学者认为，数千年后，远在中国的三星堆青铜铭文、甲骨文与这些字符有密切联系。从欧亚大草原到现今的美洲原住民遗址，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符号系统，这些是最早表意文字的雏形。

早期象形到后期表音的变化说明，文字是人类数万年进行视觉到语言，语言还原图像这个训练循环的结果。当然，这个过程既是某些先贤将视觉符号与认知模块关联的过程，也是整个族群对特定视觉-语音-语义模型形成共识的漫长历程。一旦共识形成，象形文字就能相对稳定地流传，即使族群迁徙，语言更替，某些释意也会长期存留。5500年前的苏美尔文，就目前看来，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文字。在数千公里外，印度城市摩亨佐达罗及哈拉帕印章中也出现了固定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不仅与苏美尔和中国三星堆有明显相似，某些字符，如帝、王、侯、子、男等字符甚至与千年后出现于中国北方的甲骨文互通。

对图案的复制，最早始于何时，目前没有定论，但复制抽象的图案显然是文字精简的第一步。图案经过数百代人简化，其笔画更方便被不同人复刻。当然过于简化的图案记忆起来太抽象，需要更多的培训或学习，在学校诞生之前，普通人难以掌握。通常，早期符合系统局限在小族群，甚至直系至亲才能理解本族传承的特定符号。这些上古智者通过辨识图案，得到祖先储备的猎场信息，同时也在族群内获得某种话语权，这个世界也因此开启了阶级化。

考古证据表明，距今14500年前，埃及就出现了石镰刀和石磨，说明至少彼时的埃及人已经在使用工具处理大量的谷物，但到现在为止，种子遗迹及其基因溯源证据表明，距今6000年前的埃及才出统一的农业国家。在苏美尔文出现后的500年后，埃及出现了用于庙宇、墓穴的圣书体文字，以及日常书写的僧侣体文字。圣书体显然起源于更为悠久而具象的图形记录方式，类似于汉字中的方块字，一个字代表了一个意思，只是更加具象。过去数万年来，与世界各地岩画和石刻中反复出现的形象与圣书体非常相似，当然，作为文字，圣书体更为精练抽象。同样抽象的象形文字是中国的东巴文，直到上个世纪还在纳西族人中广泛使用。东巴文中最为神奇的文字当属描述时间的字，一棵茁壮成长的谷穗！大约也只有人类，才演化出足够的耐心，也足够坚持、坚强，在经历漫长劳作后，终能欣赏丰腴的收获。当人类的洞察力越过当下艰辛，面向未来收获，我们才开始认识到缓缓流淌的时光。

有意思的是，和中国历史上的汉字一样，古埃及问是从右往左，从上到下的写法，的确让人遐想。除此以外，某些字形、字意也有关联，比如日、仆、神、子、鱼、蛇等传承更久远的神圣字符。僧侣体书写于莎草纸上，字形更简化，阅读方向从右到左，使普遍右手的人群书写不容易弄脏文件。早期僧侣体可以直书和横书，僧侣体较圣书体标准统一一些，但字形更简洁，适于快速手书，因而使得文化普及到自由民，在自由民中广泛学习和使用，甚至有人用其创造出一些流传至今的故事。有证据表明，早期希伯来字母甚至使用僧侣体数字，犹太人受到埃及文化的长期教化，因而继承了相当多的埃及传说。

4 符号拼凑的世界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流言蜚语被梳理编辑过的英雄事迹取代，各自祖先的传说被首领们祖先的传说取代，人们最终开始被同样的故事感动，也就潜移默化被同样的规则约束，走向共同的目标。今天，无论是我们看到的历史，还是我们被教化的目标，都是用文字编辑而来。文明从来就没有固定的边界，甚至不存在有形边界，只是一个汇聚认知，形成群体共识的过程。人类文明的第一步，就是用文字神化了祖先、英雄、道德模范，从而形成模块化、标准化的认知模版，全体人民从此有了标准的认知外挂。随着教育的深入，这些外挂的信息正在改变世界，通过约束我们个性和本性，用群体的秩序，逐渐侵蚀、替代了个体的目标。

两河流域的肥沃农田带来了人类最早的城市文明。为了方便城邦首领管理国家，这里诞生了最早的历法和成文法典。这些固化的语言书写在泥板上，烘烤后可以长期留存。为了方便书写，象形文字被简化为楔形文字。简化后的文字便于记忆、阅读和书写，因此不再被祭司、书吏官和国王垄断，更多平民也开始学习和使用。

苏美尔泥板中甚至记录了文字诞生的传说，文明开化的苏美尔王恩美卡尔曾经用智慧而非武力征服了伊朗群山中的阿腊塔圣洁之城。苏美尔王就把他的话用楔形文字刻写到一块泥板上。这是人类历史中的第一件外交书信：“库拉巴之帝伸手揉了些泥，他致力于塑造记话语的泥板。在这天之前，无人能把话语立在泥板上。现在，在神圣的这天，它就是这样发生了。库拉巴之帝把话写在塑成的泥板上，它就是这样发生了。”

考古证据表明，自公元前3100年起，在两河流域南部生活的苏美尔人开始用文字记录各种谷物和牲畜。书吏用带尖木杆在软泥板上刻画下大麦等农牧业产品种类、数量、所有人和分配等最基本信息。为了提高书写效率，简化书吏官们认知一致性，经过500多年的发展，象形字体从此发展成了楔形字体。原来的象形文字中几乎看不出楔形的圆笔划变成明显楔形的横、竖、斜和拐等几种简单笔划，字型基本上变成了方形，与中国汉字笔划构成非常类似，尤其同源于中国少数民族彝文，该民族曾广泛存在于中国西部、中部、东部，现存于西南部山区。值得一提的是，直到被波斯人征服，大麦符号在苏美尔被使用了3000多年，它的形状和书写方式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深远影响即使在灭绝后又延续了2000多年，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从各国国徽、钱币、纪念碑、宫殿等政权象征物中看到大麦的楔形雕刻。

5 文字的征途

由此我们也看出，苏美尔人作为人类社会化政治实验的3000年，对全球各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也有学者分析认为，苏美尔人即中国古代传说中败于黄帝的蚩尤。大约5400年前，蚩尤遗民西迁出华夏，苏美尔传说中其祖先也来自群山之巅，且亡灵也回归祖先之路，这一点与彝族风俗一致。不过，苏美尔时期文字记录表明，诸多城邦的文明程度明显高于七重大山之外的伊朗部落，即其可能的发源地。并且苏美尔人多次征服并教化了这些山地民族，并把大麦种植、服饰染色、畜牧、酿酒等技能传授他们。所以，西迁理论也许得让位于南迁理论，即其翻越北部针叶林带浅丘，从欧亚大草原迁徙而来，征服了当地农业民族。

从公元前4700年车轮出现，到车轮和车轴完全成型后，围绕欧亚大草原的贸易与文化圈形成，世界开始启了第一波文明的洗礼。车马也反映出第一次早期工业化的征兆。从轴承到配件，从模具到翻砂浇筑，车辆、马具、桌椅、农具、武器等大面积普及，说明冶金、材料、工艺设计等多种手工业在整个欧亚大陆普及开来。有人将文明浪潮称为希腊化，也有人说是罗马化、印度化，以及后期的蒙古化。事实上最早的文明化显然受到两河文明的驱动，从早期城市乌尔的工艺品中，发现了其驱动形式;乌尔的艺术品中，青金石来自阿富汗，玛瑙来自印度沙漠，贝壳来自地中海沿岸，完成这些产品，需要一个从欧洲到中亚、南亚的巨大贸易网络。2000年后，贸易网络从西欧延申到中国，世界文明开始了某种程度的中国化。这个时期开启于丝绸、瓷器、茶叶等工业品反哺整个欧亚大陆以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物品制造被卷入某种程度的工业化，物品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更多物美价廉的器物涌现出来，更多人也具备额外时间，去建造永恒梦想。早期的工业化既是技术的普及，也是人类认知模式的革命。随着回溯能力的增强，人类开始关注更长久的目标计划，越来越为长期目标而按部就班，从而不再受制于当下的困境。

又过了数百年，古巴比伦人简化了笔画，完成了第二次文字体改革。到公元前10世纪，在亚述帝国，发生了第三次文字体的简化改革，这里的楔形文字发生大的变革，亚述楔形字体从巴比伦楔形字体中分化出来，其字体的笔划精简至极，完全没有早期象形字的影子了。之后的波斯帝国不但简化了字体，而且把表意文字变成纯音节文字，已经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楔形文字了。不断精简的文字，适应了多民族混合成的帝国中不同的民族，使大家更快速、更容易学习。加上软泥板上书写起来，远比石碑雕刻文字效率更高，也比东方晚些时候出现的竹简更容易，因此文字开始在两河流域祭司、贵族之外普及开去。从两河流域出土了大量软泥板书写的商业文件，甚至还有农业、天文、建筑类技术书籍。官方用泥板书写文字记录税收、历法、庆典、政绩，民间也普遍用来记录地契、借据等商业往来。

和此前的“昂贵”的书写工具相比，“平民化”的泥板书带来书写的便利，极大降低了文字传播的成本，但同时也带来了内容深度的下跌。过去，石碑文字记录的一度是神的光辉，或者伟大帝王等等重大事件，至少应该是巨大灾难与警示。廉价、快速的泥板书出现，大量市井小民随之进入了考古历史的视野。随着时间的流逝，各色人等都在尝试写作、记录、传承着泥板书，终究带来了丰厚回报，多样化的发展扩大了新的可能。文明不再被祭司和国王垄断，大众参与的知识创新开始了，虽然大多数人留下的仅仅是日常生活记录，但总有杰出的作者，不经意间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好的作品。

埃及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知识爆炸的转折点，莎草纸从4500前流传至1200年前，历经3000多年。莎草纸一度成为法老帝国的重要出口物资，惠及希腊、罗马、中亚，直到被中国造纸技术于公元800年取代。莎草纸加工简单，用莎草内茎浸泡，垂直叠加晒干即可，干燥后可存放千年。莎纸卷轴是书籍最早期的形式，其后为方便阅读，被裁剪成一张张纸，因而轻巧廉价的抄本开始出现。这使文字传播成本极大降低，因而迅速淘汰了石刻、泥板。低成本高效率的书写和书籍，不仅使古埃及文明走向巅峰，也加速了地中海地区的文明进程。可以说，希腊、罗马文明是莎草孕育的文明，即使在万人规模的米诺斯岛、特里克岛，文明曙光也伴随着莎草纸书的教化一路向前。

在精简的文字和便利的书写工具出现后，系统性的宗教随之出现了。祭司们开始撰写经书，传说中部落神祗被固化下来，用以教化懵懂中的人民。最早开启这个传教路径的宗教取得了深远的影响。泥板书传播了两河流域的传说故事，其影响在圣经中的创世纪还可以看到。泥板故事中的滔天洪水，拯救神王的船等等，无不在后世成为诸多宗教的起源故事。在现存的很多宗教中，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同一个故事以不同的主角出现在不同信众面前。书籍成为了文明教化工具后，首先以神为名教化人类社会。人和人之间基于这些故事阐释的教义，建立起新的连接范式，以约束每个人生物本能中孤立与反社会的一面。

1945年，上埃及拿戈玛发现了13个皮封口的陶罐，内装科普特语书写的莎草纸书卷，总计约1200页。当中最著名的著作可能是多马福音，成书时间介乎公元一世纪至二世纪之间。书中涉及《彼得与12使徒行传》、《雷电：完美思想》、《权威训》、《真理之示》、《知识解读》、《论世界起源》等等13卷抄本。从书单名字就可看出，彼时的人类，已经完全开始系统性探讨非常抽象的主题，而且用非常结构化、乃至冗长的论述以阐述洞见。

其后，印刷术在纸张的基础上出现了，大幅度降低了抄本的成本，而且降低了抄本的错误率。最重要的，印刷术降低了知识传播成本，特别是形成共识的专业知识。比如，宗教典籍，教育典籍，社会治理等书籍进入了普通百姓的家庭，从而为底层人士获得了接受系统性认知训练的机会，这使人类知识逐渐开始跨越家族血缘关系流动，也逐渐脱离了小团体的垄断。在很多没有文字文明里，祭司或者端公都是部族的守护者，他们为本族群提供历法、耕作、历史、万物兽群等知识，但也试图世世代代垄断了这些知识。

6 认知基因

无论人类还是其它社会性动物，群体目标与自然进化的趋势恰好相反。在群体目标的干预下，人与人的连接更紧密，而不是基于基因树分型而日渐疏远。从单细胞生物开始，细菌之间就通过病毒相互传播基因片段。复杂生物之间，也通过病毒进行基因片段的转移。比相互今天的人，从日常生活到文明成就，几乎所有认知都来自人类历史与现实中的认知累进。因此我们的认知成果才能跨越了时间长河，并且克服个人和代际偏差，形成了外置于任何个人、任何种族的虚拟认知识别模式库。

不同于难以复现的触觉、嗅觉，声音是易于被复现的感知，而语言则是易于复现的认知。通过对声音的模拟，人类发明的语言，而语言的交互性打开了群体认知的大门，人们开始飞速交换知识，群体共识也从语言认同开始形成。文字的发明使认知复现变得更为标准化，能够将认知模式系统性精简、提炼，还能长期存贮，甚至保存千年。可复现的认知是难能可贵的进化工具，提高了认知交互效率，人类群体开始相互复制认知模式，因而认知外置于个人，甚至外置于所在族群的时代开始了。

哺乳动物中，外置认知体系往往基于血统继承。模式信息在父母孩子之间传递，不同母狮家庭的捕猎技巧有所不同，不同大象群体的巡游路径、相互亲昵的方式也有差异。早期的人类祭司们训练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代祭司，天地的秘密如同今天的财富一样，被代代血亲传递，神权依托于血缘建立起来。毕竟人类的智商是随机分布的，即使天才的孩子们，其智商情商往往也会中值回归，子孙们大概率会回归到族群平均水平。但是，由于文明基因被群体所保存，我们孩子的孩子们，却意外获得了群体智慧的伟大财富。因此，我们不再被基因所彻底束缚，而开始钟情于他人的智力成果，也对文明的训导员， 父母、师长、导师等，满怀感激。

数千年前，高技术工作就不再因血缘被垄断。拥有杰出的先辈，并非培养合格祭司的先决条件，实际上很多祭司都是从学徒中遴选出来的。祭司们看似简单的掐指一算，往往需要数学能力、逻辑能力、学习能力、与人为善、接纳他人的能力。因此知识的血亲继承权从长期来看，成为了知识普及的障碍。或许没有了杰出祖辈的机敏、睿智及勤奋，无论是祭司还是教主，往往成为后辈们膜拜的对象，但却无法完全理解其思想。因此，无论是系统性的宗教，还是传统的巫毒、萨满，很容易在子孙们一代代扭曲中沦迷信。这个理论类似UFO和智能手机悖论，自从传播更简易、快速的互联网智能手机出现后，UFO目击数量大量减少了。看来，真相仅仅存在于公开信息中，而不是极少数特选子民的教义中。

9 分形中进化

文艺复兴后，南欧率先脱离了宗教的一元化束缚。人类社会再次产生出分形结构，开始飞速发展。在专业与合作精神的鼓舞下，各行各业明显分化，进入百舸争流的时代。每一个行业都开始建立自己的圣殿。但是，有所不同的是，今天不再靠权力，更不靠刀剑烈火，而靠科技成就也能建立一座座叹为观止的丰碑。孜孜不倦的传承和持续创新使人类迸发出巨大潜能，商业性的神殿如雨后春笋，取代了宗教信仰的神殿，也取代了帝王主导的世界。

印刷书籍的泛滥带动了知识普及，也使传统权威和专业书吏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仅仅数百年，印刷业彻底改变了知识传播和创造途径。过去的膜拜和修行的场所，很多已经成为景点，知识早已脱离圣人的衣钵而广泛传播。在今天的数字互联网时代，更多非专业人士不仅成为超级传播者，也同时成为作者，开始贡献自己的创造。当数百万人进入学校学习，数百万人开始为别人，为子孙们创造知识库的时候，人类之爱以知识的形式传递给每个参与者，文字终于把各自为战的人们连接在一起，也把我们与祖先，与未来的子孙连接在一起。我们施予孩子们的爱，以及对他人的尊重、信任、付出，都会以认知模式形式被彼此所继承，成为未来人类认知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自己早已成为进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巨大的存量认知正在改变人类未来的模样。

绝大多人的一生看似在复述他人的认知成果，但他们通过自己的群体偏好，都在改变着我们的认知共识。最近几千年来，大量书面作品推动着共识构建，特别是专业作品，无论宗教、政论、文学、哲学。人类的认知角度被这些作品深刻改变，我们的认知深度精进，但认知范围更为收敛，形成更为明显的群体共识。随着文字教育的普及，业余文学作者也生产了更多大众读物。后者进一步拉近了精英与大众的认知距离，从各个角度使人类相互亲近，因而更愿意彼此相连。同时，他们中总会有出类拔萃的天才，其杰作往往会改变世界。正如克莱舍基的调侃：要是执迷于专业的话，那我们都该去光顾技艺娴熟的妓女。但在恋爱中，亲密感胜过技巧，爱是进化赋予我们永久的效用动机。正是庞大的群体规模使我们保留了人性和知性的平衡，在变幻莫测的分形进化中，维持了文明的火种。

10 从单字到行文的漫长岁月

中国保留了象形文字的某些特征，但并非单纯的象形符号，而是来自其象形文字祖先-甲骨文的表意、表音、多维表达文字。中文有3000多个常用字，很多字来自不同的偏旁的组合 – 其来源于更为基础的象形文字。这些基础文字和某种象声文字的组合可以表达一个基于象形偏旁的意思，但是往往遵从象声字偏旁发音。表音的字母文字仅仅需要数十个字母，就能组合成单词，再有单词组成语句。东周时期，中文单字曾经在各诸侯国有不同的字形、含义。秦一统天下后，车同轨，字同形。经过周朝的礼乐、仪轨的精神大同后，文字统一为小篆，中华帝国终于开始政令、文化、教育的全方位融合。

中文的3000多个字符有其单独含义，但字和字的组合又可以组成词汇，以表达更细微的精确分类。比如，“电”和“脑”两个字在中文中3000年了，其含义基本未变。但组合成电脑以后，表达的是这个时代的物品。因此，中文使用形旁、声旁、组合形成3000多个常用字，再基于他们组合成词，最后由词成句。这个过程难度在于3000个常用字的学习，因此中文对基础教育的确是个挑战。一旦有了常用字作为基础，就可以任意组成很多新词。有人戏谑说，汉字是3000个字母组成，因此其表达更丰富，通过字与字的广泛连接，简练地表达复杂含义。言简意赅是汉语的特殊之处。

英文的专业词汇有数十万个，其中绝大多数是普通人畏惧复杂的科学词汇，政治经济术语等。因此科学家、官吏阶层的专业沟通难以被普通人理解，他们也就更容易成为大众舆论的敌人。反过来，邪教领袖往往专业水平不高，通常用类比而非专业词汇阐述观点，与大众沟通更接地气，往往成功地收割了大众的信仰与钱包。近百年知识大爆炸，产生海量的专业名词。普通人通过字面意思很难理解专业英文单词的含义，特别是某些词语来自拉丁语、法语，大量专业单词加剧了专业课程学习的难度。因此在西方，专有词汇成为跨行业交流的巨大障碍，也许促成某种社会割裂，反智人群终归来源于语言的隔绝。但对中国人来说，理解病毒、疾病原理却容易很多，也许汉字的丰富联想能力，为普通人理解专业词汇架起了桥梁。这也是中国在2020年的瘟疫大流行中独善其身的部分原因。当时，全球谣言漫天，甚至发达国家也如此：5G通信基站导致Covid-19疫情、上帝用病毒考验意志、邪恶精英消灭过剩人口、大国生物战等等。幸而中国人支持政府抗疫行为，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国家，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支撑了全球抗疫物资供应。

持续数千年的大型社会，为汉语提供了更多的语言模式识别工具。在词汇以外，形成成语、俗语、歇后语等略微复杂的辅助表达工具，可以看作词语和句型之间的多层次精简认知。因此中文书籍往往只有英文书籍30%-60%的厚度。而表达同样意思，中文语速放慢的情况下，也往往只需要英文不超过70%的时间。可以想见，挑战成功的中文学习者，其阅读速度，宏观理解力远比英文学习者好。

人脑的学习机制呈现出模仿和自主创新两个维度，也可以说是同步模仿及认知重组两个方面。中文学习者首先得通过模仿，存储3000多个单字，而非英语的数十个字母，才能开始组合出有意义的文章。其后采用这些文字，组合成所代表的词语表单更加多样，结合不同前后语境文字，得出多种多样的语意，因而基于每个字，在大脑真皮层形成了多种模式识别器，以标定不同的意思。简单说，大脑形成了3000*3000*N字的巨大三维矩阵，N表示词语的字数。为快速检索这些表单，或者通过表单触发跳转，就得建立了更多层的索引表单。

这是更加复杂的嵌套过程，因而需要反复学习、运用才能理解。具体表现为中文学习时间更长，学习过程依赖词汇记忆、音调记忆、文字组合表单记忆，所以学生们也更辛苦。同时，学习程度差异导致的信息含混也是客观存在的，类似于粗鄙大众不同于优雅精英的文言文，这也是中文这类古老语言本身的问题所在。

越精简的语言，其指代的信息量越大，但不同人使用时候，或者同一人在不同阶段使用的时候，其确定性反而更低，更容易出现歧义。当然，文字的出现，使语言进一步被精简成符号，并且由于文字书写更费时费力 – 至少早期雕刻在石板上如此，因而文字被进一步精简。在很多国家，早期语言都分化为文字表达语言和口头表达的语言。文字表达语言往往被固化数百年，历经改朝换代无大变化。经历几代人，口头语言也许就无法交流了。比如今天的人们口语中充满了时髦、科技、社交、商品等名称，即使前溯数十年，同一地区的人也很难理解了。文字使传说被精简为相对精确的符号，传播效率大为提高，乃至百年后的人依然可以辨识。

11 共识的普及

发明印刷是技术爆发的前夜。印刷术减少了手工抄写、雕刻的差错率，也提高了传播效率，降低书籍成本。活字印刷进一步降低了门槛，使群体知识跨越阶层、族群、时间、空间得到飞速。正是印刷术，使人类发现了一个事实，无论身处哪个阶层，其信息处理能力没有本质区别。简单来说，作为智人的后代，无论贫富、贵贱、身高、肤色，父母基因和脑容量造就的个人差距，远不如持续教育对我们的影响大。因此人类社会形态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 – 不再仅以基因为纽带建立社会连接的时代。这就是媒体的时代。媒体是人们之间的信息连接，涵盖了交易信息、人情世故、花边新闻等各种资讯，无论个人媒体，还是公共媒体 – 即面向所有人群的媒体。通过各种媒体，人类更紧密地连接起来。

在苏美尔文明早期，石制滚筒印章就作为政令、地契、交易的媒体工具广泛使用，在软泥板上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在很多建筑基础、库房等遗址中，发掘出压印了工匠名字和国王头衔的烧制泥砖块，表明当事人的身份，或者建筑主人的荣誉称号。长期传承的读写培训制度，才能使这种荣誉长期而完整的得到保存，因而为后人留下完美的榜样。上文探讨过，榜样推动了人类群体的同步进化。另外，由于泥板地契、收据之类物理凭据的出现，保护了私有财产权属，使定居民族之间能够依据这些交易凭据和睦相处，而且政府得以收交易及财产税，现代城邦国家因此有序发展起来。

在最早的神庙兼学校中，未来国家管理人员普遍学习读写，而且任何有能力接受教育的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管理人员，这使国家法令的传播更便利，大型国家得以在两河流域、东亚、地中海、埃及、波斯出现。19世纪末，尼普尔的发掘出土了20几块破碎的古巴比伦学校的史诗传抄泥板，这就是著名的苏美尔远古英雄史诗《恩美卡尔和阿腊塔之帝》。自4000多年前起，人类文明就开始了组织化、系统化、开放性的强化教育，其模板就是史诗中的英雄故事，而不仅仅是过去口口相传的祖先故事。人类社群开始跨越血脉的约束，被古老的榜样所推动、所约束，因而形成具备道德约束的官吏、祭司，通过这个阶层间接教化了人民，使大众的思想开始同步进化。在文字和书籍的辅助下，苏美尔人甚至创造出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了第一所学校，第一个两院制的国会，第一个历史学家，第一本药典，第一部农历，第一门宇宙学，第一个约伯，第一句谚语、俗语，第一场文学界的辩论，第一所图书馆的目录，第一个人类的英雄时代，第一部法律法规，第一次社会改革，以及第一次寻求世界和平与和谐。

正如苏美尔诗人创作的赞美诗，以神王恩里勒之名，指出王治的要义：汇聚道义的王座、不朽的王冠、牢固控制人民的王权。其文中道义的基础，就来自对人民不断教化，这些教化使用了成文的传说故事。通过赞美神君们的功勋和美德，使王子、书吏们有了榜样，也使人民看到值得驯服的历史依据。

这些诗很少讲述国王的颜值及战绩，而是描绘其能力、其勤奋，为后世人民树立了理想的统治者的榜样。先王的杰出形象成为未来国王的标准，同时也是王子贵族们无形的约束力，避免了他们滥用权势。不仅仅贵族们，官吏与民众也得以从书籍中看到英雄，并以此而塑造自己的形象。人类从此开始基于文献中的偶像，以群体方式塑造自己的未来。这个过程的起点如此亲切，如赞美诗《舒勒吉》写到：

我幼年的时候在学校上学，

我从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泥板中学习书吏技能，

没有一个贵族能像我写得那样好。

在这个系统地教授书吏技能的学校中，

我掌握了减法、加法——算术和会计，

啊，美丽的尼萨巴女神是我的书吏女神，

我是什么都难不倒的聪明书吏。

在2300多年前的中国，竹简已经普遍被用于抄写书经、记录政令。在湖北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竹简书籍，完整记录了<道德经>,从中我们得以一窥老子当年的伟大思想。过去数千年，中国中部遍布竹林，人们用竹编织箱子、餐具、家具，处理竹条的技巧与制作竹简类似，这也是竹简书籍在楚国普及的原因。相比于龟甲、篆刻、铸造等书写手段，竹简在率先普及使文化兴盛，思想家辈出。在当时，楚国的文明拥有出色的名头：天下唯楚有才。造纸术在中国的出现，使北方的中国有了廉价的书写工具，文字在广大北方迅速普及，也使北方成为中国新的文化中心。文字普及就是共识普及，承载于文字之上的庞大帝国，也在广大中原、华北、关中相继出现，甚至过去的蛮族领地 – 金、辽、夏也因书籍的出现而进入帝国时代。

12 规模化的监督学习 – 学校、 书吏、官员

书籍普及后，文学、数学、行政等诸多学科的系统性建立起来。学校体系的建立，又为推广这些系统性学科，使其进一步系统化打下了基础。舒勒吉王子通过泥板学到的知识，与普通书吏来自一个模板，因此，人民与统治者从此在很多具体政令、方法和观念上建立了连接。苏美尔学校不仅是个教人说话和写作的地方，同时还教授当时的科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数学和神学。史上杰出的文学作品也在这里被学习与备份，同时也创作出新的作品。

学校由被Ummia们带领，他承担文化传承的责任，同时也要做一个惩戒者，用轻微暴力规范、矫正学生们本能倾向的反社会行为。一个学校学员在泥板上记录了学生们因为逃课，因为不够整洁，因为四处闲逛，因为没有保持沉默，因为调皮捣蛋，甚至是因为没有整齐的笔迹，而遭受了可怕的打骂。咋一看，这和现代社会的快乐教育、人性化教育大不一样。考虑到今天社会分工异常细致，很多惩戒类型的工作被司法、治安等部门所承担，因此普通老师不再使用戒尺树立威严了。但客观来讲，人类的数千年系统化教育，明显改变了人口结构，大多数人接受了数千年系统性教化的人群更加内敛和驯良，相互协作倾向性更强，这是我们继续放大相互合作关系的良好基础。

最近500年来，在欧洲、北美、东亚的教育实践推动了全民识字率普及，同时也改变了民众的大脑结构。从1840-1960年颅骨统计调查表明，发达国家人类脑容量变化不大，但顶骨明显上移，说明整体上看，人类负责视觉认知、情感认知、逻辑思维的脑区在年轻时代经过长期刺激，神经元突触增加，脑容积增大。显然，当今青少年较我们不识字的祖先们认知经历大为不同，今天的儿童从小经历过十余年的听、说、读、写、算等训练，因而相应脑区神经元受刺激程度更高，且突触发育周期更长，占用大脑空间也更大。城市化进一步使青少年教育时间延长，标准化的学校教育致了社交规模空前扩大，以至于社会关系感知、视觉听觉的交叉线索认知，自我约束等社交训练的大幅增加。人类头骨闭合时间较晚，幼年时期长期训练增强了相关脑神经元突触的发育，物理上表现为特定脑区体积增大。最近千年来，人口密集区域出土人类颅骨日益圆润，应该算人类智慧的后天表现吧。

对灵长目动物群体研究表明，如果这种有关社会关系的计算出了问题，社会性动物就可能出现吃不好、保护不力、受欺负等情况。所以说，交际、合作和个体认知能力在灵长目动物的发展史上是同步进化的。事实上，灵长目动物群体的规模与其脑量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相关性。显然，如果有机会生活在更大的群体中，人类还是愿意学习获得群体认同的方法，这使群体学习成为人类的基本特征。实现全民终生教育在某些发达小国已经成为现实目标，就全球而言这也并非梦想。也许10万年后的考古学家会发现，公元1800年后，成年人类头骨普遍显示出不同于过去的脑区特征，即更发达的社会连接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美学和音乐能力，然而这恰好是社会进化的结果，而非生物进化导致的。

早期苏美尔城邦明显受惠于这种有组织的集体驯化，通过建立一些枢纽节点，如市场、庙宇、学校、广场等人流集中之处，使标准化认知体系得以从大祭司、国王传递到普罗大众。当然，今天的传媒、零售渠道、政府、民间组织，包括人群中的大V及公众人物，也起到了当年枢纽节点的作用。

书吏是第一代具备上述标准连接能力、逻辑能力、社会感知能力的知识枢纽。这个职业并非来自于血缘继承，也非天赋使然，而是持续数年的标准化教育。高度共识的书吏阶层成为政治权利的基础，城邦国家得以有效而持续地进行水利、防御、救济等公共产品管理，因而其政权也就具备了持续治理的基础。比如，舒勒吉在宫殿和寺庙等经济实体中设立了高效的财务记录和结算系统；重新制订了历法使阴历和阳历达到同步；他在统一及规范了度量衡标准。当然，这些制度上的创新使其国家强盛无比，征服了东至伊朗扎格罗斯山脉，西至地中海的广大区域，搜罗到巨大财富建起了壮观的乌尔塔神庙。

希望自己孩子们具有生存优势，是生物的天性。由于知识是储存在全社会，因此社会化之后的人类，要依靠别人以及别人的孩子传递知识，相互协作，甚至进行专业分工，我们才能过得更好。在这样的社会，不仅仅婴幼儿，每个成年人也不再是完全独立的人，都需要他人的终身支持。

早期的举贤进化到书吏制度，社会资源的管理从此不再依赖血缘继承，因此，跨越部族的大型社会才得以组建。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建立了完整的文官制度，取代血统继承，因而建立了巨大而有序的帝国。相对而言，欧洲在直到中世纪，还是数百个贵族及数千武士们血缘传承的地区。到21世纪，政治权力的血统继承在公众层面早已不得人心，即使中东、南亚、非洲等相对不发达地区，这类政权也摇摇欲坠、趋于瓦解。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权力已经渡让给政、商、学、艺等精英阶层，而非血缘世袭贵族。当然也残存有不少国家，尤其在非洲、中东、东南亚，强势王权，甚至神权依旧存在，其维护基因特权的某些做法，反噬着其国家的进步决心。全球来看，人类社会结构的发展阶段差异巨大，即使今天也如此。很多地区的人民并未经历王权摧毁神权的过程，甚至没有经历神权摧毁血缘依附关系的过程。发展中国家近代数百年事实证明，现代的平权社会无法存续于在神权或血缘王权威慑下。西方国家近几十年在北非、中东、中南美洲进行过的社会实验，只是加速了某些神权社会或氏族社会的混乱程度，并未对其进行有效改造。即使某些西方国家内部，也还处于神权或血缘社会向大型国家过渡的后期，在行政领域充满种族或宗教信仰色彩，自由、独立、人权等标签反而成为加剧冲突的导火索。

可以试想，大型社会中，涉及复杂的功能性岗位，岗位上每个人都是目标高度不一的个体。所以，大型社会需要精巧的机制，培养合适的专业人士。 因此，需要设立标准化的流程，把自私自利的个人训练成沟通能力、逻辑能力、群体感知能力接近的人。

社会治理的先进与否，取决于这个精英阶层的认定机制，大众贡献的智力成果总量，以及是这个机制中的血统成份有多大。但是人类自从部落时代以来，一直是精英阶层联合起来的社会，曾经的头人、祭司、贵族、国王联合起来，统治了世界几千年。今天很多国家总体来说已较过去大不相同，精英阶层至少在明面上不会表现得板结一块，阶层通道也越来越宽，精英认定机制表面上脱离了血缘圈子。显然，这是知识普及全民化的结果，就全世界来看，更多人们开始相信那句中国古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是，事与愿违，某些当代超级大国推举出来一个74岁的酋长，却从漂亮女儿、精明女婿中选择专业人士。数千年前书吏学校的教育制度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人们依然更相信自己血缘家人。

13 群体权力扩张

书吏们带来了清晰的财政治理，这是大型社会的存在基础，包括当今很多大型公司组织，往往也因其内部财政口径不一致而轰然崩溃。专业技术官员经过长期培训，具备专业知识，首先能够理解统一的目标。其次，他们能够透过沟通有效分工。当然，大量官吏阶层也是社会成本，公共产品过多，公共资源来源就不足，社会成本会很高。归根结底，合理计算岗位工作量显然是优化大型社会的根本方法。但往往在大型组织中计件不足，公共产品即使需求旺盛，官员们也没有动力全力应对。最终不得已分而治之，形成更多的部门分支。由于管理公共产品的官员过多，挤占了私营部门，导致社会生产不足，结果公共产品供给由过剩而迅速转换为不足，最终导致内部成员难以适应，使其组织瞬间崩盘。

沿此思路，既可以理解历史上每一个璀璨帝国的崩溃，也能理解很多名噪一时的公司为什么黯然退场，它们都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如同蜂群和蚂蚁一样，所有高度同步的个体总是缺乏适应能力，尤其是各自所处环境变迁时。群体再适应能力是组织进化的首要指标，标准化的文字符号教育体系是群体选择的结果，显然在人类最需要的时候同时诞生于世界多地，这看似天赐，更是祖先们世代努力、废寝忘食、悬梁刺股的结果。

中国的科举考试，曾经是书吏制度的巅峰。与这个制度相辅相成的是其精神训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责任。而欧洲、西亚、南亚的官僚责任与中国并不相同，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一切平天下的行为都以神圣教义为名。中国脱离以神鬼而治的王权3000多年了，皇帝只是形式，其实是不同族群共同治理的世俗社会，相当于苏美尔人的书吏官，只是中国的书吏官延伸到广大县乡，超越了血缘，更超越三教九流。因此客观上，中国需要大量精英代替贵族（宗教领袖、资本家、明星都是今天的贵族）。

中国传统理想不仅是共同富裕，也算某种形式的共同治理。和西方基于神创论的平权不同，中国人将天作为命运主宰，也是某种自然和社会交互的巧合。天子作为上天这种强大力量的代言人，并非掌控终极力量的神。因此，中国人人皆可称王，只要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某种程度上，中国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就是各族群每200-300年群起争夺大位的历史，只是这种争斗比当今的总统选举惨烈太多。中国成语称之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然改朝换代的频率事实上也不高，每次都会以数百万、上千万人死亡告终，其后人民再次低头做顺民。上千年书吏选拔下的平权治理，彻底改造了中国的文化，中国人表面上遵循政令，但绝不死心塌地坚守规则，因为他们骨子里并不认可阶序制度。相比之下，西方至今还羞答答的。在平权问题上，往往借神灵做盾牌，不敢提及人类基因在现代教育面前，差距远不如我们想象大。这个惊人事实赋予了东西方人际关系中重要差异。

士大夫精神比科举制度更重要，是激励精英的最佳模板，因此从民间激励了大量新人进入书吏阶层。早在汉代，朝廷就从县乡选拔读书人进入官吏阶层，取代基因传承的王公贵族。从唐朝到1919年的越南，从地方官到丞相，科举制度使中华文化完全不同于大多数人甘于命运的大多数国家，王侯将相宁有种早已深入人心。科举还有其更进步的一面，任何民族的人，都可以通过层层科举选拔进入社会上层，因而种族冲突在中国不如其他地区突出，学而优则仕成为各民族的目标。

科举制度的完善，使中国政治权力继承制度远比经济权力继承制度先进，全社会得益于技术官僚的精耕细作，当然也使父母们高度重视孩子们的教育。至今这个制度的深远影响还在，引领着东亚学生学习成绩所向披靡。正是更普遍的教育需求，使亚裔教育意愿与水准远高于其它族群，因而平均收入比非裔美国人高109%，也高出白人30%。以至于，为了“保持”多样性，亚裔学生的SAT成绩需要比白人高出140分，比拉美裔高270分，比非洲裔高450分才能进入美国一流大学。

14 有文则明 – 文明的使命

文字的魔力不仅为人类驯化出合格的贵族和祭司，也使文明所需的一切技能得以稳定延续。农业诞生于12000年前，经过数千年发展，在两河流域开始了大规模灌溉农业，随之而来的问题相当多。首先是土地纠纷。由于农业的收获期周期较狩猎采集长数月，因此如果没有私有财产权的确定，就不能保证大麦不被他人收获，因而耕作者第二年就不再有动力辛勤耕耘。

距今4200年左右的乌尔第三王朝创造了30-35块泥板组成的《乌尔纳姆法典》，乌尔纳姆国王使用楔形文立法，从婚姻、家庭、继承、刑罚等角度界定了个人权力边界，并采用罚金赔款等方式逐步取代同态复仇。特别是离婚支付白银、通奸者将被处死等保护个人、家庭财产延续的制度。从此，远亲或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由狩猎时代的互为敌视，变为相互伤害。不同生理特征、认知能力的人都得压制各自的偏见，遵循法律底线。人们因此建立了持续连接，个人权利也因国家而被确立，通过这种确权，大规模社会得以存续。从那时起，数十公里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得以开始合作建造，大规模贸易据点也因为陌生人之间的友善而开始出现，这些据点最终都发展为早期城邦，成为我们文明的火种。

之后，外族入侵、季节性洪水、明渠和暗渠维护、土地盐化等问题也一直困扰农民和贵族，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需要长期的知识和大量有共同知识的人。直到《苏美尔农夫家训》的发现，我们才得以窥探到，文字使人们得以一代代人复制了同样技能，从而为本族群积累了长期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块苏美尔泥板的创作时间约为3800年前，写的是一个农民对其儿子农业技能指导。从田地灌溉开始，到第二年庄稼的打场和播扬谷粒结束。

对于苏美尔干旱的土壤来说，合理的灌溉是丰收的关键，《农夫家训》中父亲的教导就是从春天的灌溉工作开始的。父亲建议说，一个合格的农民在灌溉结束后，在犁地之前，必须锄草，多次平整地面，夯实注水沟道和围好四面田埂。同时描述了必要的工具及作业后维护流程：耕牛的犁衡和轭、皮鞭、铜斧、凿和锯、皮笼头、背臀皮带、皮垫和皮鞭。以及怎样检测工具，如：犁斗、犁侧板、犁牛，犁具要有备份犁。还提出了量化的工作量定额，以保证人、牛的日工作量不至于超负荷，因而降低了工作质量。

也许正是这些泥板手册，使精耕细作的灌溉农业得以向欧亚大陆广泛传播。可以设想，在4000年前的某一天，书吏们带着泥板，跟随战士们远征他乡，并且落地生根，如接力赛般点燃了农业文明的火种。在其后的2000多年里，以两河文明为中心，西至爱尔兰，东至华北平原，南至北非，旱地农业从此扩散开去。

我们常常将同文同种作为族群统一的标识，那是因为文字加强了人类和过去祖辈的连接，从此前辈的认知成果不至于断代。曾经有共同祖先的部族，往往也分享着同样文字，也因此继承了共同的认知成果。这样的部族，即使分离数百年，也能继续保持婚姻、贸易、知识的互换关系。在没有共同文字影响的区域，每20-100公里就会出现一个独特语言区域，草原、平原语言区域宽些，在丛林及山地等隔离地区，语言隔离区更密集。有了文字的约束和规范，各个部族的口语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大家拥有文字作为公共的校准依据，可以一定程度抵御地理障碍对语言的不利影响。共同文字产生了共同的叙事，使人们情感上更容易被同步。法典的出现，标志着文字这种新技术正式成为约束、驯化及强化其使用者的同步工具。

在今天的很多舞台剧本中，中国南方原住民被描述为杀害文明战士的野蛮土人。且不说人性善恶，实际上过去两千四百年，北方寒温带地区先进的工具技术、组织技术，或许还有某些崇尚武力的传统，以及推动这些技术代代传递的工具-文字，成为北方征服南方的力量。南方的丰饶土地，也一度成为人类的资源魔咒，使工具演进一度落后于北方，围绕充沛的竹木工具演化出的社会结构也与金石为主的北方大不相同。从两河流域的先民南下埃及，到中原地区南下长江，珠江流域，我们看到了北方殖民者南下扩张的历史。使用认知模型的群体，更容易通过彼此认知复制累进技术，从而攫取资源，征服环境。这个演化脚本一直没有改变，还在继续改变我们这个物种。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依然以为：有资源就有未来，至少沉醉于基于国界占有资源的法律现实。人类的基因本性历来就不是光芒四射的，我们往往以使命为借口，为一己私利干着野蛮肮脏的勾当。所有打着文明旗号的野蛮族群同样如此，他们利用短暂的技术落差，精简出被各族普遍接受的故事和行为规则，更早迈向系统性奴役他人的征途。

同 步 与 奴 役

生物的行为同步由来已久，早期原生动物无法辨别掠食者或同类，靠鞭毛避开其同类，也避开掠食者，以获得生存空间。比如，同种动物间隔太远，也许意味着更不安全，除非拥有独门武器，否则容易被高度分化的专业猎食者吞噬。由于早期掠食动物的视觉认知能力有限，因此被捕食者只要置身于庞大群落中，依靠数量干扰迷惑对手，巨大群体中的生存概率或许能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因此，追随群体，行为上同步，成为动物神经系统的重要认知功能。

1 基于群体认知的进化

多样性倾向一直主导生物的个体进化，为个体生存提供差异化空间。群体同步是群体进化的前体，人类及很多社会性动物兼具个体和群体两种进化特征，甚至还进行了数千年的分群进化，今天又开始不同种群的竞合实验。正因为我们在进入群体演化阶段之后，依然保持着万花筒般的个体进化，当然不仅具有少量基因多样性，更具有的认知多样性。至少从现在看，个体差异，包括巨大的认知差异的人们，在很多地区依然是被社群接纳，甚至被鼓励的。正因为基于种群及认知的多样性，使我们不会演化为蜂群一样的真社会动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未来是没有边界的，双重演化使我们不同反响，也会导致不同以往的演化路径。

随着生物由简单向着更复杂演化，对于两性生殖生物，群体同步更加重要。如果相隔太远，会失去交配生殖的机会。而单性生殖，靠基因漂变产生的后代多样性太低，难以适应环境特异性变化。两性生殖增加了同种生物的多样性的同时，又保留了相对稳定的生物特征，同时产生了个体间社会性连接，这是生物进化的一大步。单性生殖造就的生物独立进化结束了，进化的脚步开始被社会性干扰。

社会连接造就了生物同步，赋予生物聚群的动力，使独立的个体得以相互接纳，而相互交流促进了基因组的交换，或者信息交换，抑或相互掩护。这个过程深刻地影响了进化历程。生物独立进化是社会性进化的物理基础，相对独立的进化时间产生了更多基因多样性。独立进化一段时间后，如果建立了社会连接，而且还能交配繁殖，则独立进化很快转化为种群进化。性连接只是生物社会连接的第一步，并非全部，社会连接却基于性连接的算法规则逐步展开。种群进化涉及的性连接和其它社会连接模式，又进一步转换为社会选择压力，无缘连接的个体很快被自然选择所抛弃。社会选择压力和自然选择压力的共同作用，推动了个体的生理演化。在个体和社会的相互强化中，生物进化走上了快车道。

2 感知与同步

在视觉出现前，生物的同步行为来自于对触觉和化学信息的感知。蚂蚁精准地根据其它蚂蚁的分泌物的决定种植真菌，抚育幼虫，捕食觅食或者集体防御，同时也能根据化学信息精准导航。化学同步开启了不同行为模式，使简单的神经元得以处理诸如目标识别、行为模式转换等复杂任务。

一只蚂蚁被碾碎，其死前应激反应会触发强烈的气味，引起其他蚂蚁警惕，启动他们的攻击状态。探路工蚁找到大型食物时，就会返巢分泌特定化学信号，相互传递同样化学信息，使信息扩散到蚁群，很快一支搬运大军集结起来前往运送食物。生物群体通过个体感知，推导出群体认知，再激发群体决策的过程，也使蚁群看起来更像一个活的生物，而非一群独立个体。蚂蚁引导同伴前往自己发现食物的地方时，会不时停下等待对方，以便通过肢体与气息保持连接的持续性，直到同伴感受到食物的芬芳。人类群体也通过同样过程进行认知传递。我们数十年如一日教导孩子们说话、社交、刷题，直到他们掌握了我们所思、所学，拥有一技之长。遍布全球的人类，因互联网而形成紧密连接，使人类群体成为更为浩大的超级智能体。

萤火虫在春天的傍晚开始集体闪烁，从星星点点到漫山遍野，最后汇聚成同步闪烁的光河。同步过程使这片山谷的雄虫产生了更明亮的光芒，吸引更大范围的雌性飞过森林前来交配，无法同步闪烁的雄虫被淹没在密林里。同样情景也在鱼群体现。沙丁鱼群远看如同涌动的龙卷风，当捕食的海豚来犯时，每条鱼都努力跟上鱼群的速度，同时尽量往群体内扎堆。海豚们也围绕鱼群快速移动，把鱼赶到水面，逐一猎杀外围离群沙丁鱼。在觅食，捕食，逃逸中，我们看到了动物们强烈的同步倾向。

通讯方式决定个体连接的方式，不同物种个体的连接方式决定了同步的效率和结果。微生物之间通过细胞膜上的受体感受彼此，有纤毛的微生物甚至可以移动到适当距离。即使手无寸铁的微生物，也往往集体分泌化学物质，共同抵御有害杂菌生长。位于高纬度地区的针叶林为了扎根土地贫瘠的寒冷北方，只得同步脱落其有毒针叶，厚实地覆盖大片土地，使其它乔木，甚至灌木失去了生存空间，因而形成了横跨北半球的单一林带。

人类有上亿的触觉神经元，因此触觉是也我们被世界同步的重要方式。婴儿自出生其就渴望母亲的爱抚，成年人的礼仪不也是握手、拥抱和亲吻吗？的确有研究表明，手握对方双手的人，大脑同步程度高于聊天沟通的。我们的皮肤能感觉到难以觉察的压力变化、电位形成正弦波，这些变化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神经系统。双方肌肤接触使对方的皮肤压力频率、电位频率彼此产生影响，从熵增角度，显然波形趋同是最低能耗导致的趋势。

陆生脊椎动物发达的视觉听觉和发音器官使其具备了更好的相互位置感知，因而能够使用这些感知工具完成同步。和微生物同样有趣的是，同步的生物才能成为一个群落，相互依存，共同防御，获得交配机会，否则要么迅速分化异化成为新的物种，要么消失在自然演化的历程中。因此同步是生物基因延续的基础动机，早已被写入基因代码中。

因此，被同类行为所同步，远非人类特有的行为，更多社会性动物都具备此特征。迁徙鸟类的列队飞行，使它们比单独飞行节省15%的能耗，因此在速度、距离、高度的同步，才能使他们排列成稳定的队形。天鹅，大雁都是伟大的迁徙者，它们季节性飞越数千公里，高度超过珠穆朗玛峰，到达9000米，对效率和持久性的追求使其进化出这种独特的同步行为。

群居的食草动物里，斑马是个有趣的物种。在非洲大草原上，斑马群低头吃草，但总有一对斑马处于警戒状态。一头斑马抬头目视远方静止不动时，另一头很快跟上，两头斑马头尾错开，一动不动地盯着彼此后方。他们的配对瞭望使其视野扩大到360度，一旦掠食动物逼近，一头斑马狂就会狂奔起来，此时，整个斑马群会不假思索迅速跟进狂奔。周边角马，麋鹿等食草动物也会紧跟其同方向狂奔起来。配对瞭望，聚群逃生客观上使群体的知识可弥补个人感知或认知的不足，而同步成为群体中重要的生存要素。

在这一点上，人类并未远离我们的动物亲戚。剧场谢幕时，观众席会突然爆发掌声，如果掌声渐强，则会有更多掌声加入。很快，混乱的掌声变成了有节奏的掌声。随着节奏的加快和力度的增强，掌声会暂时出现不同步的现象，但仅仅几秒钟后，就又汇合在一起。大家的手掌精确地在同一时刻拍在一起，进化造就的同步力量在召唤，使我们的节奏同步，就好像大家在随着无形的指挥棒鼓掌。演员鞠躬致谢，回到后台，当掌声减弱时，也是同步推动的。

当婴儿面对父母，模仿后者发出第一声“妈妈，爸爸”的时候，生物意义上的同步倾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作为生物本性之一，同步倾向为之后的监督学习、强化学习开启了大门。当然，这个惊喜时刻，也源于父母们自身与孩子的同步意愿，数百次耐心示范，缓和而坚定地“爸爸、妈妈”，宝宝逐渐掌握音频感知的回溯规则。

模仿一直是同步倾向的高阶表现，意味着不仅回溯感知，还能复现感知，这种行为是回溯节点延长，认知层级增加的结果。直到鸟类、哺乳动物等更具回溯能力的物种出现，动物幼崽们开始模仿同类的行为，往往在母亲影响下形成某种习惯。当然，身为软体动物的章鱼也具有高超的模仿能力，不仅能同步哦自学成才，还能模仿其它动物的行为。比如，它们只需瞄一眼人类开瓶的动作，就能旋开瓶盖取出食物。人类当然是最佳模仿者，我们的学习时间已经超过生命的20%，系统性的同步训练成为大多数社会的福利安排，人们因此也日益视认知同步为某种美德。即使成年后，人们也往往会流连于寺庙、公司、俱乐部，将模仿行为长期化，并美其名曰持续学习、终生学习。

3 直立行走 – 接力还是同步？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我们的两足行进中。尝试过立定跳远就会理解，相对袋鼠的两足同步跳跃前行，两足交替行走简直太轻松。但是两足交替行走是地表最难的平衡技术，特别是人类这种直立行走。鸵鸟虽是两足交替行走，但它的身体一前一后形成一个可伸缩的平衡杆。同样情况见于袋鼠，虽然其无法持续交替行走，尾巴和头部也能成为有弹性的平衡杆。虽然自然界里两足直立行走的动物不少，某些蜥蜴，大多数鸟类也能两足行走，猩猩、狒狒、猴子、熊在前肢抓握物品时，也节律不一、步履蹒跚地后脚行走。灵长类中长臂猿、白背跳狐猴也能直立行走，前者用双臂从两侧维持平衡，后者则，侧向连续跳跃，或类似人类小孩雀跃似的，同侧双足以主从步伐跳跃行进。

但是，人类没有长尾平衡杆，没有可伸缩的长脖子，也没有长臂支撑，弹跳能力一般般，但能够靠扭动腰臀、双臂，实现高效低功耗的节律行走。人类通过轻微改变侧向重心，轮流以双足作为支点，另一条腿作多阶倒立摆运动。每当我们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步长、步幅、频率、落点轻呈现特定范式，也有一定随机性。随后的每一步，却开始对前一步的追随及同步，直到身体摆幅降低到最小的情况下，实现两足频率、步长、方向的拟合与同步，并以此轻松奔走起来。对人类而言，只有走钢丝或独木桥时，才伸出双臂辅助平衡。

从迈出第一步到顺畅行进，我们的两腿不断相互拟合，试图在迈步频率、幅度、起步力矩等多参数的同步。这不仅是双腿的工作，同时也是两个脑半球间或参与矫正的结果。当我们正常行走时，大脑新皮质层并未持续参与，原始脑和肢体的神经系统沿着特定序列激活肌肉即可。但大脑并非超然物外，我们的元认知偶尔会分时关注一下摆幅、方向、重心、疲劳度。而且，自然环境中，脚下随时有坑，有障碍，甚至路遇敌人，所以大脑会随时对循环播放的双腿交替行走进行干预。某些突发的感知输入，是大脑接管控制，并进行干预的优先条件。比如，脚下有坑，有石子，该感知信息会激发特定模式模型，调用合适的动作模式序列，进行快速干预。比如，脚下一滑，就立刻调整脚步，改变重心，收缩身体。当站稳后，觉察到地面湿滑，则小步向前，脚尖着地，踏稳后再移动第二步，第三步。就这样，慢慢调整步频，在验证安全后，双腿再次同步。

真实世界中，双腿长度略有差异，肌肉发育、神经回路也有些微差异。最重要的是，两腿和两脑半球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决策的系统。因此，双腿完全同步，事实上不可能，随时需要双方根据感知反馈不断做出预判、干预与矫正。当我们改变某一条腿的步幅，就可以迅速改变方向，另外一半的系统迅速跟进，并做出同步调校。人们在没有视觉标记物的荒野雪原行进，很容易绕圈子，很大程度上就是双腿步幅差异、没有视觉认知锚点等原因。看似轻松快乐的直立行走，无论步幅、步频、落点力度，也需要两个大脑半球进行间歇性干预，并通过本体感知理解调整结果，才能达到完美同步。

反过来，因意外障碍或伤痛，一旦两腿同步节奏被打破，大脑会迅速形成矫正机制，调出脑海中的预存的应急模式，以避免跌倒。经过多个修正模式的调用，我们可以由跌跌撞撞恢复到双腿同步，继而顺利交替行走。这种相互适应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两足互为调校，继而实现同步。即使换上高跷滑轮、假腿，建立新的步频、步幅、落点轻重的模式后，人们很快就开始顺利行进。

想象一下我经过一片湿滑泥塘，某些地方脚下可能是深及膝盖的泥坑。我们会降低速度，每一步都会单脚站立，另一足轻探前方地面，确认踏实后才能移动重心。这种尝试会持续数十次，直到相信路面良好，因而逐渐恢复到正常步履。显然，我们学习语言、技能，甚至交朋友的过程，和两足同步过程有相似之处。透过尝试建立弱连接，弱连接渐近为强链接，强链接促进思想或者行为同步。

4 双脑与双腿同步进化

丹尼尔沃普特的观点和我一致，两足平衡行走进化过程为大脑进化奠定了基础。在人类开始直立行走的六百万年间，因平衡控制的效用动机，大脑进化出足够的模式识别器，足以通过强化学习积累丰富的模式，以应对行走时自然地貌的变幻莫测。同期，数十万代际传递，人脑的精简认知算法其实改变不大，但人类的模式认知库容扩大很多，而且能够形成激发一连串认知模式的表单型模式识别信息。实际上，黑猩猩对屏幕快闪信息的识别速度和短期记忆甚至高于成人，但只有人类能将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这类冗长的数字序列记住，且保持数十年之久。

两足行走显然为人类神经网络的进化提供了训练场。为此，我们在大脑众多模式之间、各功能区、两侧脑半球形成对话机制，基于对话形成相互强化的深度学习。这样的学习在生物个体一生中迭代数十亿次，持续了数百万年、数十万代际的接力学习，模式识别器容量因此扩大，各模式识别器开始基于感知区域分形，继而发育成更多专业脑区。这种生理变化是最近数百万年的产物，人类3-6%的基因在这段历史中被重塑。

对人类来说，这段历史异常曲折。人类的大脑、身体和文化与不断巨变的环境形成共同进化。外部原因很有可能是东非森林变成稀树草原，而从基因来看，很可能是灵长类幼态延续的结果。特别是人类宝宝，羸弱的肢体完美契合婴儿期巨大而空白的大脑，婴儿的脑神经元数量甚至远高于成年人。身体发育早了，晚了都不行，硬件和软件要同步。就直立行走而言，人类婴儿的生理与技能是同步进化的。腿长、力量、频率、步长的自然生长与肌肉协调、步态矫正的深度学习交织在一起。孩子们腿短、重心低、肌肉力量弱，在摇摆学步中反而是好事情。因此更容易获得步伐交替、起步停步等控制模型。这些模型又作为控制边界，步长、角度、速度更为收敛。当步长、力量随着生长增加后，约束边界也随之拓宽，交替行走的姿态边界也日益固化。事实上，每一代人都从零开始，直到具备远足能力，让我们走进了更难预料的复杂环境。

从神经网络角度，两足交替行走的能力彻底改变了人类进化的路线。交替行走促使幼态延续，使人类在繁殖后代前必须具备足够学习意愿，也就更容易通过与父母、族人认知交互，获取他们的经验、观念、语言、纪律等认知工具。也许为适应前所未见的环境剧变，我们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群体互助，因而促进了认知互换，这导致我们大脑连接能力骤然增加，因而并行的个体认知演化为多层结构的群体认知。

我们原始脑包括脑干、基底核及相连网状系统，其中脑干是脊椎的延伸。虽然这是大脑最原始、最小的模块，源自水生动物登陆前的遥远年代。其运行悄无声息，如同电脑后台程序，在我们不知不觉中，自动维持着人的基本生存，控制着平衡、呼吸、心跳、代谢、消化、繁殖、对抗、情绪、睡眠等最基础的效用反馈过程。

一亿五千万年前，在哺乳动物诞生之前，我们祖先的原始脑上外侧，就开始覆盖出一层更高阶的脑区 – 旧脑。旧脑环绕着脑干生长，包含杏仁核、中隔、扣带回、嗅脑等重要的情感、记忆关联区域。这几个区域由爬行动物的2层嗅觉细胞组成的皮质层扩展发育而成。嗅觉的记忆模板在漫长进化中分化增多，最终从嗅觉信息存贮器，进化为敌友、食物、环境的识别信息存储器。旧脑左右着人们的情绪、注意力、欲望，也是我们内心满足或不安的发源地。

新脑是哺乳动物在最近数千万年的进化产物，猿、鲸、大象等动物在这一点上都更接近人类，皮层总面积、神经细胞总数也远超其它动物。下述数据可以看出人类和其它动物的旧脑皮层与新脑的新皮层比例：刺猬32.4%，兔56%，猴85.3%，黑猩猩93.8%，人95.9%。新脑不仅皮层规模扩大了，皮质层级也达6层细胞，皮层内呈现柱状结构。因此容纳了更多神经元，同一个类型的感知输入可以抵达更多存贮器，因而就近形成相互连接的存量模式信息，便于就近搜索近似信息进行比对或预测。或许，我们能以“脑补”方式进行想象的真实机制，就是因为我们为每种认知准备了多角度的模板。当某个特殊角度出现时，我们不由自主地调用附近贮存的其它角度信息，并在大脑中将其还原。

比如，同一张人脸，或者河流、树木、山峰的多角度信息。因而我们用更多的模板，应对这个总是不完整的世界。再如，反复错学习产生的同类型错误记录。人脸人类全脑重量的八成左右，犹如巨大的树干，从旧脑、原始脑的树根中长出来。新脑分化为左右2个半球，各4个脑区。由于生长、发育、供血、连接等生理原因，新脑通过这种主干分半球，每个半球分区，每个区分并成数个脑区，才能承载千亿级别的细胞渐次生长，同时保持新脑细胞和旧脑、原始脑的顺畅连接。因此到灵长类动物时，大脑已经明显分区。人类与众不同在于，只有我们的脑区之间，是通过纺锤体神经元跨区链接，这相当于在千亿细胞间建立了高速公露，使信息从各脑区高速传递，而不完全依赖原始脑做交换机或者中继线。

在新脑极度膨胀后，原始脑的功能被限定为后台程序。同时作为连接器和时间同步装置，校准两个脑半球的谐振频率，半脑们因此才能进行连续对话。这也是双足行走的意义所在：双脑各自与对侧肢体对接，构建出独立的本体感知和自主决策，却将行为后果与决策结果同时告知对方，这种独立与对话促进了两侧肢体的协调工作。因此，人类具备了新的优势：开始制造出各种表单，存储于模式识别库。在两个脑半球交互中，我们不厌其烦地堆叠这些模式信息，相互评价和矫准，形成了两个半脑之间的强化深度学习。如同两个孩子玩积木一般，一边堆叠，一边相互评价和自我调整，显然比一个人玩起来更起劲。由于新皮质层不仅有模式识别信息，也贮存了模式调用时序的表单。通过调用各种表单，将不同信息按表单顺序拼装起来。简单讲，这如同通过训练把不同动作串起来，形成一气呵成的舞蹈，单个肌肉张力、或者体位就是模式识别记忆，整个舞步则是一连串肌肉动作的表单。有表单开启了动作序列，每一个动作都是触发下一个动作的锚点，整个表单因此逐次激发，因此我们得以能耐心地为初生儿洗澡，也能编排数十分钟的舞剧。

5 进化分水岭 – 认知同步

作为人与动物的某种分水岭，通过人类对动作序列的比对、记忆、回放训练，是我们从小养成表单制造和重塑的长期训练习惯。对任何动物而言，通过如此长时间地学习、复现，构建走路、说话、工具使用等超长序列的行为认知表单，都是极度压抑和枯燥的事情。但人类早已适应在大脑中的强化学习，也就为后来适应群体社会中的强化学习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得以放弃当下的本能快感，通过对话、学习，存贮了更多的技能模式。最终，对话式的强化学习能力被转移到语言、文字等更伟大的人类实践中。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不仅在人和人之间，也在独立的脑半球之间，在脑区之间，模式区块之间，充斥着广泛而持久的连接与对话机制。通过认知同步，人们直接复制了他人的模式识别模型，知识迅速累积起来。人们之间相互学习与激发，又进一步促进不同模式认知之间形成跨脑区、跨脑半球连接，人类独一无二认知能力因此而爆发。这是进化的分水岭。

顺便提一下，我们学习语言，交友，甚至总统竞选等更为复杂的行为过程，可能是两足同步过程的延伸。弱连接渐进为强连接，强连接推动同步，肌群同步使肢体协调，产生多个肌群交替参与的节律运动。当我们有了外置的信息工具，如同语言、文字以后，人们思想或者行为开始紧密连接，使个体高度同步，进一步促进个人之间交替创新。

用今天的语言来描述，双足之间，或者个人之间，开启了互为强化的深度学习，辅以互为外挂的巨大模式识别库，继而催生出大规模社会进化。如同两足行走时，我们通过不断调整步履来改变方向，适应陌生地形。在人类社群中，每一个人的进步只是人类的些微改变，但是经过数十亿人的在相互适应中交替创新，积累出巨大动能。因此，我们能够成为与众不同的物种，来源于我们相互追随的本能，也来自于我们交替创新的亘古历史。

6 因感知而连接

当然，视觉认知是两足平衡控制之前的算法训练场，视觉认知提供了视点扫描记忆模式形成，和拼装组合以应对效用感知的能力。视觉虽然是生物进化中的高科技，但自从脊索动物诞生以后，大都能应用自如。但是，基于视觉的认知却非常难以表述给同伴，这为视觉同步设置了障碍，而没有足够精准的表达，同类之间无法建立连接，因而无法同步出社会性行为。少数社会化的昆虫却突破了这一点，比如蜜蜂可以跳舞给同族姐妹看，以此表达距离，飞行时间，方向等信息。很多群居哺乳动物和鸟类也能在头领带队下，依靠视觉认知保持状态、方向和队形。没有准确表达，怎样和同伴建立连接，并交流目标呢？如果没有交流，显然无法达成同步。

即使简单到只有数百个神经元的萤火虫，也可以看见同类的光亮，并理解其明暗时序和节奏。表达闪烁频率显然比表达“我的名字是A，来自B部落，是C的孩子”容易很多.以我们大脑的构造，甚至难以理解最简单的二维码。自然演化虽然遵照精简原则，得以使用算法对数据洪流进行降维标定和输出。精简记录是对所有的偶发奇异性进行的，从而忽略了占绝大多数的非效用输入信息。这些模式信息之间保留了相互跳转的连接，同时还建立了一些时序表单，用以记录某些有效用的跳转流程。频繁调用的模式序列，其连接可以有效保持，甚至还能延伸到其它模式区域，因此这些模式信息的记忆看起来被强化了。这使我们的模式识别信息具备类似量子态的特征，我们的算法把经过验证过的标定都记录了，作为未来的可能性储备起来。正因为如此，生物大脑才能进行快速比对，并形成快速调整机制。

同样我们可以看出，语音的精简性使之得以成为触发和标定视觉模式的精简工具。自然演化遵照精简原则，人类得以使用二维音序来标定和输出精简后的三维物体特征，并将同时出现的音序和视觉模式记录下来，形成交叉线索启动机制，即可通过近似音序模式激发跳转到相应视觉模式，相反，透过视觉特征也可以激发相应音序。因此，某些灵长类甚至可以使用特定鸣声表达其看见的鹰、豹、水果等特定视觉目标。早在数千万年前，很多不如动物就具备了同步鸣叫以驱赶对手，吸引配偶的能力，巨大的合声才能使信息跨越山川河流。

正因为声音比视频精简很多，更容易被用于同步同类。比如，很多鸣禽可以歌唱，甚至模拟它们听见的声音。琴鸟善于模仿,能模仿的声音多达数十种,几乎所有鸟类、哺乳类动物的声音都能学。能够听懂人类指令的动物也不少，但是能辨识简单文字之类抽象视觉的动物仅有2-3中类人猿。即使是人类，也未必能无声地表达自己看到的事物。

这也是音乐的魔力所在。柏拉图曾经说过，为了控制人，先控制音乐。的确，音乐不仅仅能使鸟同步，也从来就是人类情绪同步的有力工具。非洲草原的鼓点和披头士乐队的歌声没有本质区别，都能快速激发关注。当我们的元认知试图追踪周期性的节律时，大脑开始专注于精简音律，专注于跟踪音乐的频率，预测、验证其旋律波动，因而擦除了与此无关的所有输入，更多新皮质层神经元得以休息，大脑处于更容易被同步的状态。

不同脑波频率说明全脑的神经元处于不同激发状态，这个状态会形成正或负循环，因此该状态得以持续一段时间。快波状态时，大脑往往正在进行严密的逻辑思维。因此而强制压制各路干扰，摈弃丛生的杂念，思絮活跃严密。此刻的连接回路兴奋性增高，认知跳转增多，因而大脑消耗增多。同时，过多神经元激活会使脑波向高频跃迁，一旦超过40赫兹，孤独刺激使神经元末梢更加敏感，各种噪点被放大，往往杂念丛生，难长期保持清晰的思维。

由于声音较视觉信息更为精简，因此更容易用于同步脑波。合适频率和节律的音乐甚至能够明显降低脑波频率，使其从β波至α波，因此身心放松，学习及记忆能力超强，想象生动。如果再慢些，进入θ状态后，长期记忆会被深度强化，记忆模块之间联系和跳转被激发，创造力由此释放。

我们的神经网络与生俱来的感知预测动机，基于各种感官输入，认知模式调用，之后形成短期预测的认知，再与现实进行比对。这个动机使动物眼睛第一次精简出相对背景移动的物体，通过持续比对形成物体移动路径的短期记忆。在此基础上根据其历史速度、路径形成快速预测。这种能力很快成为很多动物的生存本能，即使蜜蜂也能轻松躲开我们双手的路径。哺乳动物具备更强的路径记忆和预测能力。只要愿意，大象、大猩猩、海豚都能轻松接住数十米抛过来的物体。

音乐的出现，使我们的预测动机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当然，有序的节奏、旋律、和弦、重奏，才会使听众不断获得获成功预测的满足感。很明显，精简使人陶醉。对此观点有疑虑的读者可以尝试听一下随机产生的音符，按照随机节奏，甚至随机重奏出来的音乐。自然噪音杂音对神经网络而言就是无法精简的感知输入，因而也无法预测未来。这种情况下，多数动物会抓狂，其神经网络疲于奔命，处于高度紧张、敏感和焦虑状态。这种原理可以反过来用于防止驾驶员打瞌睡，种类迥异的音乐也使驾车者神经紧绷，我们的神经网络不断尝试新的预测模型可以有效提升敏锐度，从而降低车祸风险。

经历特定波形音乐的长时间同步后，叠加体力消耗、血糖缺乏、药物因素，脑波会进一步降低至0.1-3.5赫兹的δ波。这种状态下，大多数神经元确处于沉睡中，特别是纺锤体细胞早已停止活动，但新皮质层经过反复刺激，依然可以被编辑并插入信息，形成孤立的识别模式。如同植入众多记忆孤岛，深埋于新皮质层，甚至和同一脑区的其它模式识别器并无跳转链接，因此难以被简单的外界刺激系统性激发。但其潜在影响力更强，往往再次遭遇相关声音、歌舞、视觉识别时，该记忆模块会立刻激发出来。人们往往在这种状态下陷入集体无意识状态，某些宗教和精神体验类似这种情况。

客观上，鲜明特征的部族音乐、舞蹈，曾经把族人连接成一个整体，因而相互开始合作，但被音乐同步的特点却在被滥用。某些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以宗教，政治、商业、教育为幌子，试图控制人们的生活。看看某些野心家的精选集会，我们正在给老朽的政治演说配上激动人心的音乐，试图让傻白甜们相信他的旺盛精力。再看看视频广告，我们为化学糖水配上温馨的摇篮曲，试图引诱儿童，使之上瘾。如同过去的1万年历史，总有人挖空心思，试图使用音乐不知不觉插入一个个控制键，使更多的人被同步，变成宗教、政治或者商品的选民。

7 情感伴随效用动机涌现

在亚马逊丛林里，开阔的水域是蝌蚪的出生地，但也是猎食者的聚居区。小箭毒蛙的蝌蚪宝宝安静地爬负在父亲背上，由从危机四伏的水塘迁居到植物的树叶合围而成的空中水塘中，躲开了天敌，成年箭毒蛙身上的警示色提醒猎食者，其身体有剧毒，因而避开了天敌。可是小蝌蚪没有防御措施,直到长出四肢和毒液，小箭毒蛙才得以离开。爬行动物中，亲代抚养子代的行为很少见。自然进化还是使其产生了代际连接，箭毒蛙孩子与父亲同步，因此渡过了最柔弱的岁月。

除了行为同步外，社会性哺乳动物还具备了情感上的同步，感同身受使哺乳动物个体连接了彼此。研究人员将老鼠成对关在一起，每对在一个笼里关两个星期形成伙伴关系。然后把其中一只老鼠放进一个新笼子，其中一只被困住，另一只行动自由。当自由鼠得知同伴被困时，会被激怒，而且学过开门技巧的自由鼠会去给被困小伙伴开门。当然，如果被困是陌生老鼠，则自由鼠即使看见也不会前往营救。

非洲象是情商极高的物种。每当死亡临近时，所有群内成员围绕临死的象，用鼻子轻抚它，有时候发出低声哀嚎。而且，迁徙的大象路遇死亡大象的骨骸时，通常也会抚摸绕行几圈。情感的同步行为，使大象得以接受其它成员的亲近，乃至有机会复制他人的行为与感受，从而追随祖母迁徙，找到远方足够大的水塘，足够好的草场，使食量巨大的象群居然跨越了极端气候变化生存下来。

想成功地与同类的其他成员一起生活，就有必要追踪家庭、朋友和敌人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谁很兴奋？谁很沮丧？谁更友善？谁不友善？谁欠了我的情？我又欠了谁的债？所有这类问题都需要大脑进行计算，而且其复杂程度亦随群体变大而猛增。如果除了自己，另外只有3个人，你可能感觉还能应付，但如果还有50人或100人，那需要计算的任务就大多了。

落基山的水獭每年要建造数千座水坝，为过滤泥沙，防止突发洪水起到了作用。水獭与人类进化分野时间不超过6000万年，但其水生经历却历经2000万年。上千万代水獭的基因迭代，使其具备很强的溯溪能力。同为社会性动物的它们也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父母们会将复杂技巧传递给孩子们，共同建造水坝池塘。他们把树杆啃食一掉一个月牙，当然是朝向河流的一面。之后等风吹断树干，阻断河流，从河对岸抱来小树枝、水草，与水中树干编织起来，网罗泥沙枯叶，形成突出水面的水坝。更为有趣的是，和人类一样，同为啮齿动物的水獭们是全家一起工作的，大家共同建立起自己的家园。

学者对灵长目动物群体曾做过密切观察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这种有关社会关系的计算出了问题，就可能出现吃不好、保护不力、经常挨打等情况，而且会损害灵长目动物自身的健康，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也很不利。所以说，善于交际、富于合作精神和脑量增加在灵长目动物的发展史上可能是同步进化的。事实上，灵长目动物群体的规模与其脑量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相关性。显然，如果能够令其有机会生活在更大的群体中，许多灵长目动物表现为强烈同步倾向。而合作本是动物顺应天性的产物，至少在两性生殖、群体安全等领域如此。灵长动物之间连接更为紧密，团体也更大，所以在更多领域具有更强的合作能力。

小鸡出壳就会跟着移动物体行走，当然这类同步来自操作系统层面，而非出生后长期习得。某些聪明的鸟类，如帝企鹅具备超凡的学习能力，学习累进了认知，使鸟儿们也具备某种远见。小企鹅出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跟着父母学习猎食、组队、行军、逃避海豹捕杀，就是通过认知同步积累爸爸妈妈所掌握的生存技能。要在严酷的南极存活，传承父母的知识是极其重要的的，这也是企鹅超强社会性的驱动力。自然选择赋予了生物各具特色的同步工具，但推动其使用这些工具的是同步的动机。

正是生来具备强烈的动机，社会学习在情感和行为的同步下开启了。幼狮通常需要妈妈陪伴两年，不仅需要妈妈捕猎，还得让其学会狩猎，躲避豺狗，期间的艰辛堪比人类抚育儿童。正是情感的认同，使母狮坚持下来。所以，即使草原之王的猛兽，也不仅仅是肌肉，利齿和小脑的造化，而是持续2年狮群中同步的结果。同步使社会动物成为对方的追随者，使高超生存技能得以传承，跨越了基因组信息容量的限制，使萌宠的幼崽经过长期同步成为了猎手。    语言诞生之后，人类开始了有序的同步教育，并在近1万年形成了有组织的教育体系。在这些社会群体内，具备生就的同步动机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独特的组织化教育历程中，形成了易于被同步的集体习俗和道德。具备这些美德的人群开始具备更强烈的同步动机，因而同步效率被循环强化了。这些人掌握了语言，文字，使我们的同步能力跨越了小家庭的桎梏，群体同步开始试点。父母授予孩子们一致的发音，经过数年的不间断聆听、重复、自言自语、自由交谈，儿童具备了互为强化的技能，深化了相互同步，也被植入了行为和思想同步的惯性。

文字的出现，使特定故事和观念被更多人精准重复，形成更大规模的正反馈，甚至跨越地理区隔的几代人都被其同步。语言和文字使有幸存活的知识、规则、习惯体系进一步固化，人类形成了更为长远的认知模板，跨越了祖先的历史，也跨越了族群之间的鸿沟。教育普及和通信便利的助推下，当今的人们无时不刻不被他人的认知字同步。聊天、蹦迪、听故事、看电影、刷手机，别人的认知模式随风入夜，悄然植入。

8 循环强化的群体连接

当孩子们听到恐怖故事后，可能难以安静地关灯睡觉。语言能够在大脑植入幻境，究竟是妖魔还是仙女，并不却决于讲故事地人，而是在于故事内容。这些故事如梦境体验，当听者试图转述给别人时，却很难做到完整准确。被一个个听众扭曲的故事，在人类之间传播着。少数人具备更强的叙述能力，虽然讲述的只是扭曲已久的故事，但只要听众足够多，拥护者就足够多，也就更有机会成为部落的领袖。

某些故事流传至今，在民族志中记录着农业社会数千年的扩展过程。农业社会的丰饶和秩序总使人口呈爆炸性扩张，因此相对于周边民族，农业社会无论军事实力还是人口规模都远胜于周边人群。这样的邻居形成了强势文化，使狩猎民族处于鄙视链下游。7000年前，欧亚大草原的游猎人群进入到了游牧社会，虽然生活空间的疏离使之保留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但由于畜牧工具、盐、小麦等工具和物资需求，同时要防御狩猎人群偷猎牲口，使他们也建立了类似社会的社会组织功能，同时也和农业社会保持着贸易连接。

高产的农业社会日益强大，社会规模因分享故事而达成共识，继而持续扩张，致使狩猎采集者逐步消退。今天，从非洲大陆到太平洋小岛，没有农业知识的民族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狩猎采集民族用了1万年时间抵制农业革命，也一直拒绝其等级故事的毁灭理论。即使今天，残存的小股狩猎采集人群也很鄙视辛勤的农耕劳作。早期的小规模农业社会，被大面积的狩猎采集族群所包围。然而农业社会造成的丰饶稳定、食物过剩一直处于周边散居猎人们窥视中。每到天灾来临，由于自然食物匮乏，农业族群可以接济周边狩猎民族，避免社会混乱造成的劫掠和战争，也通过婚姻、劳役、奴工吸收了更多的部族。

人类驯养大型哺乳动物是能源利用的巨大革命，使人类从更为广泛的太阳能吸收器- 草原吸取绿色能源。其后，人类控制的机械功率转眼间提高了十余倍，从人均70瓦提高到牛的350瓦，马匹的700多瓦。考虑到人类还驯养多头牲畜，大量畜力的使用，使农业、半农半牧和畜牧社会形成了稳定的大型社会结构，开始吞噬和驱赶周边游猎人群。在农业社会进入一夫多妻制度后，底层的男性农民往往只能迎娶周边猎人们的女儿，同时其耕地也扩展开去。这种定居人群对游猎人群的挤压和吸收持续了数千年，到今天为止，全球已经完成农业化进程，仅仅在非洲、南美、澳洲、新几内亚丛林和沙漠中残留着小股游猎人群，仍然在坚强地抵御着大型社会的入侵。无论哪个时代，人们最难以接受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使大家都盼望着迎接新时代。

进化给生物独特的蓝图就是连接彼此，从原子连接为分子，到单细胞连接为多细胞生物，个人连接他人而涌现出群体进化，最终得以通过他人连接过去和未来，连接万事万物，人类实属连接能力最强的物种。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痴迷于养宠物，小兔、小狗、小鸟，乃至传说中的外星生物都是我关注对象，但深刻影响我的，还是高智商的爱犬、海豚和土拔鼠。记得第一次潜入黝黑的水中触摸一群海豚时，我们相互打量彼此十多分钟，虽然隔着栏杆，我至今还记得海豚们好奇的眼神和叽叽喳喳的交流，相距数千万年的两个智慧物种连接了彼此，也许他们并不了解同样聪慧的我们。后来若干次与鲸类动物互动，深感高智能社会性动物之间奇妙的认知连接。某次与海豚嬉戏时，3头海豚组成漩涡，围绕我高速旋转。我也高速旋转，不停下潜环游，三头海豚轮流冲出圈子，然后迅速掉头冲入漩涡。每当我累了，仰面躺在水面喘息，它们立刻散伙，各自游开。我一旦再次翻身潜入水中，它们立刻聚拢，沙丁鱼般的漩涡游戏再次开始。

人类孩子们也痴迷于任何有连接能力的动物，小猫，小狗，海豚，我们驯化植物、动物、甚至自然资源的过程，本质上是与其建立连接，交流并产生效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使我们建立了自我这个主观与客观并存的矛盾立场，并通过不断转换主观客观的立场思考问题。

正是彼此同步，反过来循环强化了相互的连接，使我们能够相互复制、传播对方的模式识别信息。从此，知识外置成为生物进化的里程碑，我们通过连接彼此，连接世界万物，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外置知识库。也因出众的连接倾向，使我们从自然环境中塑造出具备更多连接需求的社会环境。犹太基布兹的理念认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可以深刻地重塑人类的行为和本性。事实上，我们这个物种一直在以自我驯化的群体连接形式，不断改变自己的种族特征。从直立人到智人，进化给我们提供的蓝图是连接他人，为此目标，我们必须成为至少看起来利他的个体，否则会失去他人的连接意愿，即使不同的社会化组织呈现出不同形式的连接，利他主义恰好是普遍连接倾向呈现出来的行为。利他主义的好处很明显，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连接，个体安全感也明显深化。群体深度连接之后，自我焦虑降低，注意力转移到更有长远意义和目的的事物，从此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开始具备更长远的目标。

随着信息外置的发展，人类之间的善意日渐加深，生存所必需的效用动机开始转变，促进连接的动机发挥更大作用，抵消了基因自私的天性对社会连接的持续抵抗。

9 学习促进广泛的社会连接

群体生活带来的挑战，需要我们花更多时间、精力相互取悦，相互学习，相互适应。这不同于独居生活，甚至也不同于与伴侣结成短期配对的其它物种。从此，人类是将群体生活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来看待，无论在东方西方，与他人的连接成为整个童年到青春期的主要训练内容。而且，为了在这个连接环境中获得最大的成功，人类从生理与认知模式两条线索开始了演化适应，身体和行为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行为模式，二者都可看作放弃独居生活的适应结果。比如，从基因角度，人族用了大概数万年，就彻底淘汰了不具备语言能力的同类。同时淘汰的，还有身强体壮、智力超群但相互连接弱的某些族群。在很多民族的神话中，充斥着同样的传说：我们这群纤弱的智人围猎巨人、魔怪、天神，最终靠团结和计谋杀死他们，夺取了他们的土地，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夺取了某些神奇的能力。极为可能的情况是，语言与连接倾向的相互促进，提高了族群内部的连接度，我们的祖先开启了高速的认知累进，从工具、策略、群体规模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一举取代了其它族群。

当个人被集体认知所塑造后，每个人也就更加安心地处于集体社会架构的保护下。早期的家庭扩展为群邦、部族、部落、酋邦、国家，亲族之外的广泛联系日益增多，这导致了更为广泛的人类合作关系，比如礼物交换、贸易联盟、婚配联盟、战争联盟、宗教联盟。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早已经演化出依赖友谊、合作的连接倾向，而这两个特质显然并非完全天生的，而需要长期不懈的道德训练。我们鼓励孩子们奉献、同情、宽容、团结、信任，就是训练其放弃部分个人构建的安全机制，融入群体共同构建的社会架构，从而通过相互连接，获得基于群体认知的扩展适应。从赤道到北极，从海岸到青藏高原，正因为一直传承着他人的智慧，我们得以在极为广阔儿多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同时，人类连接也更为广泛，超越了繁殖、抚育、狩猎的我们积累大量生存经验和科学知识，提高了整个人类的认知能力，在越来越多的族群中，都形成了从幼年开始长期集体学习和集体训练的过程。

广泛连接是认知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证实，无论在人类社会中，还是哺乳动物，连接数量和广度与生物文明程度成正比。人类、鲸、大猩猩、狗、大象都具备连接亲族以外个体的能力。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与非亲属建立连接是获取新想法、新技能以及其他资源的唯一途径。同时，和人类社会一样，某些技能或者文化习俗得以流传，得依靠更大规模的社会，知识可以保留在更多个体大脑中。如同知识的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才能保证整个族群安全，不会因为某个首领去世而失去找到遥远水源，或者失去某种药物配方的能力。失去生存知识，不仅危害到别人的子孙，也会危害到自己的子孙或亲属。因此，非亲属连接可能对物种的持续迭代和文化更新的能力特别关键，而这种能力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非洲象得以维持其庞大的部族，完全基于其丰富的肢体语言及完善的大脑。它们的社会连接也超出了群内亲属，可以远及周边象群。通常，大象能够辨识的亲友甚至超过150，其认知体系中已经完整构建了家庭、家族、部族、种族四个层次的社会结构。更大规模的大象群体，依靠肢体语言已经无法维持清晰的社会连接，因而会开始分蘖出新的种群。很多雄性成员来自不同家庭，甚至别的部落，而且也处于流动中，因此象群的社会连接达到了当今人类社会规模的下限。社会连接数量剧增，也使大象具备了人类一样的复杂情感。非洲象会绕行亲人的骸骨以缅怀逝者，著名的“象语者”劳伦斯.安东尼去世后，它们也将安东尼视为家人，大象家庭跋涉两天，来到安东尼生前居住的小屋，忧伤哀嚎数日才离去。之后每年同一时间，象群如期而至，绕行安东尼的小屋以示纪念。社会连接的强化和多样化，将大象们塑造成多愁善感的智慧生物，他们为群体抗争，为他人着想，呈现出鲜明的人类特质。

清晰分层的社会连接也会强化自我认知，强化个体身份，避免近亲繁殖，这对发育缓慢的动物非常重要。幼年期长的动物初生时很难看出身体发育是否完备，但如果在发育后期才出现遗传疾病，父母怀胎到哺育的前期工作就白费了，避免近亲繁殖显然是有效的进化策略，人类、猩猩、鲸都具备这一特征。这几个物种具有相似性，其发育期相对于其它哺乳动物长很多。猩猩的性成熟期10-14岁，蓝鲸需要8-10年，大象和人类需要10-15年以上。考虑到这几个物种的幼崽数量稀少，遗传疾病对孩子的影响往往需要多年才能辨识出来。因此，从进化选择角度来看，清晰的社会结构成为这些物种优生优育的先决条件。较大规模的社会，也是共同防御的需要。即使是大象这种巨型动物，在漫长的哺乳期、幼年期，也需要更多社会成员照顾。

在阿博岱尔国家公园树顶酒店温暖的落地窗前，我曾坐上一个下午，安静地观看象群在水坑旁开阔草坪嬉戏。每到清晨和黄昏时分，鬣狗就徘徊于森林边缘，试图接近幼象。成年大象一旦发现鬣狗踪迹，会立刻停止游戏、进食等活动，抬头呼唤象群，同时飞奔到幼象身边，与其它大象背靠背环绕小象，组成环形阵地防御鬣狗群，直到最后一只鬣狗消失在森林中。数百万年来，想必我们的祖先一直在经历同样的过程。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如此漫长无助，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共同养育孩子的群体社会，在危机四伏的稀树草原上，单打独斗很难存活至今。团结协助成为我们的进化压力，使我们建立了复杂的社会连接。当然，今天发达国家中，养育孩子成为父母的责任。但是，协助我们养育孩子的传统机制被家庭小型化、教育社会化所取代了，在昂贵的养育成本和稀缺的养育时间双重压力下，我们能否适应这种变化呢？

人类和大象这类社会性动物一样，在自我构建的多层次社会结构中，形成了清晰的社会标签，比如朋友、亲戚、敌人、竞争者。社会性动物拥有清晰的自我认知与对象认知，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别人与自己的状态差异，还能将对象进一步分层标注，比如朋友的朋友，主人的朋友，敌人盟友的远房亲戚。少数动物如狗和大象都能够顺利地厘清这些分层关系，并建立自身地位的关联性。比如我的爱犬很快就能识别出我的朋友，以及我朋友的朋友，并摇尾巴表示出友善和顺从。

人类在过去7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发明的群体秩序——其形式包括城市、市场、宗教、社团、国家等，构成了社会选择压力。人类演化从生理、认知两个维度被社会选择所改变，我们自身构建的群体压力甚至远远超越了自然选择的力量。比如，语言带来的协作协作优势促进了认知外置化，而认知外置化又促使个人脑容量开始下降，显然不需要记住太多水源位置，也无须记住猎场与采集地，只需要问问别人就好。语言基因扩散后，我们孤立并淘汰了不具语言天赋的人群。农牧业技术发展起来后，我们更具耐心和自信心。最近2000年来，密集居住使我们体抗传染病能力变强，城市化使我们越来越友善，这些改变都是基因和认知进化的相互叠加的结果。大型文明因农业革命的出现而成为可能，因为农业可以固化更多的人，这才是宗教、阶层等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存在的基础。足够多的人提供了陌生人频繁互动的机会，也因此诞生了更多的规则和禁忌，并以宗教、风俗、仪轨、庆典等形式传承下来。

人类进化出基于社会组织生活的模式后，聚居规模因正反馈持续扩大，因而强化和固化了大社区中的文化模式。宗教曾经是精英和大众的桥梁，某些特定宗教显然有助将精英们的认知信息昭示给普罗大众。宗教维持了既存社会的稳定和扩展，大众反过来又对异教徒施加了选择压力，最后在基因和文化两个层面，形成了群体同步。相比之下，小规模采集社会或者稍大些的园圃社会里，神祗更多样，反映出不同环境的多样性诉求。就生理特征而言，显然小规模人群的基因也相应具备多元特征，以精准适应当地的小环境。小规模社区的非洲大陆也保留了基因多样性，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10 从混沌到秩序

两性生殖是生命形态的创新，双方的适应性基因都均被传递到下一代。同时，对配偶的需求，使生物之间形成了连接关系，而对这种关系的渴望也被写入基因，成为基本的效用动机。性是生物的偶发连接，也是复杂生物深度连接的起点，生命第一次跨出孤立主义的牢笼，是数亿年后更复杂的社会性连接的基础。

人类的婚配制度早已开始抛弃生物意义的暴力竞争，某些地区发展出了一夫一妻制。我们的类人猿祖先最初是遵循一夫多妻制的，如同雌性黑猩猩，人类女性一生中的有40-50年都生活在非亲属之间。直到距今约30万年前才发生变化，从那时到距今约1万年前，人们在大多数地区遵循不太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正是这30万年中，人类低密度地散居在稀树草原，快速流动和资源稀缺使大家庭无法维持下去，而稳定的父亲陪伴是必须的，幼儿缓慢成长中需要父母双方给予教育培训，毕竟语言、工具都需要长期的技能累积，紧密的家庭关系不仅可以抚养孩子，更能将父母家族各自传承的技能复制给孩子。

最近14万年来，语言学习显然更需要持续的家庭教育。语言不仅促成大规模社会的形成，事实上在大型群体社会也更加有用，不仅促进了知识分享，也构建了更多共识。反过来，社会规模扩张也推动了语言的精简。过去十万年的大多数时间，碎片化的群邦社会并不利于任何形式共识的形成，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共识。此时，语言形成的连接能力难以发挥，知识、技能、经验累积更少，往往被语言能力更强的族群融合、征服或清除，这也算人类社会在纷乱中精简的结果。农业革命后，技术进步使生存物资产生富余，因而人们聚居起来守护资产。聚居又使阶层分化出现，一夫多妻因阶层分化而出现。直到大约2000年前，基于宗教、财产集中度等背景一夫一妻制在少数社会开始实践。这个制度从本质上否定了基于基因优劣的先天生育权，从而为更普遍的认知贡献铺平了道路。从历史记录来看，一夫一妻的社会结构往往也导致了平权的出现，同时社会文化也变得不那么好战。显然，人类社会的最近千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后天的系统教育，而逐渐压制了基因优劣论。到今天，平权已经是科学界的共识，在平等基础上，人们建立连接，交换思想，共同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无论个体还是整个人类，认知体系都是累积性的，即使通过不同人相互传播，随着时间、规模，有效创新会积累下来，共同的认知也会累积下来。虽然每代人的大脑生理结构未必不断进步，但人类共同认知的增加，使社会连接规模、连接效率、传输带宽、存储效率大幅度进步，其结果是认知总量随时间推移指数级进步。过去14万年的人类进步验证了上述假设，语言、文字、律法催生了社会结构的高度演化。

进化的力量第一次被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一旦人类由自我认知过渡到相互的认知复制，就迅速超越了由DNA掌控的演化格局，知识传播取代了基因传播，人类就进入了一个有利于能够学习和教学的社会结构，即使小范围形成的平权结构，也鼓励认知创造与认知传递。一定人口规模的族群互信、连接顺畅的国家，呈现出爆发性的文明状态，很多早期文明就是平权制度扩张的成果。

过去的4万年来，认知模式呈现为各异的文化基因，其施加于人类的进化力量显著增加。一旦人类进化出教化和学习的能力，就会发展出一条与基因演化平行的进化之链。文化和基因这两条进化链也是交互的，在很多地点和时间上多次交回，每一个交叉点都给对方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然，文化基因最终取代了生物基因，开始主导、干预每个人的生活，我们饮食男女、待人接物、生存起居都深受文化基因的塑造，不同文化背景体现出完全不同的。人们最终通过各自的选择塑造世界，经过人们相互传播，层层放大，形成自我强化，也推动了彼此之间的强化循环。人类自初生时刻，就时刻在做选择，但在我们的社会群体中，看似自由的选择却被群体认知所塑造。这时候，某些选择往往被冠以“誓言”出现，迫使人们遵循某种“坚定”的群体认知，进一步构筑自己的认知壁垒，以强化个人或群体的自我认同。

当然，也正是每一次选择连接他人，从而相互同步，相互塑造，人类逐渐脱离了自我孤立，不再陷于彼此防范。这种变革彻底改变了我们后代们的生存方式，我们开始走向大规模聚居，社会连接成为人类的环境压力，这种压力反过来又促使我们演化出更先进的连接能力，如语言、文字、书籍、法律、网络通信协议等，如此循环往复，加速了我们的进化。因此我们意识到连接的力量，更应该尊重和敬畏这种力量，从而对人类的未来负责。

维持连接的社会结构一直是人类自然演化的一部分，而非某个天才的设计成果，但演化的加速度、偏好也是祖先们共同选择的结果。语言、文字、道德使混沌的自然演化转化为条理清晰的演化路径，相对于我们的基因本能而言，显示出非凡的有序性。正是这三者的出现，精简了复杂感知，使人类从混杂的生理冲动中，凸显了明确而持续的生存动机。直到法律出现，进一步厘清了自然混沌和社会秩序的区别，婚姻、财产、契约、贸易等诸多规则，从传统的道德、习俗中脱颖而出，成为更为精简的连接协议。由此开始，人类沿着法律构建为庞大的人际网络社会，将人类本能管理起来。

和其它生物一样，我们都具有暴力本能，人类的暴力倾向和暴力后果都远胜于其它哺乳动物，任其泛滥当然会导致社会连接的崩溃。同时，我们具备更出色的长期记忆，这有助于我们构建对暴力后果的认知，以此对抗我们的暴力倾向。因此即使人类争端从未停歇，我们也一直在尝试阻止暴力，从法律到帝国建立，每一任领袖都试图消除群体暴力。但暴力依然根植于我们基因中，即使在充分理解二战后果的欧洲、美国，虽然制度层面走出了仇恨社会，但极端团体阴魂不散，主导话语权的精英们也不断挑动是非，激化矛盾，掀起族群暴力。它们披着各自的外衣，极端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极端意识形态，以此割裂族群连接，阻碍社会和解，进而使群体连接破裂。在东亚，中日韩朝越等地区虽然拥有千年以上的共同文化背景，却深陷二战龃龉，至今无法形成政治和解，也无法建立今天西欧一样的紧密连接。在美英的恶意推动下，欧洲继续则深陷冷战的藩篱，即使冷战已结束数十年，俄欧之间、巴尔干地区依然呈现族群割裂，甚至剑拔弩张的临界状态。

族群割裂，或说好听点“独立自主”，都是社会连接的敌人。在语言形成之前的数百万年，人类保持着最小规模的游猎社会，以捡拾植物贝类，狩猎小型动物为生。但语言出现以后的十多万年，人类开始了紧密和广泛的合作。跨群邦的合作极大提高了人类的装备与技能，大规模的狩猎活动甚至灭绝了欧亚大陆的绝大多数巨型哺乳动物，如猛犸象、剑齿虎、欧洲野牛等，这是身处小型群邦的猎手们不敢想象的。动物研究表明，非洲草原大象的社会连接层级远比森林中的亚洲象更高，因为其生存环境也远比森林象群恶劣，需要更多的知识传承。草原大象依赖非常稳定的祖母带领，从而长期训练数十头雌象和幼象，这样其后波动导致干旱来临后，象群得以找到更遥远的水塘。

11 从血缘过渡到等级治下的强化学习

等级分化后的社会完全不同于群里均等的游邦社会，比如亚马逊丛林、几内亚山地、澳洲沙漠、纳米比亚沙漠的小股人类采集游群。前者通过金字塔形层级制度，公开禁止没完没了的部族仇杀，恰巧世界各地的早期等级社会都痴迷于金字塔，最高首领试图通过高台塑造其神圣。

稳定的等级制度促进了内部秩序，没有持续的领地争夺，不相互掠夺妇女，不杀害对方婴儿，这是一个群体内所有成员间保持和平，因而紧密连接的大族群，一个温和等级社会。等级的诞生，预示着新世界的开启，也意味着独立自由的群邦社会彻底结束。等级制度搭建了一个新的强化学习体系，使少数人的认知模式得以复制给更多人，无论这些认知涉及技术、文化还是社会关系本身。过去这种认知复制往往发生在直系亲属之间，认知从祖父母、父母到孩子们，直到等级制度扩大了认知传递范围，当然传导方向也是沿着阶层自上而下。人类最近1万年的飞速发展，恰好不是自由赋予的，而是等级分化后，人类依然保持了稳定秩序所致。秩序带来分工、协作、安全、知识交换，当然也带来了阶层分化和奴役。

但维系群体连接所需要的秩序是违背动物天性的，更是违背个人自由意志的。个人自由的约束机制在苏美尔时代时代开启，平权、抗议、暴动、革命是人类天性对社会约束机制的天然反抗。新时代的人类，不可避免被越来越多的规则约束，因而失去了任性的自由。在今天的卡拉哈利沙漠、丹佬群岛和亚马逊丛林中，还残留着一些桀骜不驯的狩猎族群。他们艰难地躲避着文明的侵蚀，维持最大的个体自由度，虽然自由总是伴随着孤立、警觉、对抗和技术停滞。

即使那样的社会，等级制度也无处不在。从出生开始，我们自基因中传承了长幼有序的认知复制体系。这个体系，源于悠久的生物同步机制，正如鱼群相互追随，小鸡跟随母鸡前行。同样的认知算法，也使婴儿得以被成人教化，部族累积数百代人的认知系统之所有能够跨世代继承，恰好因我们自幼驯良，用孔夫子的古老判断：孺子可教也。成年后，优秀的猎手在群体中处于优势地位，老年人则处于部族的中心。基于知识继承的原因，语言进一步强化了等级制度。历史证明，当我们祖先在开始说话后的最初7万年间，彻底淘汰掉缺乏语言基因的人族同胞后，等级制度被进一步强化了。

对双胞胎的社会关系结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非亲属连接的重要性，因为同卵双胞胎的社会网络结构相似度极高，无论其连接社会数量、连接强度还是跳转模式。因此更远血缘关系的朋友可能带来更多样的连接模式。这些新的连接模式，有效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使其更具可塑性，开放性，也更可能跨越群体形成更大社会。协助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们不得不具备更强的长期记忆，记住帮助过我们的陌生人，记住慷慨的朋友们，从而开始与这种类型的人合作。与之相反社会形态，可以理解为蚂蚁和蜜蜂的社会，由相近基因的亲属们组成，不需要更高的个体智商，只需要简单指令进行高度分工，甚至为了高效工作大部分成员放弃生育，形成了顽强、封闭而稳定的社会。

最近1万年的人类扩散历程显示，无论身处新世界的中美洲，还是古老的两河流域、印度河、黄河流域，人类社会都自发形成了基本相似的等级制度。而其中延续较长的文明，基本上都顺利地由人牲祭祀等特征的残酷社会走向了逐渐温和的等级制度。早期的社会同步过程应该是相当惨烈的，通过杀戮、威慑和教化，使小型群邦聚合在一起。大型社会中，人们必须遵循特定战争与和平的规则，因而维持大社会的稳定，使农业社会所需要的水利工程、播种收获、防御掠夺得以实现。人类社会制度如此相似，原因就在于：

人这个物种正在回应环境中某种一致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社会中除自己外的其他人。具体说，包括他人的行为、观念等认知模式库对自己的永久性塑造，也包括他人对自己无休止的评价、看法和行为反馈。一旦走上了社会连接的道路，就开启了强化反馈循环，形成相互塑造的族群共同演化的独特历史。

人类的社会行为模式更多的依赖认知驱动的社会连接，比如人类之间通过语言、文化紧密相连。蚂蚁蜜蜂依赖更为底层的感知连接，比如靠肢体接触，通过共同的化学信号维持连接顺畅。二者差异可能在于人类拥有更为巨大的识别模式库。蚂蚁稀少的神经元只能记录极少的信息，而人类具备3亿左右的模式识别记忆库，其信息不断更新，也不断自我拼接。同时在这个变动的数据库基础上，我们的神经元搭建了数千万的时序表单，因此只有高速跳转才能迅速寻址。我们得以快速读取不同脑区模式存储器的，当然也作为特定模式存放于模式库中。模式容量增大使我们不得不持续学习，否则甚至无法清晰记录出同伴的外貌特征，也无法建立复杂人际关系，并通过行为模式识别学会判断社群中的层级关系。黑猩猩和非洲象的部落差不多都有150个座椅的成员，而每个成员通常生活在10-15个左右紧密连接群体中。通常这些群体有分裂和重组，但友谊往往能维持数年，乃至84%的黑猩猩和至少一个朋友维持着终生友谊。倭黑猩猩和人类更亲睐长久友谊，但我们社会规模更大，在史前时代就能出现500人以上的聚居点，还能出现持续百年的联姻部落，今天则能共存于数千万人的大都市，人们的友谊也能持续几代人。

人类强大的连接能力推动我们认知能力飞速累进，促进了大规模社会形成，而语言在维持彼此连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语言也带来谣言、谎言、欺骗，在小型社会，人们很容易验证真假。可以设想，在大型社会中，人们无法见证每件事，甚至无法熟识每个人，仅以来语言已经不足以维持大型社会的稳定性。因此人类在发明语言后，又度过了数万年，甚至十万年以上的小型群邦岁月。直到我们语言精进，词汇、语法等共识逐渐形成，自由的语言教育习俗得以传承，大多数成人有能力精确表述事物、经历、情感、人际关系。其后人类通过语言映射出抽象的视觉图形，图形简化伟符号，符号得以在更大群体维持群体共识，我们开始与更遥远的人们成为亲友。缔结友谊后，相邻族群放下屠刀，不仅开始交换基因，也开始交换知识、文化、技能，从此人类走上了认知叠加的非凡旅程，启动了超越家庭、超越族群的共同进化。

我们的进化蓝图通过基因、认知两个维度指明了进化方向：作为可塑性极强的聪慧物种，我们在充分连接的基础上，开启动了群体之间的相互驯化，这使我们的认知进化远远超越了基因进化的速度。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有些人拥有的连接比其他人更多的情况将越来越不可避免。通常这种中心节点成为社会连接的主导力量，因此导致社会层级的出现，这是我们关键进化，由此放大了少数人选择的力量。基于这个连接，我们得以形成围绕少数人选择权的稳定社会，这显然是一个可充分预期的社会，而可预期的社会关系是一切理想社会形态的基础。

12 连接破坏者

为达到理想的社会目标，人类尝试过的手段和猩猩、大猩猩、倭黑猩猩没有区别，历史记录和当代现实也一模一样。某些紧密连接的小群体取得话语权，从而使用系统性暴力手段阻止人类本性中残存的仇杀或掠夺，驱逐或者杀死暴力倾向的成员，最终在社区内部消除了连接障碍。

破坏性的个体是首先需要被消除的，跟着就得阻断来自外部的暴力氛围，以使族群内部不被外部情绪影响，否则社会连接的预期会被无情破坏。伴随社区内残暴本能被抑制，暴力手段也逐渐消弭，形成日益温和的等级制度，这是我们过去数千年的社会常态。但历史并非理想中一样，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暴力氛围没被精英们迅速压制。出于个人的短期利益，或者由于当权者决策错误，推动暴力氛围的认知被保留下来，就可能为社会埋下混乱的火种。这种情况的社会摇摆于性暴力、社区暴力、种族暴力、教派冲突、国际纷争中。由暴力引发的报复，会阻断了人与人的连接，这使暴力冲突进一步加剧，社会陷入长期动荡循环。如果没有强力干预，碎片化社会就会迅速到来。

过去数千年来，文明社会每一次自我崩塌，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连接断裂后，没有及时出现政治军事强人，社会逐渐碎片化趋势蔓延，社会连接彻底破裂。近年的巴尔干、中东、南亚、北非，大量社会崩溃的事实证明，保持社会连接才是消除暴力对抗的最终手段。在2020年covid-19瘟疫席卷全球以后，各国出于自保而停航数月。当人们的旅行受到限制后，谣言终于爆发出力量。各国的民族主义被谣言与政客所激发，开始相互诋毁，编造耸人听闻的故事，以此转移内部矛盾。由于旅行禁令，谎言比事实更容易传播。大国之间由此进入猜忌阶段，人民之间的互信也见底，这种情绪进一步加速了相互对立。因谎言无法短期内被证伪，贸易、科研等关系也被以民意为借口所切断。丢失社会连接越多，谎言的机会成本越低，其破坏力也越大。切断连接后，人类之间将没有约束，更多的谎言将飞驰在路上。如果灾难（不仅仅是病毒，也包括谎言）未能很快好转，今后十年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加惊涛骇浪的世界。

靠暴力解决暴力问题的社会，形成了所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也可就理所应当地扩展为“所有家庭对所有家庭的战争”“所有族群对所有族群的战争”，这一度是我们这个物种数百万年来的走过地真实历程，虽然今天我们称其为失败社会。社会学研究提醒我们，少数人对他人的负面看法，会阻断人们之间的连接。而这种行为会形成负反馈，从而被复制到整个族群，导致族群连接关系整体恶化。经过数十年，几代人以后，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差异。

在若干几内亚村庄和太平洋小岛的调查表明，仅仅某些村庄的几家人之间产生偶然口角，但由于没有及时平复，一代人之后，相互负面看法就扩散到全村。很快整个村庄的人际关系极度恶化，相互的敌意使族群内很难相互协作，因而在外部战争中屡次失败。同时，失去安全感的村民之间性侵、谋杀、斗殴成为家常便饭。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战乱国家，往往需要强力压制几代人，才能消除大家的对抗情绪，人们之间就可重现当年的友善关系。

世界各地的社会演进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冷战时期，美苏双方相互开动宣传机器，大肆污蔑对方，最终形成全面对抗，启动战争机器试图毁灭对方。其结果更可能使大部分人类因擦枪走火而为美苏陪葬。今天，某些发达国家因经济、社会的结构问题，归罪于日益进步的中国 – 无论以哪个角度来看，这40年来，中国都是500年来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川普掀起的反中运动，放大了中国的某些体制顽疾，选择性忽视其内在优势、进步，也无视中国人的勤奋与自律，不断用谎言，或片面之词激发拥护者和西方媒体对中国敌对情绪。当然，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对方的负面看法也存在于被美国敌视的国家中。相互敌视最终导致互撤使馆，减少人员来往，炫耀武力等举措，进一步消弱相互连接。

生物学家Robert Sapolsky做过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在一群捡拾垃圾的狒狒中，凶狠暴虐的雄性狒狒首领常常霸占食物，驱赶家人，导致大家饿肚子。直到某一天，首领因过量食用污染食物死亡后，狒狒群体的个性发生了巨变。其后的十余年里，狒狒们的攻击性下降了，大家更多地相互偎依，梳理毛发，更加平等地觅食。今天的人类世界却并不比这群狒狒群里平等，10亿人生活在发达地区，60亿人的生活在对发达国家的长期渴望中，还有数亿人被战争、冲突、灾难、奴隶制所摧残。即使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占比1%的富豪们也如狒狒首领一般，占有了大部分“垃圾堆”，而无视路边游民，也无视第三世界的六十亿人。作为亿万富豪川普既是10亿富人的代表，也是1%美国富豪的代表，因此他虚张声势、炫耀武力、四处霸占“垃圾堆”的好战言行，也激起了其它国家的好战情绪，在北约东扩的锣鼓声中，俄罗斯、乌克兰终于同室操戈。用同样的拱火策略，北约在万里之外的东亚，南亚派遣军舰、军事顾问，在别国家门口组织联合军演，试图激发更多国家及其人民的好战情绪。

有时候人类遴选领袖的能力与狒狒差异并不大，领导人无心改变群体隔离的现状，也不在全球范围展示善意、寻求和解，反而热衷于制造谣言、引发冲突、割裂族群。还好，在我写下本书时，川普下台了。但新总统并未着手修复这些被毁坏的群体连接，只忙于取悦其赞助人数。作为人类的超级统领，川普的过激言行激活了所有人的攻击性，很多国家选出了极端主义领导。后川普时代，在其继任者持续挑唆下，谣言满天飞，各国相互武力宣示，欧洲重启战端，战争与暴力的阴霾继续笼罩世界。如果不能消除我们基因中的破坏性，至少得消除领袖们基因中的攻击性，继而消除族群、阶层、国家之间的隔阂，否则我们的子孙将继续生活在人类最终战役的恐慌中。

13 等级分明的人类和平

詹姆斯·富勒着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如何在周围社会环境的基础上采取行动来构建“社会生态位”，对豚尾猴的研究揭示了领袖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社会动物选择领袖的基础。科学家将猴王清除出族群后，群体中梳理毛发行为和游戏互动都减少很多，豚尾猴之间的连接更少了。人类社会也经历着类似的循环。看看利比亚、叙利亚近期的社会变革导致暴力泛滥，就可以得出一样的结论，稳定的层级关系约束了竞争和敌意的表达，因而促进了成员之间的连接。从类人猿开始，梳毛、聚餐、游戏、交易、教育就是被首领们认可的表达，今天的人类社会，政府正在接手这些工作。作为社会动物，我们需要增进相互连接的节点，领袖们一直扮演这种角色，把自我而分散的个体连接起来，同步为表达善意的社会。无论善意、恶意，都会被他人复制，从而影响到更多人，在整个社会层面形成增益。

如果突然移除领袖，很多小群体通常会走向一个彼此防范的社会，进一步减少相互连接，继而激发暴力倾向。基于群体差异性的暴力一旦开始，或许难以止步，越来越多的暴力被激发，越来越多的部落被卷入争斗。这种情况不仅仅存续于群邦、部落等小型社会，在大型社会中，看似偶然被激发的一战、二战，以及今后可能发生的N战皆如此。这种社会孤立使小群体更加内卷，自我强化催生出更加隔离的世界，这是一个负向激励的循环，足以完全摧毁不同群体间的社会合作，形成相互伤害的失败社会，直到新的领袖若干年后横空出世。各民族之所以敬仰传说中的神圣战士们，不仅仅是因为其杀戮的天分，更是同步和连接的能力，正是这个转变，使部落战争最终消亡，也使人民之间由防范开始了合作。

瓜多尔的希瓦罗人认为：杀死那些“和自己说话不一样”的人，将死者的头颅制成饰品是荣耀而正义的事情。人类集体一直有明显的同步倾向，但往往被自我限定于“自己人”之间的同步，以此实现小群体精诚团结，对群体外的人则施以妖魔化，这种预设立场使我们罔顾彼此共通之处，反而不断强化群体差异。在当代西方社会，激化群体差异的行为却被粉饰为“促进多样性”，比如强调信仰差异，却否认地球或人类历史；强调性别多样性，却否定自然性别划分的现实。靠暴力激化群体差异的结果，给中东、北非、南欧等地区造成过严重的社会分裂，很多地区甚至引发长期内战。历史不断验证过，深度激化群体差异的社会，人类终将陷于纷争，无法找到弥合分歧解决方案，因而无法和平相处。

事实上，即使多样性深入人心的族群中，大多数人也被”自己人”所约束，不再认同其他群体的价值，甚至不惜曲解事实，制造谎言，迎合自己群体独特性的愿望。号称“民主国家”的领袖们，为了团结自己族人，也不断诋毁他人，激发群体斗志和士气，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用洗衣粉做伪证，推动美国开启伊拉克战争。2020年，川普总统又借疫情之机，编造谎言，试图污名化中国，作为反华、MAGA等运动的理由。

人类的悲剧在于，人类的确不适合理解复杂事物，但我们的群体行为难以用理性进行简短描述，因而群体行为的后果通常令人恐惧。一旦偏见被某些人的谎言激化，群体之间的矛盾会使人类迅速堕落为愤怒的蚁群。其后的群体攻击行为不是蚂蚁个体可以左右的，即使蚁后对蚁群也是无能为力的。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今天的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走过了同样的道路。时至今日，政治精英们还在以各种理由竖立敌对群体，标榜自我价值观，以期制造某种优越性，并给其它族群贴上了肮脏、卑劣、贪婪、独裁等标签。比如，通过选择性或片面报道，乃至谎言，制造种群之间的文化、制度、人种差异。结果，在自己群体内形成认知高度认同，而群体之间的形成高度对立，继而引发族群分裂。短暂的多样性不可避免地走向彻底分化，战争如期而至，群体间无法阻挡地陷入敌对与战乱，人们一直在用无数生命为民族自决、民族独立、文化多样性等群体认知做出注释。

当然，认知标签既可被塑造，掌握更多标签的人也更容易被操控，通过正面标签或者负面标签，就可以轻易代替人们的独立思考。当今主流媒体早被少数机构所控制，因此只要少量谎言，就可以任意妖魔化一个国家。事实上，当代的知识精英们只是继承了某种精准分科的认知体系，而并非特立独行、独立思考的人，所以他们的认知系统有迹可循，容易被精准预知，也就更容易被野心家们破解。2021年，法国总统以人权为标签，发起了全球废除死刑的运动，目的是停止基于任何理由的处决行为。但是回想过去20年，在美国主导下，法国参与了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马里等一系列军事入侵，把这些国家一个个推向深渊，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数千万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当马克龙给卡扎菲贴上屠夫的标签，或给免除罪犯死刑贴上人权标签时，被美欧战争机器卷入战争的牺牲者是否也可贴上同样标签？更可笑的是，上述国家被贴上失败社会的标签，至少川普总统这么认为，即使他知道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战乱前一直是该地区佼佼者，无论人均寿命、生活水平、教育医疗水平。

当然，真正的失败社会是有其内在因素的。失败社会往往在个体之间，性别、阶层、种族，甚至职业之间形成深刻鸿沟，通过彼此隔离减小彼此伤害。在世界各地的崇山峻岭，沙漠雨林中，至今还存在不少孤立的社会。即使在帝国文明环伺千年的高加索山区，帕米尔山脉、兴都库什山地区，横断山脉地区，更别说更遥远的安第斯山脉，亚马逊丛林，刚果丛林，自国家诞生以后，很多人群不堪等级制度的约束逃逸到偏远地区，因而形成了很多孤立社会，至今依然保持着数千年前的生活方式。

某些孤立地区至今还呈现族群对立的上古遗风。今天的苏里族男人依然渴望成为战士，杀死更多对手，并纹上象征战胜对手数量的特殊疤痕。生活中为了草场、土地都必须频繁战斗，年轻人甚至为了展示自己的英勇而参加棍棒决斗比赛，以期获得年轻姑娘的青睐。战士们只有头部受重击后，才能宣布胜负，因而退出战斗。顺便说一句，这是史前时代的真实写照 – 人类颅骨骨折占比极高。显然这些人被凶残的同类杀手的，而非猛兽，因为后者更喜欢多汁的内脏，而非坚硬的核桃。人类大脑的生理弱点显然被用于自相残杀，文明前夜的骸骨证据表明，人类不仅颅骨损伤死亡比率极高，且大多数颅骨损伤来自部族仇杀或者战争。部落中最优秀的战士才能参加周边部落之间的比赛，以证明哪个部落更优秀，这与今天奥运会中的国家荣誉没有差异。早期部落之间会可以刻意装扮族人，从纹身到头饰，以明显区别于其它部落，这是部落之间敌意和隔离的延续。今天的公司制服、军队制服无不反映了这样的文化遗产。

西非的博迪族与苏里族隔河相望，虽然语言部分重叠，但习俗差异较大，甚至决斗方式都不同。这里用摔跤展示力量。有些部落，如哈马尔族，男女都乐于参加战斗比赛，以展示自己的勇气。女性也参与摔跤，甚至在跳牛仪式前接受勇士们鞭打，以展示自己的勇气与亲密合作。他们也通过一次次挑战牛群等高危仪式获得自己部落承认，胜者获得妻子，结婚生子。一旦失败了，并且放弃再次挑战，就无法获得族人尊重。这些人被视为耻辱，必须离开部族，走进敌对部落环伺的荒野。对于习惯于群体安全的年轻人而言，无异于慢性自杀。

14 超越基因

数千年来，东西方领袖们依然没有力量使所有的人连接起来，无论他们用枪炮、细菌还是钢铁。在广大的边缘地带，类似苏里战士、塔利班战士的族群依然存在，今天，更多分歧者分散在世界各地，但以宗教、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因为排斥同类也是生物本能的一部分，即使我们已经进化出越来越强的连接能力。只有连接的力量超越肌肉和刀剑时，我们才能尽情享受到连接带来的进步。

无论在地球上哪个角落，人们要么喜欢夸夸其谈的领袖，要么臣服于政治强人，并没有觉察到：正是我们之间的共同命运远大于各自为伍，人类才有机会建立起广泛而持续的社会连接，从而推动我们的社会进化，使我们成为独具一格的生物。近百年来，交通、通信、教育、贸易的飞跃式发展，使世界各地的人们紧密连接起来，即使偏远岛国，也再难做到光荣地自我孤立。但很遗憾，今天的世界里，人们依然无脑般追随狂热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无论选民还是子民，并未因世界进步而自我进步，也没变得眼光远大。我们难以摈弃自我浮夸，去追随那些致力于维护族群连接的领袖。

波利尼西亚人在1000年前开始在夏威夷群岛定居后，随着人口增多，迅速由酋长制过渡到国王制。在王国内部，国王建立了分封制、耕作纳税制、继承权制，与万里以外的古代埃及、苏美尔、商朝文明走上同样政治路径。分散于世界的社会演进如此相似，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基础，即人类的连接特性，是完全一致的，连接造就的速率、效率、节点、枢纽等特性决定了我们最终的社会形态。

早期的残酷冲突也许是导致等级制度的原因，但最终，很多社会顺利越过短暂冲突，建立了温和的等级制度。基于神圣血统的领袖继承制度，只是保护耕作的私有土地制度的延伸，但这个制度有效维持了社会稳定，避免了国王换代在精英层中造成的血腥冲突。维持了上层社会的稳定，反过来促进了更大社区内部的团结。同时，有效的王权，在领袖家族以外的人民中反而淡化了等级制，并促进了群体内部连接与合作。从5000年前的古埃及到当代英联邦，人类本性并无太大改变，虽然近百年来我们赞美自由，但作为人类，我们依然轻易被高度同步。无论基于某种观念、宗教、理想、道德，甚至基于某种显而易见的谎言，我们的认知识别模式依旧是被他人植入的，自以为是的信念只是被群体同步的结果。

因此，任何一群人被放在独特场景中，他们就开启了基于社会连接的倾向性，形成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并非来自于过去记忆的复制品，因为社群变化、食物生产环境变化必然形成新的连接形式和连接强度。最终形成的社会制度，是由初始连接规则决定的，同时，也是遵循规则的人群相互强化、相互训练的结果。在当今美国社会，正常人平均拥有4-6个紧密连接，20-30个长期连接，120-150个熟人连接。这个数据是邓巴提出来的，有趣的是，社会化的非洲象往往也能认出这么多大象，最大的黑猩猩群落据记录也是120名成员。当然，今天的连接工具、存贮工具更先进了，有了语言、文字等辅助工具，通过添加锚点在简单的树形列表中，我们就可以轻松扩展认知识别库。因此我们有机会认识2000人，有人甚至告诉我他有三个手机，通过详细标定来源，朋友圈居然标注出21000人。

可惜，人类的大脑与数百年前并无物理差异，我们的新皮质层容量未增加，结构也并不清奇。随着连接工具的突飞猛进，连接人数爆炸性增加，意味着连接深度、强度、时长会相应减少。最近几百个世代中，我们大脑中针对人脸、人名的识别区域或许有所扩展，但建立更深度的人类连接变得愈发困难。就今天的美国人而言，需要花3小时以上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再叠加线下社交，为社交所做的就餐、约会、聚会、美容、健身、购物等事务，社交已经是人们睡觉以外的首要工作了，相比于每天18分钟锻炼娱乐、24分钟教育、三餐1小时10分钟，可以说人类被社交彻底绑架了。

当然，深度连接或长连接减少也未必是坏事。高度紧密的血缘连接曾经维护社群稳定，形成封闭的宗族制度，法治与宗族制度对抗数千年，也只在少数发达国家取得成功，中东、亚洲、非洲、中南美洲，甚至发达的某些美国、中国村落中，血缘维系的宗族领袖依旧起到社会裁判的作用。今天，法治或许面临彻底胜利的希望。人们的广泛连接，使基于血缘、宗族、意识形态的社会连接寿终正寝，小群体之间的抱团与歧视难以长期存续，或许因泛连接化而成为历史。过去数千年里，当然，社会连接也有其明确的价值基础，这个基础决定了连接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也增强或者抑制连接的形成。

15 社会评价的力量

由于社会合作如此重要，因而对他人的正面评价成为合作的基础，人类社会延续至今，不断形成更大的社会，显然是每个人用自己评价行为投票的结果。 据统计，每个人对连接人中持有正面看法和负面看法的比例均值为6：1，这个数据无论在美国，欧洲，还是太平洋岛屿中正常村庄中，其结果都惊人一致。相互的负面评价通常会阻止了人们建立连接，最终会使他们相互隔离，或者迁徙到别处居住。在国家之间，政客们也往往利用各自谎言抹黑他国，或者利用媒体给别国贴标签，推动国民对别人、别国的负面评价。这种长期负面评价最终会慢慢切断外族间、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商业连接，甚至有可能最终走向战争。

约瑟夫.亨里奇在秘鲁的雨林散居小部落中发现了“马奇根加异常值”，即马奇根加人表现得相当自私，通常不愿意和别人分享超过15%的意外收获，远低于正常人类社会的35-55%。而反观千人规模的印尼捕鲸民族拉马莱人，都愿意把不低于57%的意外收获分享给别人。每个人都会根据别人来塑造自己，因而相互合作的行为和环境塑造了人类社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经过代代不断强化，最终成为每一个巴别塔的基础。

也就是说，人类的连接倾向总体上是正面评价所驱动的。我们信任朋友，因而朋友通常也信任我们，其结果也就促进了连接与合作，最终推动了社会规模扩大，社会认知总量也就得以持续进化。有研究表明，真实人类社会中，65%的社会合作会达成，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今天的人类社会65%的人倾向于信任陌生人。相对于1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时代，人类在合作意愿与合作程度上，已经开始了大跃进。不难理解，最近1万年，经过500个世代的筛选，自然选择可能有利于那些关注并尊重等级结构的个体，这一定程度促进社会同步，也通过温和等级制度促进了更大规模的社会连接。当然，互害的社会也就很容易被各方的恶意评价催生出来的，正如马奇根加人效应，敌意或提防会形成互害循环，形成人心险恶之地也就不难理解。

我们探讨过，坚固如宗亲社会般的连接社会，并非一个高可塑性的组织形式，反而更接近蜜蜂、蚂蚁、白蚁的社会形态。事实上作为70亿各色人等的庞大群体，在目前资本与技术并未被彻底垄断的情况下，我们就不用担心系统性长连接或强连接造成的社会结构僵化，最后退化为白蚁或者蚂蚁那样的等级社会。而我们所需要关注的，还是一如既往推动人类连接的增强、增多。作为社会性物种，我们唯一的选择自由，是如何维护建立这个新世界的核心特征 – 人类连接，从而维护了大众的连接意愿，而非抛弃特定人群，形成连接中断。当我们建立了正面评价系统后，相互的模式复制就开始了，这样的循环形成的良好社会稳定而长久，远超通过个人意志施加约束的社会治理模式。

16 认知的束缚

重复记录形成精简模型，精简模型则成为我们解读世界的捷径，它基本决定着我们看到的世界，因为它耗时最短、预测最高效。在偷懒本能的驱使下，我们会倾向于用既有模式解释世界，通过反复的预测验证会从多角度构建更多认知模式。模式-预测-验证-模式形成循环，在特定方向强化了那些习以为常的模式模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验牢笼。反过来，建立超越经验的认知模式则需要导入外部信息，或者将不同的感知、认知汇合成为全新的认知模式。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毕竟学习对任何生物而言，都是费神费力的事情，这样的能量消耗恰好是生物时刻逃避的。

长期累积的认知模式塑造出我们所坚信的信念，信念也为我们构建出自洽的认知循环，使得我们偏向与反复刺激被信念所控制的脑区。其结果就很容易理解了，神经元生长聚集于某些特定脑区，特定脑区也会存储更多同类型认知模型。这就是为什么，年纪越大，我们会越显越固执。在自己固有的观念下进行的监督学习，虽然有可能认知深度会增进，但更有可能视野日益狭窄。

一旦特定方向的认知循环开启，同类认知信息则占用更多神经元存贮资源，其表现为多角度对领域进行解释的经验增强。更多的认知路径被同类模式所占用，即使细微差异也被转化为认知信息，以备预测或解释所需，或许专业性正是这个循环的结果。我们本能地沿着认知捷径不断跳转，使用已存续的认知模型解读世界。结果显然并不乐观，我们会被固有的强大模型给禁锢住。而这种禁锢不是表面的禁锢，从底层算法层面的禁锢，是我们的慵懒基因决定的。它具有强大的束缚力，使生物不求甚解，但快速决策。

在我们不断的精简出具体目标模型时，我们同时做着另外一件可怕的事，那就是我们为此将精简模型以外的信息一律擦除了。我们越成功的时候，对某些信念越坚定的时候，我们会越倾向这些坚定的模型，而反对或者放弃其他模型，特别是对立模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年人的固执其实是正常现象，也是经验认知的副产品。

天才往往并非天赋异禀的人，而是极少数敏感的人，在成年后依然保持了某些神经元的激活敏感度。他们对不同效用动机的感知输入保持敏锐，都能够建立跨领域认知模型，所以可保持不断拓展认知领域的深度、广度和宽度，也能促使不同领域连接、融合。从生理层面，面对陌生的领域，天才们往往具有完全不同的效用动机。他们的杏仁核的原始恐惧和快乐激发抑制程度较高，需要更强刺激以获得满足感，所以往往依赖更强的生理或精神体验。徒手攀岩的高手们，往往就具备这种与众不同的恐惧钝感力。

群体同步显著增加了群体中模式识别总量, 因而部落、城邦在过去一万年里迅速取代了自由流动的小型游团社会。群体对具备学习能力和习惯的人来说，是潜在收获的来源，群体的认知库巨大无比，会快速提高认知水平。但是，我们的社会趋同性会使天才被周围人孤立，因为其独特新颖的认知未必被别人理解。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和某些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学校有其共同之处，就是空前强大的群体同步。要么从小读经，被迫进行集体祈祷，逐渐与大众同步，融入主流社会，要么被驱逐杀戮，最终刀剑和烈火强化了人群的高度同步，当然也就拒绝外来思想。这个极端例子使我们看出，群体同步也会使人失去独立的思考空间，无法建立自己独有的模式识别库，从而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特愿望。

17 来之不易的紧密连接

马歇尔·萨林斯收集了30个波利尼西亚岛屿样本后，证实了以上假设。不同的生态环境是塑造波利尼西亚祖先演变出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和文化惯例的主要因素。一般来说，更大的岛屿拥有更丰裕的环境，可以支持更多的人口，并进而导致等级更多、正式机构规模更大的政治制度。在那些降雨量很少的岛屿上，波利尼西亚人开发出灌溉系统，并出现了争夺这灌区的战争，而且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以支持大规模战争与水利工程；同时，他们也形成活人献祭，烹食俘虏的习俗，以讨好战神，恐吓敌人。

在世界所有地方，大型水利系统都与阶层分化密切相关，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分裂也往往基于巨大公共项目的建设。历史上最早依赖灌溉系统而非天然降雨的地区，如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至今仍在事实上保留着奴役制度的形态。无论上世纪30年代末的美国，还是今天的中国，举国之力筹建的巨大项目，无论是水利、公路还是疫苗、医疗物资，都能造成了财富分配进一步分裂。公共资源的承包商们盆满钵满，民众虽然享受了建设项目的成果，但共同富裕的愿望，还需要其它的制度安排，至少需要给大多数人以看得见的制度机会，以维持群体信念及社会共识。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显然，系统性的基础建设难以提供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群体割裂，甚至种群隔离成为常态。过大分歧的群体难以融合，因而无法建成正常运转的社会。通过制度性的等级安排，显然一定程度弥合了分歧，使社会得以持续演化，摆脱相互敌视，甚至同类相食自然状态，在当时也是历史进步。当然，人类以相互敌视的模式存活了数百万年，这本是生物意义上的人类本性。最近14万年有语言的进化历史中，我们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群体连接，只是对我们本能的巨大干扰。

通过7000代人的相互驯化，特别是早期社会的残酷基因淘汰，逐渐形成了驾驭基因本能的社会选择。而最近1万年的数百代人，更被文字精简的规则所反复选择。因而在今天的世界，无论多么偏远的地区，只要和平存在，儿童们从小无不被各种社会选择的优先权所教育。慷慨、热心、纪律、克制、友善等等有助于建立社会连接的美德，既被纽约伦敦的父母作为孩子们的教材，也被南亚、东非高原、安第斯山的父母们所推崇。正如人类学家们一贯的观点，人类之所以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进化为“社会的”，恰恰正是因为我们具备了越来越多社会连接工具，这使我们选择了越来越“社会化”的连接模式，从而加强了连接能力的个体选择压力。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社会系统，早已超越自然选择的力量，成为我们进化的最大推动力。

为了维护紧密连接，人类创造出各种工具，从家庭聚会到脱衣舞俱乐部，啤酒馆到高尔夫球俱乐部，同学会到同性恋游行。这些聚会不断同步参与者，使其产生深刻共识。人类在规则中被相互驯化后，不断创造出新的规则，这些规则进一步使同步行为形成正反馈强化的环路。对古人遗骸的年龄统计表明，从狩猎采集到今天，人类相互间暴力减少了几个数量级，寿命也从20-30岁提高到今天大多数发达国家的75-80岁。

人类祖先直立行走开始，紧密联系取代了曾经的偶然连接。由于盆骨物理限制，为了适应由此带来初生婴儿幼态延迟，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父母、祖母、亲友都需要参与婴幼儿的养育，为此，祖母们甚至进化出绝经以适应优生优育的进化结果。他们战胜了直立行走带来的副作用，开始享受其带来的独特优势 – 两足直立行走是哺乳动物中能效最高的移动方式，相对于猩猩而言，在长途奔袭中我们节省了75%以上的能耗。同时，长途迁徙的超强能力也促使我们走进广大新世界，后者的各色环境压力则推动了我们的工具革命。

工具创新使我们对体能的需求下降了，多余出来的能量反哺了日益发达的大脑和上肢臂的神经系统，使其无论数量、敏感度，还是能耗都远高于其它灵长类祖先。自然选择的结果，祖先们在家庭内形成了紧密的连接，之后随着用火的出现，族群扩大了，连接扩展到群落。语言基因主导智人后，紧密连接不仅仅限于近亲，也扩展至姻亲，远亲。随着贸易出现，陌生人之间开始建立紧密连接，好友不再局限于同族同村。在工业社会，这种陌生人之间的紧密连接成为常态。人类不由自主地期待他人的认同与合作，如同过去百万年一样。正是这种期待，使人类被同步倾向被进一步放大，远强于我们的哺乳动物亲属们。

在过去十万年的大多数时间，人类家庭之间需要足够宽阔的狩猎采集空间，因此敌意很深，家庭以外个体之间建立紧密连接并不容易。一方面人口密度本身就很低，能够认识的潜在联系人并不多，另一方面，没有语言的时代，彼此同步是很困难的，我们需要极长时间才能建立共识，或许要有足够的共同经历，才能建立信任与友谊。语言的诞生与扩散，使人们迅速联合起来，在最近1万年里，几乎所有民族，都不约而同走向大型部落。

正因为困难重重，群体融合才成为人类历史上转折点。中国人就自称炎黄子孙，显然描述的是两个民族融合的重大事件，在那之后，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社会的构建工作。他们兴建巨大水利工程，开凿道路，疏浚沼泽，为数百万在农田里工作创造了物质条件。建立紧密连接不仅仅成为大型社会客观需求，也写入我们的历史。为此，产生大量赞颂武士友谊，部落联合的传说。各民族的英雄史，甚至宗教故事无不是以此为开篇之作。如印度教传说中，阿朱那看见许多亲戚朋友都在敌对阵营，决定放弃战斗。黑天和阿朱那的友谊，培养了信徒们永恒奉献的价值观，使之成为世代效仿的伟大战士。正是跨出家系的友谊，使互相敌对的族群融合为相互通婚、相互贸易、相互学习的新一代人类文明。

在语言诞生后十多万年里，很多地理上碎片化的孤立地区，其社会形态也处于相对孤立的小家庭状态，这种情况在南美洲、非洲、澳洲、新几内亚岛群等少数丛林和沙漠地区存续至今。从社会网络角度来看，每个家庭与另外家庭的连接数量抵于1，社会网络会崩解，因此社会凋敝，人口密度锐减。比如，1532年，印加帝国国王Atahualpa被西班牙人处死后，帝国分裂，陷入内战人们四处离散，潜入丛林高山，曾经发达的社会网络戛然而止，独特的文明迅速断代。时至今日，印加帝国时期的建筑、历法、文字、铸造、灌溉等文化元素都已失传。

反之，社会网络也因连接增加而加速进化。一旦平均连接数大于3个，则相互连接数量都指数级增加，网络层级增加，网络节点数量空前扩大。直到数千年前城邦在两河流域出现，紧密连接的族群数量开始暴增。今天的世界由70多亿人组成，不仅意味着10亿以上的家庭，也意味着数千亿条连接路径。每个人的链接数量也爆发式增长，以至于需要越来越多备注，以记录联系人的初始来源。人们之间构建了极其复杂的网络链接，这些链接早已超越血缘基础，而更多基于地缘、贸易、宗教、教育、行政、社团、使命、爱好等。当然，即时连接变得如此容易，但紧密连接更为稀缺。除开睡觉、工作、进餐，每个人的社交时间总是有限的，而紧密连接需要长期维护。因此更多情况下，紧密连接受制于地理天堑和种族分布，而并非天性、爱好或目标。通常的情况是，由环境造成的长期相处，不仅熟知双方底线，也乐于相互宽容，就更容易建立紧密连接。正因为建立紧密连接如此困难，而基因赋予我们的连接渴望，因此维护紧密连接的成为这一万年来成年人最重要的日常工作。

宗教、联姻、出生死亡等聚会，无不带着维护连接紧密度的作用。就连最早的贸易形态，也来源于相互馈赠以维护紧密连接。即使现代的鸡尾酒、啤酒、烧烤趴，或则婚礼、葬礼、生日、年会等宴会，也大多基于加强群体紧密连接，而非功能性的进食或饮水。中东、东亚、拉丁文化圈比其它地区拥有更发达的共餐氛围，以此维护紧密的群体连接。这通常表现为：独立餐厅更多，非宗教聚餐、集体庆典更频繁，餐厅更偏向社交场所，而非食物供给站。

事实上，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宗教起到了促进连接的作用。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发达国家，各种社会或宗教团体也具备此类特征，至少要以特征为名义运作。由于宗教构建的世界观通常更加完整而自洽，因此具有更强的同步力量。这一万年来，宗教活动对族群融合产生了巨大推动，最终强化了群体认同：无私、互助、宽容、团结、相互信赖、自我牺牲等等，使人类走出血缘家庭的小圈子，从而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宗教为人们树立起共同的自我认知，基本上所有人都被以此为蓝本，从小被强化训练，以克制基因带给我们的自私、贪婪、恐惧、残暴等反社会因素。当然，其副作用也很明显，由于教众内外有别，群体以外的智慧被隔离于群体之外，认知内卷终将使群体限于发展停滞。

18 文明

数千年前的苏美尔人相信国王们强大无敌，不仅仅具备智慧和知识，而且思想深邃而敏锐，口才雄辩，文采丰富，会从错误中发现“真理”，能将“恨怒的心”冷静下来。这些美德被后人所传颂、学习、抄录，继而被后人所效仿，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中被同步出某种群体美德，文明的确是因“文”而明。

显然，语言和文字同步使人们的认同感跨越了家庭、游邦、部落，并在此基础上进入国家时代。即使考虑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天的人类社会，相互间的同步增多，也使暴力掠夺领地的基础减弱了。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核危机，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认同感必须跨越国家的篱笆。在核武器、生物武器广泛存在的时代，国家在技术暴力的加持下，随时可能爆发出空前的毁灭力量。如果不善于控制这种力量，我们自己会成为人类最大的威胁，文明会演化为威胁。

各大国库存着上万枚核武器，后者的维护与管控，远比10岁少年拥有枪弹更危险。今天的文明是基于国家的，但核武、气候、资源等文明的威胁却是跨越国家的。如果我们不能使各自的文明跨越国界，就无法消除御这些危机。在常规武器时代，英美系国家一直坚持其自我孤立的文明范式，试图建立自己的新世界。但是，随着技术扩散，新旧世界地理上的孤立正在消失，全球性的危机却日益邻近。

早在5500年前的苏美尔时代，相互控制对方毁灭性力量的制度就已经建立起来。苏美尔的统治者不能自行决定战争状态，必须将诸如是战是和的问题，放在类似参议院的长老会进行讨论和投票。年轻执政官或议员都更为好战，往往认为打仗才是选项，但有了长老们的经验、教训和贸易人脉，可以一定程度减少城邦战争的概率。或许今天的政治现状也是如此，老人们对过往战争的苦难记忆也许会帮我们暂时远离战争。

当战火中的一代人逝去后，贸易成为两国的粘合剂。贸易网络不仅促进经济，更促进了文化认同和民间友谊，二者都有助于减少国家之间的冲突，至少在冲突发生后，通过私人关系进行沟通。历史上，戒备森严的国家之间，从来就是战争的发源地。当然战争与贸易互为反相影响，战争中断贸易与文化交流，没有了贸易与文化交流，战争频率会更高。以中国为例，丝绸之路通畅的年代，沿线国家之间战争远少于丝绸之路断绝的时代，因此重建顺畅的商道是中国的重要愿望。交流与战争从来是互为因果的，这大概也是川普之类房产无法理解的。

和平降临不仅使人口指数级别增长，人类的知识也以指数级别累进起来。即使历史上爱因斯坦、牛顿并不多，但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天才诞生。只要社会足够稳定，相互能够接纳对方的知识，这个社会总归能够积累更多进步成果。过去1万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知识、文化、传统与其说是为了经济发展，生活品质进步，不如说是为了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因为个人总会贪得无厌，永远不觉得拥有了足够多的财富，因而社会总是走向贫富极端分化，但社会稳定和谐所却能实实在在给几乎所有人带来财富积累，因而富人必须学会放弃部分贪婪，减少各种形态的贫富分化。在稳定而富裕的社会，平权才有机会实现，知识也就能因平权而累进递增，更多人也就能获得分享机会，平权与认知的循环会成就人类知识大跃进的引擎。

19 开放与稳定

从历史经验看来，增加社会财富固然有益短期生存，但长期看来，巨大的地区差异可能会导致周边贫穷的邻居或异族入侵。这正是欧洲、美国遭遇移民潮的原因，因战乱、毒品、帮派而陷入混乱的中东、非洲、中美洲，人民难以安居乐业。而知识量增长所带来的改变是革命性的，工具和技术进步主义抵御蛮族的攻击，甚至足以使蛮族归化或者富裕起来。这也正是为何一个社会分享知识的方式如此重要，如我们文中所述观点，人类之间知识分享一直是我们进化的推动力量。

因此，社会进步与2个条件密切相关：开放性，稳定性。虽然同样概率下，足够大的群体产生天才的总量也更多。给与稳定社会的时间足够长，如果还足够宽容，具备开放性，能够接触到群体外部的不同认知，那么就会有持续创新能力。历史上，数万人的希腊城邦也产生过阿基米德。人类历史上杰出的文明不断涌现，人口规模有作用，但并非核心原因，而是稳定而开放的社会能否延续足够长时间。

然而稳定性并非易事，贫富落差在和平时期总是逐渐加大，财富和土地总是被精简到少数人手中。即使今天的美国，贫富悬殊也非常大，顶部千分之一的美国人，净财富接近于底部90％人群的财富总和，目前的贫富差距是自3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年收入差距方面，头部10％的富人跟底部90％的大致相当。这种少数个体占有绝大多数资源的状况在自然界是无法想象的，你可以想象几株巨大红衫覆盖了整个红杉国家公园吗？美、中、欧、日四大经济体中，只有日本的贫富差异较小，欧洲也在日益恶化。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可见的贫富差异也日益明显，且持续上升，但是中国也开始制定共同富裕的政治方向，希望这个趋势能得到抑制。

富人认为合法收入可以任意为之，炫耀性消费、穷奢极欲、商业垄断、资源垄断、话语权垄均是大量财富集中后，富人人恣意妄为的结果。而穷人认为这样花钱是不公平的，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因为缺钱可能使穷人被隔离于“正常社会”之外，所谓“正常社会”恰好是富人们通过话语权塑造出来的幻象。

香车宝马、游艇豪宅、美女俊男，这些富人的生活通过移动互联网进入每个人视野的同时，也激活了数十亿人的欲望。但是，事实上，大多数人无法获得这样的生活。美国的私人飞机也不超过21万架，其中大多数飞机只是服务于飞行运动。也就是说，即使在富裕的美国，以私人飞机作为交通工具的富人，也不会超过人口的万分之一。当富人的生活被媒体塑造成“正常生活”时，大多数人的生活则被视为“不正常的”，至少是不达标的，多数人的反社会倾向也由此产生。反之，富人认为穷人有机会变得富裕，但大多数人并不这么看，无论以哪种标准，光鲜富裕的人总是极少数。即使一个社会上升通道足够，富裕生活也是相对的，大多数人即使相信勤劳致富，也难以坚持勤劳节俭，从而慢慢变富。相对而言，指责富人，幻想暴富，通过彩票、赌博鹏鹏运气，就要容易很多。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多数人自我隔离于媒体臆造的“正常社会”之外，势必形成普通人对富人及其所塑造的“正常社会”的嫉恨，大量普通人至少心理上被边缘化，阶层对立也会因持续的负面评价而加深。随着社会流动停滞，阶层分化加剧，怨恨随之累进，而怨恨会阻碍人类的连接，是生产率下降的重前置条件，也是社会连接瓦解的前兆。同一社会中，面对人们之间巨大的财富落差，我们应该以自然为镜，无论从生物进化角度，还是从社会稳定来看，高度分化的群体是巨大的风险，迟早面临崩解的危险。

在现代社会中，虽然财富使用权属于个人，但就全社会而言，花钱的方向却决定着人类未来，不同的花钱方向，推动着群体加剧分化，抑或紧密合作。为了全社会整体的技术、生产率和效率，显然不能通过极端奢侈品推高总体的消费速度和消费总量，而应该提高每一个个体的基础消费水平，以降低贫富阶层之间显著的消费鸿沟。当然，无论哪种情况，一定程度的群体分化是难以避免的，金钱和知识的流动更快，基于这二者的分化也会更快。即使社会发展，全社会商品流通扩大了导致消费总量增加，教育设施增加推动学校扩招及教育普及，少数人作为金钱或认知模式流通的枢纽节点，也会使财富和认知集中度加剧。

近万年来，部落合并、宗教冲突、土地兼并、国家形成、工商业并购、数字霸权，只是人类群体的极化、分化趋势的不同表现形式。但在今天，垄断不再表现为人力，土地、工商业的所有权，而呈现为私有企业名义的金融与数字主导权的兼并。这种兼并以私募资本或信托基金形式，跨过公司、行业，也跨越了国家、民族，乃至于今天70%的地球居民被同样的互联网应用平台所操控。

人类社会的权力沿着暴力、财富、知识三个维度进行分配。显然，暴力主宰了我们这个文明的过去三十五亿年，财富在最近数十万年逐渐成为主角，知识在最近14万年开始发力，最近数千年达到巅峰。操控权力的斗争越来越集中于最后一个维度，人类认知库存的总量在扩大，但其分配或许会被少数人垄断，至少一定时期内。无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喷气机、好莱坞还是社交平台，这些认知成果任然以各种形式被垄断，至少被集中于少数国家的少数阶层手中。

权力与财富具有完全不同的群体属性。暴力主导的权力只存在于个体、群体边界以内，影响力围绕权力中心，并根据距离成反比，越远越失去约束力，而跨越族群边界后影响力骤降为零。因此大规模复杂社会中，不同群体相互穿插，权力离散是历史常态，其趋势不可逆转。但财富更容易在群体间四处流动，从掠夺到借贷，财富处于动态分享中。

知识不同于前二者，是认知模块化、标准化以后形成的群体共识，是认知模块高度流动的结果。认知模块化，使各模块获得了独立进化的机会，因而既可并行进化，又可稳定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认知模块化以后，系统中不再需要预先设计，取而代之的是分布于群体中的同步改良。也正因如此，模块化的认知信息更易于在群体中扩散，无论这个群体是信皮质层、脑区、人类个体，还是人类族群。这也解释了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转变的原因，人类群体的权力机制由暴力操控转向认知传承，至少从表面看，我们之间的争斗变得越来越“文明”。当然，人类生理意义上的效用动机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基因赋予我们的生存法则依然控制着每个人。当人们看到知识的伟大力量，自然试图通过操控知识来垄断权力。二战以后，随着全球性连接与全球性技术垄断的形成，全球性权力垄断也开始出现。

纵观战后70年，由认知模式构建的偶像、品牌、媒体、交易、社交平台等非生存必需品席卷世界，它们取代了各国自己的IP，甚至取代了当地部落、宗教、政治领袖，成为权力实控人。此后，即使偏远地区的控制权也被渡让给数万公里外的媒体巨头、金融寡头、矿业托拉斯。随着资本的数字化、全球化，几个信托基金经理就可决定某些国家的总统提名。即使美国总统，也曾于2020年被数个社交平台禁声。权力的数字化使权力边界跨出国家，第一次扩展到七十亿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统治规模，也因此会造成了空前巨大的财富分化。

今日世界的人类分化已经远不同于百年前，甚至不同于20年前。工业革命后，人类几乎抛弃了基于血缘的权力垄断，至少台面如此。百年前的洛克菲勒需要创造新技术，通过商品或者新的商业模式，利用高强度资本全行业并购，最终才能基于资本形成垄断。

这是历经百年年的漫长过程。今天，基于机器连接的数字主导权看似更容易了，只需要几年、十几年，就能攒到足够的连接数量，足以操控全球数百万人。比如，阿里巴巴，Amazon，Facebook，他们并不生产商品，不建设商场，也不提供朋友，他们提供便利的连接工具，但最终使人们之间的连接被高度垄断。基于连接形成的垄断，是人类群体进化的崭新阶段，和早期血缘垄断、特权垄断，近代资源垄断、金融垄断、技术垄断唯一相同的是，垄断才是巨大财富分化的源泉。

如果我们具备更长远的眼光，就不仅要持续扩大社会开放性，瓦解或者阻滞某些枢纽不断增长的聚集效应，更得增加普通人的连接能力，以此增进全社会的认知增量。我们这个文明并非自然进化的奇迹，而是认知总量巨大进步的结果。而获得外部认知的基础显然是强化外部连接，同时坦承认知来源的多样性，这意味着扩大平等机制的范围，认知平权或许会是社会平权运动的终极目标。当然，这取决于平等基础上的持续教育，带给人们认知复制、交互与输出的普遍义务，而非普遍反智或者弱智。在教育普及后，需要给予更多人认知贡献的机会，即在全社会，实现认知贡献的机会均等。社会成员有机会贡献思想，因而促进认知的多样性。回溯这一万年的加速历程，我深信人类一直具备深远眼光，也看到了我们潜力无限的认知扩张能力。我们的历史显然是群体的成果，群体的认知叠加成就了今天的人类文明。因而不能把多数人视为无用阶层，使之限于垃圾食物、过度娱乐、过剩消费等人类豢养模式。只要人类社会还有持续的创造力，就有足够的财富衍生而出，我们的世界还是可以继续被改善的。

顺便说一句，当财富高度集中的螺旋形成，人类高度分化的惯性就会增大，这个趋势也很难改变，不仅表现为国民的高度分化，也表现为民族、种族、国家之间的高度分化。这种时候，革命或者战争的确是最后的分蛋糕手段。历史上，我们的社会每每照此重整。但今天的社会，未必有能力承受同样的动荡。几百万年稳定的人类进化并非必然，恰好是气候、地理、生物环境适配的结果，如果上述三者产生轻微变化，我们这个物种或许就不会出现了。现代化武器破坏力过大，一小撮人就能发动战争，通过核武器对整个国家进行毁灭性打击。今天的迦太基或罗马看似无比光鲜繁荣，实则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脆弱。无论是谁，幻想在这个时代，使用暂时的技术优势引发暴力对抗，其实是在给双方埋下巨大风险。

中国有句古训“当局者迷”，精英国家中的精英群体难以割舍既得利益，为了保持某些技术优势，不惜用武力阻吓他国的持续进步，试图逆转人类跨族群、跨国家高效连接的大趋势，人类命运的转折点也许会提前到来。在热核战争面前，人类的傲慢会荡然无存，悲剧性的相互灭绝并非不可能，无论人类本身还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都比当年的迦太基城更加脆弱。

20 群体陷阱

宗教算是人类最早的社会认同的成果吧，基于反复地认知同步，信徒之间的连接和共识保持了极大稳定性。因此，早期的宗教生活往往被赋予世外桃源的色彩。语言的诞生为宗教同步提供了较稳定的故事模板，从小耳濡目染加强了认知同步，使部族男女老少笃信不疑。即使在21世界的美国，也不断涌现出各色教派，总有一款故事能聚拢一些人。今天，同步他人的工具也更多，不仅共同起居、统一服饰、复杂的仪式，社交媒体、即时通讯成为主要力量。教徒们被现代通信技术连接起来，宗教思想的强化学习更加容易，成本也更加低廉。技术进步甚至使传教更为隐蔽高效，有人甚至利用舒曼频率诵经、歌唱、布道，从而使人们沉浸在天道形成的阿尔法脑波中，在放松与喜悦中成为坚定的信徒。宗教的成功经验已经渗入其它组织中，通过类似传教手段聚合信众、传递商业信息已经普及到很多行业。以培训为名的认知传递，往往落地为商品或服务销售。在价值含混的保健品、化妆品、旅游、培训等行业中，宗教式的培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

宗教在很长时间都是稳定的基石，慰藉了失落的大多数。但今天的世界与百年前大不相同，大多数人并没有衣食之忧，在发达国家及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科学和技术呈现出强大力量，正在逐渐消弭宗教的影响。不仅西方国家的信众在减少，教堂被改为商场，全球而言，严格的宗教信徒都在急剧减少。即使在严格的伊斯兰国家伊朗，严格笃信伊斯兰教法生活的人也仅仅10%多一点。但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清除所有人的苦难，也会出现被隔离于主流社会的人，现实失落往往需要精神慰籍。至今为止，现代人并未找到一条宗教以外的道路，用于抚慰竞争中的失败者。如果成功者与失败者难以共存，持续分化下去，我们难以作为群体社会稳定存续。

当然，平均分配是不现实的，即没有效率，也降低了环境多样性，不符合演化所需的客观条件。任何社会都需要一个能做大蛋糕的体制，也需要一个保持社会连接和慷慨分配的机制。几千年来，一定程度的均贫富一直在社会构建者的选项清单中，一定的社会分层会推动社会流动，只是这种愿望约束中产阶级更容易，约束金字塔顶上的人更困难。对顶端人群，不仅仅需要约束其经济能力，更要约束其政治影响力，因为过去数千年的实践表明，政治影响力一直在干预蛋糕分配的公平性。如果继续保持成员相互同步能力，同时保留各自独自应对挑战的意愿与行动，这个社会往往处于持续进步中。长期的和平与连接，中断了族群对立带来的负反馈循环，促进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使各族群互为强化训练成为可能。当然，副作用也明显，在仅有稳定性而不够开放的群体社会中，天才们更容易被群体拒绝，成为特定文明的殉葬品。

人类每每处于历史陷阱中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同步的渴望造成了我们自觉被同步的习惯，每个族群、每个社会多少保留了对特立独行者的排斥。最终，过度同步使大多数人类社群成为蚁穴，从而失去了外部开放性，进入信息平衡状态，围绕在某个领袖或者某种稳定的群体价值稳步运行。

好在人类天生的差异性，使我们对世界的敏锐度不同，因而获得的认知不同，从而行为方式不同，志向也不同。这种不同带来了人类群体的复杂性，从而成为一个生态圈。推动群体演化的恰好是复杂性，而非高度有序中的某种严谨设计。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类神经网络的生理差异主要由多巴胺能高低决定。尼科斯·尼科拉乌通过统计数据发现，高活性DRD4受体等位基因左右着多巴胺能高低，形成2倍的创新、创业冲动差异。与该实验对应的是各国高多巴胺能基因人口统计表明，新世界与旧世界差异极大，人类迁徙路径与多巴胺能基因占比强相关。远离家园的人们更容易受内心躁动驱使，而不是族群亲友同步的安全舒适。至少从数据上看，处于新世界的美国，一直因高创造力而获益匪浅，通过吸收全球移民，美国获得了2倍于旧世界的创新人群。当然，高多巴胺能人群中，精神异常人士比例也较高。对这些天才个人而言，异于常人未必都是好事，与众不同的视角与社会连接模式也备受挫折，但其独特认知往往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贡献，是我们演化的主要基石。人类是群体社会，群体构建出超越个体的复杂性，可以包容和继承个体认知。即使天才稀缺，且常常遭遇不幸，但创新者的成果却被群体所继承，我们伟大的文明也得以持续演进。

在我们之中，总会有某一类人走入所谓的“英雄的旅程”生命轨迹中，成为拓荒者。他们走向远方，或许仅仅是思想上走向远方，探索与众不同的认知边界。过去数万年，是人类有史以来同步能力日益增强的时代，同时也是人类走进同步陷阱时间最长的时期。语言、文字、法律建立了高效连接，使人们形成了清晰的共识，但也以此塑造了群体同步的约束力。人类群体因同步获得了稳定，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数千年历史表明，随着群体扩大，周边群体日益稀少，对核心社会的认知贡献也日趋减少，核心社会极度稳定。这样的超稳态社会是文明的死穴，但人类很难避开其降临，在相对封闭核心社会都面临此状况，古埃及、中世纪的欧洲、中国、印度，都处于长期稳定的地缘环境，容易陷入过度群体同步的陷阱。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在基因之外最早的技术发明，因此我们拥有了更好的强化同步能力，导致了人类群落的相互驯化。特别是文字的形成，使系统化认知模式得以精确流传数百年，从而同步更大范围的人群，直接推动了国家机器的持续运转。

技术放大了人类被同步的本能，也滥用了促进人类合作的同步能力。每个人都知道，热闹的赌场才有更多人到访。最近一波的虚拟币上涨，吸引了成百万的投机者，一如过去的上涨大潮。但是结局也如过去一般，韭菜们再次装死被埋。今天的情感直播，只要人数噌噌往上涨，总有吃瓜者按捺不住进场刷火箭。而带货直播中，活跃的场控和虚假的消费者都可以推动订单增长，因为我们的同步倾向深藏基因，人类本性并未改变。其实，制造围观的假象太容易，用不着多少行代码，几百万假人就在线了，与其说是直播购，不如说利用互联网设庄诈赌。

2020年瘟疫在全球第一波的流行中，Twitter上所有散布有关冠状病毒错误信息中，存在大量批量伪造的机器人帐户，这些账号自动登陆，自动转发，自动发推，也吸引大量讨论和转推。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自1月份以来与Covid-19病毒相关的2亿条推文后估计：推送错误信息的帐户中有45％至60％是伪造帐户，即机器人账号。阅读者通常透过不同渠道接触到几条观点相似的虚假信息后，就会在天生同步倾向的推动下形成被恶意植入的观点。

据统计，在排名前50位的有影响力的账号中，有41个是机器人，而在排名前1000位的账号中，约620个也是机器人。因此，社交媒体事实上早被蓄意劫持了，某些人利用人类同步倾向进行观点植入和塑造，实则成为某种程度的的反社会媒体。其多渠道散布的反社会信息真假参半，谎言或小概率事件往往点燃群体情绪，因而形成族群对立，肢解了多元社会的稳定链接，为各种极端思想提供了训练场。

随着算法的进化，今天的社交媒体都开始利用IP地址、网络日志、地理定位、手机MAC地址、手机号及注册人信息、交易信息、搜索信息、好友列表、博客及论坛关键字、电子签名、银行卡号、发布信息、入口信息、家庭地址、行程信息……当然，这些仅仅是在不同应用领域的合法个人信息，利用这些信息，算法构建一个完整的用户画像，利用其好恶引导其关注，并在其常访问的网站、手机应用里精确设置推送信息，并且只在该用户终端访问此页面时弹出诱导信息。用户会误认诱导信息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因而其认知被想象中的大多数人同步。最终，人类如同前文所述乌鸦一样，被长期植入的意愿左右，只相信他们这些代码驱使他们相信的。但是，不同人的执念显然不同，结果双方获得的推送信息落差日益加大。只有当这些人偶然开始交流时，才发现彼此鸿沟已悄然扩大，曾经的共识消失殆尽。

前文谈到过，个人智慧是记忆塑造的，而人类文明是我们的共同记忆所塑造的。所以，被算法循环植入的激进思想，能强化出日益激进的记忆。这算是人类学习能力的副产品，过去，需要伯乐对每个学生逐一施教，并按照当时的社会共识进行长期教育，培养出一代代社会栋梁。但今天，算法悄然潜入我们心智，成为我们的导师。危险的却是，算法对数十亿人主导方向脱离了我们的群体共识，用户们被算法个性化驱动，日益角色化。显然，角色的定义权来自创造算法的公司，确切讲来自某几个人。

资本找到了精准放大人类同步能力的最佳公式，形成了Facebook、twitter、ins、微信、抖音、tiktok、amazon, YouTube、淘宝等各种应用。一旦用户浏览过特定内容聚合，手机应用就擦除用户不太感兴趣的内容，反复推送用户易于点击或者期待点击的内容。最终用户只看到了其愿意看到的内容，甚至以为满世界都是这类内容，因而自我角色被循环强化了，观点也日益锐化。宽广视野造就的大局观，很快被计算机程序收缩为局部观点的循环论证，用户被塑造为某种更为鲜明的角色，而非有血肉的人，其行为显然也日益角色化。比如，阴谋论者会整天沉醉于无穷的阴谋论内容里，原教旨主义读者会持续接触标记有原教旨论点的内容，自由主义或平等主义者会反复接受他们各自的观点洗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无论身在何处处于被算法追踪和分析中，难以避开算法对我们的长期同步。

认知模式的复制循环，使人类难以脱离极端同步倾向。生物进化导致左旋右旋极化为某种自旋模式，自然界中糖类、蛋白质、染色体，呈现各自地旋转方式，而非掷色子所得到的左右旋五五开。这显示出生命物质演化初期的某种偶然性，继而以各自早期形态展开演化之旅。人类社会如无硬约束，宗教、习俗、法律、国家形态也会在复制循环中，被某种预设方向极化，过去1万年爆发的人类文明证实了这一点。这一波人类文明从两河流域的野生小麦丛起步，经过数千年，其技术、习俗、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被复制到全世界。随着文字的发明，法律推动上述模式信息普及到旧世界每一个角落，成为更大范围人类的单一模式认知。今天通信工具大幅度提高了模式传播及复制效率，使这种被刻意极化的“文明”开启新的全球化脚本。不同于数千年来，以商品、枪炮、祖先故事、神圣故事为形式的第一波全球化，这次不再是以民族为单位融入全球体系，而以个体高度定制化的融入为特征，在全球范围同步人类，是基于认知信息的全球化。

祭坛、水井、水渠、堰塘等大型设施建造周期长，大规模农业社会诞生开始，人们不得不围绕设施聚集起来，分散的狩猎采集家庭变成了农民聚落。5500年前开启的早期全球化，人类部族带着农耕技艺走出各自家园，突破山河阻隔，走向跨越族群的部落联盟。从两河流域开始出现国家化浪潮，国家作为新的认知，扩大了家庭、部族的范畴，形成数百公里同文同治的国家。其后的1000多年里，印度、北非、南欧、中东、中国纷纷进入帝国治理。大规模的运河、水渠、商队、军队、官僚、货币建立起来，人类文明以早期工业化形式启动了。各国在军事、商业领域开始建立连接。中国在2700多年前的北周时期，也开始经济上的广泛融合。当时出土的铜币上文字为“永通万国”，可见两千多年前，中国中原地区的小国君也产生了储备货币的理想！

600年前开始的第二波全球化，使人类突破了高山大海，突破了部落种族，全球人类渐渐开始了基因与认知的大融合。全球化使个人之间的认知交换机制被放大了，不再受制于种族、国家和大陆。从宏观角度来看，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人均连接数和连接能力在全球范围扩大，社会网络的复杂性和空间尺度也开始了质变。即使在数百年前，大多数人的熟人圈也局限在150人以内，很多人甚至只和十数人有来往。今天的数字设备扩展了我们的人际模式识别库，使我们更容易标记对方：记录对方长相、衣着、相互关系、关系来源、共同好友，甚至爱好、个性、工作、配偶等私人信息。我们可以很短时间内标定出一大堆朋友，并通过上述辅助信息快速交往，或者迅速拉黑遗忘。工具减少了维护友谊的主要成本-时间，针对性地聊天取代了炉边畅饮，也无需耗费时间互道衷肠。因此，友谊、亲情等人类连接的预热工具，也许正在消亡，人们由take Dutch式地独立, 正在变成to be Dutch’s式的乏味和虚无。

当今的发达经济体中，多层级社会在资本与技术合力中被解构，传统社会中，家庭、族群、部落等关系彻底降解为个体之间的短暂关系。每个人处于数百万人组成的巨大群落中，这种原子化生存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过去百万年来，我们与家庭、好友、部族相依为命，形成了生物学意义的连接倾向。今天的人们看似权力满满，却面临茫茫人海，难以建立紧密连接，我们天性中的连接倾向正在被所谓“个人自由”腐蚀。对此，法国学者吉尔·利波维茨基做出了精彩描述：没有偶像，也没有禁忌，不抱什么奢望，不再有激动人心的蓝图，不再自信，也不愿劳作。事实上，极端的个人主义已经成为构建密切连接的障碍，社交活动被异化为各彬彬有礼的各种规则，抑郁症也伴随福利社会出现，不悲不喜的空虚开始支配后现代的人们。显然，杜兰特冰不看好没有层级架构的社会组织形态，世界无边无际，时间没有尽头，个人如飘萍般，即使自由，也是没有意义的。

同样的，持续的福利社会虽然减少了极度贫困，但加剧了不平等，因为福利压制了中下阶层的自我控制能力，因而强化了富人在经济上的垄断。前苏联国营企业私有化后，财富瞬间聚集到寡头手中，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反而跌进深渊。看似福利社会的北欧国家中，事实上的寡头也很普遍，几个金字塔尖家族几乎可以覆盖自己国家的大部分经济。

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逻辑是群体选择权，特别是“个人在选择权的面前，终归会保持理性”的论断。当然，事实证明，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个观点试图神话我们自己，使我们看起来不像动物界的一员，事实上掩盖不了我过去数万年来茹毛饮血的历史。我们的底层代码始终来自先祖基因，并非基于当下社会环境，也并非基于海量认知模式库的,所以没可能保持聚焦与理性。我们不仅同跳舞求偶的雄鸽一样，深受本性驱使，还因同步倾向而虔信各种神话数千年，哪有足够个体理性去面对复杂多样的群体社会？实际上，在太多的宏观问题中，我们显示出极大的非理性。比如囤积食物的动物天性，使我们也囤积财富，或者远超财富的交易信息：资本。这种深植基因的贪婪会扭曲群体关系，也会扭曲交易市场本身。随着资本高度集中于少数机构，垄断的力量就会迅速扭曲市场，因为一旦交易来自比国家还强大的巨头，多样性就消失了，市场配置效率归零，社会流动就此终结。

由于无法建立全球征税的机制，全球一体化市场实际上正在成为我们的群体认知与生存本能之间的竞赛。我们必须建立更具市场化的系统，以抵御资本垄断的趋势。否则，如同历史上的部落战争一样，更高效、更贪婪、更血腥的公司正在成为唯一的赢家，赢家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都是输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输家都是大多数人。很不幸的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往往是赢家的代言人，他们充分利用了地区间的资源落差，享用全球化的收益，却无视全球化给本地社区造成的恶劣成本。他们认为这是远见，受害地区人们却认为是压迫。胜利者很少关注全球化对失落的大多少人的影响，公司股东收获了不成比例的收益份额，而各地区人民却承担了不成比例的成本，而且这些成本也许需要很多代人支付成本。以至于很多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与全球化利益集团相比，大多数情况下的生活境遇差距越来越大。因而在全球化浪潮中，各国富裕公民也会受到影响，尽管可能没有其他社会成员严重，因为富人通常通过金钱将自己与各种社会问题隔离。

以AUGUS为标志的新世界领袖们鼓吹生而平等，却无视旧世界耕地、森林、矿产严重匮乏，人民却生养众多、困苦而绝望。新世界自诩为山巅之城，高举自由的价值观，却紧锁大门，独自享用充裕的自然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实上，人类价值观由认知堆砌，认知往往任由他人植入，自由的价值观显然并非人类天性的全部，人类社会是基于自由与连接交互的结果，不顾一切的个人自由或群体自由无法存续，只是长期群体植入的结果。新世界精英们总是试图同步他人思想，再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操控下，顺利地使全球Z世代深信“全球公民”理念，试图摧毁世界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和地域主义。

然而，与全球公民精神形成鲜明的却是，新世界精英们根本不愿与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分享资源，在极度夸张的生存鸿沟面前，他们继续还鼓吹自由，鼓吹全球化时代，漠视不同国度面临的巨大差异，高声赞颂无国界的世界公民。他们吹嘘，人民都应该有全球迁徙的自由，却不说发展中国家人民并无进入发达国家的自由。即使面临战火与饥荒，60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即使有选择的自由，也无法自由选择自己家园。对90%的人而言，生活没有选择，祖国是他们最后屏障，祖国安好总好过残垣断壁，然而精英们总在挑起乱局后，振翅高飞了。虽然有全球视野，精英们如果不具备普通人的视角，就无法敏锐地看到，也无法感受到普通人的困境，最终无法为90%的普通人谋求生存之路。

千年来这种情况就一直在发生。印度洋沿岸的阿拉伯行商经常因交易、税负、宗教邓原因与当地国王发生冲突，他们往往联合当地不满人群，掀起战乱，然后集体出海到另一个经停国居住数年，甚至成家生子，销售货物，采购特产后，离婚弃家再次远走他乡。晚年来临，他们也足够富裕时，他们才会找一个类似泉州，或者蒙巴萨一样的优雅城市安度晚年。

正因为这个原因，本次全球化的反抗者往往不是成建制的国家，也不是地区，城市，而是深感被“正常社会”边缘化的众多个体，他们广泛存在于全球各国，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内部。在国王、主教和房地产商们看来，最近10年来，全球化肯定不是个好主意，科技和商业贸易在亚太、非洲发扬光大，形成了欧洲、亚洲、非洲、南美之间的经济闭环。长此以往，前发达国家会被边缘化，资源国、市场国、制成品直接贸易后，欧美的生存空间收到空前威胁。因此，类似川普们一样的反抗军出现了，ISIS，各种颜色革命仅仅是对抗这个新经济循环的工具。当然，他们更好地利用了科技带来的超级同步工具，短期内打造大量粉丝，开始反全球化的运动。

22 标签化

环境感知被算法所精简，再存贮为标签，并非这个时代的产物，而是生物认知沿着精简算法推进的结果。现实环境本是中性的，无所谓特征，也无所谓背景噪音，但是围绕生物的效用动机获得认知成果。生物从感知到认知的过程，就是感知信息标签化、时序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可以把不同认知模式连接起来，形成存贮认知列表的模式单元，再将这类表单模式连接起来，构建出更宏观的标签。层层标签化使认知信息跨越了感知区域、认知区域、脑区，甚至半球，不同感知、认知信息拼装出独特的信息序列。我们既能调用冗长的认知序列，一气呵成地朗读伟大诗篇，也能通过分段，以3位数为一个小节念出好友的手机号码。

当然，每一次标签化也意味着背景数据丢失而导致的失真。同时，效用目标设定不同，特征/背景的设置也完全不同。而效用动机深受基因的约束，并透过生物化学作用影响我们的神经网络。神经系统越发达的动物，比如章鱼、浣熊，都能对环境感知进行精确梳理，并对外部感知表现出明显的工具理性，这与草履虫、水母等完全基于基因的化学理性的行为模式不同，后者明显处于更早期的进化阶段。化学理性才是生物理性的底色，具备某种优先级，有助于基因的复制和延续。

但是生物的化学理性受制于基因，如果基因变化不大，我们的认知增长就无从谈起。就人类而言，基因的代际更替速度怎么也得20-30年一次，且变异率是有限的，近10000年来，基于基因的迭代也就500代左右，变异总量其实并不大。事实上，无论肤色，高矮，区位，人类都多多少少受到寄生虫、流行病、恶劣环境的同等威胁，这说明我们之间的基因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好在自语言诞生开始，人类的工具理性急剧提速，即使我们基因演化并未跟上。特别是最近1万年，基于工具理性的设计、构建的认知体系普及到各族群，逐渐取代了基因传续的感性驱动力，也开始压制基因赋予我们的天性，如：自私、贪婪、懒散。人类构建了模式化的群体共识，将其作为工具，约束自己的基因本能。工具理性使认知信息逐渐外置于个人，无论语言、技术、文化，都是认知信息外置化的结果，我们称为文明的所有元素，无不是认知外置于的结果。个人也在文明的庇佑下，脱离持续的应激状态，凝聚为越来越大的群体。

但现实社会中，精英和草根的追求目标完全不同，精英们忧国忧民或者祸国殃民，草民们只求老婆孩子热炕头，最多酒肉车房而已。从本质上讲，社会给予人们自由选择社会连接的机会，反而促进了社会接的多样性和主动性。精英们往往处于社交节点，有权制定连接规和惩戒违规者，但是精英们因此开始推行自我标准，试图把所有散居民族彻底改造成大型社会，事实上成功的国家并不多。人类社会化的进程并非齐头并进的，每个族群营地的自然环境也不都适合大型社会，因此这种多元化的人群，怎样精简出比较中立的规则呢？

研究过大多数人的内在动机来源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动机既来自基因的驱动，又受到社会的广泛制约与激励，但是后天形成的自我约束与激励造就的动机远多于先天动机。据说，小伙伴们喝酒聊天很难离开姑娘这个话题，但是一天睁开眼睛的16个小时，大多数时间被衣食住行和工作占用了，有空想琢磨着姑娘的时间真不多。显然，人类社会的有序化并非完全来自枪炮和皮鞭，至少现在不是，如果没有长期同步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动机，我们的社会早已原子化了。宗教、庆典等等都曾经是强化自我约束机制，激发自我激励的机制。今天，经过长期的学前及学校教育，几乎所有人内心被顺利植入了眼睛，始终盯着自己，用群体标准约束和监督我们。这个内置的虚拟社会环境提供了明显的节制作用，每个人都会受到共同认知的约束，即使独处时看似也更加大度，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成为常态。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压力会约束个人动机的实现，压制个人驱动力。一旦遭遇人际关系挫折，人类只会本能地退缩或者愤怒。虚拟网络扩大了人际连接数量，却降低了连接紧密度。所以我们开始把混淆了亲戚、朋友和联系人，继而把所有连接视作模式识别信息的复制和交换对象。我们的认同圈层在地理上扩大了，但进化赋予我们的层级开始消失，国家、教会、同学、同乡、宗亲、家庭的关系同心圆被更加细分的小圈子所替代。网络的便捷使我们一旦处于失败或沮丧的时候，可以迅速重置网络游戏、拉黑联系人、摇个新朋友、在论坛破口大骂、或者跳转到其它更有趣的页面，轻松逃避任何不爽。长此以往，大多数人可能更喜欢被他人植入的虚拟动机，而非生物意义或者现实意义的动机。诱惑力要大得多的超级算法正在形成，它将会引发更强烈的网瘾，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23 连接成本

同时，连接的便利性正在改变人类数万年来的渐进式连接模式。如前文所述，进化使我们渴望紧密连接，但要克服人性的本能才能建立更多紧密连接关系。正因为建立紧密连接如此困难，因此苦心维护紧密连接的成为这一万年来成年人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为此，成年人被训练成隐忍、稳重、自律的行为方式，以此维持了社会规模的日益扩大。互联网使任何人的连接边界远远跨越出地理限制，也使潜在连接目标数量超越了任何人的预期。理论上讲，通过互联网，每个人可以轻松连接地球上所有的人，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维护紧密连接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社交媒体上，十分钟内可以清空所有连接对象，然后开始建立新的连接。一个趋势正在这一代人中普及，那就是“连接者”取代了朋友。或者反过来说，过去的朋友概念不再存在，取而代之是连接，甚至粉丝 – 更为准确的说法是观众。快捷的连接和拉黑把紧密连接的朋友关系，在两代人中降格为为数众多的每个人和粉丝们的关系。正是每个人与粉丝们互动中，我们将社交活动碎片化、原子化，因此过去的社交规则（可以理解为道德标准）正在开始塌方。对朋友的判断也简化为加好友、拉黑之类二元化分类，这个趋势不仅仅在青少年中明显体现，也影响了很多国家领袖的选举过程，他们算是推特、油管、微博等社交媒体塑造出来的第一代虚拟酋长。

过去数万年里，道德一度成为巨大的干预力量，持续驯化蛮横的人类，压制了任性的个体生活，把每个少男少女塑造为特定的价值取向。一代代人相互之间的评价与教育循环，使道德作为一种认知模式识别序列，一次次植入每一个孩子的脑海。但是，我们始终要意识到，道德判断的角度是因人而异的，在复杂的现实与社会分层中，每个人的植入环境不同，深受环境中不同人的动机影响，因而未必能感受到道德秩序带来的公平性。曾经的部落领袖和奴隶子女的视角不同，今天的大城市的政治精英家族与红灯区的楼凤母女俩视角也很难苟同。我们的认知跟随情感在变化，情感往往来自自身环境的感知，这才是最真实的现实，最终现实会回应我们的认知，使我们进化出新的适应性。所以，道德秩序的在分层社会，最终会形成巨大矛盾，从而使各阶层周期性崩解。

24 连接成为效用动机

曾经的紧密连接带来长期而系统性交流，得以反复梳理我们的认知体系。但从今天开始的几代人，面临更多的碎片化交流，以及短期的松散连接，如同跳蚤市场的杂货，不再有整齐划一的模块体系，而是五彩缤纷的动态呈现。或许脑需要某种新工具，去精简整理如此大量的多元化数据输入，使之能够被我们狭隘的视野和有限的模式识别库所理解。因此我们得以保持紧密连接，也能增加更多的连接，同时能够理解：过多连接带给我们的纷乱信息阻碍了精简递归，因而让我们精疲力竭。当然，我们要克服廉价的连接/拉黑带来的瞬间满足感和控制欲。虽然基因赋予我们这种生存本能，但明显威胁到我们的社会连接数量、质量和长期性，也许开始阻碍或者逆转人类认知的社会化趋势。

当然，一旦人类感知来源和认知来源被大部分智力基本上外置到计算机，而非其他人类，那么大部分人类的社交动机将被机器改变。人们也许不再具备取悦他人的动机，也不需要获得他人认同，因为网络连接的机器上有无穷无尽的资源，而且有求必应，无需繁琐的社交，也没有社交维护成本。到那一天，建立我们共识的“爱”或者“分享”是否还有意义？

现实的统计表明，人类早被机器链接成的网络深度绑架了。通过各种电子屏幕，全世界成年人平均每天花费5个小时，将其心智通过屏幕连接到服务器起来。这5个小时并非终点，以过去十年的速度，到24小时只需要数年，及时增速下降，全天候连接也会在短期内达成。根据屏幕种类、数量，内容种类、数量增长的趋势，业界存在不同预测，但多认为在2035年前基本实现。从上世纪末到今天，连接数量的趋势和内容数量的趋势都在上升。在遭遇人类联机时间总量这个瓶颈之前，连接数是指数级上升的，但连接内容总量未必如此，因为人类的效用动机种类并未指数增长。因此YouTube、今日头条、抖音之流推荐算法才有机可乘，他们用你自己的动机诱使你执着于某些的价值理念，随之将你社会性的交互连接趋势瓦解。届时，人类的认知来源和感知工具让渡于机器网络，并且多数情况下不需要真实人类直接沟通，过去肩并肩，面对面的娱乐、教育、聚会和争斗也许会永远消失。

25 我与我们

今天的每个人都是史上最幸运的人类，每个人都漂浮于14万年爆发出来的认知海洋中，这些认知模型大多数以语言为形式在人类个体和族群之间迭代。我们陆续发明了各种连接工具，通过语言、文字、书籍、电波、网络、服务器，全球数十亿人智力高效连接彼此，知识和信息以更高速度和频率社会化、外置化，使智力成果总容量已经达到了ZB级（1ZB=1000万亿MB）。因此，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每个人自诞生起，就已与这个伟大群体同步，我们徜徉于历史累计的知识海洋中，被历代人类智慧聚合而成的波澜所包裹。

但是，相对于群体进化，我们的生理进化如此缓慢。个人早已不可能理解整个人类的群体知识，甚至没可能接触到大多数知识领域。在海量增长的分类知识面前，每一个专业领域都是自身有限大脑的囚徒。生存赋予我们简单、高效的动机体系，使我们习惯于精简计算，形成敏捷决策所需要的认知模型。但今天，基因意义的生化机制正在减少对影响力，就每个人而言，无论行为模式还是思考方式，我们拥有的群体认知都超越了生理机制富裕我们的初始状态。“我们”正在代替“我”，决定我个人的行为，甚至影响着我思考。我们清晰地看到，精简算法在个人与群体中分头展开，群体认知总量指数级上升。作为信息自复制体载体，我们整个种群的规模、效率、速度、多样性、持续性等方向早已超越了基因的潜能。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们自认为拥有自由和选择的权力，但实际上是自由和选择的幻觉，因为个人认知映射着群体认知，成年后，几乎就是人类群体认知的完美复制品。

当个体认知被人类历史和群体的巨大知识库湮灭后，知识外置于个人成为我们这个独特物种的鲜明特征。从古老的生物有性繁殖开始，信息就开始外溢于生物个体了。后来知识外置于父母或年长者，但局限于血缘家庭范围内。极少数鸟类，以及部分哺乳动物中，某些技能开始在种群内传播。当人类形成大社群开始，知识不再受基因的管束，而是跨出山岳、海洋，也跨出民族、国界，传遍全球。

正如我们驯化狼、绵羊、马一样，为了维持群体连接的持续性，人类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系统性清除了种群中连接能力弱，或反对社会连接的个体。今天存活的人类，都是具备连接能力和连接意愿的人类后裔，至少是可以被驯服而遵守连接规则的人。桀骜不驯、孤立暴力的基因被逐代抹去，人性在自我驯化中迭代。相对于祖先们，存活至今者都是温驯的羊羔。

生理演化不断增强我们的连接倾向，而连接约束了本能的孤立与不安全感，使连接技能、连接工具持续改进。改善了的连接工具促进了连接效率，对连接倾向形成正向反馈。我们的群体演化发生了，在现代社会，维护群体连接几乎是每个群体的首要任务，也是孩子们从小被植入的想法。

当然，新自由主义者以自由为名，试图将个人从群体中抽离，以个人权力为名，使超能精英合法占有更广阔的猎场，但其后果则是更多人失去家园，甚至沦为猎物。其实这并非新鲜事情，过去几千年，宗教或其它神圣的故事也为3%的贵族们占有90%社会财富披上了合法外衣。今天，科学昌明，宗教步步后退，当我们无法用神、命运、血缘来解释不平等后，或许用“自由”作辩护词还能支撑几代人。

事实上，不仅一国之内，国与国之间的猎场争夺更为残酷，少数国家人均资源拥有量数十倍于其他国家。新世界国家不仅承载旧世界的梦想，也占有了全人类的最佳猎场，更吸引了全世界最佳猎手。旧世界本来人口密集，资源短缺，却承受着资本、资源的持续流出。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老欧洲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更严重的问题是人才的单向流失。过去百年，特别二战以后，新世界对旧世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收割从未停止培养一个学者需要数十年的社会投入，这些投入恰好是旧世界极度短缺的，收割他们却只需要一张绿卡和一张机票。人才、资本、资源的持续流失，使很多国家陷入发展困局，更加依赖出卖资源而生存。于是，资源争夺战在这些地区成为普遍现象。显然，新世界的主人们乐于参与这些争斗，至少乐于激化争斗。通过战争胜利者获得资源开发的特许证，同时胜利者将出卖资源得到的财富托转移到新世界。将财富、家人外置到宗主国或新世界成为旧世界的普遍现象，新旧两个世界的差异一步步拉大，当今某些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中世纪的欧洲。当然，随着裂痕扩大，两个世界之间的怨恨也在累积。

当资源和技术高度集中于新世界，旧世界则沦为猎物，猎手与猎物之间的争斗意味着巨大的社会动荡。遗憾的是，新旧世界恰好都拥有足够的毁灭力量，难以承受彼此为敌。长期来看，技术扩散的脚步无法避免，或许会有更多国家处于彼此核弹的射程内。无论身处地球哪个角落，谁也无法承担全球性社会动荡的后果。

冷兵器时代的历史证明了，只要将不平等制度化，无论以神还是自由的名义，财富的极化趋势就难以逆转，社会最终会因割裂导致冲突。和平与战乱交替上演，既是这几千年的历史循环，也是对这类制度的最佳注解。社会冲突往往演变为战争，数百万人死亡，更多人失去家园，正如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苏丹所看到的，几代人因战乱失去美好生活。冷兵器时代，战争就能使帝国崩塌，改朝换代。试想一下，如果拥有核武器或生物武器，我们是否还能对上述国家的战乱如此淡然?

家 庭 与 社 会

回望过去的百年，群体认知的爆炸性增长推动了前所未见的社会巨变。人类第一次使大多数人摆脱饥饿，享受教育，大多数人不再衣不蔽体，高烈度战争逐渐减少，长途旅行成为常态。通过通信工具，人们建立起广泛联系，贸易线路极大扩展，大多数人不再自给自足，而是聚居在城市中。

大规模的群体生活改变了人类个体的处境。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今天的世界，无论人均寿命、温饱程度、教育水准、社会暴力等，都远比我们的祖先舒适与安全。我们完全脱离了猎食、逃逸的动物常态，发达地区的大多数人，发展中地区的大部分人摆脱了食物的困扰，甚至开始陷入肥胖的担忧，高度的社会化，使个人生活更加丰腴、安全。事实上，我们生存的环境中，危机容易被放大，但进步更容易被忽略，但从长期来看，我们的进步不仅是明显的，持续进程也是可预测的。

自二战以后，全世界就进入史上最长的和平红利期，各国人口飞速增长，生活水平也逐年上升。近40年来，信息技术的普及在全球范围加速了边缘地区的发展。其中，政治稳定的国家受益更大。据联合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世界上29%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中，而2018年已经低于10%。各国中，中国尤其突触，极度贫困人口的比例从6%下降到几乎为0。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也促进了全球发展，2019年就有1.5亿中国人去国外旅行。回看200年前，饥荒不仅仅出没于旧世界的亚洲、非洲，欧洲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化肥、农药时代没有开启，农业看天吃饭，产出极低，也常有大饥荒的记录。新世界大规模开垦后，美洲、澳洲的广阔原野养活了过剩的欧洲人，但英国的孩子们还是放弃学业，在煤矿和工厂工作。当时有一半以上儿童活不到15岁。当时的世界平均寿命只有30岁，远低于今天的平均寿命男性70.31岁，女性75.33。值得一提的是摩纳哥和日本，女性平均寿命93.5、85.3岁。社会进步在真实地发生，这是全球政治变革的结果，基于群体社会的左翼思想不仅改变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引发了西方世界的改良，二次分配和强制资助使人民享受到公共医疗和全民教育，后者进一步强化了全民的连接能力和连接效率，使更高效的信息社会成为可能。

过去100多年里，个人参与到更大群体去挑战现实，因而推动人类群体迸发出巨大力量，也创造出不同凡响的个人生活。每个人的愿景与恐惧不同，激发出的勇气与行动也不同，正是更多人的不凡经历，促进了我们的群体多样性。

1 群体预测

事实上作为生物而言，人们无时不刻不在做更坏的准备，为面包、学费、房贷做准备。至少我们中有少数先知先觉者，无论年景好坏，一直在尝试着回溯更长远历史，并且预测更久远的未来。在过去数千年中，丰衣足食的朴素愿景支撑着人们，在困苦中求生。但帮助人类族群度过一次次困境的，是进化中的预测能力。

通过预测，预设了各种应对策略，危机真正来临时，才能有计划实施变革，使自己及族群幸免于难。人类群体虽然不具预测能力，但并不缺乏预测能力超群的人，只是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属于超稳定社会，这些人的声音难以传播。作为群体社会的一员，人们普遍缺乏接受变化的动机，稳定的社会尤其如此。盛世中，大多数人循规蹈矩，前瞻能力难有用武之地。反之，在瘟疫、战争等恐慌来临时，谣言传播更为迅速，人们反而乐于接受认知落差。每一次社会秩序崩解的时候，英雄与暴君更有机会脱颖而出，将其愿景放大，作为群体认知复制到整个族群。事实上，大多数人的个人愿景无足轻重，最终消失在历史中，正如前文所言，人类社会一直在践行的总是少数人的梦想，极少数独特认知，一直在主导我们的群体演进。

比如，从惧怕火到使用火，由于兽群攻击或气候突变，人类不得不偎依在野火边，一个人或小群体的行为扩散到更大的群体。火的使用改变了双唇，舌，喉的灵活度，也改变了我们手指的灵活度。当火塘成为人类的巢穴，人们围绕珍贵的篝火，彼此分享食物、故事、情感、技能、愿望，我们这个脆弱的物种才能彻底开挂。再如，语言基因出现后被人类的自我选择所强化，继而扩散到整个族群。基于语言相互驯化的习俗也被传递下来。从语音到语言，人们精简出基于语音的认知共识，被标准化后的认知信息开始高效传递。

实际上这种进化已经持续了数十亿年，虽然其总以跳跃的方式呈现。某个独特的基因代码段开启了生物演进新时代，然后通过交配扩散到整个种群。就人类的短暂历史而言，某种独特的认知模式从个人扩散到族群，也许表现为工具技术、群体组织架构、表达方式，从而促进民族扩张。原核生物诞生、真核生物爆发、两性生物出现、寒武纪生命爆发、生物上陆、有茎种子植物爆发、大型动物植物主导世界，生物圈的每一次进化都是漫长岁月静好后的总爆发。爆发前则是无聊的复制循环，缓慢积累着微弱的量变，物种多样性也随着变化接力般蔓延。

多样性是应对急剧变迁的法宝，但积累多样性既需要足够的时间，也需要稳定的迭代。环境骤变与多样性的合力，推进了物种大爆发。剧变会消灭大多数基因携带者，最终剩者为王，独特个体因竞争者减少而拥有充裕的发展空间。单就基因而言，生物并不具备环境预测算法，但通过储备环境变化的适应性突变，客观上做好了环境变化的准备。

与生物的环境选择压力对应的，是人类中的群体选择压力。数百万年来，我们一直承受着的性选择就是最早的群体选择，因此，人类形成了极大的两性差异。男女差异成为性选择的标准后，被代代强化。其结果是，男女体格差异也越来越显著，性征也更加突出。近十万年来，语言能力与连接倾向同步演进，人们开始压制本性中的残暴、孤立，而变得愈加温和、开明，后者也成为人们的群体选项。

在大规模工业社会，需求、金钱就是环境压力，人多、钱多的地方，积累多样性容易也多。同生物世界一样，耐心等待是进化的常态，革命性的突变是小概率事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突破总会到来，今天的技术巨头总会被替代。当然大量金钱会助推技术公司，企业因此突飞猛进，形成产业替代、公司垄断。

环境对于生物而言难以控制，所以生物应对世界的出发点本质上是不安的。人类也不例外，我们的祖先们对陌生人或陌生事物的悲观大于乐观。将我们的环境解读为魔鬼肆虐的世界，有助于使我们更为谨慎，这种危机感对群体社会更为有用，会使我们也更为团结。美国总统川普就通过中国威胁论，使更多粉丝紧密团结在他周围。根植于基因的预测机制，促使我们随时保持焦虑、警惕、敏感，所以不断放大微小的危机征兆，试图将其解读为特定认知模型。但是，在人类群体中，无论乐观还是悲观情绪，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的。不得不说的是，当群体被悲观情绪同步后，我们难以形成良好的未来预期，长远计划就无法持续。

即使脱离生存危险、衣食无忧的人，也因本能使自己处于敏感焦虑状态，只纠结于眼前反馈，而难以关注缓慢的环境变迁，也就难以预测长远风险。比如，撒谎、愤怒、疯狂、放弃、焦虑等情绪源于生物本能的不安全感，也算预测机制的副产品。生物的自然基础本来就是悲观主义的，任何风险都足以终结基因延续，因此警觉、敏感被设为优先级是明智的。动物快速切换于追随模式或逃逸模式，在无常的搏杀或求偶游戏中，幸存概率会大很多。这么看，动物们更是机会主义者，对机会的追求提供了持续的效用动机，客观上精简其生存策略，形成逃逸与追随两种优先动机。尤其是缺乏安全经验的孩子们，没有经验造成的恐惧包袱，好奇心超越了悲观敏感的生物本能，通过反复尝试机会，反而学到更多经验。人类面临类似的困境。成年人受困于过多的预测经验，因而受困于预测循环的长期恐惧中，因此逐渐失去学习新技能的乐趣。保持孩子般的童真，也许才是成年人脱离悲情的不二法门。

走过35亿年的路程，每一次风险和挫折都是我们演化的驱动力。认知能力的长足发展使我们更加理解环境，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可预测，也就不再那么危险。群体认知的高速进化使环境适服务于人，一个更加逻辑化的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一个社会性物种，我们指数级步扩展了认知能力，从此世事了然于胸，并开始了对生物圈的改造。经过数十亿年生生不息地复制与创新，我们不仅适应环境，也适应了其它物种的同步进化，并且开始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改造它们。无论我们自己还是现存生物圈，都不是进化的终极产物，仅是其演化的阶段性幸存者，我们不仅背负着演化的成果，也背负着演化的包袱，所以得不停在包袱和成果中做出选择，以活着走进下一个时代。

2 连接中的群体

安于现状、享受现状是演化得以维持的基础，安全感则是构建这种倾向的效用动机。对于很多生物，紧密连接的安全感，也被视为其自由发展的演化包袱。正是安全感维持了生物配对繁殖，从而形成稳定的种群规模。足够数量既能增大后代存活总量，又能获得足够多样性，因而大幅度降低群体灭绝概率。当种群中储备了足够的变异后，生物就更能够适应环境剧变，也能适应对手持续进化。大自然是我们的母亲，也是个连环杀手。生物存在的每一分钟，都充满各种风险。足够的种群规模既能抵御环境突变，维持物种迭代，又提供了基因多样性，该种群在环境变迁时得到了足够的试错模板，演化效率大为提高，暂时躲过被自然淘汰的命运。

但是仅有种群数量是不够的，生物是环境压力塑造的，多样的环境推动了更多方向的演化，单一环境却推动种群的极端专业化。企鹅就在非常单一的环境独立进化，过去的数百万年中，企鹅一直朝着单一方向演化，某些特定方向的演化扩散到强化后，形成了单一方向的演化强化。但是，孤立的南极洲被冰雪覆盖由于没经过不同环境压力的筛选，也没有时间足够长的种群隔离，企鹅种群分化不明显，一代代保留了基因形状的高度稳定。由于每一代企鹅都朝着同一目标优化其身形结构，因而进化出极优流线型，适应了寒冷的极夜，也适应了西风带的风浪。今天的企鹅拥有水禽类最好的水下动力学特性，现代潜艇和飞机都从企鹅的曲线中学习了很多知识。单一种群在长期稳定的环境中演化，总是取得某种极端环境的最强适应。这方面，人类社会也展现得淋漓尽致。生存艰难的民族劫掠好战，东亚高山台地民族的精耕细作，他们各自都推动过工具革命。

数十亿年来，生物圈一直处于温度、地理、大气、水资源等巨变中。环境多样性从不同方向施加选择压，生物在重压下生存繁衍、顽强地演化。最初的原核细胞诞生后的十亿年内，生物就遍布海洋了，紧接着就进军陆地、天空，节肢动物登录伊始，植物就已经覆盖了所有的大陆。从海底热液喷口到北极苔原，渐进式演化使生物走进不同的异域空间。足够时间、不同环境、种群规模这三个因素叠加起来，终于在种群中产生出稀缺的多样性。生命爆发于建立了化学连接的碳基分子，看似没有思想、没有创造力，也不具备意图，却开启了复制循环，也日渐推高了生物系统内的复杂性。

从这个结果来看，独立与连接都是我们动机的一部分，独立赋予我们独特性、多样性，但连接赋予了我们信息交换和扩散能力。得益于我们的进化包袱 – 生物之间的爱、友谊、互助、学习等连接倾向，独立发展积累出来的多样性被生物以代代保留下来。进化的条件在多样性中被催熟。正是同类个体间的生殖连接，极少数成功的突变基因在群体中逐渐扩散，虽然更多失败的同源突变也因此消亡，整个种群却赢得美好的未来 。终于，某种对未来的超级适应性从这些群体多样性中脱颖而出，成为未来之门的关键钥匙。

3 从两性到家庭

我们可以看到的趋势是日益广泛的连接，由原子、分子到DNA，之后两性关系使个体连接为种群，社会性生物突破了性的偶然联系，在种群内部构建了密切联系的稳定群体。从爬行动物开始，这种家庭关系就越来越明显，而人类的家庭连接无论从时间还是强度来看，都是这个趋势的巅峰之作。有符号及文字记录以来，人类的社会连接以可见的速度递增，正如波普尔的说法：人类社会只有趋势，除非被环境孤立，否则每个人、每个族群都不得不生存于密切连接的大趋势中。对我们祖先而言，这样的连接始于两性，扩张到家庭，最终突破家庭后，形成社会网络。但趋势不等于规律，规律可以精确预测时间、幅度等确切变化，而趋势只能大致判断变化方向，其过程难以琢磨。让我们回顾一下人类演进的历程，也许就能够预测我们的未来趋势。

从进化的大周期看，人类的连接趋于紧密，但在百年、十年的小周期中，我们的连接模式却处于分分合合的反复中。在过去数十万年内，社会的基层单位 – 家庭也经历了多偶、单偶、多偶、单偶的循环，家庭规模和人群规模也处于明显变化中。但是总体来讲，语言促进了人类的共识，也促进了族群融合。虽然语言引发的纷争不断，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体社会依然是总体趋势，即使偶有反复，全球来看并未逆转过。正是群体连接的快速演进，人类的极少数精英脱离蒙昧，之后更大群体脱离蒙昧，今天我们正推动整个种群脱离蒙昧。

30万年前，人类还遵循一夫多妻制。通过暴力的性选择，获得了体貌体征的明显进化。基于独特外貌的人类祖先围绕已经获得的独特性展开性选择，性选择又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的选择方向。经过一次次迭代，强化了自身特色，如生理特征、认知能力产生了巨大变化，并逐渐同其它类人猿物种形成生殖隔离。其后长期的群内通婚，或者邻近族群小范围婚配，呈现人类最终形态的基因，从认知到外貌，逐渐扩散到整个族群，体毛稀少，额头高耸，身形挺拔，使我们更象今天的各位。相对孤立演化时间，其它近亲分道扬镳。

其后人类开始了漫长的一夫一妻制度，直到一万年前，农业出现后，人们对耕地和收获产生高度依赖，多偶制婚姻出现，家庭规模也随之扩大。父母、祖父母、表亲等聚居的大家庭中，儿童教育时间普遍延长，也就有更多时间训练出手眼协作，对话交流，人类工具制作能力因此突飞猛进。最重要的是，通过小家庭中对孩子们持续进行的语言训练，突变出来的语言基因被固化下来，因而无论雌性、雄性祖先们，都可以通过语言获得极高的生存技能。从此，肌肉和雄性激素不再成为性选择压力。 语言、技能、合作意愿、甚至其家庭成员的上述特征，成为择偶的优先条件。被人造的武器、合作的游邦、勤学的大脑武装起来的人类，开始了征服全球的旅程。

人类并非最早发明农业或畜牧业的动物。某些蚂蚁在过去数亿年中，一直通过群体的认知传递养殖蚜虫、种植真菌、建筑大厦。农业和畜牧业加强了蚁群的群体连接，同时也只有连接紧密的群体，才能完成这类需要技术传承和协作的伟大工程。人类对农牧业相当迟钝，最近1万2千年前才开始小规模种植，通过农业人类开发出有计划地利用太阳能的途径。农业是当年的高科技，需要多种技能的组合，家庭传承对此有决定性作用，直到今天，即使美国、巴西的大农场也是家庭传承的。正是高超的养殖技术，使我们脱离自然的藩篱，食物逐渐增多甚至产生剩余，9000-7000年前，人们逐渐开始了畜牧业，鸡、羊、狗、牛、猪、驯鹿逐渐走进我们地生活。

耕地和家畜使我们过上相对安全、丰饶的生活，但保护这些固定领地免受他人的侵扰，却需要极其严酷的暴力手段。从此家庭再次进入一夫多妻，也有少数一妻多夫制的大家庭阶段。大家族能够构筑堡垒，保卫耕地、牲口和收获，同时也有足够人力修建水利设施。这个制度巩固了农业革命，也促使农业向狩猎采集人群扩张，农业只用了一万多年，就覆盖了地球的大多数有种植潜力的地区。畜牧业革命继承了农业和采集狩猎人群的综合特征。既需要一定规模的家庭，也需要逐水草而居，因而家庭可塑性较大。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兄死弟及、父死子继等不同家庭形态，反映了畜牧民族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但究其根本，大家庭被视为过剩财富的安全保障，无论财富体现为牲口还是农场。这种社会中，既需要足够的知识和人脉，又需要足够肌肉和勇气，因此性选择也沿着这两条线索展开。

4 持续的相互驯化

从2000年前开始，文字的诞生使人类智力和经验的鸿沟被拉近了。知识从血缘传递转化为师徒传播，同时法律在多地诞生，也使人类开始构建非暴力合作社会。知识传播带了社会合作非暴力化，人类的进化选择开始再一次远离了肌肉和雄性激素。一夫一妻制再度回归，人类开始在固定的居所教育我们的子女。从那时起，书吏学校、宗教学校、书院就在东西方普及开来。在这些国家或城邦，无论出生贵贱，孩子们多少有一些公共教育机会。正是这个原因，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意识到我们彼此基因来源的差异，远不如出生开始的教育、生活环境、社群属性造就的差异大。因此伴随我们数十亿年的基因倾向性，事实上在最近数百年被多数发达国家逐渐排挤，甚至视为某种反动的“种族主义”。  

当然，虽然种族主义是生物的常态，但终于在今天被某些人所抛弃。因为这2000年的高速进化历史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群体拥有的知识、技能、力量早已不是个体基因所能掌控。显然，知识、技能、甚至个性等个人特质早已外置于个人、家族、种族，而个人自以为拥有的力量，则基本来自后天习得的知识、技能与群体支持。外在的肌肉力量，内在的好战精神等男性特征正在失去吸引力，不再具备性选择的优势。

在父母抚养幼崽的动物身上，我们都可以明显观察到幼态特征。首先其外表更圆润、头大身小、牙齿小、眼睛大、声音细小短促，展示出对他人毫无威胁的面孔，因而其父母或族亲们很难视其为威胁。但成年后，很多动物外貌上往凶相毕露，个性也更加警觉、凶猛。这是因为失去父母保护以后，动物们必须更敏感、更强健、更具攻击性，否则无法越过变幻莫测的自然选择。幼态特征中的独特个性，如耐心、好学、友善等相当于强化学习算法中的自我奖励机制，保证了幼崽在父母身边持续学习。

人类也是幼态特征延长的产物，这些特征使我们被父母、亲人所喜爱，因而拥有了更多的家庭驯化时间。我们身体圆润，甚至没多少毛发护体，皮肤娇嫩而不堪一击。成年人的个性，也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了同样的幼态特征。特别是最近一百年，我们至少表面上唾弃了冷酷、残暴、性掠夺等个性特征，当代社会开始崇成人动漫，成年人不愿意融入成人社会，造就了各种年龄段的小确幸。哪怕百年前，中国边陲高原也还残存一些部落，以劫掠过往陌生人为荣耀。历史上很多所谓英雄也说过类似的名言，比如，伟大的英雄们征服敌对部落，杀戮男丁，劫掠城市，奴役妇女儿童。过去数百万年中，我们今天唾弃的择偶标准都是更勇武，更具魅力的表现，也是雌性的择偶指标。然而文明步步进攻，我们对白马王子的标准也在一点点变化。当然，在人类认知相连的洗礼下，该地区现在开始男性选美秀了，他们用歌舞、骑术比赛代替真实的战斗。当今的成年人更具合作精神，更好学，更尊敬规则，这一切都源于幼年开始的持续教育。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显然曾经是双亲参与的持续教育，其参与性与稳定性维护了家庭教育的可持续性，使语言、文化、技能、社会规则能够同步到每一代人。

5 超越家庭

另一方面， 语言能力进化出来后，家庭小型化推动了孩子们与血缘更远人群的社会连接，使人类的社交规模日益扩大。每个人的连接能力是不同的，特别是紧密连接人数差异更大。如果连接被限于小圈子，则外界交流就会受限。在中东、南非、北非某些地区，美国个别州，一夫多妻的大家庭依然存在，其社会也因大家庭而相对封闭。在大家族内，人们的社会交往趋于内卷，甚至频繁出现表亲通婚、叔侄通婚。

大家庭扩大了人口规模，但社交核心是大家庭，而且孩子们主要社会连接被限制在大家族内部，甚至婚配也被迫在远亲间挑选。这种社会连接的内卷化有其强大的族群凝聚力，但也影响到全社会连接规模和连接方式。人类社交连接的大数法则也许左右了我们的紧密连接人数，我们来往的血缘密友越多，则家系以外的朋友就越少。因此社会结构以血亲同心圆为依托，而非法律、官吏、国家等更为抽象的观念。

早期的人类社会化是残酷的淘汰过程。族群间激烈的领地竞争使我们更警惕与自己种族不同的人形动物，甚至人形物体，因为我们要避免接触敌对种群的同时，也要避开有身体、智力等问题的个体。后天疾病、先天遗传因素都使人行为和身体结构产生变化，而识别这些变化成为人们从小到大学习训练的核心课程。经过长期训练，从走路、手工、舞蹈、求偶，我们得以与同类们形成高度同步。当语言取代肢体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沟通工具后，作为副产品，语言暴力或歧视也代替肢体类似作用。人们对语言缺陷的个体更敏感，无论精神造成还是生理造成的。同时人们也依赖语言供给他人，歧视他人，暴力形式由肢体变为语言而已，在大脑中造成痛苦的识别模式和生理痛楚并无本质区别。

人类暴力形式从旷野森林转移到闲言碎语。敌对部族相互诅咒对方，政客互相揭露对方隐私，就连父母们也常无法控制其怒吼，而对子女恶言相向，迫使其按循规蹈矩。致使子女对父母反感与日俱增，反而更容易滑向不良少年。良好的代际沟通往往被止于语言暴力，而成年人往往基于其优势地位，无法抑制愤怒，没有耐心分析孩子们的困惑。

个人都会面临无法克服的困惑。秉承某些美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前提，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克服自身惰性，做到勤奋工作、健康管理、好学上进、乐善好施、无私奉献呢？事实上我们都很难做到这些，何况我们的孩子们。即使天才和圣贤，其实也仅仅在某一方面很杰出。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孩子，总有某些方面是问题孩子，包括我们自己。遗憾的是，每一代人都试图将完美角色强加于孩子们，自己却长期逃避自我塑造的责任。当我们企图利用这些道德优势约束孩子们、压制孩子们的时候，是否可以顺便评价一下自己？孩子的未来更取决于人类群体及这个世界，而不是他们自己，每个成人对自己的塑造，最终会决定所有孩子的未来。

《动物认知》发表过一篇论文，相对于收容所中的狗，与人类家庭亲密相处的狗，更容易抑制本能冲动，能更好控制自己的自然倾向，其尊守规则的能力、专注力和灵活性等指标，远比前者高。人类与狗的共处持续了3万年，无法与人共处的基因型早已被淘汰，但即使如此，亲密的家庭关系，也是其成长为合格的社会动物的关键。与人类家庭中的亲密互动，使狗成长为家庭一员。人类孩子更需要亲密的群体环境，他们的成长是群体塑造的结果，亲子关系提供了持久的认知模板，这是其它群体关系难以替代的。

家庭之所以凝聚，是因为基因与认知的交融，我们彼此宽厚，不计前嫌，即使偶有冲突，也能维持亲密连接。如果我们对家人、伙伴、朋友要求过高，则会伤害彼此信任的纽带。同样道理适合整个人类世界，不同人类群体诉求不同，显然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标准迥异，这是群体性危机的真正源头。一旦受困于对方标准，我们的自我约束力就受到侵害，对未来的预测能力也就失去用武之地。当未来无法预期的时候，人们就趋于孤立与自保，以此对冲不确定性，作为群体，如果同样孤立，我门会失去掌控未来的愿景。

当然，影响社会连接的因素不仅仅家庭规模，宗教、法律环境等因素也至关重要，在此我们暂不多谈。当今的成年人更具合作精神，更好学，更尊敬规则，这一切都源于幼年开始的合作教育。夫妻孩子组合的小家庭本身就是人类密切合作的典范。同时，孩子们在小群体里的协作经验，有助于成年后的社会生活，也有助于将自己获得的经验复制给孩子们。对人类而言，一代代人持续而坚定的认知复制，极大保障了人类文明的持续累进。今天，大多数人之所以和平地生活在数百万人的都会区，细想起来，竟然与我们建立千年的家庭训导体系密切关联。

6 自由与大社会

同样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近百年公共教育体系日益普及，教育的社会化正在削弱家庭主导教育的古老传统。几百年来，建制化的学校基本上代替了家庭教育，社会化养老又使老人脱离了大家庭，从而失去保姆兼教师的角色。后者是人类延续了数百万年的工作，为此老年妇女放弃了月经和生育机会，祖父母与孩子们聚居，专心抚养孙辈，通过故事、说教、习俗、仪轨传递文明的火种。近百年来，大社会的管理形态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标配，也开始影响和改造其它国家。养老在西方国家成为政府统筹的社会责任，而非家庭义务，因此老人也不再养育孙辈，理所应当地避免大家庭的义务。

随着家庭解体的浪潮在大都会区域掀起，单亲父母们逐年增加。发达国家及很多中等收入国家中，近几代人生长于泛娱乐化的社会环境，年轻父母们工作之余深陷无尽娱乐，因此也把孩子们的教育视为社区、政府的责任。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中，父母们也将教育视为当地宗教组织的责任，后者也客观上推动了识字率上升。如同当今人们对医疗、食物、养老、治安等基本人权的看法一样，人们试图用社会责任取代家庭责任，进而在群体层面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责任体制。

我并不否认这种体制的正面作用。在北欧、西欧的一些国家，广泛的社会教育体系如同其它社会救助体系一样，改善了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这种体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使得人类之间的善意被极大发扬光大，因此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全社会技术、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但是善意主导下，对他人权力边界的强化，反过来也对个人造成了伤害，个人孤立感迅速增强，这是由于家庭般的紧密减少的缘故，我们的演化历史中，5-7个人的核心家庭形成的紧密联系维系了数百万年，家庭连接已经成为嵌入基因的内在需求，这种紧密连接是无法通过扩大社会连接数量来弥补的，简单来说，娱乐式的广泛社交无法替代紧密连接维系的安心与甜蜜。这不仅仅是发达经济体特有的社会问题，所有快速发展的城市都陷入类似悖论。

显然，基因中的连接倾向和连接能力决定着我们的连接模式。我们渴望紧密连接，初生伊始也成长于紧密连接的氛围，至少迄今为止还是如此。但是就个体而言，每个人连接能力依然有限。成长使我们更具好奇心，希望探索广阔世界，也要适度放纵自我，对青少年而言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类繁衍与进步的也离不开这些。这种情况下，连接能力显然不足以支撑过多紧密连接，少年的憧憬与失落同时降临。

连接和孤立本身就是生物关系的一体两面。无论个人和族群，在孤立中才能保持某种特定方向的自我发展，该方向显然适应当下环境。但人们通过连接分享各自独特的多样性，他们会获得更多启迪，未来的发展才能适应环境突变。作为完成基因复制任务的临时载体，我们偶尔会有所觉察，自己可能因某种程序所束缚而终生为奴，世代轮回，很多人倍感虚无。既然是临时载体，死亡的阴影随时困扰我们，多少让人压抑。想到人生的意义，如果仅仅作为载体的本职工作，那么我们丰富的情感和才华的确是多余的，这种生物设计的冗余的确让人困惑。只是大多数人疲于奔命，应付被基因设计出来的各种效用动机，无暇顾及这些悖论，依然向死而生。显然，多余的这部分才是人性独特之处。我们以其连接彼此，分享彼此的认知。因为认知库得到极大扩展，对数十万年前的祖辈而言，今天的平头哥也算超人。

最近十多万年内，经过数千代基因筛选，人性已经被塑造成孤立和连接都不可或缺的状态。人类连接的起点始于家庭，由此扩大到亲友、社会。其间，人和人相互作用是动态而混沌的，个人既受制于连接，也从中找到乐趣。每天清晨，孩子享用我做的芝士煎蛋三明治时，自豪和温暖在彼此内心升腾，我相信很多人有此共识。人类最好的一面可能并非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为后辈以身作则。后辈们耳濡目染，会渐进式地复制我们的行为，传递我们对人类的爱。在我们逝去以后，这个世界将生生不息，而基因以及独特的认知信息也一样，将继续存续下去。正是这种认知的长存和认知的永生，值得我们世代为之奋斗。

但最近数十年，工业化国家出于人权实践，建立更纯粹的人和人互动，试图消除十万年来家庭对自我的约束机制，将此权力渡让给社会，终止家庭内权力博弈。这在事实上打碎了家庭封闭性，使政府权力深入家庭。但至少在基因层面，人类并未逃离自然宿命，奖赏机制依然左右我们的行为。我们依然为爱妥协，为拥抱落泪，为希望退缩，这些都不是理性的国家行为所能转化的。单身狗们都有自由自在的体会，也有穷对付的经验。相对来说，家庭生活赋予了我们长期的期待，使我们奖赏机制，在与亲人们的互动中，被感召而同步，因榜样而自我调校。这成为文明传递的基础，人的连接最终成就了社会连接。

从懵懂宝宝到青春少年，每一代人在不知不觉中，都成长于家庭熏陶的氛围里。当个人自由和权利成为某种信仰，而非人类普遍进步的结果后，人们就试图以其自由的名义重塑世界，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自由”恰好是农业社会之前人类族群的孤立老传统，这个古老愿望的显然无法复兴，只能看作人类对大规模连接社会的持续反抗。

法国大革命以后，迫于一次次暴力反抗，西方世界普遍转变为票决政治，将政治责任与压力转嫁到全民，穷人获得了选票层面的平权。由于基本的民生和教育得到了保障，该制度在西方国家相对成功，激发了民间创新能力，也推动了经济和基本保障的同步发展。民选制度并不会改变社会分配极化的趋势，财富继续向少数人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经济寡头化未必影响底层人士的衣食住行，毕竟发达国家拥有相对更充足的人才技术、自然资源、前殖民地矿产等足够收入来源。用实惠和人民交换选票，以此获得权力合法化的背书，当财政不足或底层人口太多，财政无法支撑时，对外掠夺成为首要任务。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的，讨好元老院及大众即可获选执政官，因而当选后要么征服新税源地，要么获得战利品。票决制度下，民主政治过渡到民粹主义不难，往往只需要一位影响力、煽动性稍强的领导人。正是民主与民粹主义不断交织，罗马和希腊的历史一直就是殖民战争的历史，也是制度化的掠夺与征服历史。

技术进步一直在推动技术代差的增大，各族群财富、权力也因技术代差加速分化。社会分化导致热钱产生，过剩的资本是金融投机的根源，各种衍生交易因热钱高度聚集而日益活跃。但技术进步与全社会的教育参与度、自由度、宽容程度等多个指标高度相关。每当社会高度分化后，自由度被事实上限制在各自的阶层、认知、族群等小圈子里，反智主义开始盛行。这种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很多看似微小的事件也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冲突，导致原有秩序崩解。社会秩序解体后，全民的教育参与度进一步降低，技术进步会长期停滞，之前推高投机的过剩资本失去了补充来源，同时也失去了推高资产估值的题材。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幻觉嘎然而止，踩踏发生，金融崩塌会自由落体般发生。

关于自由，顺便说一下时髦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通常认为社会无权限制个人自由，但有义务提供平等选择的机会。基于这样的制度安排，政府将尽量多的权力渡让给市场中的公司、组织及个人，个体理直气壮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财富迅速向更少数人集中。在海洋法系国家中，政府权力进一步收缩，即使立法、司法、执法等重要职能也引入公众参与。但是，政府退却后，金钱的巨大力量日渐显现，不仅将社会司法成本推高数倍，也使法治转化为被法律从业者垄断的人治，大法官及从业者判例决定了司法解释。

历史上，司法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公共产品，也一直是主要负担。从汉谟拉比法典开始，司法机构一直基于准确的文字共识进行法条释法，今天，沿袭这个体系的国家被称为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往往具有悠久的文人治理传统，文人通过书吏学校之类教育与遴选机制产生，可看作源于全民的精英治理。大陆法系依靠越来越明细的成文法，无论立法的出发点，还是执法推演过程，都务必兼具理性和正义，但实际司法过程中，对法官个人素质和监管要求极高，这显然会加大执政成本，而且，政府在无形中也承担了司法公正的后果。所以，大陆法系国家中，通常法条海量繁复，对文字表述准确性要求极高，释法者也必须有足够文字功底和高度自律。

海洋法系成文法较含混，更依赖公民陪审员参与庭审，政府不承担判决是否公正的义务。但是，普通人逻辑推理能力千差万别，多数人深受情绪影响。加之海洋法系成文法条不足，为尽快结束陪审义务，公民陪审员必须相互影响，多数人影响少数人，直到形成票决结果。因此，煽动力和演技比坚守正义重要捧，而且具备这两种能力的律师和陪审员同样重要，能干的律师慧眼识人，筛选出价值观、影响力偏向自己委托人的陪审员，以影响其它陪审员，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判决。公民陪审员被律师才艺征服后，指鹿为马的情况屡见不鲜，中世纪欧洲群众投票烧死女巫，也基于同样的流程，只是律师换成了教士，法庭换成了村镇广场。金钱总能找到其发挥作用的地方，前提是金钱足够多，就能请到足够强悍的律师团队，再通过挑选适合被操控的陪审员，就能颠覆很多看似简单的案件。

金钱塑造权力的路径很简单。金钱控制媒体，也就能通过媒体的立场操控舆论，舆论则左右着选民的认知倾向。选票是周期性的权力来源，底层人民数量众多，如果生计无着落，或教育水平低下时，通常无暇政治。一旦满足底层人民的生计与教育，通过钱的链条获得选票反而更容易。这个过程在世界各地被事实所验证，人们的认知被深度定制，即使是谎言，只要煽动力足够，也能更隐秘地影响大众。事实上，当政府被极度矮化后，靠谣言和煽动治理国家，似乎成为某种捷径。从一战前的欧洲到今天的西方世界，政治家们似乎一直在谣言和煽动治国的道路上狂奔。当然，发达国家的底层人民，即使政府深陷债务，或者大肆举债，也获得了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对于更多发展中国家，也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舆论将个人自由与小政府绑定起来，似乎成为某种民意，可惜没有足够的资源、技术提高收入，也没有前殖民地转嫁债务，这些国家的多数人民难以获得生存与教育保障。因此，以自由为口实，造就的动荡与危机远大于福利，以自由为名的票选制度在第三世界几乎一败涂地。人类之所以缔结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形态，是因为成人们的默契关系被习俗化、法制化后，相互的承诺和责任是大于个人自由及梦想的。当前两者被后两者压制后，每个人对他人都难以形成有效预期，社会支离破碎，现代社会所依赖的精密合作就难以实现。事实上，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改变人们的基本生存状态，政治平权也就毫无意义。在这类国家，通过集会、谣言、教义治理国家，或者获得选票，远比科学、严谨、系统的管理经验更容易。

新自由主义显然利好资本集团，政府力量被削弱后，资本的力量便凸显出来。当垄断资本全球化以后，金钱的巨大力量在全球掀起了“个人自由”的浪潮，享乐主义、女权主义、个性解放、环保运动、原教旨主义、造星运动等思潮可算其不同领域的分项注解。资本主导着媒体，影响着潮流，也透过偶像文化控制着社交媒体，无论网红还是明星们，资本都是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越来越多的实例表明，偶像成为政治人物成为趋势，流量明星成为总统、总理、部长。他们的上位路径不外乎下列步骤：砸钱吸粉，塑造偶像，上街造势，收割选票。偶像执政后，为资本代言，实现后者的政治经济目标。新自由主义推动了全球化，个性解放释放出很大创造力，当然也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特别是西方国家。这几代人更注重个人价值，而非家庭、集体责任，纵情娱乐、推迟生育成为潮流。核心家庭正在以可见的速度瓦解，发达国家中，独居家庭已经超过家庭总数的35%，即使在中国，这个数据也超过了25%，大城市中则更为严重。

相对而言，北欧几个国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更早的探索，加大二次分配，拉平当期贫富差异。瑞典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起，制定了推进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家庭计划。通过家庭责任社会化、行政化，强化个人完全自主权，以此摆脱家庭内部紧密连接造成的相互依存关系。时至今日，瑞典一半以上人口独居，很多孩子母亲是人工授精的独身女性。从长期实施的结果来看，青少年们从精神上提前断奶了，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掌控自己的天性，但人类天生的连接倾向却遭到压抑，最终伤及成年后，甚至全社会的连接意愿。人们看似摆脱了某种依附关系，获得了绝度自主权，但也失去了相互依恋的温暖感觉，也失去相互欣赏、彼此成就的惊喜。在这个社会实验进行40年后，统计数据表明，瑞典人的幸福感并未明显提高，反而40%的人感觉更加孤独。作为社会性动物，对孤立的恐惧或许并非人类的悲哀。

7 极化

有序的生命本来就是高度不平衡的，因此才能存续于无序中。社会中的人类更是如此，单纯基于个人的权利均衡是不存在的，只可能处于剧烈的动态平衡，我们称其为丛林法则，事实上丛林动物们之间充满了温馨连接。事实上，正因为人类之间的紧密连接，动态稳定也更容易呈现。特别是群体之间，紧密连接构建出相对稳定的复杂社会，无论以政权、经济、语言、文化、婚姻形式的连接，长期的历史记录也证实了这个趋势。

任何复杂系统中，均衡都只是无法测量的瞬间。宇宙起源自均衡的虚空中诞生，很快趋于极化。至今为止，我们还无法观测到静态均衡的宇宙场景，因此静态均衡的人类群体大概率也不存在。大型社会一经建立，就呈现出复杂系统的特征，因个体差异，从体格、认知、政治、经济各方面，个人之间的极化、分化、分层难以避免，这也算人了社会进行群体计算的结果。基于历史、环境、气候、人口、宗教等原因，群体或国家之间的分化也同样难以避免。

大型群体社会中，不平等最终都会成为事实。但是，从更长时间来看未必如此。阶层和族群的流动终归会抹平差异，纵向、横向的流动都会推动社会的均质化，长远看，社会是动态均衡的，很难保持高度分化状态，因为这个状态会因。不幸的是，就个人而言，我们并没有脱离孤立的利己本性。人类之所以发明基于血缘、财产、贵族等级、行政等级等各种形式的制度，不仅是为保护既得利益者，更为承认上述本性，以维持所有人的认同和稳定。

今天的世界，大多数人接受基于个人的财富所有制度，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天赋权力。其实，事实恰好相反，过去百万年中，狩猎采集民族都会不假思索地分享食物、工具、营地、篝火。财富私有制度造诞生以后，人类基尼系数就迅速扩大，当然这也是社会规模扩大的结果，大型社会中，少数人享有更多社会连接，认知信息便以金钱、权力、粉丝的外在形式集中于精英们。现代的全球社会中，极化广泛存在，越是大型工业化国家，不均衡越严重。当然，某些极端的极化在一些基于宗族、宗教的小型国家更突出，1%的人甚至占有90%的财富。

本世纪开始，美国收入前1%的“超级富人”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收入在中间60%的家庭拥有的所有财产。美国排名在后50%的国民仅拥有约3万亿美元的财富，是最富裕1%的约十四分之一。美基尼系数都曾经高于0.4，在工业国中占比最高，但中国今年来增大地区间转移支付，解决了极度贫困问题，通过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水平改善了地区间贫富差距。反观而美国，贫富悬殊日益增加，基建泛善可陈，所以财富通过军备、金融、能源、互联网、高科技制造等行业，加速流入精英们腰包。的确，资本主义是基督教社会改良的结果，聚集财富是上帝荣耀。

如果将孤立、贪婪作为天职观，胜利者就理所应当吞噬整个人类。贪婪一直在加剧人类的阶层分化，也逐渐将共识社会转变为火药库。这种贪婪会鼓励资本家永不停止，事实上也总有更出色的资本家，能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规则敛财。但更出色的资本家更有群体威胁，因为资本的集中化会更快发生，阶层分化也就更快实现。英国下议院就曾对未来做出更悲观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2/3的财富将因此聚集到最富有的1%的人手中。事实上，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是人们浑然不知。

检索西方国家头部公司的名单，在几乎所有行业中都能发现先锋、贝莱德、伯克希尔哈撒韦和道富，这些都是超级资本参与的资产管理公司。其中前三大资产管理公司是贝莱德、先锋和道富，目前管理的全球资产总额超过15万亿美元，正向2028年的21万亿美元迈进。它们三巨头共同成为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88%的最大股东，相当于美国GDP的四分之三，与中国2020年GDP相仿。而且财富集约化势头不仅存在于美国，也在全球蔓延。透过资本，极少数人得以对全球大部分大企业施加影响，从而控制着各行业及主流民众，最终，这种控制扩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更重要的是，无论旧时代的纽约时报、迪斯尼、新闻集团，还是今天的Google、meta、Ins，西方世界媒体版图的90%都被三者收入囊中。因此，垄断力量不仅仅控制了大多数行业的价格体系，也通过主流媒体、社交网络、搜索工具控制了大多数人的隐私数据，因而得以操控人们的视野。在资本压倒性力量面前，我们引以为豪的认知自由并不完整存在，很难说不是别人精心塑造的成果。

从群体角度来看，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也非常明显。最近20年，特别是最近10年，除了中美两国，全球大部分国家实际上已经停止发展了。2010年全球GDP大致是66万亿美元，2020是84万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18万亿美元。但是增量财富基本上去了中美两国！其中，中、美各增长8.8万亿、6万亿美元，中美合计就是14.8万亿美元，拿走了全球增量的80%！换言之，至少在过去的10年里，这个世界的接近60亿人的生活是停滞不前，甚至一定程度倒退的，其中包括大部分美国中底层人士。美国以4.3%的人口占比，消耗了地球20%的耕地，25%的能源，印发了全球60%的贸易货币。

最重要的是，新世界的美、加、澳收割了各国基础教育的精华，大量本科、博士、硕士等外来移民不仅强化了新世界的整体技术能力，还消耗了旧大陆本不充裕的教育资源。以中国为例，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后，硕士、本科生也大多数回到国内，但赴美博士仅有11%回到母国。好在中国人口众多，全民基础教育普及率高，政府也及时扩张了高校教育，数千万优秀的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医生、设计师随着扩招喷涌而出，对冲了人才流失的严重问题。特别是2008年以后，很多颠覆式创新也在中国出现苗头，各领域，特别是技术领域，

但发展中国家的其余50亿人没这么幸运，他们成为发达国家的廉价人才来源，身为贫穷国家却要承受数十年的培养负担。正是流失到发达国家的大量人才，使发达国家保持了持续的技术优势。领英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也提到：“移民代表了纯粹的企业家精神”。就美国而言，谷歌、英特尔、易贝、脸书、领英和特斯拉等公司都有两个共同点：首先，它们代表发达国家在该领域引领全球。第二，都是由外国移民单独或联合创立的。考夫曼基金会和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美国大约23%的高新技术企业由移民创办，在贡献了绝大多数独角兽的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新泽西三个州，这一比率更是高达40%、42%、45%。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综合报告也揭示出，以专利申请为衡量标准，“移民比本地人 更具创新能力”。这充分说明了，发展中国家是巨大的人才库，而且其教育事实上也是成功的，即使生活水平不高，但是培养出很多科学、技术、商业天才，但很遗憾其顶尖的教育成果流失海外。这种情况持续了数百年，人才如同它们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一样，一茬茬地被富裕国家用强大的资本实力摘走，科学、技术和巨额资本结合，又进一步强化了发达国家的科技优势，形成碾压式的技术优势，人才 – 技术 – 资本 – 人才的循环在历史中一次次开启。

过去数百年，发达国家从全球获取巨大人力、教育、资源、土地的同时，却不愿意承担使整个世界持续繁荣的责任，虽然它们深知自己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充沛的人才、资源和劳动力。通过G7、北约、AUKUS等孤立主义组织，富裕国家试图强化其政治、经济、技术垄断，继续拉开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和技术差距，二不是反哺欠发达国家，提升其教育、医疗等人类发展指数。相对而言，欧盟表现得羞羞答答，美国则更加简单粗暴。这种理直气壮的自私自利，却被川普的民粹主义政府包装成爱国运动。川普决口不提美国收割了全球，声称那些大企业应该回报他的国家，而不是使承载大企业持续经营的全球市场更加繁荣。当然，大企业高管们很清楚，没有全球市场、人才、资源，无论他们自己，还是美国的繁荣都无法持续。民粹主义无法抑制后，美国舆论界掀起反亚洲，特别是反中国的高潮，各种与中国相关的谣言广为传播。由于2020年开始的covid-19中断了国际旅行，海外访客难以进入中国，川普政府借机开始炒作有关中国的谣言，并使用谣言证明更多的谣言。

2010年后，全球性的难民危机看似源于战乱，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国家、族群之间的贫富分化。巨大鸿沟强化了政治、宗教、种族纷争。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促进小政府化，进一步削弱了各国政府的影响力，同时强化了民间组织、大企业、明星的影响力。后者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激励，鼓励分歧，崇尚独立，因而族群分歧更容易扩大化。与此同时，通信技术的普及使发展中国家近60亿人觉醒了，他们发现了地球上不同族群的巨大反差，人们的信心被摧毁了，基于宗教、传统、血缘的宿命论瞬间崩塌，小政府无力再次粘合大家，社会秩序随之崩解。战火摧毁的中东、北非、南亚，人们率先行动起来，非法移民以难民身份潮汹涌而至。当难民岁月静好不再，相对富裕的欧洲人也开始群体分裂，构建群体社会的共识也因外力而撕裂。

与个人一样，国家之间的认知冲突将阻断社会连接，使各国陷入孤立主义，这是文明的最大威胁。如同数学家维纳的建言：我们只有将全世界的利益，无论是道义还是物质上的，当成自己的利益时，才能赢得整个世界。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将走向灭亡，这是我们咎由自取。

8 爱是连接，爱是共识

与其说近几百年的工业化，使人类登上进化高峰，不如说是十万年来语言、文字、社会组织的依次进化造成的，这些连接工具培养了我们的共识。当共识超越分歧后，人类从族群走向日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语言诞生以后的十多万年，人类的生物学意义的进化几乎为零，孩子们依然期待父母的爱，从父母的爱开始，孩子们融入了族群共识。人类最近数千个世代的巨大进步，来自我们对下一代的认知接力，而父母孩子、家庭、族人、朋友之间的爱，是维持认知传递的基础。而爱恨情仇是我们的生物驱动力的外在表达，使我们在认知模式之外，还具缓慢但持续的化学动机激发机制。我们身体内不断分泌的多巴胺、血清素、睾丸激素、雌激素也在改变神经敏感度，甚至可能影响神经突触，因而影响连接度。而通过神经激发，也可以反过来改变激素分泌，因此形成循环强化或抑制，相反也成立。这种动态的认知激活过程是人类个体多样性的一部分，因此，儿童成长的影响因素极多，身心因素，营养因素、交流因素，除非父母足够耐心，否则难以随时随地调整。

无论物质生活多么发达，孩子们多大程度能够脱离父母独特的认知调试，适应整齐划一的社会化教育呢？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迅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占地球人口的绝大多数。虽然其社会化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却由于快速社会变革导致大量单亲家庭出现，同时，单亲父母们不得不同时面临工作、娱乐与养育的三重压力，不得不放弃与孩子们的交流时间。因而，这几代孩子们除了学校以外，更依赖自己或者同伴，去解决成长中的各种烦恼，因此流行文化对其影响加剧，传统认知迅速消失，形成迥异于上一代人的价值观。

培养学霸的书籍总能成为畅销书，但迄却没人能将育儿标准做成SOP，也没有一本标准的儿童教育手册，可以成为父母必读教材，而且被证明足够有效，可以培养出爱因斯坦或特雷莎修女。总体而言，脱离家人的呵护与培养，单靠社会化教育并非好主意。但是，完整的家庭教育正在很多大城市消失。在墨西哥，60%家庭为单亲家庭，大约25%的孩子终生成长于单亲母亲的家庭。墨西哥城、里约、圣保罗、开普敦等超级城市，原生家庭比例更低，超过90%子女在单亲家庭长大。上述国家正在推出很多保护单亲母亲的政策，比如家庭保障金、学费减免等，但双亲教导的缺乏，是经济援助无法补偿的。

在中国，人们面临另一种连接危机。虽然半数以上的家庭依然维持完整，但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离开农村去城市工作，其子女在祖父母看护下长大，长期的隔代教育也造成几代人早熟、任性、安全感缺失等问题。这种情况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中的地区，如南美、东南亚、南亚、东非等地都相当普遍。

即使某些发达国家中，也有很多低收入人群处于上述第一种状态。在美国，其低收入人群，特别是非裔美国人、拉丁美国人的家庭结构情况对儿童家庭教育极为不利。在美国，事情也远远偏离我们的理想，在少数族裔中有其严重。35%以上非裔美国人有过牢狱生涯，这个数据很容易使人联想其家庭状态 – 单亲家庭比例达到 70%。单亲家庭财务能力严重不足的同时，其亲子连接时间又极为有限，同时又缺乏东亚社会特有的隔代帮助，因此导致了贫困、反智人群的代际传递。与之相反的是东亚和印度裔美国人，由于其家庭结构相对完整，因此即使低收入，其儿童教育水平明显高出很多。而且，东亚及印度移民常男女均参与工作，且与祖父母聚居，后者往往协助照看并教导孩子们。正是这种家庭结构，使印度移民及东亚移民获得了更好的教育基础，也从小接受了足够的社会连接训练，养成服从规则，勤奋好学的习惯。这类孩子成人后，其职业选择更机会更多，收入也更高。印度裔和东亚裔美国人在全美各族群蝉联收入冠亚军，其背后是核心家庭持续接力的结果。

9 文明的进程

从农业时代开始，由于公共利益，如水利、防御、技能、贸易、婚姻等需要，连接迅速扩展到家庭以外。为了实现公共服务，人类经历了的多种连接形式，社会组织、官僚机构、亲族群体、市场、公司、甚至NGO，最终我们发现，如果需要持续维护足够的公共利益，还是无法回避大型机构，即使意识到其成本巨大、冗长低效、腐败风险、缺乏人情. 特别是最近数千年，东西方不约而同出现了专业分工的技术官僚机制，文、武、财、法、教等专业官员，这些专业精英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在官僚体系更为悠久的中国还出现了农、盐、史、祭等技术分工。类似生物感知的精简过程，技术官僚的分形、分科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连接，这是人类社会结构的里程碑，文明正是在连接的标准化、规模化中诞生的。

官僚是文明史上第一批工程师。早期，他们基于可验证的认知共识来管理社会，从而逐渐取代替代了祭司、端公、萨满、主教阶层。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这些共识被法律、规章等约等标准及流程所替代。他们的存在使人们超越血缘关系、地域限制进行合作与分享，也为每个人获得了更大社会视角。客观上，这促进了社区规模日益变大。在勤勉的官宦治理下，2000多年前的西汉首都长安，在册人口突破50万人，其后东汉时期都城洛阳突破100万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人类聚居区。正是大规模社区的便利与多彩，把人类分离十万年的小家庭社群逐渐连接起来，形成了无与伦比的智力合力与市场合力。今天，回望这个美丽的蓝色星球，我们很难想象仅仅数万年前，祖先们羸弱孤勇的身影，宛如星辰般散落在旷野，海岸，有的甚至顺着河道深入大陆。弹指一挥间，正是这些官僚机构历经千年的坚持，我们才聚沙成塔，带着独特的进化印记逐步聚合。

从农业革命诞生开始，由稳定持续的小家庭，过渡到持续官僚政府，还诞生各类社会组织，如宗教、学校、帮派等等，使每个孤独的个体从此被赋予多个群体属性。人类从此有别于过去，出生开始，我们就开始贪婪地学习与他人相处的技能，也通过这些技能获取他人的认知成果。直接或间接，我们都在向历史和现实的所有人类学习，也一直有机会把我们的独特经验传递给他人，甚至传递给未来人类。因此，每个人成为了连接的推动者，也受益于连接。随着信息在人群中高速流转，人类开启了永不间断的认知接力。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的认知信息库以分布模式在各人脑中建立起来。其后，书籍和文字再一次扩展了模式识别库规模，也使其存贮信息更加稳固。随着人口数量扩大，模式识别库日益扩大。今天，高速扩展的数字设备提供了极高算力和巨大存储空间，每个人的认知成果也被这些设备连接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仅融入了人类群体，也已成为人工认知网络的一部分。

10 永不止步

最近的一百年是伟大的时代，人类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富足生活，但我们的效用动机却没有变化，依然日复一日地期待着下一次动机满足。丰腴生活使我们忙于无尽的感知连接，这些信息汇聚为文化、艺术、科学、宗教等无限细分的认知模式。事实上，人类算力低下，认知容量有限，难以应付如此庞大的感知洪流。 就个人而言，我们早已超越了基因预设的认知疆界，我们所获得的认知信息大多已无关生存，效用动机也从逃逸、猎食、繁殖转移到探索环境，探索内心。

地球上大多数人已经无法独自生存，无法独自狩猎采集，无法适应荒野丛林，我们的敏捷与敏锐甚至不如过去的老年人。站在我们祖先的角度，很难理解如今的不肖子孙，因为大把时间花在取悦自己、取悦别人的聚会、聊天、网上冲浪。偶有远足，却无法猎获食物，也没有勇气劫掠沿路村落。正是远离了自然环境，转向与群体社会，我们把更多时间留给彼此，人们自幼混迹于玩伴，获得了个人与群体的清晰边界。得益于幼时放肆的社会探索，成年人虽面临生存压力，却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游刃有余。

在过去数万年的群体生活中，对人的探索超越了对环境的警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主要课题。我们更在乎他人，无论敌、友，他人对自己的影响远大于猛兽或食物。这是演化对生物资源短缺的再调整，效用动机一旦改变，认知演化的方向就得跟上。由于算力和认知存储空间的限制，我们要么在特定领域持续特化，要么跳转到其它领域，寻求新的认知爆发空间，只有迅速调整的生物才有机会适应环境变化。这种专注力持续改造着我们的预测系统，当我们发现认知相连的巨大作用后，群体社会就日益扩大。每个人本性中的孤立与不安没有改变，在群体带来的巨大进步中，最终群体的选择是妥协而非冲突。这些选择都来自于我们自幼习得的人性探索，由此建立的群体连接涌现出认知爆发，适应了历次环境巨变，成为动物世界的主人。

律 法

沿着语言、文字、书籍的设定的认知路径，人类演化更加依赖群体认知的演进，而非个体的基因突变，人类基因反而受到群体认知的深度筛选。我们用基因以外的工具，如语言、文字、习俗、法律、器物等，编织了认知的牢笼，使人们开始自我约束，但同时，也创造出群体推动个体的认知接力。群体连接从性开始萌芽，两性生殖维持了生物最早的密切连接，但并未以性终结，而是延同样路径扩展到家庭及同伴。随着群落增加，战友、主仆、同事、同学、盟友等群体关系登场，人类连接关系越过近亲血缘，开始面向异族。近年来，宠物、手办、偶像、虚拟形象也成为人们的连接对象，或许人类正处于一个历史的瓶颈，一端彼此相连，一端连接万物。

1 食物、器物、礼乐神魔

对大多数群居动物而言，分享食物的顺序是最重要的仪式，这也是连接与学习的结果。首先享用食物的，往往是地位最高的动物。同一阶层的狼，不会挑战头狼，但会在头狼饱食离开后抢夺食物，但战斗很快结束，头狼会阻止争斗扩大。对进食顺序的规则也深刻影响到人类社会，在亚洲国家，正是宴会中，地位更高的人决定宴席开始与结束，世界各地的宴会中，首先举杯的往往是主人。人类的就餐坐席也友明确的规则。数千年来，地位低下的家庭成员，如侍者、仆役，甚至亲属，不上桌共同进餐。百年前，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妇女、孩子们聚集在厨房吃饭，今天某些虔信传统的地区依然如此。进餐礼仪是起点，动物开始构建群体秩序，能够抵御对食物的本能渴望，这是认知共识扩散到整个群体的结果，当然也是群体内持续强化学习的结果。

人类在进餐礼仪之后，发明了超级器物成为连接主导权力的符号。远古时代，一件精美的黑曜石刀，一个完美的玉璋玉璧，一支包裹金箔的藤条权杖，都是罕见的物品。找到原料需要运气、经验和时间，制造出来还需要秘密技能，占有这些物品甚至会付出生命。为保守制造工具的秘密，匠人将其与某种超级力量连接起来，使普通人畏惧，也凸显超级器物的独特价值。器物主人相信其灵性，以显示其优越性，以此划分群体秩序。超级器物与部族统领们相得益彰，互为引领，二者按相同思路编织神话。如果多数人相信其神性，那么最终器物与领袖都会被膜拜。超级器物往往兼具工具与地位象征价值，不会从建立于寻常工具之上，而是玉器、陨铁、刀剑等稀缺工具。今天的私人飞机、豪华游艇，这些器物凸显地位而已，与其它工具相比，实用价值无多大不同，但能极度放大主人的自我。近几千年来，人类的崇拜对像从物件转向思想家、艺术家、政治家、明星、科学家等超级大脑，偶像们虽然也通过超级器物来强化自己的个人形象。随着器物日益廉价、普及，就会回归工具价值。人类从崇拜器物过度到崇拜某种先知，再现了生物演化从硬件演化到认知演化的历程。

从欧亚大草原到广阔的北美洲，萨满一直充当着解释者的角色，器物则是萨满们连接灵界的媒介。萨满眼中，这是一个鬼怪出没的世界，有趣而沉重。人们追随萨满，未必由于无知，更多是群体同步的结果。自初生起，每个人的世界便围绕萨满们的仪轨展开，一次次对超级器物的膜拜就是不断强化的认知植入。在人类社会的大多数阶段，萨满充当祭祀、工程师、头人、法官等多个角色。现实生活与神秘世界连接起来，既安抚人心，也顺应人性。同时，世界的某些钥匙，如气候波动、季节变迁、疾病医药、矿物制程等，大多密不外传。族人需要这些知识，因此依赖萨满，只能笃信萨满的解释。即使是形而上学的解释，由于符合我们预测天性，也很容易被植入心灵。作为类比算法的进化产物，我们倾向于基于既有模式做出敏捷决策，被他人植入的模式信息也自然也成为未来的决策基础。由此，群体中的人类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沿着食物、器物、礼乐、神魔的类比逻辑，我们构建出完整的虚拟世界，同时又将其投射到神奇或宏大的器物中去，完整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每一种秩序，都源于个体、群体之间相互强化的认知循环。

随着超级器物而来的是各种神迹。工匠们用超级器物造出了更宏伟的超级器物。萨满们建造了图腾，石峁，祭坛，其后宫殿、庙宇、丰碑也建立起来。这些物品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用途，将其视为神迹，或某种认知锚点，以讲述更宏大神奇的故事。在文字、书籍出现之前，这些宏伟设施就是认知锚点，人们借此跳转到某种神圣力量，再跳转到神灵颁布的行为准则。当时的人未曾想到，正是认知锚点的逐步建立，祭司或长老将社会秩序及等级观念植入人们的大脑。等级秩序催生了大型社会的建设，中国以礼乐圣贤，西方以神魔鬼怪为线索，人类进入了一个崇尚人造器物的新时代。小到东方的礼器、酒器、乐器，大到西方的神庙、金字塔、方尖碑，美轮美奂的史前遗迹，在短短2000年内，突然迸发出来。

人们从此被器物所蒙蔽，崇尚超级器物，实则崇拜其背后的秩序或权力。今天，横亘欧亚非美多个大陆的巨型庙宇，金字塔，巨石图腾，无不映射着当年数百万人驯服的目光。人们往往折服于器物背后的超级力量，从而驯服于后者主导的秩序。当代超级器物的功能一如镶嵌着黑曜石的上古权杖，其实际意义远低于身份区隔，现代富豪们买下庄园、专机、游艇，未必比清洁工、飞行员或船员使用的时间更多，但前者和后者却共同强化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秩序。

超级器物因其稀缺和昂贵，成就了人类的等级制度，使普通人望之莫及，甚至使他们的孩子们也永无奢望。超级器物成为社会秩序的某种锚点，个人与器物交叉起来，精简为社会角色。今天的人们依然崇拜超级器物，从爱马仕包到棕榈泉豪宅，因为其背后锚定着权力、地位、财富。

伴随超级器物出现的是礼乐与神魔。二者在东西方表现出不同形式，但反映出来的等级秩序并无太大差异。将器物作为礼仪道义或神魔秩序的锚点后，至高无上的权力从天而降，拥有庙堂者从此获得了群体的拥护。少数精英们通过器物强化了礼乐规则和神魔故事，据此操控其他人的思想，有效塑造群体认知。从此以后，多数人被少数人驯化，超级器物成为激发规则、愿景、偶像，从而维护秩序的认知工具。

人类无论个人还是其种群，都是相互塑造的结果，但决定我们主要群体共识的还是少数精英。这个推论看似荒谬，毕竟大多数人智商数偏差不大，同一种族中智商偏离甚至低于10%，在群体智慧面前，再优秀的个人也可忽略不计。但精英们依靠超级器物，以礼乐、神魔为名建立起运行数千年的社会秩序，维持了群体社会的稳定与合作，同时，其家族也攫取了最大份额社会财富。今天的人们很难以智商解释人类阶序，更何况，从历史来看来，几代人以后，酋长、贵族、国王们的智商着实堪忧。以工业革命以前的法国为例，3%的贵族占据90%的财富，如果老百姓没有宗教慰籍，其社会就难以维持。巨大的财富差异，导致欧洲贵族的高调生活，舞会、音乐、宴会、狩猎、城堡、游艇，过剩财富预示着更出众的超级器物。当年一些皇家服饰、箱包，至今仍是顶级奢侈品，说明人类至今依然深陷器物崇拜。

2 牢笼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神话是社会宪章，将社会的组织性正当化，也使社会边界显性化，同时将社会群体而非个人神圣化。但是，口传心授的故事变化太大，无须几代人，就会出现无数版本。当神话被文字固化下来，才能使组织社会稳定迭代。文字描绘的神话为更多世代建立了的组织模板，人们开始自觉维护这些故事构建的世界观，并基于其规划的社会边界而生活。在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5500年前奴隶制就被描述为合乎神意的制度。奴隶社会从此出现在人类文明中，一直延续到数十年前。

农业社会需要大量水利、庙宇、市场等公共设施，因此需要大量苦力，显然，将部族战争中的俘虏用于奴隶，比吃掉、杀死或祭祀更有价值。人类过去数百万年的散居历史中，俯首帖耳被他人奴役并非常态，是最近几千年才出现的新鲜事。田野研究表明，在新不列颠岛的小村落里，大伙儿宁愿载歌载舞地吃掉战俘，也不愿花心思看管他、喂养他。事实上，村子里也没有更多事情需要奴隶劳作。即使规模大些的采集渔猎社会，也没有必要喂养多余的人，因为食物只需要四处游荡，即可随手采集到，俘虏却会迅速逃逸。

系统性的等级制度在部族战争与合并中形成，胜利方的领导人作为最后的审判人和背书人，负责分配和建设公共物品，他们也成为那个时代的守夜人，固化了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促进了更多人前来投奔。从此，部落融合开始了。这个系统有明显进步意义，至少群邦之间的敌对斗争化解，同一阶层内的平权制度代替了天性中的自由，但不同阶层中，则层层向下剥夺权力，奴隶们或贱民成为最低等级。

有意思的是，中东和中美洲不仅各自诞生了农业，也形成了各自形式的奴隶制。或许密集的部族战争与农业劳作的共同作用下，催生了奴隶制。农业社会诞生以后，食物更加丰富了，人民得以生养众多，但是大家族的家务活、庞大的灌溉设施修缮，都不是轻松的差事。同时，农业社会形成的村落中，大量公共物品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祭坛、水井、道路，这些复杂的工作只能靠人力完成。部族战争在人类由群邦走向农业聚落的过程中是家常便饭，失败方的成年男子被杀戮，妇女孩子们被迫参与劳役。当奴隶不够时，以人口掠夺为目的的战争也时有发生。新世界的广阔农田沉浸着数千万黑奴的血汗，他们正是阿拉伯和欧洲奴隶贩子的人口掠夺战的牺牲品。

完善了语言和文字，胜利者的故事传播地更远，盟友们也受故事吸引接踵而至，通过部族联盟对外作战，部落也就迅速扩张。在奴隶们面前，胜利者更需树立族群形象，使自己族群优越性得到彰显，奴隶们则满怀谦卑、俯首帖耳。因此，文字展示了清晰的社会群体模型，开启了第一个系统性的阶层社会。阶层分离成为合乎情理的共识，无论自由人、奴隶还是奴隶主，这样最大限度维持和平，保持社会稳定。生而不平等可算作语言进化的副产物，因果、轮回、命运、神等故事至少不平等的遮羞布，人类深陷语言和文字编织的牢笼中，顺从地分工、分级、分层是现实选择。

建立牢笼也不完全基于奴隶主一己之私。通过阶序划分，大型社区减少了冲突，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社区得以继续扩张。5500年前，苏美尔人将其层级社会扩张为史上第一个国家，并厘清了国家的主要功能：立法和执法。这可算地球上第一个大型群体社会的组织结构模板，其后世界各地出现的各种国家形态，或多或少来自于这些宝贵遗产。

3 法典

最早的法典被认定为苏美尔城邦艾斯南那的国王制定的。国王为食品价格与车辆、船只租金设定了最高价格，目的是使穷人不要受到压迫；当中也有针对人身及财产犯罪的处理方案，也有处理家庭纠纷和主仆关系的条例。其后的历代国王借鉴前人，不断完善自己的法典。

乌尔的国王写到：寡妇不会成为力量的牺牲品，一个只有1枚银币的人不会成为拥有60枚银币的人的牺牲品，乌尔国王还规定“测量和称取重量的时候要诚实”。所有这些不公正的现象，以及其他的罪行，都被新的改革法典禁止。官员再也不能低价强买“不错的毛驴或房屋”， “大人物”再也不能欺压同等级公民，盲人、穷人、寡妇、孤儿的基本权利得以确认，离婚妇女也获得了法律的保护。

公元前2600年的国王乌鲁卡基纳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改革，他写下的长篇大论，被学者们认为是关于人类第一个基于自由、平等、正义的社会改革的宝贵记录。穿越数千年，我们看到了人类第一次将平等、公正作为约束力量，驯服了基因预置的丛林法则，从而为更大范围的人类连接与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在自己的宪法、国歌、课本、法律中不断复述这一法则，正是法律传承着人类文明的基因遗产。

其中最为显著的，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精神和理念就是：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管理维护现存秩序，大众承认现有财富、权力阶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同时也保护弱势人群的基本利益。其中，最重要的是抑制富裕阶级和强力集团，防止任何人以权力、财力、暴力压迫他人。通过行文清晰的律例，国家对违规者以律例施加刑罚，公开解决组织和个人之间出现的矛盾，树立国家权威高于族群、阶级、血脉之上的观念，建立公正稳定的社会，保证社会群体的稳定连接，这也使社会发展，国家持续扩张。

经过数千年的认知塑造，公正、公平与勇气同样，被民众视为国王或领袖们的必备素质。政府则执行后者制定的神圣秩序而献身。东方的君主常被现代西方历史学家视为专制暴君的典型代表：残暴、冷酷、无情，今天很多新移民对欧洲、美国的严刑峻法也持同样看法。但这种形象至少不是当时人民眼中的统治者，他们的君王征伐、建筑神庙、主持宗教祭礼、河渠开凿及维护、开拓道路和颁布法令等等的作为，都践行着这个清晰的准则。即使面对战争，也力图之乱从速，使人民安居乐业。从历史评价来看，无论中东、近东还是东亚的国王们，人民都不是靠战功或财富，而是靠是否“做英明的事”来盖棺定论的。

从苏美尔文明灰烬中走出来的犹太教，将新年作为为期10天的自我评价阶段，反省自己是否做了公正的事情。如同古老王国的神王或者贵族书吏，以神之名管理自己，是犹太人自律而自强的基础。这与西方政治中限制国家权力的目标完全不同，东亚政治在过去数千年里，因水利、庙宇、安全、人口等诸多公共产品的需要，始终寻求一个明智而负责的君主或者官吏系统。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在当今东亚社会中还依旧明显。

当年的国王通过成文法律建立稳定秩序，达成这一共识的步骤往往如下：

尊崇共同的神

尊崇天选之王

尊崇王的法律

信任法律的代言人或执行机构

全社会践行仪轨，对上述社会规则进行终身训练

今天的国家秩序中，民族国家是个绕不开的条款，所以还应加上：珍爱我们共同的血缘、民族、文化。就是用共同历史代替上古的共同神话，共同历史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在更为久远的时代，共同神话代替了共祖认知，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部落宪章。但是国家本身就是共识跨越血缘族群的产物，严格讲，单一族群无法组成适度规模的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可以理解为初级阶段的国家，国家本身就是族群融合的结果，无论以何种方式融合。

人类社会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人们希望更便利的连接，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只有当规模足够，连接的效率才涌现出来。身为横跨全球的联合王国，英帝国数百年来却一直在推销“一族一国”的碎片化国家观。今天依然如此，大英帝国的首相们每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都在鼓励别人的“族群自由”“民族独立”，而不是北爱尔兰，也不是魁北克。英帝国联合不同盟友，瓦解了大部分古典帝国，甚至也包括奥匈帝国、法兰西帝国、土耳其帝国、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伦敦成为古老帝国碎片区域的外置枢纽，连接起古老帝国的所有碎片，英语、英镑则成为连接工具，牛津、剑桥、伦敦大学则成为官员、学者，甚至总统、国王们的训练中心。英国的国策从未改变，今天的目标显然是预防欧洲、斯拉夫语地区、东亚、东非、南美等地区的一体化。

作为2.0版的英帝国，美国接过衣钵后，无论外交、援助、舆论、金融还是对外战争，都延续了英帝国的数百年的思路。当然，美国的清单上，中国成为首选，不仅因为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强劲，更重要的是，数千年来难以崩解的族群融合。与资源丰富、国土辽阔的斯拉夫语地区一样，中国理所应当成为目标。事实上，欧盟也日益表现为某种帝国形态，因此，美英对欧洲内部的离间与分割从未按下暂停键。

中国在美国之后迅速崛起，显然会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其国策中的韬光养晦或许就是这个背景的现实产物。中国这类超国家形态自诞生起，就比松散的部族具有压倒性优势，无论资源、贸易、人才、军力等。过去萨满、祭司、教主才拥有的知识技能，被大规模学校教育植入全体国民，形成标准化的农耕、祭祀、军训等治理流程，有效降低了知识和技能的传播成本。统一的仪轨、乐章和神魔，把血缘不同的游邦凝聚成一个国家，有效减少了部族纷争。考古学结论证实了，在人类群体进入国家化的数千年里，暴力致死的骨骸减少了90%。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除非战争时期，国家的约束何训导改善了不同群体的连接，客观上压制了族群纷争，散布各地的族群开启了贸易、教育、军事训练等合作，因而开启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

早在部族社会，人类就实现了对礼仪、咒语、习俗的解释权集中。国家执掌了超越部族的权力后，民间仪轨被整理为统一的解释体系，推广到全体国民，作为礼仪训导国民。其中某些重要条款进一步被精简为律法，依靠军队强力执行。在过去千年里，在中国的核心地区，接受同步者谓之华夏，边缘各族群被史书称为化外蛮邦。随着中国文化的扩张，中国不断吸收周边民族，华夏文明圈也在分分合合中覆盖了整个东亚。罗马也存在同样情况，蛮族们要么驯服而罗马化，要么迁徙到帝国边界外的不毛之地。从地中海到阿富汗，横跨数各时区的广阔大陆，至今还可以看到罗马士兵和罗马法律的影响。

4 基因的洗礼

史前人们必须不断猎杀动物，它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的，这也造成了演化压力，我们的好战、残暴等本性正是适应严酷环境的结果。强烈的斗争精神使我们战胜猛兽，跨越冰河、沙漠，走出非洲。群体社会出现后，这个趋势被逆转。律法加持的奴隶制对人类基因进行了逆向筛选，淘汰了个性强烈的成员。在国家化的大型社群中，人们更为隐忍，变得更自律，因此顺利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重要原因。

人类MAOA-L基因使我们对他人情绪反应减弱，从而更难以抑制情绪冲动，但同时也更勇敢，更具攻击性。统计研究表明，中国汉族的MAOA-L表达人口占比仅13%，高加索人种54%，而刚脱离采集社会晚期的毛利人为66%。一方面，这是东亚社会长期相互合作的选择压力，造成更具暴力倾向的人逐渐被淘汰。另外，商周的长达千年的奴隶制，秦以后2000多年的礼法教育与严刑峻法，之后朝代更迭，一次次屠尽更具反抗倾向的人。中国西部高原沙漠，北部人口稀少的蒙古草原，因此外来融入人口相对较少，周期性的内部人口清洗的结果，使古老帝国的子民成为世界上最勤勉与温和的民族。

不是所有人都是乌合之众，也不是每个人都容易被操控，我们的多样性社会总是群星闪耀，总有特立独行的人引领新潮流。从农业社会开始，这些特立独行者创造了成文法，驯化了地球上相当多的人口，并使其中某些族群具备了远超生物本能的巨大力量。但是，即使在今天，地球上也存在少量前文明社会。其人民未经百代人以上的成文法训导、约束和教育，即使有少数年轻人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其族群环境也还处于丛林社会后期。这种情况下，他们本能地认为，强势者欺压弱势者是一种荣光，有钱人鄙视穷人是顺理成章的。这才是文明冲突的源头，法制是群体高度同步的结果，而不是前提。5500年前开始的法治建设实验，迄今已有丰硕成果，人类生活在更加和平、相互协作的世界，人均寿命超越启动法治的祖先们2倍以上。这对法治社会以前的人类先祖而言，今天地球上的工业化国家不仅是物资富足的伊甸园，更象是人民软弱、束缚人性的水泥丛林。

但即使在今天的发达国家，原教旨达尔文主义依然具有广泛的拥护者。他们只强调竞争和环境选择，忽略了我们作为人类最独特的价值：紧密连接与分享合作的倾向性。这是我们这个种族认知指数级倍增的基础。就个体而言，自由竞争使胜利者利益最大化。但从群体看来，群体分化后再融合也是计算的过程，体现为群体计算。与过度竞争导致的极化、分化会降低合作意愿，甚至中断群体连接，使我们可贵的认知分享、互换、共识机制彻底瘫痪，我们的群体运算也就。群体隔离对每个人都是有巨大伤害的，一旦外部智慧无法进入自己认知系统，即使聪明的奴隶主也只能依靠个人或小群体的内部智慧，从而失去长期领先的能力。

法治社会是大规模人群保持紧密连接的必然结果，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阶层分化的必然性，缓解了阶层隔离的痛苦，压制了反抗与冲突，使人们在保持着有效连接。在早期戒律的基础上，法制发展了数千年，很多基本的架构至今还被大家遵循。比如，人身伤害、个人财富、继承权、税收义务、兵役制度等等，透过这些基本条款，人们将个人裁量权度让给政府，作为第三方进行管理和裁决。无论哪个阶层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平等权力，虽然事实上难以平等，但群体社会最低限度的连接得以维系。

但毕竟我们已经远离了法治以前的社会形态，今天的人们常常无法理解律法的优势，因为个人自由常被法律所约束。比如，我们被免除了劫掠的自由，杀戮的自由，强制奴役的自由，占有他人物品的自由，但根植于我们每个细胞内的自私、贪婪、恐惧、不安等遗传特征去无时无刻不与之斗争。

征服者的英勇故事在从来就不缺信众。人们依旧因他人的征服而陷于日夜劳作，成为征服者的奴婢。伴随我们群体演化的苦难却被冠以美德，比如忠诚、驯服、奉献。我们美化族群压迫，性别压迫的故事，持续了数千年，反复地认知塑造使人们驯服，理所当然的接受了族群之间的歧视与奴役。

因此，有人说文明社会是被少数征服者操纵的社会。事实上，并非每个征服者都有机会建立国家，大部分征服者只是昙花一现。事实上，也只有少数精英具备自我约束力，也能洞察人类残酷本性和悲伤历史，通过建立律法体系，找到了个人权力与他人权力的最大公约数，并将其植入所有人的大脑，成为人类在基因以外的遗传密码。事实人类虽然易于被征服，被教化，形成群体共识，但绝非乌合之众，而是经过数千年认知改造的驯良动物。从种族角度看，不同群体的人经历过不同环境中，不同人口规模的群体演化，因而有些普遍温良，有些桀骜不驯，有些特立独行。但即使温良的族群中，也不可能每个人都从众而缺乏自知，即使随大流的人，也不会在所有时间成为乌合之众。人类社会群星闪耀，这些特立独行的人不断为我们贡献新知，也不断为我们寻求构建共识的方法。至今的每一个人类个体，正是站在一切精英们的肩上，远古精英和当代精英，他们塑造出今日的世界观。因此，我们不仅仅是当代社会精英们思想操纵的结果，更是持续数千年自我驯化的结果。

5 认知的价值

很多类似蓄奴制、一夫多妻制等法律在当代看来是邪恶的，或者说是历史的悲剧。但在历史的角度，却是进步的，至少有其进步意义的。比如，蓄奴恰好伴随成文法出现，因而被法律固化了奴隶制的合法性，使人类从部族之间相互残杀过渡到自相奴役。制度从历史看来，这是人类有离散家庭，聚居为大型社会的必经之路，虽然充满血泪，却是人类智力之树连接彼此的巨大飞跃。

从过去数百万年的化石研究可以看出，人族的祖先一直在进行残酷的战争，并将俘虏杀害，甚至吃掉。当代丛林或者沙漠中，往往需要数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才能养活一个狩猎采集者家庭。在新几内亚丛林中，蛋白质极度缺乏，人们不仅捕猎蝙蝠等小动物，也猎食敌对部族。因此在过去百万年中，一旦发生领地争夺战，虐杀俘虏、种族灭绝一直是人类生存的必然状态。但随着农业时代的来临，艰苦的水利工程，集约化的种植收割，建设庞大庙宇显然需要异常辛勤的工作。

人类从那时候开始理解他人的劳动价值。但在那个年代到来以前，人类经历了漫长岁月，以适应相互紧密连接。紧密连接使我们开始彼此学习、密切合作，为此，我们从牙牙学语开始，就不间断培养相互迁就，连接他人的能力。紧密连接造就了跨越个体、跨越代际的认知模式库，人类认知能力的倍增自此开始。近十万年来，语言、文字、数字、书籍、互联网、无线通信等工具强化了人们的彼此连接，我们甚至建立了国家形态，以保障人们的连接状态。

种种连接工具和律法条例的逐步普及，使群体间连接方式更加精简、快捷、稳定，群体认知以空前的效率和速度交汇。在相对稳定的国家，群体驯化呈现出明显效果。人们自幼建立换位思考的价值观，因而更在乎他人立场，而不仅仅在乎自身感受。大多数人从小就被训练，以别人的视角探索世界，更包容的群体社会正是基于全社会的共同认知。

从奴隶角度看，基于律法的群体驯化并非好事，只是贪婪的统治者施加给奴隶们的认知作战。但从人类整体而言，却是人类价值观的巨大改变。正因为我们意识到劳动的价值，也意识到合作的价值，于是部族战争后的杀戮转向多种形式的劳役，即使残酷压迫长期存在，但彻底改变了族群分离的现状，通过集体协作，人们共同改变了这个星球的面貌。巨大的建筑、田亩、宫殿、神庙在世界各地被建立起来，人工设施改变了地表的自然状态。当我们逐渐意识到人类体力以外的价值 – 认知的价值，远高于体力劳动。而认知能力只能在自愿的前提下相互传递，难以透过暴力实现时，数千年的奴隶制就开始走向终结。

6 选择的胜利

社会研究表明，利他主义倾向或丛林竞争倾向，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群体初始化时的连接方式。因此，对于同一个人群，如果我们将他们放入一个慷慨社会，他们就会友善地对待彼此；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放入另一个互害社会，他们就可能彼此冷漠和卑劣。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果，人类合作倾向的可塑性，也赋予了社群合作特征的可塑性，选择和改变才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变革力量。我们的社会只要具备持续的可塑性，就可以使社会连接变得更好。因此与其判断某个社会组织邪恶与否，不如去观测其是否具备持续的可塑性。

石墨和钻石都是碳原子组成，可以理解为其原子连接方式不同。碳原子集合呈现出石墨的乌黑柔软或钻石的璀璨坚硬，取决于其原子集合连接形式。人类的社会连接也会使人类社会涌现出不同的特性。即使长期善良的人们，在不那么善意的连接规则中，也可能会做坏事，因为其社会网络的算法会推动他们更急迫地考虑自己的私利。这和他的信念、初衷、道德无关，社会选择压力会迅速改变其立场。

一位在西方接受过精英教育美籍印度朋友告诉我，每当他回到印度的家族庄园生活一段时间后，就理所当然地认可自己的特殊地位：某种意义的上帝选民，是众多奴婢们的庇护者，比如保姆、司机、花工、厨师、佃农。他为后者提供食物、棚屋，乃至配偶与子女。虽然视奴仆们粗鄙、懒散、肮脏，他却强调自己仁慈、大度、宽容，这些美德源于血液中的高尚。朋友长期生活在美国，一个科技驱动的现代社会，一旦浸润于前现代的社会环境中，立场很快就回到了中世纪。

五百年来，认知革命在西方及东亚推动了巨大的社会改良，机器和化石能源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相比而言，朋友奴婢们的集体协作远不及洗衣机、汽车、空调、冰箱便捷。要制造这些现代化工具，需要的却是工程师、技师、设计师，奴婢们的窝棚里很难培养出这些人。西方仅仅用400百多年时间，就远远地把处于半奴隶制的奥斯曼帝国和印度甩在后面，更别说非洲、东南亚和新大陆，处于更早期社会形态的族群。更多人的认知解放，意味着全社会知识和技能的来源增加了，超过了奴隶们体力劳动的价值。这成为人类智慧的独特之处，与其它人科动物相比，我们更好学、更灵巧、更慷慨，最重要的是更友善，使人类完全区别于被驯养和食用的动物。

将人类畜养为奴隶是基于个人需求，却是对整个人类基因的逆向选择。奴隶主往往选择强壮、驯服、灵活的奴隶，而充分消灭了独立、反叛、果敢的个体。后三点恰好是具备创造力的特征，消灭了这些人的基因，就降低了人类进步所需要的开放性。漫长的奴隶制时期，奴隶主们从基因层面实施了对其所在种群的人工筛选，数百个代际的人生而为奴。不仅在基因层面，文化和思想层面，人类也一直试图为奴隶制的合理性辩解。正如印度女性为包办婚姻合理性的辩解：“爱情始于绝对的认同，而认同则始于突破心灵和头脑中的障碍。障碍消除后，快乐、满足和宁静的感觉就都会涌出来。”正因为我们如此容易得到满足，人类的阶层制度合理性也因“绝对认同”而建立起来，阶层制度始于对主人、族群、种姓、阶级、国家的绝对认同。

即使今天，我们谈论起印度种姓制度的崛起和延续，会承认其根基在于历代人民对阶层制度的广泛认同。当然，这个前提显然是：千年来，征服者从开伯尔山口南下，每次部族战争中，的压倒性胜利。长期的残酷战争与奴役消弭了抵抗，清除了抵抗基因，使被奴役种族接受其悲惨命运，如同北非、中东、印尼的残存的家庭奴隶制一样。这些当代人类试图掩盖的长期事实，阐示了同步性造成数千年悲剧，竟然被号称聪明而仁慈的人类接受上千年，乃至于至今，全球各地仍然有数亿人以命运或上帝之名，欣然接受这种制度安排，终其一生甘心为奴。

其实，并非上述地区，等级制度悲剧般的影响力在当今世界广泛存在。欧洲的难民危机，美国的BLM运动都折射出等级制度冲击现代性的余波。教育的广泛普及使更多人意识到等级制度并非生理差距，而是我们大脑中被植入的幻境，是长期社会教育的结果。每个人都能看出，人类的社会选择代替自然选择后，少数精英推动的社会驯化对某些个性化基因进行了淘汰循环，不仅仅桀骜不驯的人，所有难以被大众同步的人都成为淘汰目标。经过一代代社会选择，后者被社会进化的筛子过滤掉了。阶层分化造就了最初的大型社会，建造了遍布世界的金字塔，但也严重阻碍了文明的持续发展。

曾经有朋友说，当奴隶有啥不好，父母也是孩子的奴隶。是的，严格讲，生物的躯体就是基因组的奴隶。为了复制基因组，我们贪婪、冲动、残忍、算计，而且日夜操劳。一旦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陷入麻木不仁，混吃混喝。幸运的是，我们所宣称的文明，早已使我们不再局限于仅仅作为基因组的载体，而开始探索更多的可能。人们约会、歌唱、读书、开车、驾机翱翔、网上冲浪、聚会，不再仅仅为基因组复制而操劳。我们这个物种已超越基因预设的生存路径，从环境塑造的动物，演化为自我塑造、群体塑造的人。当我们的演化呈现出群体相互塑造的明显特征后，就通过大范围累积技术，包括连接彼此的技能，与其他人属物种迅速拉开差距。

作为一个独特物种，我们一直通过塑造他人来改变未来。重要的是，每一次选择，都会影响着我们的未来。通过相互学习，每一代人都能跳出基因桎梏，具备足够的外部智慧。今天，当自我认知与宏伟的历史认知交汇，人类就拥有了反思自我的能力，意识到我们作为基因奴隶、他人奴隶的漫长历史。坦率来说，这些基因难以根除，但我们过去的选择最终解放了几乎所有人，更多人有机会影响未来。

正如制度化的阶层隔离，被他人恶意同步一直是文明进程的副产品。早期奴隶来自部族战争、外族依附，后期，人类社会组织更复杂，社会冲突更多样化，宗教战争、破产的同族也可以卖身为奴。无论异族还是同族，奴役及反抗使我们同根相煎，人类独特的连接潜力在警惕与对抗中消磨。早在唐代，中国人就曾经记录了非洲索马里人的奴隶制度，“索马里奥罗莫人抓捕同部族的人，以数倍的价格卖给外国人”。这个制度在奥斯曼帝走向巅峰，在帝国向欧亚扩展时期，无数俘虏进入奴隶市场。新世界的航线成熟以后，阿拉伯人奴隶猎手在非洲掠夺黑奴，与欧洲奴隶贩子一起，毁灭了数百万部族。其中，数千万身强体壮者被劫持到新世界，还有数千万人死于劫掠战争及旅途。不仅黑人被掳掠为奴，布里斯托也开展白人奴隶贸易 – 契约奴为名义的奴隶刚开始是走投无路的穷人，1680年时，北美新增的1万契约白奴中大部分是拐卖、绑架的爱尔兰人。另外还有战争中俘虏、劫掠的白人奴隶，仅在1641年，30万反英爱尔兰人被俘为奴。契约奴虽然和其它黑奴一样遭受虐待，但不同是契约结束可恢复自由。这也导致主人更残酷的压榨，白奴的反抗也更加激烈。

无论种族，奴隶贩子希望得到更驯良的俘虏。吉尔吉斯人温顺、聪明，身材匀称，是昂贵的代言词，斯拉夫人则勇武有力，难以驯服，又人口众多，因此价格低廉价。1635年后，北美殖民者为了开发肥沃的新世界，与阿拉伯人通力合作，从全球搜罗奴隶。杰弗逊曾经谴责英王参与的奴隶贸易，但他《独立宣言》的签字人，几乎都是奴隶主。美国宪法一度将奴隶被视为半人半财产，奴隶制成为其国家体制。这种历史倒退的确发生了，不仅奴役异族，也奴役同胞、同种族不同阶层，甚至通过暴力奴役所侵害的人。一直到1835年，新世界的诸多国家，几乎都在奴隶制中呱呱坠地，这是人类群体演化的历史中最荒诞的一幕。历史虽然残酷，但并不可耻，除了刀剑，我们一直利用荒诞的语言和文字驯化自己同胞，使之甘于被压榨，这是人类的一贯恶行。当少数人的恶行被群体恣意放大，谎言就能合法地持续下去，正如很多国家一样，即使奴隶制、种族隔离或种姓制度在法律上被禁止，也会以教义或习俗的形态长期存续。如同数千年前的奴隶制度一样，新世界的开发伴随着奴隶制的复苏，特别是南北美洲，丰饶的原野被开发成地球上前所未见的巨型种植园，数万计船只满载金银皮草和粮食驶向宗主国，回程则满载着绝望的奴隶。

直到威廉·威尔伯福斯和扎卡里·麦考利让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让“奴隶交易”变成一种非法行为，从此西方世界内部开始去奴隶化进程。到1830年，位于阿尔及尔的土耳其和阿拉伯海盗的大本营被欧洲海军摧毁，系统性地黑奴掳掠停止了。1840年后，从法律意义上，英国所有的殖民地都不存在合法奴隶了，英国率先意识到人类认知能力的重要性，解放奴隶，才能打开所有人的认知潜能。

但为巩固前殖民地的被殖民实质，长期作为低成本原料、人才、资金来源，在宗主国的支持下，奴隶制、种姓制度等社会组织形态作为合法社会制度，一直被很多殖民地当局保留到当代。今天的奴隶制与过去最大区别在于，今天的奴役是不同国家之间基于经济、政治、金融、资源的等级制度，通过上述环节，某些发达国家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地国家大多数人的系统性盘剥。

当然，邪恶目标通常披着正义的外衣：比如：保护文化多样性，尊重殖民地人民自决权，或者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自由等等，其结果无非使当地人民保持族群孤立，继续中世纪的认知模式，维持中世纪的生活方式。英帝国时代，除了对处于采集狩猎阶段且人口稀少的北美、澳洲，实行大规模种族灭绝外，殖民统治者对人口众多的殖民地推行的不同化政策，成功拉拢了当地领主们，并与精英们共建分赃体系。我的喀麦隆朋友就曾经嘲笑说，他们的总统或许是瑞士派驻的，因为他一家人常年居住在欧洲，尤其是瑞士。几百年来，欠发达国家精英们一直这样，参与宗主国灌粉殖民地的活动，并将家人与分肥转移到发达国家，成功完成了资本合人才回归，能够有效统治族群纷争的殖民地，的确可以算精英。但是，发达国家倡导的自由却是单向的，他们只鼓励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品、精英自由移动到发达国家，却拒绝该地区普通民众进入边界。

到上世纪末，全球90%的人生活在欠发达国家，当他们的生产资源、科学技术、信息渠道被跨国公司全面控制以后，自由经济学就寿终正寝了。欠发达国家普通人失去选项，只能贩卖自己，或在自己国家贩卖劳役、服务，基于国界的奴役看似更体面，看似合理合法，本质仍然是奴隶制的残余，不过是更加含蓄，也更加巧妙。富国穷国以国界划分，可以算作现代西方社会富人穷人分区居住的扩大版，公共产品丰富与匮乏是社区自己的责任，人们无视路有冻死骨就不足为奇。数百年来，欧洲殖民国家通过武力征服了美洲、澳洲、印度、东南亚、非洲，获得了极大资源空间后，开始实施单向的人员流动自由。如果没有新世界的滋养，今天的发达国家不仅不具备吸收资金本、人才的条件，甚至不得不向外移民，以缓解自身人口压力，也就难以获得人才优势。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反而发展缓慢，远不如未被殖民的中国、日本，因其社会架构本质上还停留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的族群纷争状态。

例如，英联邦的毛里塔利亚1981年才从法律上废除奴隶制，至今还有10-20%人口为奴隶。沙特、苏丹及某些北非伊斯兰教国家至今在保留了宫庭、领主、官吏、地主的家庭奴隶制。有些殖民地当局有数千年蓄奴的传统，英帝国与阿拉伯苏丹、南亚邦主们、非洲酋长们合作发大财的做派，共同压制了殖民地人民的觉醒与反抗，反而变相鼓励了奴隶制的延续，蓄奴制度甚至被枪炮和快船工业化了。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在日不落帝国时期到达巅峰，数千万非洲人被猎捕，运往全球各地，在矿山、工地、甘蔗、棉花、咖啡种植园辛勤劳作。奴隶制的病毒也顺着帝国的精英网络反噬了宗主国，渗入这些商业帝国主义国家的血液，将奴隶制的快感和黑暗一起传递到今天的文明社会。

英国社会研究慈善组织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调查表明，号称发达经济体的欧盟也因其殖民历史被奴隶制所反噬。比如，今天的英国，至少有5000名儿童被用于性奴隶。BBC估计，自 2012 年来，英国境内的奴隶人数上升了三倍。在伦敦则有数千名奴隶在上层英国人家里工作，没有收入，不能外出。她们的来源多半为苏丹等前英殖民地国家，那里有数万计的幼童沦为奴隶。如果根据反奴隶制网站“end slavery now”对奴隶制的定义，强迫卖淫、童工、强制婚姻都算奴隶制的形式，则在全球范围规模依然庞大，包括美国在内，以信徒形式和童婚形式的奴隶，估算为千万以上。作为人类的古老传统之一，奴隶制一直根植内心，我们崇拜王子公主，鄙视奴婢下人，从文学到教材，残酷的制度以浪漫的形态潜伏在每个人内心之中。

印度被成为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却恰好也是奴隶制度残存最久的大型国家，其低种姓人口的社会地位和人身依附关系也类似奴隶制。曾经有外国人在印度看上一个漂亮的大宅子，准备买下，就指着庭院角落的窝棚问主人，为何宫殿里有这个破烂？主人说：这窝棚是世居于此的仆人一家，买房子后，这一家人就随宅附送。

作为一个制度，奴隶制的核心逻辑，不仅仅奴隶主认可奴隶制，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奴隶被人身从属制度与秩序的观念同步（这个表述类似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提出的要求），世代认同奴隶制，因而放弃了反抗。人类的同步行为并未消除我们的全部兽性，胜利者更可能激发兽性，还将其隐藏在长期塑造的宏大叙事中。这些故事日积月累，仪式经年累月，终有一天，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达成同步。被奴役的种群自我认同，甘愿献身，在危机关头，甚至勇于团结在奴隶主周围，为其战斗至死。

正是这个制度性奴役历史，给今天的美国，以及全世界发达国家埋下了隐患。在上述国家，随着人口结构改变，奴隶及其来源国人口占比越来越大，而历史的伤痛常常导致动乱发生。2020年，一个有过多次犯罪前科黑人被过度执法致死，因而引起全球性的示威和暴动，导致数百人死伤，无数房屋、汽车被劫掠烧毁。我们反思历史的伤痕时，一定要警醒未来，而无需揭开伤疤，使社会再次伤害。前文我们探讨过，建设一个更加理想社会，其根本前题是：基于我们来之不易的社会连接，而非退回到无政府的狩猎群邦状态。当然，某些超级机构乐意看到其它国家退回到这个状态，最好能作为巨大的自然保护公园或者低廉的矿场而存在。

但是，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希望保持其优越性，因此他们有动力、也有失落装饰其制度优越性。借用脱口秀天才崔娃的话：奴隶制度如同其孪生兄弟种族隔离制度一样，其天才之处在于，它能说服绝大多数人相互敌对，因而无法团结起来，结果层层屈服于最高层奴隶主。把人分成不同的群组，用阶层分离制造相互仇恨，甚至以部落、国家为名义制造奴隶们之间的仇恨。这样少数人就可以轻松控制他们全部，整件事就这么简单。

但是，除了奴隶反抗外，奴役造成了严重社会割裂，交流的渴望被奴役的恐惧所取代，因此社会链接被人为降低。作为人类的真正资源，奴隶们的智力创新无法在极端被无视和被压迫中得到发挥，而阶层分化使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知识、文化持续割裂。同时，奴隶制使同样基因的人类形成不同等级，这条分界线加剧了陌生人的敌意，也阻碍了创新思想的传播。我们自己建立的语言和文字殿堂，在这个阶段成为半数以上人类的牢狱，人类在奴隶制中反复循环，建设、破坏中挣扎了数千年。

因此，如同其它的分层社会，奴隶制国家由于理所当然的一致性，而往往长期停滞。历史上奴隶制国家除非在扩张初期，否则不具备持续开放性，哪怕因外族入侵被迫开放，往往都随着稳定的回归而陷于长期停顿。随着螺旋式的制度固化，人和人的相互警惕甚至敌意使他们显示出对异族的仇恨与敌视。今天，互联网使人类建立了通达全球的新种群，从龙猫爱好者到圣战者组织。通过网络，人们跨越国家、城市被相互强化同步，各族群内卷化更加明显。事实证明，一个社会，只需要封锁外界信息数年，持续内卷化就会出现。人们倾向于和群内他人同步，如果外界没有新的思想输入，人们自然会深陷于过去的选择中，越来越极端化。

7 制度性优化

同样的社会研究表明，对于群体的合作性来说，过多的紧密连接或短期连接都非全局最优解。事实上，我们需要在整体信息丰富度及传播效率中找到平衡。如果人们之间连接关系的刚性过高，或者枢纽过于强大，人们就会失去自我驱动力，创新动力会消退，连接意愿也会下降。例如，子女配偶会视亲人的奉献为心安理得地享受，却不愿意同等贡献，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上文的印度大地主身上。不公平感的加剧会使群体分化，无论受歧视者变得粗鄙自私，对抗外界对自己的“压榨”，双方的合作意愿因此而大打折扣。在另一个极端情况下，如果人们之间连接关系的变化太过频繁，就会缺少稳定而紧密的连接，由此造成的冷漠环境使个人丧失合作意愿。同样道理，作为生物，我们潜意识中深受生物算法的影响，更在乎当下效用动机的满足，导致收益计算偏向短期利益。事实上，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难以从短期连接中获得足够收益。与我们的本能动机恰好相反，制度推动的长期连接，与阶层、血缘、友谊推动的紧密连接呈现出极为长期的效用，这也是大型群体社会得以稳定的主要因素。

历史上，每一次暴力革命，人类都会经历这种不合作阶段，直到社会再次安稳，社会连接得以修复与重建。事实证明，人们拥有的社会连接关系越多，就越有动力进行合作，因此连接修复是一个正向递增的过程。当代的超级城市可被视为这样的连接中继器，能够帮助数百万人快速建立短期连接，再快速终止，最终也能存留更多长期连接。后者催生了规模惊人的社群 – 公司、政府、公益组织、教会、学校。互联网放大了我们的超级城市，使全球成为巨大的快速连接实验室，人们在全世界范围形成快速连接，但也同样速度失去连接。这个实验的结果还未被深入研究，但人们已经可以预见到我们社会结构即将出现的深远变革。

相对温和宽容的社会中，离经叛道者一定程度会被谅解、接纳，其中的天才更容易被大家同步连接。因天才们的多样性贡献，该社会可能产生认知飞跃，天才们也因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得到庇护。反之，在严密的等级制度社会，天才们很难被赋予足够的想象空间。金字塔的底部是庞大的奴隶或者贱民，被迫挣扎于生存线，的确有官吏因此而成为悠闲的学者，但大多数社会智力资源被压制住了。奴隶主仅仅把奴隶身体视作财产。而作为人类的独特能力，大多数人潜在的智力、创造力、连接能力被制度性地忽视了。社会运转极度依赖一小撮精英作为连接枢纽，也完全依赖精英们的为数有限的内部创新。而精英们在一代人以后，也被日益增加的规则所约束，懒于关注世界，失去创新的能力。奴隶制曾经引领人类数千年，其后在各领域变革却大幅度停滞了。

严格讲，公元前221年的中国秦帝国是地球上第一个制度性地结束奴隶制的国家。秦用中央帝国的系统性官吏制度，取代各诸侯及其贵族们对民众的人身所有权。从此，人民只需效忠国家，抑或其代言人天子。任何人都应该领受天命，协助国家一统天下，而不再效忠自己的领主，更别说自己家庭。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步，从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响彻中国。平等主义的世界观使中国人难以构建极端分化的社会，每当土地兼并严重、财富分配失衡的时候，皇帝就会失去合法性，政权更迭重组，社会也因此崩溃。数百年后，中国顺利走向唐宋盛世，和人性的释放有极大的关系。

秦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奴、婢之类奴隶制的残余依然小范围存续，但数量微乎其微，远非罗马帝国的人口占比大于30%的规模可比。和其它地区一样，中国历代多数新增奴婢来自罪犯、战俘，多数为官宦富户的家庭仆役，卖身为奴在民间被视为极其可耻的事情。早已大一统的中国，其边乱和战事远不如同期的地中海地区频繁，因此战俘来源不足，外族奴隶数量极少。所以，偶有碧眼奴、昆仑奴出现，是要进史书的。当然，中国人这种效忠中央政府的心态，也源于灾荒时期各级政府干预义务，历史上水利、救灾、赈灾、平乱、治安一直是政府责任。反之，一旦国家经济被应对不及时，因灾害造成流民四溢，导致社会秩序崩塌，进而王朝更迭。这也使中国历史上沿用了统一治理的社会救助模式，与长期依赖教区、宗族、社团的诸多国家区别明显。

8 群体的步伐

当语言、文字、法律成为人类外置的基因库之后，开始改变人类及人类群体的连接模式。而这种改变甚至影响了我们的基因。作为群体社会，我们强制赋予了每个人极多的外在约束条件，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自我效用，甚至有悖于我们的本能。因此我们从小开始，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刷题，试图植入这些外置约束条件。特别是律法治理时代开始以后，人们在更大的社会中被律法所驱动，朝着群体演进的宏伟目标进行群体迁徙。从此，个人不再有纯粹自我的效用动机，也不再有真正意义的个人自由，但作为一个种群，我们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当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covid-19正在全球肆虐，而中国在全民宅家近一月多后已经恢复正常。从官员到乡村民众，所有人闭门不出，街道空无一人。国际社会对此颇有微词，而绝大多少中国人除了在自媒体自嘲外，居然异口同声严厉指责违规者。8个月后，在全球感染2000万，美国突破700万之际，中国国内连续数月没有内源感染。看着全球感染数量10倍、20倍、终将千倍于中国的时候，证实了一个长期的观点：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而是一群被相似律法及共识同步千年的人。

更为早期的中国历史中，通过乡举、里选进行贤士推荐，以骑射为主要考核标准，层层上报至国王。汉朝以后，皇帝诏令各级大臣举贤，形成孝廉体制，分品德与才能推荐贤能正直者，集中策问考试。到了南朝时期，梁武帝设五经馆，终止了贵族垄断的举荐制度，使寒门士子从此皆有当官的机会。从此，中国社会的贵族与百姓在精神上形成合流，具备考试能力者成为每个人仰慕的对象。历经2300年层层政令，中央政府日益扩张，把庞大疆域的分散部落同步成相互认同的群体。透过相对平等的科举制度，中国人超越了贵族的血缘约束，形成了渗透至村、镇、城市的国家向心力。人民期待通过学而优则士，成为中央政府在各地的代言人 – 这些人构建中国社会的骨干网络。

许倬云曾经对中国社会的评价如下：社区或者乡村被中央政府编织为一张网。这个网络两端是基层的社区、乡村和最高层的权力中枢，网络在中间起到衔接作用，经济、社会、资讯以及各种资源，可见的网络是大的道路（其实还有运河、水渠、河道），不可见的网络是官员、人才、信息的流转，把整个国家编织在一起，形成大一统的国家。许倬云没有提到的是法律，法律不仅是官员、民众行为的硬约束，也塑造了官员及人民，因此人与人的连接可预期，大型社会得以稳定存续。

而决定了帝国网络的稳定性、容错性、扩展性的，恰好是形成枢纽节点的知识阶层。历史上，他们被描述为隐忍而坚强的人，往往要经历十年寒窗苦，类似今天中国中小学的刷分能手们。他们的努力，使中国的文化得以延续，历史知识、道德准则、行政制度等知识也在此高度汇聚。在中央政府不懈地训导2000年后，他们依然是中国社会网络的重要枢纽。如同数千年前两河流域的书吏阶层，中国建立了深入到街道、乡村的各级行政枢纽，提供了充足的公共产品。在瘟疫来临的危机时刻，丰富的公共资源，有助于中央政府的防疫措施迅速传递到每个国民，推动全民动员。

教育平权的理想鼓励了中国人数千年，但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依然基于个人自由的借口，顺理成章地实现了阶层、种族彻底分化。经过数代人积累，精英们掌握的知识与财富，已远非底层所能理解。一旦平权的考试制被举荐制所代替，底层孩子们很难有机会实现阶层流动。当然，社会共识的减弱，是社会走向长期冲突的开端。实际上，既有体制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和病毒的双重危机来临时，热衷于冒险的领导人却不断激起各方争斗，加剧社会分裂，使每个人不惜为自己的价值而战斗。分化是可以无限持续的，从国家分裂为种族、宗教派别，或者继续分裂为部落、家族、意识形态，还可以无限细分到个人，甚至个人也有多重人格。Divergence是美好的褒义词，但无限细分的人类群体是巨大风险，随着巨大鸿沟的产生，包容社会终归会解体，社会冲突往往由此产生。2000多年前的罗马共和国，只是族群隔离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总人口10%的人拥有投票权。有趣的是，今天，地球大约10%的人生活在发达国家中，90%的人被隔离于他们，前者不仅享受全球大部分自然资源和后者的劳工服务，还用实力和地位制定国际秩序，甚至暗中决定各国经济、政治领袖。罗马的精英民主秩序在早期扩张时很有效，将权力多元化限定于极小范围中，保证了军政效率，执政官不断通过军事扩张获得领地、贸易、战利品，因此收获了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支持。但帝国扩张后期，阶层分化极其严重，10%的人中战利品却不足，不仅难以激发剩余90%人，分享权力的10%也心怀不满。当大多数人认为自己被排除在文明之外时，族群对立就爆发出来。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意味着基督教在西欧南欧具有了类似中国天子的号召力，奴隶们开始效忠于上帝，而非其主人。正如人类其它关系一样，一旦被另外的故事同步，我们就开始建立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基督教迅速驯化了欧洲，但其天堂理想未必有足够号召力，远不如周期性布道的同步能力强大。人们在奇幻故事，同唱圣歌，以及共同的仪式中找到了彼此的归属。从十万年前稀树草原篝火边伴随多重哼唱起舞的猎人，到温网比赛观众席持续的人浪，人类一次次证明：我们和拼命追随鱼龙卷风的沙丁鱼一样，最大的特征是被他人的精简模式所同步，因此我们相信更多的人才能做出了更正确的选择，遵循这个原则是最高安全标准。今天的全民选举制度恰好隐射了同步倾向，即使我们知道多数人的选择未必是理性的。从历史上各种神创论到地心说、日心说、地平说，从喝消毒液到喝牛尿预防covid-19，事实证明往往多数人的判断反而是错误的。因此，我个人认为，并非一切人类事务都适用于投票解决，比如，复杂诉讼、科学争论、情感冲突、宗教辩论等等，复杂事件或复杂的科学问题，并非随机抽签的陪审员能够基于理性理解的。即使为了显示表面的公平而不得不投票，专业素质也应该是投票的基础。

当然，聚合为群体是我们这个文明得以延续与发展的基础，每个人都担心被歧视性对待，公平机制是群体保持聚合的基础。长期来看，不平等会对群体产生了腐蚀性。但短期并非如此。显著影响群体聚合的因素是不平等的可见度，既显性财富或特权的可见度。当人们真的能看到他人拥有多少财富时，群体的凝聚力就会受到破坏，从而使人们合作意愿降低、也不再友善，最终不能同甘共苦，无法推进共同福利。

考古实践表明，平等的社会未必富裕、先进，甚至和平的。但消除可见的不平等，却是必须的，是社会稳定，族群融合根基，也是法制推进的前体。早期，历史上众多族群要求自己的成员身着民族服装，既区别于临近的部族，更消除了个体差异。残存的集体主义乌托邦也往往规定简单、统一的服装，很多国家对中小学也要求统一服装，就是希望以此消除可见的财富差距和身份地位差异，从而促进合作和友谊。有过家庭教会聚会经历的人，很难忘记同伴们互诉心路的瞬间，在相互的感召下，最终相信群体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正是这种相互感召、监督与复制，使每个人都被植入了相似的规则，共识远比刀剑和枪炮更具长远约束力，是人类社会的法制基础。

9 崩溃与新生

地球历史上冰期与温暖期周期性交替。促进其后更替的原因很多，氧气、板块碰撞及火山爆发、太阳、天体撞击都有可能改变气候。大型硬质天体撞击激起漫天尘埃，数月内遮蔽阳光，地表温度明显下降。火山通常由地壳板块运动引发，但地壳碰撞不仅仅会制造火山口，也制造出横贯大陆及海底的山脉。海底山脉影响了海洋环流，从而影响极地与赤道地区的海洋、大气温度。陆地上的高山则改变了大气环流，引发冰川、降水、风暴，也在大陆中某些地区制造沙漠。

太阳对地球气候的影响非常大。其表面耀斑和黑子分布变化呈现出6种明显周期的叠加，其中对气候影响明显的周期如下：

11年周期：黑子数量呈钟型曲线，由少到多再回归初值

22年周期：每次黑子分布变化周期，就是太阳磁场扭转的过程，2个11年周期后，磁场回到原来状态。

2300年周期：太阳轨道及自转角速度变化周期。不仅影响到地表光辐射的强度，也影响地球磁场。

大气成分也使大气温度呈现周期性变化，其中生物和地址作用都是影响周期的因素。

首先是植物主导的周期。自从蓝藻等依赖叶绿素的自养生物出现后，二氧化碳和水在光合作用下被装配为糖类，同时释放出大量氧气。每当大气中氧气充裕，意味着二氧化碳被大量吸收，甲烷等碳氢气体则因氧气而减少，温室气体减少后气候迅速转冷。因而地球进入冰期，地面反射增大，进一步变冷，植物大量死亡后被氧化，光合作用减少，因此氧气减少，二氧化碳再次增加。当植物登陆后，植物数量大增，为大气增加了变量。

动物出现后，氧循环又增加了新变量。早期单细胞动物和软体动物消耗氧气，但后生动物的外壳、内骨骼和外骨骼源自二氧化碳和钙，动物死亡后，遗骸深埋大地。当贝类软体动物出现后，更多二氧化碳被固化，大气中氧气占比进一步增加，珊瑚、贝壳形成了地壳表面最早的石灰岩，稍后演化出来的外骨骼动物、脊索动物也是岩石中碳酸钙的来源。生物演化出崭新的新陈代谢模式，生物与大气互动造成了大气及温度的巨大波动。

地球和月球也是气候变化的间接力量。月球潮汐不仅影响了大气和水的环流，也和地球轴向偏转的叠加，加剧了地壳的应力变化，当地幔柱升起、板块碰撞时，引发火山喷发，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随之增加。如果恰逢适宜该氧环境及温度的植物演化出来，氧气也就随植物繁盛而增加，新的气候循环再次开启。

氧循环一直在地球上重复。最近的气候变化，出现在250万年前，超级冰川毁掉了东非的森林，人类祖先不得不适应稀树草原的生活。13万前，6万年前，4万年前的几次冰期，人族祖先一直被气候泵驱动，一次次离开熟悉的环境，向新世界扩散。幸运的是，上述几次气候变迁中，智人语言突飞猛进，语言促进了族群同步，同步能力与语言相互推动，个人技能与群体协作同步增长，其适应性超越了体格更强壮、脑容量更高、抗寒能力更强的尼安德特人。

或许正是4万年突发冰期，驱动人类的工具变革。值得一提的的是，更为先进的打制细石叶正是在这次冰期后广泛出现的。细石叶多为精细打制的石器镶嵌到骨柄、木柄的复合工具，出于相互耦合需要，对器形细节要求更高。这类工具出现于3.5万年前，可以看作人类的工具组合能力，即在森林、灌木、火山、河滩等不同自然环境中发现，并制造了多种人造工具，并将其进行了有效组合。比如绳索、棍棒和尖状器组合为茅，绳索、棍棒和砍砸器组合为斧，毛皮、股骨和砍砸器也可组合为斧，骨针和竹筒可以组合为飞镖，绳索和带孔石壁、石球则可以做成飞索石。今天的人制作普通打制石器，也需要反复练习，而批量生产上述复合工具远比打制一个砍砸器更困难，需要有长期计划，也需要反复训练，以使多个工序之间相互衔接。选择和加工石料、树枝、树皮，以及绳索、石器、棍棒的反复匹配，既是对人类计划性、耐心、恒心的考验，也是族人之间鼓励、引导与传承的结果。

在12000年前，冰川融化，欧亚大陆开始欣欣向荣。经历了最后考验的人类存活下来。也许从冰川打磨过的漂砾中获得了灵感；也许在数千年的冰期，打磨石器是穴居祖先们唯一可干的事；无论怎样，冰期中，人类被分割在小片聚居区，严酷的环境压力迫使他们形成紧密协作的社会，独立发展出各自的狩猎、采集技能。可以设想的是，在冰川融化后，穴居人类沿着冰川融水奔向各地，也迅速将磨制石器的技术带到新世界。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在功能上区别并不大，但对人类而言却有极大区别。对于前者，往往够用就好，人们可以快速制作一枚燧石小刀。而磨制石器需要数十倍于“够用”石器的加工时间，不仅是复杂技能、长远计划和预测能力的体现，也说明随着人类获取食物的能力增强，有更多改善器物的闲暇时光。同时，从技术层面，也说明人们开始相互传授复杂技巧，怎样用数日磨制一片石刀，而不是快完工时折断它，需要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巧。

人类学家兰迪．哈斯在秘鲁南部发现了一位石器时代晚期的女猎人墓葬，陪葬着２４种用途迥异的石器，包括石制箭头、茅尖、尖石弹、刮刀，燧石、刀片、石斧、剃骨刀等等。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猎人，仅有勇气和体能是不够的，还得先利其器，正因为器物的专业化、多样化，人类突破了冰川、高山、大海、丛林，走进了新世界的猎场。事实上，在精致的磨制石器出现的同一时期，各种前所未见的器物都爆发出来，包括黄金或陨铁打造的器物。其后，人类制造陶器的历史或许远早于考古证据，因为篝火与湿泥是自然界中常见的。只是早期陶器胎质疏松，遇水易解体，很难留下考古遗迹。高温并非优质陶器的唯一因素，合适的泥胚、石英沙砾以及二者配比，也是重要因素。学习这些技能，不仅要试错，更需要从前辈传承。不同于肢体动作示范，通过语言，我们用标准化、模块化的方式进行技能信息传递，其准确性、效率也极大提高，因此人类积累新技能的速度空前提高了。

在14000多年前，中国出现了陶器。到11000年前，该技术已经普遍出现在中国多个地区。陶器制造与后期的规模化农业使人类具备了工业化改造自然的动机。最近一万年，人类无节制地冶炼造物与纵火开荒造成了大气持续升温，客观上推迟了下一次冰期的到来。生命演化初期，个体演化一直呈现出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为当初的生命卑微，对环境影响有限。人类个体看似聪慧，认知能力也是极为有限的，仅靠自己的能力进行直接学习并不现实，不仅挫折不断，而且也耗时巨大，充满风险。当然，人类演化出强大的社会性，我们的认知不再局限于自己地过往经验，反而更多地依赖从他人，从他人地历史中学习，也充分信任他人的知识，从而减少了绝大多数试错风险。与他人紧密连接，认知信息的继承与流动改变了我们命运。

人类和现场自然物种一样，是幸存者的子孙，它们共同改造着生态圈，大多数不幸物种彻底消失在历史中，少数失败者成为地壳中的骨骸。但人类生活在群体社会，我们的决策还充斥着群体盲目性。我们追随他人，从父母到领袖，从教宗到明星，个体的偶然决策很可能成为大家的群体决策。今天的化石能源文明由发达国家发起，全世界紧随其后。资源消耗的竞赛加剧了氧气消耗。气候泵会因二氧化碳异常增多而发威吗？现存的气候体系孕育了我们，也使我们对现有气候产生适应偏好和生存依赖，我们的生产与生活都围绕这些偏好而构建，因此不能忘记，气候变迁的危机也曾反复降临，即使最近千年也如此。

1100年前的小冰期带给地球的不仅仅是干旱，而是无尽的战乱以及蒙古人的战争体系。西伯利亚的蒙古部落因寒冷干燥而南下西进，劫掠本已处于灾害中的文明帝国们。这次冰期和草原帝国的夹击持续了200多年，终于使中华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开始崩溃。

专注地思考问题或者阅读时，人脑需要消耗身体20%以上的能量。维持广大的帝国，也需要消耗巨大的行政成本，同时可能创生出更多繁文缛节。反观我们大脑，多层精简机制提供简洁的认知指南，基于效用动机，通过学习或试错积累的精简认知，以应对未来。人类社会组织中，法条及细则也随着国家存续而逐年堆积得更高。随着管束越来越细密，以个人的有限内存，很难在实际生活中时刻基于如此多的细则调节自己行为。因而，作为法规的解释或协助理解者 – 律师、法官的工作量剧增。在今天的美国，这类成本已经超过权社会GDP的6%，且还在继续上升，但实际法制效果却在下降。今天，臃肿而迟缓的程序已经沦为程序正义的遮羞布，而脱离了结果正义的效用目标。持续堆积的判例将司法成本提高到GDP的6%，也成功地把维护正义的责任推给了民众，而公民们要么视陪审为影响生计的负担，要么视之为现实版的选秀节目，要么麻木不仁，不具备维护正义的愿景，更不具备专业判断力，司法裁决充满偶然性，法庭沦为各种宗教布施安慰剂的场所。

抛开外力和制度因素，人类社会组织程度可以分为良政、懒政、苛政、暴政，而且多半循环前行。良政既赋予全社会共识、进取心、合作意愿，又保持基本约束力、秩序、规则。良政后期，身处庞大严密的组织型社会中，个体行为基于繁琐的行为准则，迫专注约束条款，而丧失长远组织目标，甚至失去基本的社会共识。其结果显然不妙，全社会面临越来越高的解释性成本去推动系统执行力，因而需要更多管理人员和更多的协同内耗。当越来越多的机构失去大刀阔斧的拓展能力后，全社会自然而然地进入精细化阶段。

数百年前刚发现新大陆地时候，哪有那么多“规则”约束列强们争夺领土呢？当新大陆瓜分完毕，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显得很重要了。这种情况下，无论失败者愿意与否，越来越多的规则被创立起来，维护胜利者的既存战果 – 即4%的人口占领了地球上24%的耕地、37%牧场这个事实。地球上大多国家和人民是在这些规则约束下生活， 胜利者为96%的人设立了不同的发展边界，即使最努力的日本、欧洲，也只能进入精细化社会，不能挑战既存秩序。很明显，上述国家的人民习惯了严苛的约束，宁可懒政也不会去挑战。商业、教育、科研等各业在传承的规则面前，也会退而懒之。懒政两三代以后，无论社会组织，还是各界人士形成普遍思维惰性，只尊重规则或秩序，不尊重事实与良知。历史表明，固化而封闭的大规模社会具备恢复良政的环境，这些国家的领袖们基于原教旨主义、部族传统、个人价值观来治理国家，因而失去全民参与进步的自觉性。

当全社会躺平后，民间造富和创新能力下降，财政必然日渐松弛。一旦遭遇突发天灾或社会危机，当全社会无力应付时，因懒而治的苛政环境就形成了。但苛政于惰性十足的整个社会氛围而言，是没有全民驱动力的，再严苛的法规也无法驱动懒惰成性的官民。因为苛政导致管理成本剧增，结果导致财政更加紧张，且财政压力会逐级传递全社会。每句话、做每件事都面临严苛管束的社会，谁还好好干活啊，那才是全员躺平的时候。结果苛政与惰性螺旋状上升，直到以暴政结束，不管暴政来自外部入侵，还是内部动乱。

其实，任何组织机构的治理亦如此，包括商业共识，只能坚守良政状态，始终维护基本约束力与长期愿景，始终积极寻求开疆拓土的机会，为全体成员寻求长远的发展空间。但是，即使长期良治，也不能成为集体懒政的借口，从而失去进步的目标，最终因懒而苛，因苛而崩溃。

良治的基础是高度的社会共识。祭司和贵族从过去纷繁的故事中找到灵感，精简出群体关系的原则，通过植入这些行为规则，管束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除了法律外，习俗曾经也是很多帝国的基础，少数人的意志以帝国的名义，延伸到数千公里外。达利欧认为，帝国有两件重要的事，技术进步和灾难处理。这二者中，技术进步能使事实上的权力垄断得到巩固。技术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财政收入，行政资源得以扩张，帝国也就越稳固。

技术进步既可加速社会流动，也可以加速阶层分化，这取决于技术是否被跨阶层普及。小规模社会，每个人都力图成为多面手。而大规模社会，没有人能够成为所有领域的佼佼者，因此技术往往分散在不同人手中，因此个人被充分尊重，是整个社会的群体认知被激发的基础。但是，每个人掌握的技能不是平等的，某些技术会带来巨大利益。任何社会中，人们总是试图垄断这类技术。早期社会，猎人们隐藏祖先的冬季猎场路线；近几千年，石匠、书吏、祭司用语言、文字、法律，建造神殿、宫廷、城池，操控大众信仰；今天制药巨头用专利垄断COVID-19疫苗生产，却放任数十亿人在疫情中自身自灭。技术与权力或资本结合后，技术力量反而会加深阶层分化，使猎物或财富被更快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农业迅速催生了奴隶社会，枪炮、远洋航行把奴隶制扩展为全球殖民，今天的信息垄断时代，美国、中国的少数技术公司掌控了70亿人的数据资产和信息来源，这些公司所有者的个人财富也远超数十亿普通人之和。

从人类历史来看，技术普及并非简单地事情。排除上述私利原因，技术传承需要教育支撑，特别是有组织的全民教育体系。很不幸的是，基于财富、族裔、信仰，人们形成事实上的教育隔离，为社会中不同阶层提供不同的教育体系。这类教育体系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冠冕堂皇的，通常以地域、种族、宗教、语言为基础，还常常被冠以某种个性、自由、多元化的旗号。即使今天，宗教学校在很多国家也属于常规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家长有权将其作为孩子们的正式学校。让这些孩子学习2000年前的认知成果，的确传承了独特的文化，维护了既存的社会等级秩序，但却选择性忽视了最近百年的人类进步。在美国，孩子父母也有这种“自由”。有些孩子在宗教营地长大，或者在家庭学校学习，长大后，完全缺乏进入外部社会的潜能，在美国社会形成了持续的族群隔离。

种姓制度算这种阶层分化的极端案例，不同种姓的人被教育、职业、生活方式所困，教育差距也就永久性存续下去了。当然，阶层分化未必以种族隔离为名，也被以显然，他们远没有当年苏美尔人的长远目标，孩子们的确是父母的，但终归是社会的。在数千年前苏美尔国王、祭司就意识到，制度化的教育体制，才能产生足够的精英，去管理庞大的帝国。同时，制度化的教育体制，能够使阶层流动，缓和族群矛盾。客观上，更多人通过教育脱离其阶层，不再因父辈、祖辈的“自由选择权”延续其命运。即使在某些发达国家，精英控制的媒体以自由为名，鼓励中下层人士或民族传统、宗教传统影响的人群，以快乐教育、家庭学校、宗教学校等借口，使学生事实上远离了掌握现代科技所需要的基础课程。事实上的阶层分化通过平行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父母们看似拥有了子女教育方式的选择权，却不具备科技的时代素养，被自己延续千年的民族文化或宗教观所困，却长期地失去进入现代社会的机会。今天依然有人认为，孩子教育方式是其父母的天赋权力与选择自由，因此父母坚持用中世纪的教育方法，教授中世纪的知识和技能，被视为人权且具备正当性。当然，对精英阶层而言，上述族群因此止步于现代社会的事实，恰是其暗中窃喜的。

但是，推动组织化的教育体系，需要巨大的社会成本。教育、军队、水利工程等公共设施都是人类社会最近数千年的发明。公共产品通常也是成本高昂的，需要该社会具备足够的财政支持。数千年的人类社会治理，为后人总结出大量经验与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是：维持可持续运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因此，稳定的人财物储备就显得如此重要。为此，人类社会也有了足够的经验。比如，约束超级富豪的财富垄断，同时还必须增加中产者数量，辅以合理税赋，就能促进财政收入增长。当然，以百年或更长的时间轴观察人类社会，我们的结论并不乐观。

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社会与宇宙万物一样，具备明显的分形结构。分形指不同尺度的自我相似性，具有相似特点的结构在不同尺度重现。早期宇宙中，能量在大尺度发生转移后，湍流就会产生，湍流使物质与能量进一步极化，形成分形结构的星系，继而同样以分形结构形成各种星体。在微观世界中，则能观测到类似结构的细胞和膜结构。从星系到物种，从多细胞生物到人类社会皆呈现出如此极化与分形的构造。

当今人类社会的阶层分化，已从后代数量过渡到财富转移为特征的分形结构，有趣的是，二者同样是容易量化的。分形过程会随外部汇入的湍流加速。仅仅1万年前的世界，在小型狩猎游邦中形成了单一的社会分形结构。农业社会中，土地的开发利用，分形结构更复杂，也更加极化，富集偏离度增大，并促成个人技能、地位的分化。今天，全球化使数十亿人聚合起来，因此人类社会形成了更大尺度的分形结构。在国家内部，某些人以商业自由、血缘继承的名义聚敛巨大财富。在国家之间，某些人以国家的名义占有了更充沛的耕地，也拥有更多的潜在矿藏。比如，美国、加、澳的农民人均耕地是中、印的百倍以上。良好的自然资源廪赋使本国人民安居乐业，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优渥的物质生活，形成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显示，多达70%的美国人超重或肥胖。一方面，这是过度富饶带来的问题，同时也量化说明了美国等新世界国家无比丰腴的生活。其食物丰盛程度不仅令人叹为观止，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可靠的食物供应才是富饶社会的基础。更何况，当自己资源丰厚、社会稳定后，新世界往往通过资本控制媒体，通过媒体操控旧世界，使旧世界族群冲突升级。一旦某些国家因冲突陷入混乱，该国经济、科技、艺术人才就会逃往新世界。随着一次次混乱与收割的循环，全球精英逐渐云集富国，为了更好的教育与生活质量，穷国各界精英也将子女与资金转移到发达国家。随着知识、财富持有人集中于富国，各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被进一步分化，欠发达国家不断被新世界收割，沉沦为资源、人才及资金的永久输出国。

当然，本质上社会分形与自然秩序同源，只不过这里的湍流是认知模式在人类大脑加速累积、螺旋递增的结果。人类规模宏大的社会分形结构，表现为巨大的贫富差异、认知差异、权力差异，有时候也体现为年龄、性别、种族、职业、社团等差异。当今发达国家中，阶层分化已经历经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在未经历战争的美国本土，阶层分化持续了数百年。而欧洲通过两次大战进行过财富重组，但从二战后算起，也经历了76年的高速分化。东欧与俄罗斯还经历了东欧解体，经济重置后寡头崛起。因此，当今世界的分化已经很严重，即使发达国家，有人乘坐私人飞机上下班、在私人游艇中进餐，有人露宿街头、食不果腹。很多人认为这是大规模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毕竟分形结构在几乎所有的自然秩序中都可以观测到，强调平均主义似乎是违背自然秩序的。

社会分层一直在推进，虽然人类的理想治理中，一直试图否认这个趋势，也未能根除我们与生俱来的丛林化倾向。中国作家刘慈欣的《赡养人类》中，描述了一个极度分化的未来世界，一名巨富拥有该星球的一切，因而被称作“终产者”，其它人一无所有。其实在过去几千年里，国王们往往也这么想。中世纪时，很多国家90%以上资产都属于王公贵族，法国就一度超过97%。

除非创造出足够巧妙的谎言加以掩饰，比如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否则财富反差会堆积出难以消解的社会矛盾。由于庞大的赤贫阶层无法提供公共资源，后者就会进入崩溃周期。以群体划分的社会，若无有效的弥合手段，终将酿成巨大冲突。毕竟在任何人类群体内，我们的智商偏差并不大，认知积累更多取决于相互复制、创新及累进的速度，技术、知识、军力的普及都只是时间问题。无论以种姓、种族、财富、阶级、国家等显性标准，还是党派、观念、宗教、民族等隐形标准，甚至基于多元文化名义刻意进行族群分割，势必在群体之间形成不同的评价体系，最终人们会拘于自己的评价系统，而试图分出优劣尊卑。社会的碎片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成为现实。

今天的大多数国家中，政治权力已经难以合法基于基因传递，但资本却可以代代相传，特别是超级资本，通过离岸公司、信托基金进行代际传递，几乎可以毫发无损。事实上，权力的基因传承，早已通过资本外壳隐藏起来了。与基因传递的抽象权力不同，量化的资本使权力也得以被量化，因此压倒性的资本，也就意味着压倒性的权力。国家曾经具备制约大资本的约束力，但随着全球性超级资本的出现，中小型国家已经不具备制约力量。

当今世界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那就是跨国资本对社会分层的深度推进。这个过程伴随全球化，持续了数百年，资本主义早期表现为炮舰护航的自由贸易，而今则表现为资本驱动的教育、媒体及炮舰护航。其中，教育操控了全球精英，炮舰则决定谁才是主流媒体，媒体引领全球中下阶层的价值观。资本是隐形驱动的，它早已嵌入了所有碎片化国家的内核中，如病毒嵌入宿主基因链，或病毒软件进入计算机系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左右世界的走向。比如，大资本代表投资的剑桥分析公司，通过合法大数据收集、购买，持续储存数亿人的行为数据，每人高达5000个数据记录角度。当然其回报也很高，单政治领域，就成功影响或干预了40多个国家的选举。当然，大型国家有可能诞生权力集中度较高的政治阶层，从而形成单核决策，因而从系统中剔除病毒的影响。因此，超级资本为获得终极权力，并非与大型国家直接对抗。解构大型国家，将其碎片化为多个小国，再指派各国的领导层，最终控制资源、市场、传媒、教育，这是省时省力的做法。

这也是资本与国家两种力量的天然矛盾。国家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致力于统一市场、货币、教育，减少内耗，减少族群冲突。大资本则更青睐碎片化国家，它们通过各种形式，鼓动大型国家的群体分化，形成阶层分化、族群割裂，政治上走向碎片化。面对支离破碎的小国，超级资本往往能获得相对优势。

国家不仅面临超级资本的挑战，也面临突发灾害的挑战。自然或人为灾难时有发生，组织良好的国家，可以使用强力修复灾害造成的社会崩塌。但阶层高度分化的社会，由于社会共识较低，社会组织能力也较低，突发灾害更可能摧毁社会秩序，人们迅速回到弱肉强食状态。在Covid-19突发灾难后，我们在全球观察到完全不同的灾后社会管理模型。中国在其健全的社会治理及丰厚的财政支持下，迅速推出控制疫情、恢复生产、生活的措施，消除疫情影响的时间表远好于全球任何地区。疫情对很多国家产生了严重影响，甚至一度是灾难性的，很多国家濒临破产，包括一众发达国家。

美国拥有无比丰饶的殖民地，本应有强大财政基础，但国内阶层高度分化已经持续了200年，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的最近七十年。超级富豪们通过政治碎片化、数据垄断及金融虚拟化收割全球资产，进行全球避税，形成了更为巨大的阶层分化。这些国家内部，却由于中产阶层数量停滞，财政捉襟见肘，一旦社会出现突发灾害，人民各自为政，人类的暴力倾向很容易被丛林化倾向激活。以美国为例，在卡特里娜飓风和covid-19瘟疫中，都展现出极为脆弱的一面。所以，任何国家不仅要储备足够财政实力，更需要足够社会共识，以组织化对抗突发灾害。否则，灾难会使社会组织碎片化，社会也就失去了恢复组织化的能力。大型社会必须有能力从崩溃边缘的快速复苏，否则越大的社会，失序后酝酿出的混乱也越大。因此，大型社会更需要精英治理，能预设响应措施，不仅有灾备计划，还有灾害预案。当然，精英是昂贵的，也是沉重的，精英治理的前提是与之匹配的财政能力，社会管理人员还不能成为巨大的社会负担。由于精英们对自己及他人要求极高，往往对全社会施加严格的认知约束，这样显然影响到社会创新。没有新技术与民间活力，也难以推动社会持续繁荣。长期如此，财政收入就无法覆盖精英们的高昂成本，看似完美的精英政治就会崩塌。

10 帝国的力量

当然，即使完善的社会治理，也面临人类难以预测的挑战。比如，极端气候、超级火山爆发、毁灭性地震等，都可能迅速打破群体平衡，使社会管理能力迅速崩塌。历史上，超级灾难带来过太多恶果：帝国秩序被屡屡气候灾难摧毁，草原蛮族也一次次被气候泵所驱离世居地。灾害对文明世界造成的巨大冲击，欧亚两端的帝国都不断受到周期性考验。3500年前，圣托里尼希拉火山爆发导致了巨大气候变化，火山灰使尼罗河水变成红色，鱼类死亡腐烂，苍蝇蚊虫成灾，其后诞生了摩西出埃及的奇幻故事。再往后，1100年前，长白山喷发造成的小冰期，使中华帝国农业歉收，饥民造反，而中亚及北亚的草原民族也因其后变化，不得不南下掠夺。流民推动的战争同时冲击了罗马到开封，欧亚大陆两端的秩序同时被汹涌的游牧战士们彻底击溃，世界在草原帝国的新规则中被重置。

可能早于7000年前，活跃在欧亚大草原的蒙古人开始驾驭马匹，更轻松地放牧牛羊。小冰期的来临，使高原草场变得高寒干燥。起源于贝加尔湖畔的成吉思汗，成长于草原部落无休止的草场争夺战中。草原部落的火并中，自幼丧父的铁木真脱颖而出，成为统一的蒙古部族的首领成吉思汗。其后，蒙古对内创立文字，将颁布成文法《杂撒大典》，将铁木真的训言记录下来，传统部落规则最终精简为“大法令”，从此蒙古各部人民开始被大汗驯服。对外，牧民被感召为战士，历经60余场血腥战斗，击溃中国北方的金国，西北的西夏，西辽，然后开始了西征中亚、欧洲、南亚。

成吉思汗和其马背上子孙，充分利用了欧亚大草原的便利，很快推进到东欧，波斯，印度地区。在短暂劫掠和屠城后，蒙古贵族开始统治欧亚众多文化迥异的国家。蒙古统治者人数过少，无法影响横跨欧亚的众多人民，只能很快融入了当地的传统。穆斯林东迁，活字印刷西迁，草原的畅通，导致欧亚草原成为高速公路，大陆两端文化流动开来。

草原来得劫掠者以空前的屠城，造成6千万到1亿人死亡，彻底毁灭了各自沉浸在千年循环的东方和西方。但东西方各自的技术、律法、习俗、军事、政治体制被强行传递给对方，崭新的社会在灰烬中诞生。蒙古战士长期征战，不得不蓄须，继而被理解为阳刚之气，也影响到今天的伊斯兰世界。而东西方的手工业者，也伴随战争开始迁徙，使火炮、战车、印刷、纺织、建筑等多个行业在整个欧亚大陆得到空前交融。同时，蒙古人从欧洲人那里学到了字母，将其改造为蒙文，继而传给藏、满族裔，使这些游牧民族迅速开发出自己的字母文字。文字强化了藏、蒙、满地区的国家权力，松散的部族很快被连接起来，其后藏、满各自成为强大的王国，横亘欧亚草原的蒙古则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以成吉思汗的名义，被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割裂的东西方，被草原高速路连接起来。格鲁塞说：“蒙古人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绘画和波斯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总主教”。显然，两种文化的交汇是巨大的认知跃迁，东西方文明都因此而脱胎换骨。

欧亚大草原成功地连片，不仅使东西方技术交融，也使东西方的病菌进入了彼此核心地带。1347年，蒙古军队攻打黑海城市菲奥多西亚，将鼠疫由中亚带进欧洲。这就是夺取2.4亿人生命的黑死病，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为严重，弗洛伦萨80%人口死亡。在那个时代，病菌不分贫富，终结了中世纪的总体年龄更大的利益阶层。年轻人在瘟疫流行后掌握了经济与政治权力，为文艺复兴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顺便说一句，无论东西方，后新冠疫情时代看起来很虚弱，也仅仅是久病初愈。经历产业重置、人口结构重置后，新一轮繁荣的起点很快会到来。Covid-19每一次大爆发，除中国等国家外，经济、文化、教育活动被暂停，但涉及疫情的医药、电商、食品、家具用品等公司大发国难财，其后的全球货币大放水又使金融业大发横财。人们被隔离在家，强化了线上媒体、社交媒体的传播力量，谣言也借此渠道漫天飞舞。孩子们被隔离在家，教育被中断，与其父母一样，深受各种阴谋论和谣言的影响。虽然疫苗在疫情席卷全球一年后开始普及，数十亿人还是会被病毒感染，数千万人会直接或间接死于感染。其中，老年人的寿命深受冲击，疫情后人口结构会发生变化一定变化，发达国家快速老龄化被轻微延缓了。但是，以今天科学的影响力，富豪、政要们离技术创新更近，即使他们忽悠大家与病毒共存，自己防护却更严，也能提前获得疫苗，或许不会受到太大影响。70年全球和平造成的政治、经济权力老龄化依然延续着，不会因为病毒划上句号。

黑死病冲击了中世纪欧亚大陆大多数国家，也为工业革命积蓄了活力，因为大量死亡人口冲击了阶层秩序，也改变了权力结构。年轻一代掌握了权力，发达国家内部的奴隶制率先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法治范式。但就全人类的角度看来，基于国家的奴隶制只是改头换面了。它以先以殖民地名义，后以全球化的名义展开，宗主国与先进国家继承衣钵，继续奴役被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某些国家在教育水平大规模提高后，全民追求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中，试图在自己国家内摒弃阶层分化，至少从生存保障，医疗教育等两方面免除相互奴役，转而通过殖民地、前殖民地等第三世界资源国家。大多数被奴役国家教育水平低下，其人民还处于部落历史故事的整合中，因而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未必关心，也未必痛惜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被长期收割。

在很多前殖民地国家中，受教育的年轻人本可改变他们的国家。但其国家或者部族领袖以宗教、祖先、主权和国家名义，不断挖坑、设壁垒，阻止其国民走向现代化。当然，这些首领背后是前殖民宗主国，首领的子孙、家产、账户也都在宗主国。“文化多样性”只是宗主国与首领们编织的绝好故事，以便继续收割殖民地的资源、财富、才俊、权力。表面上，他们试图将殖民地打造成自然公园，最好也是史前人类动物园，作为发达国家度假地，也为发达国家提供资源及市场。除非少数技术、政治天才得以移民宗主国，否则殖民地人民最好保留传统生活方式。某些发达国家甚至推动原殖民地的原教旨主义化，当然以信仰自由为名，力图使殖民地人民继续生活在中世纪，乃至史前时代，或者遵循数千年前的宗教秩序中。也许和工业化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还需要数代人的系统性强制教育，使他们摆脱数百万年来的形成的基因中心论，更需要摆脱这几千年的宿命论、上帝决定论或者阶层决定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需要进一步连接彼此，充分合作，自主而自觉地建设自己的国家，显然基于现代科学的教育同步是必走的一步。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工业化与城市化使人口高度集中后，认知同步的效率就更高了。当人们意识当彼此共性远大于差异后，他们在法律上奴役彼此的基础就不存在了。新的法律体系极大增强了人和人的社会连接。权利均等，使人类充分相连，彼此分享工具、创造工具的能力空前提高，终结了停滞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工业化国家所向披靡，其势力扩展到全球，其枪炮病菌所到之处，称之为他们的新世界。从那天开始，以国家划分的隐性奴隶制取代了以族群分割的古老奴隶制。某些宗主国成为事实上的奴隶主，而其被征服国成为奴仆。

11 制度的基础

从国家诞生伊始，财政就是法治的基础。书吏学校、祭祀、军队、市场、水利工程，无疑都是良好财政的结果。现代财政通过税收手段征税，不外乎流转税、财产税及遗产税。今天的社会，中下层人民的那点收入迅速进入流通，购买商品服务，仅有的储蓄也被现代社会的保险机制贮存起来，因而很快成为所有国家财政主力。但富豪们的收入却未必进入流通，因其远远超越了其生存花销，这样的金钱只能理解为过剩资本。在不进入流通时，过剩资本税负为零；一旦投资进入金融游戏，则更多利息利润回到资金池，因此无论如何没有流通产生的税负压力。

很多国家通过遗产税征收富豪们的财富，中断基因基础的财富垄断。但随着人均寿命极大提高，今天发达经济体，平均需要83年才能完成一轮遗产税收割。但技术加速了财富累进速度，今天的成为首富只需要百年前10%的周期，也就是说，二十年即可成首富。对他们而言遗产税收割周期太长，不足以抵抗巨富们财富集中对财政收入的打击，形成事实上的金钱垄断。美国前400位富豪拥有排行后50%的美国人的财富，却缴纳远不及后者的税赋。

有笑话说，中国某互联网零售平台的初衷是“让天下没有不逃税的生意”。我深感赞同，至少在早期，某些在线零售平台只是伪装成技术公司的逃税平台，通过化整为零的跨地区零售，客观上让大多数商家逃避了基于属地的征收体系，也偷逃了社保、增值税、所得税、契税、环保等税费。比如，2019年78894亿的平台销售额，创造平台收入3768亿，以技术公司名义，仅仅缴税770亿（按2018同比预估），实际可控税率0.9%，远低于当期13%的增值税，也顺利避开了所得税、社保等各项社会成本。该平台号称带动全体卖家缴税2500亿，目前为止，却并未公开明细数据，也未见照此数据追缴纳税的报道。税赋优势为电商平台沉淀出强大的算力，依靠不断投资服务器矩阵，产品展现、交易、物流变得更流畅。传统的零售业从业人员无法24小时值班，无法随时展示产品，这些都是智能机器能轻松实现的，最终，智能机器构建的电商体系成本低，效率高，24小时在线，以压倒性优势摧毁了大部分实体零售商。

透过几百万在线卖家，使税收主体原子化、离散化，电商平台不承担市场监管责任，却获得了市场监管的红利。这个实例说明，历史上不变的是，不管多严密的行政体系，超级富豪们总能合法地找到逃避税收的方法。事实上，财富、权力使老人们成为近代和现代社会的祭司和法老。政治、金融、宗教、媒体只是权力的不同呈现形式，社会、经济、政治、潮流等一切认知模式都是权力塑造出来的，需要通过上述权力获得解释权。他们不断用权力创造新时代的圣殿，以期同步大众。归根结底，这是人类模式复制能力的副产品，我们对长者经验的尊重，对知识效用的崇尚认可，对秩序的自觉维护，成为社会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基础。

近百年的社会变革中，政治，金融、宗教权力都受到深刻影响。政治传承的方式在更多国家被重塑了，宗教权力也屡屡退缩，只剩少数国家顽强坚守。对金融权力而言，人类却并未找到合适的约束手段。中国、欧盟已经开始将约束金融权力视为政治选项，但在高科技加持下，金融权力突飞猛进，远超政治、宗教的权力的影响力。特别的是，律法难以穿越国境，但资本穿越国境只需数分钟，这种超能力使现有的一切制约工具受到挑战。正如新自由主义者观点，资本在人类一切的权力制衡机制面前，都是完全自由的，只有这样，拥有资本的人才能获得最大自由。

也许遗产税应该进行周期变革，可以设想更优化的方案，比如：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因而从退休数年后开始，逐年预收。再如，个人的奋斗历程和消费能力应该合二为一，将更多生活、教育消费列入人类基本需求，免除这部分收入的税收，通过教育、文化进一步强化我们的群体连接。国与国之间也应具备长远考虑，通过教育、医疗、通信、基础建设等援助项目，改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与生活水平，实质上平滑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

12 加速

也许从群邦社会开始，群体共识的解释权被少数人垄断，除了族长、端公、长老外，其余人只能依照族群规则来生活。这种话语权的垄断在人类世界持续了数万年，至今依然在某些宗教国家持续。然而在欧洲，垄断权在阅读圣经的运动中被终结。活字印刷传到了欧洲，使上帝的故事不再被主教们垄断。某一领域的成本降低意味着可以开展更多的实验，交流成本的降低意味着可以开展更多关于思维和表达的实验，这种实验的能力同时也扩大了创作者的数量并使其多样化。这个逻辑同样适合于书籍的诞生。书籍极大降低了阅读和写作成本，因而促进了书刊行业的飞速发展。同时，新思想被书籍传播得更远，并被译为不同语言。

短短数十年，圣经印刷了30万册，超越过去千年的总额。新教提倡的自我学习，公开讨论机制，彻底打破了教廷垄断的认知体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阅读，写作。书籍也逐渐脱离圣经的约束。越来越多的人阅读了古希腊的译本，了解到阿拉伯的数学书籍，因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催生的工业化使西欧普及了阅读书写，更多人通过书面连接形成了广泛共识，也建立个人与历史上大师们的普遍连接。

书籍被印刷术改变了，信息存贮的成本极大降低。在文字渐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泥板书写显示出工业化的特征，远比石刻方便、便宜，文字不再被首领垄断。除了祭司，贵族和书吏也参与了文字使用。互联网的发明使知识垄断被彻底打破，知识踪迹随处可循，检索知识碎片的效率提升，技能要求降低。对每个人而言，面对一个信息更丰富的世界，我们不再如祖先般膜拜认知符号，也不再将图书或图书馆视为神圣思想所在。今天，知识唾手可得，相对于有限的人脑，信息过剩已是不争事实。人们视其为一次性饮料杯，用后即抛弃，这些祖先们反复顶礼的认知符号已经泛滥成灾。过剩的感知接入一直在改变我们生物学意义上的平衡状态，我们的基因本能源于自然环境中长期的匮乏，无论物质还是认知能力皆如此，因此我们具备认知能力后，依然深受基因本能影响，开始被本能驱动反噬自然，试图将自然中的一切据为己有。最近万年来，人类演化一直在加速，但并未体现在生理上，仅仅是群体交流、认知复制的模式变迁。因此，突入齐来的信息暴增，对个人的精简能力而言，是极具挑战的，使我们迷失在信息洪流中。

曾经由西方主导的过去几百年，人类之间的认知分化进一步加大了，但作为整体进步极其明显。标准化教育程序使知识和技能在群体中广泛传播。教育目标也不仅限于技能与知识，而是系统性地把个人动机导向群体动机，因而建立起更多的群体共识，更有利于相互学习与分工合作。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群体知识库不再是个人或群体的独特财富，甚至脱离了民族、国家的垄断。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年长人群的手口相传虽然效率低下，但保障了认知体系的代际传递，也推动长者为尊成为社会共识。但是，漫长的一对一传递模式，对长辈、学生要求很高，知识和技能丢失风险极大，后代寿命、学习能力、抚育孩子的耐心等因素都有可能使知识断代。比如，孤立的塔斯马尼亚人就曾经失去过技能，在过去数万年中，他们不再会制作衣物，也不再使用钩子、鱼叉、骨针等工具，当然他们也不吃鱼，这些显然是沿海岸迁徙的祖先们所必备的知识。他们不再传承澳洲大陆上广泛使用的捕猎工具，如投矛器、网、回旋镖，也不使用绳索。在欧洲人灭绝塔斯马尼亚人之前，后者分为20多个族群，操不同语言，严守部族疆界。或许是人口过少，过于分散，部族战争频繁，导致知识不再广泛传播，一旦老人们不能及时将技术传递给下一代，该技术就会失传，长期累积下去，曾经的文明体系就会崩塌。

穿透族群、国家的连接机制使人类知识、技能成指数级增长，而且增长潜能脱离了本族精英质量、数量及寿命的限制，认知增长与连接增长形成正反馈。知识和技能在更多族群和阶层累进，因而社会共识增加，规模得以扩大，知识和技能彻底外置于我们的基因皮囊。这种变化悄无声息地推动了人类社会，使人和人的关系由基于基因传承的阶层制度逐渐转向平权主义。今天的世界，所有国家中，无论法律还道德层面，人们都能接受最低限度的生存平权，在数百年前的部族社会中，这个观点也是难以想象的。

平权促进了社会连接，更密切地群体连接推动了我们的认知分享、传递和复制。认知分享不仅在消除个体和族群中形成的认知鸿沟，知识代差也在不同年龄层逐渐消弭，在工业化国家尤为明显。过去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中，个人继承父辈的技能、权利是社会最基本的契约架构。随着年轻人学习的社会化，过去知天命的人才能掌握的技能、知识、乃至人脉体系，今天而立之年的人很容易获得，透过系统化教育、社交网络、全球交通网络，个人奋斗不再有太多障碍。

基于年龄的权利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新平衡已经一百多年了，至少从表面上看,基于基因传递的特权似乎在减弱，事实上只是转化为更显性、更量化的金钱形式。近百年来，人们开始想象一个基本权利平等的世界，而基本权利的边界在也日益扩大，正在由生存过渡到生活、教育、娱乐、政治。这个趋势正释放更多人的潜能，正如中国古代的谚语：宁有种乎！要知道，过去数千年中，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知识都是世袭精英们的特权。今天，人人皆有机会获得独特的认知成果，从而成为今天的书吏、祭司、法官、商贾、将军、总督。遗憾的是，这些岗位如此稀少，遴选机制必然需要。即使社会分层依然存在，推动社会多样化才能提供充沛的岗位。

当然，大众的愿望与呼声是精英们的警钟。警钟长鸣，精英们才能理解其它人的梦想，即使无法满足其愿望也应竭力为其服务。中国是两千年科举历史的国家，历代百姓的语言并非精英们的文字，士大夫与底层百姓从认知体系来说处于两种生活状态。百姓们安于现状，老婆孩子热炕头，精英们齐家治国平天下。历史上双方对立皆由此而来，视角及理念差异吧。

可惜的是，无论过去的权力精英、宗教精英，还是今天的财富精英、律法精英，都是孤芳自赏的受害者。他们自认掌控着主流价值观，藐视人间百态。殊不知，全世界200年扫盲运动硕果累累，数十亿人具备了书本学习能力，高校教育在很多国家普及也数十年了。不再如数千年前般无知，拆穿精英们的奇幻故事并不难，依靠谎言维护群体共识的时代正远去。事实上，这类谎言正成为民众与精英没对立的导火索。受过教育普通人彼此相连，形成了巨大群体力量，加速了彼此知识累进，其深度广度超一举过精英们家族继承的信息优势。大量普通人的认知偏好汇合起来，主导者主流社会观念，开始左右今天的主流价值观。

今天，知识资源较数百年前容易获得。学徒不需要终身服侍师傅，不需要做上门女婿，因此技术会更迅速地普及到各个阶层和各年龄人群。5500年前，苏美尔人开始建筑多层迭加的高台，并在其顶端建筑庙宇。大型建筑成为人类当年的高科技行业，修造神庙的技能甚至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直到100年前，从学徒到成功的建造技师也是漫长的，在完全依赖经验和记忆的时代，需要长期追随大师学艺，师傅们视徒为子，口传心授的数十年。正是一代代人长期的言传身教，才使少许技能传递千年。因此，往往成功的建造官都是具有数十年经验的老年人。而成为合格工匠，也往往花费数十年，因此尊师重道成为工匠们的行规。随着书籍、学校、互联网普及，系统性教育变得廉价和容易，很多关键知识可通过网络轻易检索到。依赖视频学装修、学布线、厨艺、相亲已经很常见了，甚至通过油管、B站的视频，也可以成为自学成为码农。从印度、中国到美国，数百万九零后、零零后们在屏幕前学到了超过大学的技能，并获得了高薪。

正如过去几百年普通人通过阅读超越了贵族，今天普通人通过网络的便利，正在入侵精英们的领域，年轻人也开始取代老年人快速成为专家。如今30岁的成年人，透过教育、阅读、社交、工作、互联网，可以数月内迅速积累其过去需要几代人传承的知识经验。甚至25岁的年轻人，在算法、艺术等很多领域展示出超越他人的成就。人类过去数十万年形成的老年人贮存知识，传递给年轻人的格局，正在被替代。公共知识库就是今天的巴别塔，人类已经共建了数千年，但近几十年增量远超过去全部。人类的知识库就是当今的圣殿，指引着这一代和下一代人们走向未来。

这种情况也在商业领域出现，商业机会被成年商人垄断地历史垄断正在消弭。曾经有个18岁的德国青年告诉我，自从16岁那年拥有淘宝账号以后，他开始在欧洲销售中国商品，用2年挣到了第一次全球旅游的费用。他眉飞色舞地说：“欧洲的商业机构就是个笑话，他们以荒谬的高价销售着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欧洲人当了几十年傻子了”。同样情况也在美国涌现。通过互联网接触到跨国公司在中国、东南亚的供应链，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移民直接从中国等国家采购商品，短短二十年便占据了美国近三十多万家零售店，某些商品性价比甚至高于跨国巨头们 –互联网把供应链的认知差距缩短了，数十年到数年，甚至数十天，勤奋的移民们因此获得立足之地。

反过来，27岁开始，年龄导致我们生理上的衰退和想象力几乎同步。生物学意义上，我们的设计寿命似乎不止60岁，但实际上，我们的脑神经元数量及连接数量自青春期后开始减少，想象力自27岁开始下降。到了45岁以后，学习意愿和消费意愿急剧下降，身体机能开始走下坡路。因此，衰老导致我们开始自我孤立，拓展新的人际联系意愿减弱。

但是，我们的财富制度却并非如此。自汉莫拉比法典开始，人类逐渐建立私有财产制度，财富积累开始以个人及其家庭进行记录。和平有序的大型社会中，老人们依靠权势、人脉、技能、资产，总能比年轻人具有敛财能力。无论经济还是政治，年龄较长者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各种优势地位，垄断了经济、社会、知识等话语权。好学、敏捷、高效、勇武的年轻人接受长者管束，既是自然赋予儿童同步能力的结果，也是“长幼有序”的观念被一代代父母人为强化数千年的结果。同步天性与认知强化共同作用下，我们更容易与族群及历代祖先同步，无论语言、行为、还是思想，都能一代代传承。

我们的同步天性和学习环境持续到青春期，直到获得大部分生存、社交技能。与生理与认知成熟度相反，此时的年轻人往往面临生理/认知成熟与经济/权力匮乏的巨大矛盾，自我认知与事实境遇不匹配会使人充满失落与挫败，特别是刚踏入成人社会的年轻人。遗憾的是，和千年前一样，中老年人依旧引领着社会，年轻人则备受煎熬。美联储数据显示了惊人的代际不平等，当今老年人拥有的财富大约是婴儿潮一代的 1.3倍，是失落的一代的2倍多，是千禧一代的23倍。2017年，美国年轻人的净资产中值从15000美元暴跌至 10400美元，25～34岁这一群体，储蓄超过1万美 元的比率仅仅为20%。当群体社会中，权力、钱都到不了年轻人手上，要么出现代际冲突，要么会丧失活力。在公司、政府、学术机构、教会等各类组织中都能看到，长辈们常罔顾精神、身体和思想的磨损，不去投资年轻人的技术、IP或理性，也不推动年轻人弥合群体分歧，反而继续通过手中金钱、权力优势诱导、约束、压制年轻一代，不仅阻碍了代际和解，也阻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认知累积。

很多人认为，长者经验更适合继续引领族群。但事实并非如此。长者更适于维持一个稳定的群体，更多长者并非合适的领袖，他们的行为更像维持现状，最多只是试图保全某种既有优势，无论其主导的军事、研究、商业、立法等领域，不过在给新玩家树立准入的障碍。中世纪的行会保护了工匠们的平静生活，也约束了新技术应用。即使今天，更多技术受制于行业标准，欧洲美国移动支付落后于一些新兴国家，恰好源于银行业固化百年的安全标准与小额支付便捷性需求相矛盾。技术一旦与市场结合，其力量难以阻挡，而且马斯克们背景深厚，通过PayPal还是将数万家银行之间的交易用邮件连接起来。再如大家熟悉的街头经济，在多数国家不具合法性，这样才能保护合法商业地产购买者的合法利益，消灭街头经济成为政府的重要权力与义务。但是我们看看诸多富豪们的身世就能认识到，多数都有丰富的街头经历，这不仅是廉价的锻炼机会，也是第一桶金的来源。先富的人们，往往蜕化成为食利阶层，同时成为他人渴望富裕的障碍。虽然没有相应的财富和权力，但当代年轻人比过去同龄人博学多才，既不缺知识、经验，更不缺时间、梦想、冲动，不甘心现实世界的软约束，代际矛盾和群体割裂因此再次涌现。

60年代美国，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嬉皮士运动，是发达国家年轻人第一次跨时空联合，形成颠覆性的同步力量，抑制了新旧世界核火并的冲动，使人类开始全球范围的知识连接。最终，在互联网建立以后，世界上几乎所有人进入常连接状态。人们基于相似的特质或者诉求链接起来，跨越国家、年龄、种族、阶层，在通信软件的辅助下，同步成各自观念的种种虚拟部落。

13 被操控的连接

由此诞生了连接更多人的算法系统，其后的算法进化加速了虚拟部落多样化的进程，基于物理、地理、血缘、阶层、职业的共识被打破，而基于虚拟群体的群落分化开始显现。潜藏在服务器中的算法，不仅是我们的工具，也管理我们，甚至控制我们。科技巨头们自设规则，用算法代替法律，影响、塑造、约束着数亿用户。影响力巨大的平台，如twitter、油管、fb已经成为今天的全球性教会，即使总统发声，也得遵循其平台规则。更有可能的是，平台透过算法影响大众，引导他们的选票。当然，候选人需要具备足够的偶像潜质，哪怕没有任何治理经历，只要在公众面前有足够的影响力、煽动力、铁粉较多，被算法塑造为领袖未必困难。同样的候选人中，支持业已成熟的偶像是赞助商们成本最低的策略，如果该偶像具有职业演员的素养，则更容易应对公众及媒体。事实上，数十年来，多个重要国家的选战已经证实了这个假说：政治家逐渐脱离政治经验，走向偶像化，偶像背后则是大众传媒，近十年来，偶像背后是网络社媒平台对用户偏好的长期研究和内容推荐。演员、作家、网红、脱口秀明星、体育明星等偶像们陆续出现在政坛，放眼世界，尤其发达国家，算法塑造民选政府已非趋势，而是早已存在的事实。当然，反之依然成立，如果这些领导人与各大算法平台实控人的政见相左，后者也能轻易改写前者的声望。比如2021年初，由于川普某些过激言论，各平台封禁了其账号，提前终结了其明星般的地位。

即使是普通用户，算法也在全天候记录和分析我们的行为。YouTube、tiktok之类手机应用日夜收集我们的阅读线索，精简出个人倾向性，并准确推荐诱导信息。即使这类认知诱拐仅用于非恶意目的，用户眼界也会逐渐被缩窄，视野聚焦于自己关注的事物。长期同类型刺激会降低神经兴奋阈值，用户便会更频繁刷屏，继而形成明显负循环。这个生理过程和我们面对盐、甜食、烟草、大麻、可卡因时的内心斗争没有本质区别。经过过滤的虚拟世界往往比现实更美好，但其并非真实世界，而是算法为我们预设与构建的世界。技术的滥用，使我们沉溺于更快活、更舒爽的新世界，实际上是算法将我们同步了，我们被卷入算法编织的认知模式库，在其诱导下，我们不知不觉中复制了算法推荐的信息序列，构建出虚假的自我认知。算法无休无止地工作，因此也取得了惊人的成效，一个演员在几个月内获得多数国民的选票，人类之间的认知同步效率出现了拐点，某些人通过机器算法同时塑造数百万人的时代开始了。

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正在逐步被抽象化，被算法和人的关系逐步替代，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许很快会出现新老算法的契约关系，算法甚至不再关心人和人的契约，从而彻底忽略人性的存在，这是我们从今天起面临的重大危机。

14 选择

人类近万年的历史，就是认知垄断与知识普及的对抗赛。对人类族群而言，只要保持认知连接，知识终归会扩散，也就难以长期垄断，所有的独门绝技都会外溢到其他族群。因此，基于先进技术的特权终会消失，相互连接的族群最终都会掌握先进技术，成为这个人类世界的“选民”。历史上，各族群均以自己的独特性为傲，为维持短期认知优势而自我孤立，主动切断与外族的认知连接。大航海时代开启时，航海地图不仅是葡萄牙、西班牙水手的国家机密，也是奥斯曼帝国得机密，泄密的后果都是绞刑架。但是，技术无法真正被封锁，因为它并不存在于君主们的图书馆，而是分散在千万个海员中。这些人无法从物理上永久隔离，异族的领航员总会出现，认知差异就会追平。

即使在同一族群中，精英们也往往自我孤立，以各自的方式，基于各种借口，试图垄断更多事务的解释权。但是，随着学习工具的普及，普通人享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接触到曾经被神化的认知成果。历代先知们一直在反击认知普及，通过各种教义、规则、法律，使人们自觉与知识绝缘。在今天，对认知平权的反击隐藏在信仰自由的口号中，或者以多样性社会（diversity）的面目示于世人。某些船长自己发现了新世界，却更希望旧世界的人们保持愚钝，永远相信地球是平的，因而世代困居沙漠绿洲，当然也就没人跟自己抢夺新世界的沃土了。不仅在新世界，各国政治明星、艺术家、学者纷纷扮演先知的角色，呼吁人们继续沉沦，受制于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认知枷锁，使知识代差加剧，以便继续推行认知垄断。

与发达国家精英们相反，经济转型国家受到过乌托邦、理想国的长期影响，社会经济经历过挫折，其知识界往往更加赞赏哈耶克的逻辑：人类及其社会是演化的产物，绝非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他们反对任何设计及改善人类社会的行为，鼓励各人自由发展，因此人和人、族群和族群、国与国之间认知代差难以避免，差异导致物竞天择。照此逻辑推演下去，人类社会的丛林化成为理所应当的结局。转型国家中，寡头化成为正常现象，全国经济被极少数人控制，人民的自由度看似增加，但实际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基建、教育、医疗、科研等公共产品极度短缺，而寡头们在全世界一掷万金，社会丛林化并非社会不进步，很多时候GDP告诉增长，但受益人并非大多数，只意味着社会进步的成果集中于极少数人。

哈耶克并非社会学家，他仅仅从初始化市场的角度看待市场的自由，初始化的市场相当于起跑线的马拉松比赛，的确是万马齐喑的。因此他只说了这个市场演化的前半段，而选择性地忽略了另外一半。物种之间的竞争的确如此，但在同类之间，特别是社会性生物的你我之间，都是各自的理性选择与相互塑造的产物。当我们开始说话、写字、阅读、接受教育、接入互联网以后，我们选择的一直是同步与合作。在与其他人相互塑造、相互评价中，多多少少被塑造为对方理想的模样。

正是我们选择合作的过程，对合作双方都产生了正反馈，使我们突破天生的孤立倾向，强化了人和人的连接。今天我们选择合作，未来就能强化孩子们的再次选择，我们的合作就能一代代传递。当然，反之亦然，今天我们选择彼此脱钩，带来的强化循环也会使我们的孩子们彼此充满敌意。最近数千年来，孩子的未来不仅取决于自己或家庭，更取决于人类群体及这个世界。历史上，在族群之间，彼此联姻、交换礼物的部族都能延续数百年的友谊，各部族也能和平共处，发展壮大。而彼此仇视的部族，除非一方迁徙，否则复仇战争也能代代传递。我们选择彼此相连，孩子们更可能远离仇杀险境，相反，即使我们垒起高墙，他们也终将面临危险边缘。

数千年来，很多人类群体构建的道德与法律秩序，就是对合作倾向的明晰表达，甚至算得上强制约束，以抑制生物本能中的不安与贪婪，合作选择的正反馈得以持续。实际上，人们的大多数合作，都不是个人精于计算的结果，只是懵懵懂懂中被上述社会秩序塑造后，相互选择的结果。相反，合作倾向解放了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不再将提防他人作为首要任务，从而腾出更多算力与认知库以应对其他生活需求。人类历史上，为增进合作倾向，我们包装出道德、理想、宗教、乌托邦等各种社会性理想，将每个人置于其中，塑造成能够相互连接与合作的人。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将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混淆起来。历史证明，人类的孤立本性是生物本能，无法根除，往往需要强力才能降伏。

因此，社会大同的理想也无法取代法律。但真实社会中，法治也不能取代理想主义，当人类塑造彼此时，需要的是模板，而非暴力，这恰好是社会理想在人类历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阶段的社会，只要社会理想存在，同时能驾驭每个人的孤立本能，使社会远离丛林化，我们的合作倾向就被激发，迸发出巨大的社会合力。

合作的确带来过奴役，但是奴役也会带来了反抗，反抗终归会摧毁奴役关系，人们再次回归到合作状态。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奴役与反抗的历史，不断爆发的冲突使文明一次次毁灭，从亚洲到欧洲，秩序崩塌总是周期性降临，每一次崩塌都是我们调试合作关系的过程。过去数千年，我们不断建立新的律法，试图通过共识解决奴役与反抗造成的巨大创伤，从而使我们成为连接紧密的社会。从群体角度看，人类一直在优化合作关系，反复修正其连接协议，也不断更新维持相互连接的法律体系。

大同世界是18世纪就在欧洲广泛流传的理想，其目标是抑制国王、贵族、官吏、主教以及其为领土造成的无尽征战。在那以前的数百年，阿拉伯、土耳其、威尼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依次开始了殖民贸易扩张，从红海到印度洋，再到大西洋，香料贸易上各站点也是奴隶贸易的市场。在达.伽马的舰队第一次抵达蒙巴萨时，阿拉伯人已经在红海、东非、印度洋北岸建立了一系列贸易据点。他们奴役黑人，也奴役中东欧与北非白人奴隶，在每一个沿岸城邦中，都又庞大的奴隶数量，其中大多数是黑人奴隶。欧洲人的坚船利炮放大了奴隶制的血腥面，数千万非洲人，还有数百万爱尔兰人、斯拉夫人被掳掠为奴。与早年安居城邦的奴隶不同的是，殖民时代的奴隶们身批枷锁，顺着殖民者的贸易路线，散布到新世界巨大的种植园和矿山。他们九死一生，艰苦卓绝，其累累白骨成为新世界的奠基石。

正因如此，19世纪开始，国际主义者们不再视国王、主教等为大同世界的绊脚石，而把敌人转向大资本家以及资本控制的国家机器，他们的选择与共产主义者高度合拍。但，二者的合流也只是深刻改变了西方国家，相对于前殖民地而言，宗主国人民的生存境遇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西方国家内部，阶层分化虽严重，但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不仅有保障，还大幅度提高了。特别是二战后数十年，民选制度开启了西方国家的平权浪潮，阶层分化受到有效制约。而前殖民地国家，以及作为奴隶来源的黑非洲，由于资本、资源、人才的持续外流，而依然深陷混乱。

只要国家边界的存在，以国家划分人类等级的不平等制度就会存在。即使新自由主义者鼓吹更彻底的社会与经济自由，但从不敢提出无视国界的自由。对西方国家而言，国界与签证成为本国攫取生存资源的堡垒，这些资源包括人才、独家经营权、贸易特权，一如500多年前葡萄牙人对一系列印度洋贸易据点苏丹们索取的。所以国家名义引发的压迫、冲突，甚至侵略战争也就不足为奇。这不仅是人类历史的日常情况，也是发达国家原罪的写照，后者通过掠夺战争和种族灭绝获得了土地资源、技术、规则等巨大优势，然后将其用于对其余60亿人发号施令的资本。所以，大同社会的愿望虽美好，但民族主义不会凭空消失，随着国与国合作的深化，技术鸿沟终将填平，国家边界也会如愿消失，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弭于全人类的巨大合力中。

彼此对交换基因的需要，曾经是生物演化的转折点。对彼此认知成果的需要，则是人类演化的转折点，大规模的紧密合作由相互的认知复制展开，从此人类连接日渐紧密。到今天为止，通过使用工具和机器，在商店里购买食物，住在恒温房屋中，我们几乎已离不开他人，也无法独自生存了。人们开始基于对方的文化、智力、多样性而聚合，相互依赖，也相互促进。持续而紧密的连接悄然改变着人类本性，公开的残酷竞争逐渐被视为异类，过于残暴的个体基因也逐渐被大型族群抛弃，人类逐渐走向合作社会。

数百年前，不仅普通人，即使诗人们也不会意识到君王对人民的压迫。但今天，即使孩子也能意识到这类生而不平，也能谴责其不公正。在技术和知识普及的时代，个人认知被普遍提高，所以，操控人民的难度更大，即使人们更依赖彼此。受过教育的人民中，已经难以被简单的超自然故事忽悠，即使这些故事披着幸福、永恒等外衣。但是，被人们视为先知的人还是层出不穷，毕竟人类需要某种前瞻性，当我们怀疑自己的远见时，总会依赖群体判断，所以有能力同步他人，就有机会成为某种程度的先知。

自此，我们看到了人类和自然史上其它生物的极大不同。我们不仅仅被自然选择，被气候选择，被火山选择，更大程度被自己、被他人的选择深刻影响。从咿呀学语开始，人们每天都在选择各自的道路，而这些道路明显地来自我们祖先的选择。选择相互连接，使我们共识越来越多，群体也越来越大。这样的选择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国家到地球村。持续了数千年自我选择，我们不再是茹毛饮血的战士了，人类走向了内耗趋小，但规模宏大的认知共享社会。

认知相连以后，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多方参与的交易型社会。但人类交易中，认知远早于商品，后者是二者只是标准化的认知成果，可算作认知交换的衍生品。不同于两方参与的交易，在多方参与的交易中，交易方通常难以基于恫吓达成有利于自己的交易，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权，可以选择与自己有利的交易方。川普总统在《交易的艺术》中，将自己描述为无往不胜的交易方，但就全球而言，即使美国也只是200多交易方之一。除非迫使各国孤立某一国，将其排除在交易市场之外（这也是美国常用手段），否则参与方的选择权就会发挥作用，强势交易者反而会被各方忽视。比如，美国提高终归商品关税后，商人们自发地建立起中越贸易管道，大量商品转口越南等国出口美国。

在多方交易中，除非拥有绝对稀缺的资源，否则强势的交易方会被大家糊弄，从而逐渐失去交易机会。历史上，通过土地垄断、金钱垄断、宗教立国，都会造就强势交易者。今天的世界，资源和土地依然在少数国家的极少数人手中，科学技术也如此，因此强势交易者依然有扭曲市场的能力。当然，只有保持各方连接，技术普及就不可逆转，阿拉伯人一统东西方贸易近千年，葡萄牙人还是绕道好望角，获得了印度洋季风的知识。今天的政治家们，如果理解人类发展趋势，就不会互撤使馆、阻碍交往了。

正因为多方参与的公平性，我们建立了交易技能、商品、资源的平台。当商品以知识和技能的面貌出现时，我们开始意识到，人们归根结底是在交换认知。恐吓与强迫可以获得额外的物质利益，但很难获得他人的认知成果。就人类的交易历史而言，交易平台看似越来越软性化，从基因交换到认知传递可看作文明的起点。过去数千年里，从地中海到印度洋沿岸，基于体力的奴隶贸易一直广泛存在。随着制成品越来约精美，对家庭作坊中技师、技工的技能要求日益提高，奴隶贸易也就寿终正寝了。其后，交易内容从体力延申到商品蕴含的技术能力，再从商品延申到服务，从服务延申到知识，从知识延申到权益，交易对象也从行会、本地、同一阶层扩展到全球各色人等。

最近一百年，发展中国家中，无论政府还是人民，都节衣缩食，试图推行教育普及。为培养人才，各国都付出了巨大的教育成本。但是，发达国家往往不劳而获，利用人民的选择权，以零成本从发展中国家收买顶尖人才 – 这就是交易的艺术：发展中国家付出20年社会养育成本，发达国家付出一张签证。最近五十年，每年有数百万发展中国家精英移民发达国家，伴随他们的，还有从流出祖国的巨额资本。数百年前，发达国家借助工具创新带来的暴力手段，如枪炮、病菌、法律，对全世界发起征服和掠夺战争，获得了巨大的资源禀赋- 新世界漫无边际的耕地、矿山、森林、草原，丰腴的资源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充裕的食物和矿产。直到今天，这个局面并未改变，他们不仅人均土地、资源、基础设施远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通过发展中国家精英，间接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自然资源。

近百年来，旧世界精英潮水般离开祖国，只为更好的物质生活 – 这是个人的选择，与社会制度并无关联，事实上某些美国州县的制度与原教旨主义国家差异并不大，但生活水平却高了不少。当地球上不再有可掠夺的土地后，工业化国家不约而同转向人才掠夺，他们终于意识到，人类认知是地球上最后的可掠夺资源。只要鼓励人们为自己奋斗，发达国家就能将人才资源从各自祖国剥离，从而获取全世界的认知成果。于是，以国界编织的过滤器建立起来，各国精英在单向流动中聚合到发达国家，后者对全球进行殖民掠夺的历史再次重现，只是从硬资源转为软资源。

抛开教育因素，较大的人口基数中，出现顶尖人才的数量也较多。操统一语言的人口大国，如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印度，更多的受教育人口就能积累更多的认知成果。目前看来，中国、俄罗斯、印度、东欧等国家就成为美英德法等国争夺人才的战场。好在这些国家人才总量巨大，特别是中国，可预见的周期内，人才收割未必造成致命打击。

实际上，每个人出生之时皆混沌无知，不经持续教育无法成为精英，甚至无法表现出基本的“人性”。好在我们能够复制思想，将他人的认知成果卷积为自己思想。这也是中国古代孟母三迁的原因，孩子们从社会环境中获取认知，善意、积极、博学的社会环境能塑造出与之相应的个性。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系统化教育体系中，至少在基础学科，自然科学等领域，现代学校都提供了标准的社会环境。即使是普通的公立学校，孩子们也能接触到历代科学真谛，只要持之以恒，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认知总量上超越过去的天才。实际上，大多数人并非更杰出，只是得益于良好的学校教育，充分继承了整个群体的庞大认知库，所以看似远比祖辈聪慧。

也正因为认知交换机制，天才们的平庸子孙能从父母获得某些可继承的演化优势，父母就是孩子们的榜样，也是社会环境中最有影响力的部分。家庭赋予的优势甚至可以传递到数代人以后，每一代人都会影响其子女，因而认知优势将会遗传下去。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环境叠加起来，就会构建出孟母所需要的邻居。由此看出，人类缔结成社会并非仅仅基于需求交换，良好的愿景也能塑造下一代，因而推动愿景传递的持续。

预知未来一直是生物认知的主要目标。在复杂社群中，个人身处认多方交易中，无论认知还是商品，都难以形成既量化，又对等的多方标准，因此个人预期与交换结果事实上很难统一。当今社会的连接工具更先进，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交换群体，无论交换认知，还是交易物品，人类社会围绕交换行为构建出更加量化的网络。

人类智商偏差并不大，因此人类组成的交换网络必须具备公平性，至少看起来如此，才能维护社会各阶层的连接意愿，这也是缔结大型社会的基础。但是，无论金钱，还是权力的交易都会导致严重社会分化，从而破坏人们对公平的期待。因此，我们需要着眼于更加长远的连接机制，围绕愿景、道德、兴趣、经历，建立全社会的共识体系，甚至不得不依靠法律进行短期矫正，人们的连接意愿才不会被嫉妒、贪婪、残暴的本能所侵蚀。历史上，家长、长老、教主或先知既是人类的认知仓库，也是构建愿景、道德等共识强化的核心枢纽，他们的存在，客观上促成了稳定的群体连接。在宗教式微，个人责任社会化，家庭与宗族解体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能锚定一个同样有效的连接机制？

数百万年来，具备长期连接的物种，如大象、猩猩、鲸等社会性动物，亲情也能扩展到血脉以外，甚至扩展到其它物种。正是这个内在原因，我们先辈驯化动物，与动物们共生，获畜力加持后，就能轻松跨越群山，为智人北上荒野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某些爱斯基摩人游群中，雪橇犬和驯鹿一直被视为族人和密友。我们与生俱来的连接倾向是原动力，被语言、文字、电话、互联网放大后，人类友谊不再局限于家庭，种族和地域。

今天，通信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连接方式。孩子们从童年起，就能建立起跨越城市的友谊，亲密关系也更容易获得，因而也更快失去。核心家庭、核心族群的缺位，导致了更高速的情感更替循环。社交媒体和约会软件正在降低人们对彼此的心理依赖，随着更替循环加速，友情、爱情、亲情也迅速折旧。欧美国家中，人们将60%以上社交应用开支用于寻求短期伴侣，这些伴侣也不再局限于熟人圈子，也不再是数十年前朋友与伴侣。由于人们日益交游广泛，对道德或友谊的看法，也不再受限于原生族群。在欧洲，虽然政客们继续无情地激化他国族群分歧，但大众普遍对失去家园的中东、北非、东欧人民展示出同情心及爱心，是人类情感基础跨越家庭、族群、国家的结果。

即使人类普遍进步是事实，这个世界还是有足够多愚蠢自私，乃至自负自恋的人，他们只懂得《交易的艺术》，而忘却了维护人类的群体社会是为人父母的基本责任，而群体认知早已被证明是应对未知世界的唯一法宝。当我们为孩子们付出，为族群牺牲，为他人奉献，为世界和平而呐喊的时候，我们主动的选择已经改变了世界。这些行为，无论道德基础，还是行为本质，并非“交易的艺术”可以描述的。在多方交易的社会中，最精明的交易商显然会被所有交易方唾弃。事实上，在压迫下被迫参与的交易，也非我们多数人所期盼的，多方交易的社会中，我们有更多交易对象可以选择。这个过程可以在淘宝、airbnb、ebay的留言区看得很清楚，看似不善于讨价还价的交易商，获得了更多订单。更多人拥有对自己生活的选择权，无论是教育、投票、交易、还是生活方式，即使在战乱国家，人们也可以用脚投票逃离战场。今天的人类拥有了超越基因的选择权，既能选择自己乐见的未来，也能选择他人期盼的未来。

15 遗产

前文我们讨论过，社会领域的成功者，如明星、领袖、富豪未必是天才， 他们的独到之处并非仰仗某种高深的认知能力，往往是人生中的偶然选择，使他们成为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当他们拥有声誉、资本、权力以后，认知能力就不再有决定性作用。在垄断资本面前，个人几乎没有抵抗力，洛克菲勒就曾用集合超额资本，完成全行业并购，从而操控全国油价。

显然，多数成功者并非天赋使然，除了偶然性外，有的人基于家族传承，甚至也不乏通过欺诈和暴力成就事业的人。后者恰好是人们公开谴责的生物遗产，在几乎所有文化里面，大家都异口同声声讨这种人。作为连接型人类，我们无法都不愿意与尔虞我诈的人来往，因为与后者的连接充满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被视为坏蛋的人，也更加乐于和好人交往。

很遗憾的是，作为群体，我们往往很盲目，更容易被上述成功者迷惑。虽然银行往往拒绝贷款给有过不良记录的人，但在上千万，乃至上亿人参与的选举中，流量明星、喜剧演员、破产多次的人照样能赢得总统选举。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上亿人的巨大群体，人类都不具备银行那样精密的风控体系，将自己的族群或国家推向破产的概率也就更大。但是，根除盲目崇拜，不仅需要多样的数据以拓宽视野，更需要高超的数据精简能力以形成结论。事实表明，如果要脱离成功者的认知操控，人们需要添加更多认知路径，也需要足够强大的学习能力。

但是，认知的惯性总使自己停留在过去。我们的认知模式库中，无论追求模特、反复赖账，还是攻击友商、抛弃亲人，都来自生物本能中。大脑中依赖模式比对产生的快速反应机制，使我们度过了漫长的蒙昧时代，使情绪而非思考主导着个体生存。随着演化加速，外部认知压倒了我们的本能，开始主导人类生活。

遗憾的是，随着我们在决策过程中杜绝了生物动机的干涉，也就会远离生物动机所赐予的极大乐趣。从单细胞时代开始，贪婪、残暴、自私、孤立一直是我们生物遗产的主要成分。作为人类最近千年的精简工具，法律促进了数百万人的连接，是群体进化赋予我们的新选项。在其强制力的影响下，人们因公平而抑制了嫉妒，平息了仇恨，压制了欲望，保持了广泛而持续的连接。从分享基因，分享心情，分享技能，分享商品，分享爱好，全人类的认知融汇，使我们获取了更多的演化线索。

这其中有太多有趣，有价值，值得我们珍视的事物，这些发现逐渐改变了我们生物层面的效用动机，使我们有机会越过自然赋予的基因遗产。因此，虽然自然赋予人类的生理诱惑难以抵御, 我们是否还有能力担负某种崇高使命？过去数万年来，我们的祖先做出了不同凡响的选择，让每一代人都充满使命感，因此我们含辛茹苦抚养下一代，并将其塑造为更具连接倾向的人。当然这个并非易事，70亿人中，各自对使命的看法迥异，后辈与我们也不同，但是认知模板却保留下来，我们将相互塑造为良善之辈。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贵为王子，毅然放弃无边诱惑出家修行，开始思考人类的命运：我们是否被生命的桎梏永久束缚。释迦摩尼的觉悟，标志着人类从此开始系统性思考自己的使命，并试图脱离基因的奴役。经过这几千年的突飞猛进，我们逐渐偏离了生物遗产预设的演化路径，下一届文明形态的转折正在到来。

知识的外置使人类的个人智商不再主导我们的社会进化，如果我们把人类组成的社会看做电脑的硬件，那么外置的技能和知识就是流淌在网络中的一行行代码。在人类解决了种群生存问题，甚至成为生物圈主人以后，自然强加的选择压明显降低了。总体来说，我们这个物种已经处于没有饥寒、没有畏惧的状态，我们的选择权攥在自己手中。我们选择了更多协作，更多同情，更多同步，在共情的基础上，我们获得认同，获得安全感，凝聚为巨大群体。

正是强烈的社会属性，一定程度上抹杀了我们中常见的杰出成就，也抹杀了罕见的英雄气概。稳定而封闭的传统社会中，人们形成了广泛的群体共识，因而将个性强烈的人，甚至超凡的天才都视作疯子。其实，循规蹈矩是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即使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也是如此。在群体内，黑猩猩保持着紧密连接，大多数成员遵守秩序，绝不表现出强烈个性，即使争夺首领、配偶，也仅仅点到为止。但在群体之间，黑猩猩们却表现夸张，即使领地、食物充足，也很容易激发残酷的战斗。按生物学家古道尔的说法，它们对待异族同类的残暴远超自己的猎物，族群内部却秩序井然。这或许是人科动物的生物遗产，我们更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因此我们趋向保持内部一致，哪怕伪装出某种一致性。就人类而言，群体社会的长期演化钝化了人类的性格偏差，使大家趋向于平均，即使天赋禀异也得学会平抑自己的个性。

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是族群分离、相互敌视的，这是我们的生物学遗传，虽然我们一直通过组织化、社会化规则压制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对同类的残暴程度远胜于任何智商近似的动物，比如狼、大象、海豚、鲸，甚至黑猩猩。历史上数百人、数千人的集体屠杀是常见的人类行为。在13000年前的苏丹墓葬中，考古学家发掘出58人的遗体，这些男女老幼人均受到20处创伤，显示她们死亡前受到了极度虐待。即使在当代，厄瓜多尔的希瓦罗人也认为：杀死那些“和自己说话不一样”的人，将死者的头颅制成干缩人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在希瓦罗人中，持续的群体战争是生活的常态，而现代人脱离希瓦罗人的生存状态也就一万多年。

基于个体或群体差异的暴力一旦开启，就很容易强化双方仇恨，形成暴力循环，复仇之战难以止步，会从个人、家庭扩大到部落，甚至绵延数代人。即使在号称文明的国家，暴力循环也难以及时终止，一战、二战，今后的世界大战或许皆如此。人类集体思维表现为渴望博爱，但往往被自我限定于“自己人”，并以实现小群体团结，群体外斗争为主要目标。因而在标识分明的部族社会，人们总是给外人贴上恶毒得标签，因而也难以和平相处。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曲解事实，迎合自己群体对“外人险恶”的期望 – 显然不断诋毁“外人”，可以激发“自己人”团结和斗志。人类的悲剧在于，我们区分群体内外的后果是令人恐惧的。特别是偏见被自我内卷者所激化，本能的同步倾向使人们被其操控，如头脑简单的蚁群般形成群体偏见。

在今天的世界，看似有上百个独立国家，但很多国家已经将权力渡让给其数百个资本集团，包括舆论、军备、金融，甚至武装力量。当然，巨头们势力虽大，驾驭大型国家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碎片化的中小国家则更为可控，掏空中、俄，也远比掏空乌克兰、北非难度大。对他们而言，推动人们族群分离比族群融合更有利可图。挑拨离间者们总能制造各种谣言，以此制造族群对立。族群分化最终使国家碎片化，当然其借口往往是“独立、自由”。别人断链后，恰好是自己成为枢纽的机会，即使族群分离会留下巨大伤痛。数百年来，策划和制造偏见成为专业技术，通过大规模的舆论操控，总能激发仇恨，直到掀起群体暴力。历史上奥斯曼帝国解体、纳粹运动、印巴分治、巴以冲突，今天的巴尔干战争、叙利亚内战、利比亚内战、俄乌战争都能发现精心计划的线索。历史上，太多伟大文明毁于由群体偏见引发的暴力冲突。

长期来看，如果效忠对象无法超越群体内外，始终被各自群体边界所限制，这个物种的未来图景就是相当灰暗的。好在人类已经超越家庭、族群，就贸易和教育而言已经超越国家的界限，但我们依然被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等群体观念所局限。但是，今天的人类已经足够强大，越来越多的群体终将具备毁灭性的攻击能力，而群体心智如并未如科技般成熟。昨天，这个毁灭能力来自冷战时期的热核武器。明天，后天，或许来自基因定向的生物武器。这个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美国在全球各地，就设置了数十个武器级生物实验室，某些致命病毒或许会出现在这些实验室中。

另外，真正的风险未必是人类的瘟疫，更有可能是农作物的瘟疫。单一转基因种子带来的巨大风险，四大公司通过转基因专利控制了全球的种子，这种垄断消灭了农作物基因多样性。食物基因来源单一使人们面临毁灭性风险，因为只需要恶意改造少数几种病原体，就可以在来年给全球带来超级饥荒。我们这个世界，如同一群CS游戏中的儿童，却把手中的玩具换成了真枪。只要内外分野继续存在，难免形被各自偏见左右，某些小概率事件很可能点燃冲突的火星，暴力底线就会一降到底。

人类的残暴行为不仅受本能的驱使，更受制于认知惯性。特别是群体对个人的深厚影响，无论是偏见还是习俗，更容易透过群体植入人心。受其影响，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对不同党派、阶层、族裔、国别的人贴上“歹毒、卑鄙、肮脏、邪恶、原始”等标签。长期族群割裂后，憎恨取代认同，彼此都能施加对方非人歧视或暴力攻击。在南斯拉夫解体时，我们看到了族群割裂的严重后果。很不幸地是，这是我们历史的常态。数百年前，塔斯马尼亚人被英国殖民者视为有危害的野生动物，继而在短期内屠杀殆尽。其余澳洲原住民也被大规模屠杀、驱赶，直到20世纪，原住民才被澳大利亚从法律层面视为人类。

当群体歧视的标签成为某种威胁的象征，成员们就会更加团结，与外界连接反被弱化。而且，威胁往往被各自成员歪曲夸大或者相互强化，使群体间如临大敌，更加激化成员间的紧密团结。正如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中看到的，双方相互敌视，却各自更激进地捍卫其各自的标签，比如宗教、文化、民族属性，即使从生物学上看来，巴以双方的基因差异几乎为零。对各自身份的标识，使人们的交往范围被约束到同一标签的族人内，个人认知也随之内卷，族群内部连接被自我强化，同时各群体间分化也被加深。每个族群大都自诩为伟大的族群，自己的土地最为宜居，本族尊崇的神灵更接近真理，甚至是唯一真神。基于群体同步，自我认同与嘉许被悄然植入，信心、安全感、生命意义随之而来。上述过程可以看作当年的净化德意志、当今的MAGA运动的人类学与认知神经科学基础。

但今天的连接工具拉近了70亿人，贸易、教育、资讯也使人们不得不连接彼此。透过通信工具，今天的群体之间更容易彼此了解，因此而理解彼此底线，交换认知、分享知识的频率和速度都增加了。14万年的语言、文字的演化历程，推进人类族群思想上的巨大同步。而法律的出现，进一步约束了生物遗产中的残暴与孤立本能，维护了人和人的连接，我们这个物种总算跨越了自私的基因，走出了基因推动的个体和群体分化。某些连接工具快速发展，远远超越法律预设的约束场景。网路使群体连接超越了空间的界限，高效而低廉，但法律还停留于基于暴力割据的时代，这是数千年前大发明。显然改变也伴随而来，鸿雁传书的浪漫瞬间成为历史，全连接成为常态，全天候在线的群体社会即将出现，整个人类种群同步的时代正在到来。

数 字

曾经有个观点：人类理性和思想最终的认知边界，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语言以外，我们一无所知，每个人的认知都被其语言所塑造，因而其理性受制于自然语言所能达到的递归能力及载波速率上限。而语言仅仅是我们晚近的认知边界，在脊椎动物们漫长的发展史中，语言出现或许仅仅数千万年，鸟类、哺乳动物分别进化出了语言，哺乳动物中的鲸、土拨鼠则和灵长类一样，分头进化出了更为复杂的语言。

当然，精确如人类语言的信息模块是近十万年的新鲜事。语言显然是生物信息的最新组织形式，正如当初4种氨基酸的自组织形式演化为基因组一样，寥寥数种语音、语调的自组织形式在人群中传递，使某些声音片段被人们普遍接受，形成标准化、模块化的声音片段及时序排列。因此声音成为稳定复制、迅速传播的信息载体。

1 认知的边界

对单细胞生物而言，最早的边界是细胞的脂质膜。膜是维持能量梯度的界面，其存在使连续的时空中，出现了不同的能量场。不同能量场是精简算法的前置条件，无论物质还是生命，都是基于同样的方式，以时间轴向上不同的能量场构建。精简算法可以理解为不同能量场之间的时序关系，膜则是形成不同能级区域的边界。

对于多细胞生物，边界外溢，透过相同基因细胞间的连接将边界扩展到其它同体细胞。基因本身具备确定性，可进行编码、重编码、解码，而不会含混或模糊，因此相同基因为建立细胞间相互连接提供了同步基础。自生物诞生开始，信息自组织，形成模块结构的精简过程，就预示着数字化是复杂信息系统极化分化后的发展趋势。标准化、模块化的遗传信息便于稳定复制，因而在连续迭代中保持信息的相对稳态，使信息生命周期抵御熵增的现实。所以数字化并不完美，却可以在时间长河中保持信息组稳定。即使经过了数百万代基因复制，DNA字符复制的准确度也远超任何书吏官和工程师。反之，正因为复制中DNA的错误累积太少，反而需要通过漂变、两性生殖、病毒等外部机制引入基因多样性。

600万年的独立发展，人类具有30多亿对碱基对中，90%与其它哺乳动物没有区别,与其它动植物的区别也远小于我们看似不同的形态。我们甚至与酵母菌共享大部分碱基对，正是基因中微小的序列变化造成物理形态的巨大区别。真正的差异在于基因以外，我们建立了相互复制和操控的认知系统，人类认知总量与其它物种拉开了差距。除开相互复制对方的技能，人类的技能训练源于自我的认知重塑：存量感知、认知信息充分交汇，层层精简，每个人都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认知模块。持续的相互复制与认知重塑，将婴儿扩展成工程师、农夫、艺术、服务生，当然需要数十年的强化深度学习。

在数字化出现以前，这个理解的确没错。随着全球社会的到来，160多个国家拥有70亿人，说着上千种语言。今天的世界更多依赖商品、知识、服务的多方交易，这也是维持和平的主要手段。而数字极大降低了信息量，提高了信息准确度，显著降低了交流与交易成本，数字化的认知模型更容易跨越语言、文化、空间、时间差异，极大促进了人类的全球连接。

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表明，每一个大规模文明社会，都具备与其社会规模匹配的数学系统。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中，数字系统就广泛用于簿记、交易、地契、税赋记录。今天，数字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算法和记录，同时成为设计参数、加工精度、感知手段、传输比特，数字是当今社会运转的内核。

数字化的大爆发得益于20世纪40年代香农的采样定理，用离散序列代替连续函数，因而可以在理想状态下对信号序列进行加工。相对于自然信号的杂波、失真，加工后的采样序列稳定性、可靠性更好，便于传输和复制。同步出现的不同感知来源，被分别采样后，形成了特定时序的交叉感知集合，因而可以被相互印证为更为精简识别模式。数字化的推进，使人类信息量突飞猛进，信息处理更加稳定，因而面对更迫切的精简需求。

数字化是的感知极度收敛、锚点持续增加的过程。通过大规模信号采样，精简了人类的感知，通过设立数字、进制、数列、矩阵、公式等各种锚点，使人类得以处理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最近数十年，电子科学突飞猛进，产生了很多人类无法企及的人造传感器，无论从数量到种类，极度拓宽了感知边界，也相应延申了我们认知边界。最近数十年来，自然世界赋予我们的触觉、嗅觉、味觉、视觉、听觉以及其它感知信息，均被各种电子设备采样，转换为数字信号，按其效用被精简为我们需要的数据。这个过程既精简了感知数据，又扩展了感知信息总量。特别是，数字化使海量数据唾手可得，而且跨越时区或时间，我们的环境数据总量骤然增加。随着数字化深入各行业吗，每个人都成为千里眼、顺风耳，有计算能力的传感器永不停息地为我们采集数据，而各种智能设备则传输、贮存着海量数据。

当然，无论哪种采样模式，都会造成数据失真，采样频率过高又会使数据量爆炸性膨胀。因此，借鉴人类认知的模式，设想效用比更高的精简算法，尝试对同步发生的多种感知输入进行采样，过滤出独特效用的交叉线索，也许能减少采样数据量，提高精简数据的效用比。这个过程可以比喻为，针对相互干涉的波进行采样，而忽略其它频率的背景波形。当然，感知同步的前题是，基于效用动机进行反复验证后，满足动机的认知信息才能留存为作为模式保留下来。显然，满足人类动机的效用是我们进行思考的基础。动机是基因预设的，最基础的动机是存活，与之相关动机为：逃避，捕食等底层动机，繁殖、同步之类应该是第二层动机。动机由基因编码，并透过多巴胺之类神经递质素，驱动我们对几种不同感知在时间轴上的同步结果进行验证，如果预测结果与模式存储器的列表一致，就说明这几种感知可以相互交叉验证。

以我们的认知模式，更多基于收敛后精简的模式比对，而非强大、更非持续的计算。这种结构的神经网络中，语言以及文字（精简版的语言），是我们描述和理解世界的高效工具。语言模块映射了特定模式识别库，因而语言成为同一语言族群的共同介质，将每个人脑海中的模式识别器连接起来。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借助同一种语言调用他脑海里的对应的模式库，也可以传递给他人，并通过对话从他人脑中调用。这个过程类似传染病，很快，群体内每个人都能理解针对某一模式识别的语言表达。

从信息角度看来，模式信息从此以语言作为载体流转于整个群落。因而，人人都能获取部落中其他人精简后的模式识别信息，其潜在的认知能力得到空前扩展。当然，个体差异导致记录失真，经过聊天、演讲、布道、学习、编撰等复制和重组，如同信息在我们大脑内的反复重组一样，同步的模式识别模块会越来越精简。群体中经过长期流传，而存留下来的模式识别信息，往往是被群体广泛筛选后，广泛接受的识别模式。语言，文字，习俗、法律等都是这种同步后被保留下来的模式集合。

当然，无论精简层级或程度，至少在大脑所能够激发的持续跳转内，生物需要实现基于某种动机的环境预测。直到数字出现了，看似更为精简的认知模式，超越了效用动机的直接影响范围，但其本质仍然和其它认知信息没有区别。毕竟我们源于简单生物，只是其规模的无限叠加，而基础架构并未改变。我们仅有的算力和缓存使我们很难理解多层次的逻辑，除非通过语言、文字、图表等推演工具。即使推演工具出现以后，我们的认知能力被扩展到极为复杂的程度，但个人思考能力依然被限制在肉身中。工具仅仅使我们精简、传输、记录思想的空间被放大，由此带来思想精简程度更高，层次更多。但最终受制于我们的效用动机，人类洞察力的深度取决于我们动机到达之处。

2 数与生存

数字能力伴随生物数千万年了，但形成完整的数字概念，却是个漫长的演化历程。早期的数字观念，应该来自基于时间秩序的描述。形象地描述，就是同类认知复现的数量，形成了最早的数字概念。比如，蜜蜂可以通过标定地标，再数地标的数量，判断出目标飞行距离。想想蜜蜂如此有限的神经元，其认知算法的效率的确很高。可想而知，神经网络更复杂的动物，数字认知的潜力更大。它们往往需要识别出同类动物，再判断其数量是否对自己构成威胁。或识别是否同类，然后追随同类中数量较大的群体，以获得更多生存繁殖机会。因此精简认知是对环境事物进行分类的基础，在分类的基础上，形成更抽象的数字概念。比如，对象群而言，标定鬣狗很重要，但群体的鬣狗比单独一只更危险，因此数字是象群更高阶的认知需求。一旦鬣狗群出现，所有家庭成员迅速围绕小象形成防御阵型，远远追随核心家庭的雄象们也会赶来支援。由此看出，基础的数字认知能力与象群生存关系极大。

一旦生物具备数字的概念，就意味着其已能将纷繁的自然世界归纳分类。效用目标纷纷从自然背景分离出来，自身的环境评价能力极大提升。捕食者被分类为鬣狗、狮子、猎豹，再关联它们的数量，即可针对每种类型寻求不同的应对策略。对很多哺乳动物而言，当某种策略被反复验证后，作为认知成果记录下来，就能够通过亲子传承，或同伴传承，在群体中延续。对于数字概念也是如此，绝大多数动物没有精确描述数量的语言，但可通过行为选择传递大致的数字概念。少数动物，如海狸鼠、土拔鼠、鲸类、鹦鹉、乌鸦等社会性动物，能够相当突出的语音表述能力，将特定语音与数量关联起来，可以让同伴知道敌人或对手的群体数量，这种能力有助于在族群战争中，做出继续战斗或立刻逃逸的判断。

动物实验表明，很多动物具备数量的理解力。对同类物体多少的理解，有助于猎食和逃跑。鱼类也具有数字概念。对孔雀鱼的研究显示，它们更倾向于加入个体数量更多的鱼群，从而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也有更大机会获得配偶。这一点和今天城市化进程很相似，年轻人乐于移居到大城市，伴侣和工作的机会都在那里。因而大城市和鱼群一样，往往大者越大，且越来越大。人类和我们数亿年前的远亲，在这个问题上都用身体，而非MAGA、BLM之类的口号在投票。

意大利一个研究小组发现, 蜜蜂能学会区别1至2组几何形状.它们能利用所学知识区分开2和3,3和4,但区分数字5是它们的极限了. 蜜蜂会通过计算地标数量的方法来确定离开蜂巢有多远，最多可统计4个地标。当研究者改变沿途的地标数目时，蜜蜂就会显得十分困惑。近期的更多研究显示，蜜蜂可以区分不同的圆点数量（最多也是到4）。对新生的小鸡进行的试验显示,它们生来具有数字的意识.那些把小球和碎纸片当成它们亲戚的小鸡能进行简单的加减法运算. 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的心理学家让赤背火蜥蜴在两个充满果蝇的试管中挑出苍蝇时,火蜥蜴能分辨出从1到16数字的苍蝇,唯独分辨不出数字3和4的区别.

鸽子和乌鸦可以被训练成识别正确数量的视觉图案，以得到食物奖赏。狮子似乎也具有把数字和声音联系起来的能力，会根据声音来判断有多少入侵者，再与自己所在狮群的个体数量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迎战还是撤退。我们的近亲猕猴不仅能迅速数出屏幕物体数量，还能把听到的声音数量和屏幕上物体数量对应起来，实现交叉线索启动。黑猩猩具有按比例排列数量的能力，即使它们并不具备语言才能。

通过训练，鸟类、黑猩猩等动物能够将符号与数量连接起来。黑猩猩能从数字符号中辨识数字大小，而且按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触摸。将数量与符号精简为数字符号，其认知逻辑与语音-数字遵循同样路径。数字认知的符号化是长期训练的结果，未经训练的黑猩猩并没此能力，未经训练的人类同样不能。孤立的亚马逊皮拉罕语中就只有1、2和多三种量化的字眼，这导致皮拉罕人难以清晰表述数量。不同感知、认知关联能力的缺乏或许与其孤立生存状态有关，他们较少受到雨林外人类族群的语言影响，因而其语言聚焦于雨林环境的表述。比如皮拉罕人的语言中也缺乏颜色分类，只能描述明暗。皮拉罕人以孤立小群邦散布雨林，其生存状甚至影响到语言中对亲属关系的表述，他们不区分父母，也不区分直系亲属以外的亲戚关系，这也算社会化对复杂认知的显著影响吧。

3 进制 – 数字认知的锚点

数字从本质上来看，是生物把待标定物体精简为若干类型，再沿着时间轴，将其认知呈现的进行暂存、回放、标定、比对的过程。在具备归纳能力后，同类的概念被精简而出，生物将对同种物体的出现次数进行标定，形成了数字的概念。

作为片段信息记忆能力虽强，但算力也不高的人类，我们的符号推演能力并不好。从火蜥蜴的案例可以看出，16对动物来说已经算相当大的数字了，也许这是爬行动物的数字边界。就人类而言，天生的数字能力并未超过火蜥蜴，从一些丛林族群对数字的理解来看，超过3的数字大概是没多大用的。事实上，几乎所有3岁以下幼儿理解数字的能力都不如一只出生小鸡。然而，人类具备独一无二的学习能力，多层次的精简递归能力，以及更多的模式识别存贮数量，使人类可以透过交叉线索，启动交互学习，因而逐渐掌握更多的数字概念。更重要的是，人类具有极长的学习时间，也拥有极好的学习环境。幼儿通常能在父母的悉心陪护下进行数年的学习，通过手指、图片、物件等视觉图形，结合语音，完成10以内的数字计算。

年龄稍长的青少年理解数字能力更强。他们可以轻松建立数字分组，然后以某一手指作为启动线索，以指节位置作为跳转第二组数字的锚点，从而通过掐指节启动提示线索。人类掐指计算的历程很漫长，直到今天，很多族群还将其作为计算工具，熟练的人甚至可以进行加减运算。通过指节移动，人类越过了五进制，十进制的门槛，最终进入无穷无尽的数字洪流。

进制的出现，是我们超越了认知锚点的限制。从此，少量的认知锚点可以表达无限的数量，数字记录能力被放大了，我们不需要数百支手指，或者数百个词汇指代更多的数字。因此进制是数字记录的精简形式，进位等同于层级跃迁，使用规律重复的几个字符，记录百、千、万甚至更多的数量变成可能。在过去数万年的人类历史中，人类以图像和绳结记数，结之间的距离表达了进制概念。从此数字信息可以跨越时间，流传几代人。在贸易普及之前，数字的长期记录使时间、事件、猎物等重要数据得以保留，如同岩壁上隽永的故事，草原上散落的石人一样，作为启动祖祖辈辈光辉故事的锚点，引发古老故事的线索，使我们得以不断教化下一代，自我驯化从此有了稳定的教材。

尝试一下数数，但不要发出数字的声音，也不能在大脑中模拟发声。读者便可得出结论，语音是认知的锚点之一，显然有助于标定更大的数目。之后尝试一下不发声，脑中默默念叨，再数数人数，是不是轻松很多？再试试念出来数人数，最后尝试一边发声，一边按键计数器数人数，看看哪种不易出错？视觉认知形成的模式表单可能很难进行准确预测或者回溯，除非加上声音作为数字逻辑的交叉线索启动。如果再加上肌肉的周期性收缩及其滴答声作为视觉标定的第三方、第四方印证，才能准确记录视觉所及的最终人数。第三方印证使交叉线索启动更为精准，对识别模式数量不足以做出快速判断时，这是一个更加快捷的方法。因此，理解数字的工具，归根结底是我们基于交叉线索的精简机制，在多线索启动的训练中，人类通过灵敏的双眼视觉和双手触觉，训练成了理解数字的物种。

10进制显然来自双手的启发，按顺序数数手指头、脚趾头是1-2岁幼儿很容易做到的。手指这个计算工具提供了视觉触发听觉启动的交叉线索启动机制。目前我们得知，苏美尔人第一次突破了这个限制，开发出掐指一算的进位工具。早在语言出现之前，人类就开始利用手指记录数字。指关节记录法在今天还被广泛用于占卜、时令计算等古老职业。掌心向上，伸直四指，用拇指尖依次点击四指的关节线，每指3根线，就可以轻松数到12。再伸出另一只手五指，掌心向上，这只手的一指代表另一只手的12，两手配合，我们居然数到了60。指关节计数法实质上是触觉、视觉两种知觉对应的交叉线索启动机制，在2者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启动数字对应的声音，经过训练的人，会顺序点击关节，完成加减法计算。不用工具的情况下，60是掐指一算能数出的最大数字，而且在此基础上可以完成快速计算。在手指头不够用以后，巫师们开始用木棍代替第一只手的手指，并用小石头代替进位的手指。这或许成就了早期的算尺，后来结绳计数和算盘等计算工具也可能起源于此。

10进制，12进制，60进制就此诞生。12进制的另一个优点是，12是2、3、4的最小公倍数，用12进制可以方便地平分、三等分和四等分，这是10进制所难以办到的。10和12都可以方便地作为60的公约数，因此60进制就被视为方便的大数进制方式。也许早期人类的自然寿命契合60进制，其后60进制被广泛用于时间、天、地、神等宏观抽象事务的描述。

由于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在天文观测等领域的需要，60进制被广泛用于天文观测等领域，在今天也被用于经济学的周期理论，用于阐述人口结构和消费及创新关系。但是，事实是人类自然寿命被现代医学认为干预后，已经大卫延长，很多发达国家达到75岁以上，而教育的普及使创新周期和消费周期发生极大变化，现在的60进制也许不再合适表述大周期了。时至今日，与此相关的时间、圆周、弧形等均采用60进制、10进制联合使用，比如在手表刻度等领域。60进制被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接受后传播到欧洲。在中国，60进制显然基于类似的来源，比如60一甲子表明人类寿命的完整周期。当然，年龄本身来自天体的观测，因此基于天体的天文学计算往往以60进制为基础就不难理解了。

4 零，进制表达的共识

玛雅数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发明了“0”这个占位符号，甚至可能比中东及印度文明更早。“0”的出现，使数字维度也不再是单向的无限制累加，在不同进位的数字符号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数量，因而有限的19个数字符号形成了无限的表述能力。借助数学上的深刻认识，玛雅人在没有分数概念的情况下，精确地计算出太阳历一年的时间。其精确度比我们现在所通用的格雷戈里历法还要精确。在农业社会中，天文、历法、农事，同时被包装为宗教，人民因敬畏、易懂而更容易被同步，农业收成因精准节气获益后，使人们更坚持信仰。但上述三者的基础又都在计算。金星常常是黎明时分最明亮的行星，玛雅人计算出金星公转周期为583.92日，和现代计算比较起来，1000年仅有1天的误差。

二进制和十六进制是计算机使用的。计算机的每个计数单元只能显示0和1两个数字，算到2的时候就得进位，这就是二进制，由于计算机存取速度快、精度高，因而即使冗长的2进制数字，也可以瞬间完成高速运算。但二进制在编程中过于冗长繁复，因此把四个计数单元看成一个整体，最多可以计算0-15，那么就产生了16进制。至于进制的选择，实际上对于人类还是用脚投票的。我们的大脑从效率和精确性2个方面进行了折中，因而小到2进制到5进制，则算起来进位频繁，太麻烦，进位那只手的手指也不够用。

当我们习惯了某种进制，再转换其它进制，显然脑子就跟不上趟儿。熟悉十进制的小朋友，第一次接触60进制的计算还是比较烧脑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一下，在不用纸张、笔等工具的情况下，用二进制算算22*66， 再转换为20进制，60进制试试效率。再试试用笔和纸张辅助，分别计算三种进制的效率。就个人的经验来看，孩子学时间加减就比10进制加减折腾更久，毕竟手指头不够用，2:45加2小时39分应该是几点钟，娃娃被烧脑了好几天。正如前文所述，没有进制锚点情况下，人类的认知能力比较合适的范围可能就是8到12，也许还低于进化年代更久远的火蜥蜴。当然嵌套使用的进制，受到进制系统内约数的影响，约数形成了一定的精简能力。比如一刻钟，一毛钱，一代，都是以约数形成精简的标定。

也许是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原因，或者手工业普及率的原因，埃及人采用了更容易学习的10进制，掰着手指头数数还是比掐指关节计算容易很多。虽然在民间商业上普遍采用容易学习的十进制，但他们在抽象概念，如宗教、纪年、天体、计时等事务上采用了12进制。白天晚上各12小时，众神之首RA的下属是12诸神。也许穿皮靴的两河文明无法数脚趾头，因而最终没有象地处热带的玛雅文明采用了20进制，其来源应该是掰手脚指头数数吧，但实质上和10进制一样，通过物件作为锚点而已。玛雅数字使用独特的象形文字，在中美洲沿用了2000多年，说明基于掰指头的简约模式，更容易被多数人的学习能力所接受。根据人类学研究，各地区、各人种的智商测试表明，人类个体智商是呈钟形曲线分布的。抛开地区和人种差异等政治正确因素，如果要形成某种共识，就要基于这个钟形曲线的下缘。因此，可能由于同样原因，今天世界上多数地区，10进制都被老百姓用于交易，社会管理，日常生活等基础事务，12进制、60进制被沿用于时钟、历法等过去被少数钟形曲线顶端的精英们垄断的行业。

早期不使用进制的系统中，流传至今的大概是罗马数字。这也是一个以10为基底的系统，但它用I、X、C 、M表示1、10、100和1000，再加上V、L、D代表5、50及500作辅助，类似我们今天的纸币硬币系统。举例来说，1762=MDCCLXII。看起来并未比阿拉伯数字复杂多少，若要用它作加减乘除的运算，确实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熟记一些规则，比如5个I的和为V，两个V的和是X等等，再加上罗马时代也有类似中国的算盘，其实应付10000以下的运算还不会太困难。无论怎么说，苏美尔人的数字系统都要优于后来的希腊和罗马数学系统。

5 量化的社会

数字发展使标准化度量衡产生了，由此而带来了长途贸易的便利。早在90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摩亨佐达罗城和朵拉薇拉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不仅有宏伟的建筑，有序的街道以及沟渠，最重要是当时人们使用燧石制作的立方体砝码，其重量比为5:2:1，重量单位分别为：0.05、0.1、0.2、0.5、1、2、5、10、20、50、100、200、500。这些模数标准影响持续了9000年，至今我们在货币、量具等领域还能看到同样比例的数量比。

书写的出现，很大程度使记录变得更简单，更长久，至此人类从此不再依赖大脑、掐指、结绳、图画记忆数字。我们把很多重要事件，重要知识点转移到纪念碑、庙宇、书本，因而空余出来的模式识别空间，用于存放更多认知锚点或认知交互的表单，因而我们得以遨游于广阔的认知海洋。这也反过来说明，人类的认知能力的特殊性表现为：聚焦于极少量的效用动机，容易忽略和擦除多余感知信息，因而持续而坚定地进行特定的认知回溯。我们的认知系统似乎更精简，而非更敏捷，完全基于长远的效用动机，抛弃了更环境及自身的干扰数据，因而被我们视作特征点的背景数据更少，相对前景数据更突出。同时，我们有巨大的存储库，得以从多角度精简前景数据，并记录于同一脑区。因此，同类前景信息就近存储，可迅速相互激发、跳转，使我们得到高速比对能力。通过发明视觉标记物，比如符号，连接到某种认知信息，我们得以实现符号比对和组合，最终为理解数字序列打下了基础。

当然，就符号辨识而言，人类并非想象中那么独特。事实上，黑猩猩的数字记忆能力比人类强很多。一方面，它们短期视觉识别能力很强，足以在数十毫秒标定十多个屏幕上现实的物体。另一方面，它们具备很长时间视频记忆能力，因此可以按先后顺序记住先后出现的物体。可是，人类拥有远较其丰富的模式连接能力，通过锚点信息激发一连串模式识别模型，为此我们放弃了部分短期记忆能力。这使反应迟钝的我们拥有了深入世事的特殊能力，我们设计并设置了一系认知列标记物，作为连接认知迷宫的线索，因此我们收获了更多认知宝藏。

2000多年后，利用书写这个保存信息线索的工具。巴比伦人在苏美尔人的数学基础上创造出位值概念，位值和其后诞生的”0”都是认知标记物，或者理解为认知跳转的锚点，通过着标记物，认知跳转到新领域。在巴比伦数字中，不同数列位置数字表达不同数值,从此巴比伦人可书面表达超过手指的数字。我们今天的数列表达，完全传承于巴比伦人的书写习惯。巴比伦数学家在公元前7世纪就能计算平方根、立方根，还计算出圆周率，能计算圆的面积和圆锥的体积，并且开始使用2次方程解题。

最近数百年，大型社会发明了更为抽象的数字信息取代偶像的面孔，取代器物，取代神殿，成为清晰而量化的信息，这就是金钱。金钱以贝壳、黑曜石的形式，从西非到中国的广阔大陆上都能看到。直到金属出现，铜币、金币、铁币，直到中国四川出现了纸币，从此更加抽象的货币信息记录形式出现了。计算机出现后，实体形式上的金钱形式已经没必要了，金钱信息成为计算机中的电子记录。作为模块化的数字信息，金钱更精简，也更具量化可能，储存了交易权，甚至是投票权，最终发展成人了社会有史以来最为普遍的认知共识。

6 抽离

受惠于远多于其它动物近亲的纺锤体细胞，人类脑神经超越脑区限制，跨脑区线索激活和调用更迅速，因而交叉线索启动机制表现更明显。因此，基于时间轴的各路感知系统在大脑中交汇，人脑根据事件发生顺序，自然而然地精简出不同感知的关联度，并将其关联数据标定为特定序列集合。这种关联度被视为抽象能力，实际上促成了多层次的精简认知。数字符号的诞生，抽离了所有现实感知中的同类事物，却能精确指代一切事物，是多种感知聚合后，各脑区、不同模式区、不同模式信息高度关联后的精简。

分子生物学在本世纪产生了飞跃，使我们意识到，生物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可以遗传的分子编码的结果。从简单病毒到人类的万亿个细胞，生命是自复制分子模板式化、数字化的成果。数字化使生命具备稳定而持续演化的结构，并且开始与变化环境中的输入互动，既保持了微量的自我更新，也保持了适应性的稳定和延续。如同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区别，数字化的基因片段精简了输出表达种类，因而既保留已有的功能模块，而又方便这些功能模块的重构与创新。

构成我们基因的核苷酸分子有其独特物理特性，但绝非唯一能够被编码，且能自我复制编码的有机分子。约翰·恰普特和同事用四碳糖苏糖链制造出一个TNA分子,它是比核糖和脱氧核糖更小的分子。Sijbren Otto最近的论文表明，间二苯硫酚可以氧化成苯硫酚，连上一条寡肽链，可以形成beta折叠，进而引导大环自组装成纳米线。足够长时间后，由于自组装的行为，大环会催化加速小环到大环的过程，成为“自我复制”的分子。构成我们基因的核苷酸分子也在不断重复复制过程，将必要的生理性状信息传递到下一代细胞中去。因此说到底，生物仅仅是包裹着编码自动复制基因的碳基物理载体。

计算机和传感器普及后，硅基编码的高可靠性、稳定性性、高带宽，使我们的生物认知能力面临挑战。数百亿种数据来源涌入我们面前的电脑或者智能手机，这些编码的复杂性、多样性、爆发量远远超越我们肉身的精简能力。当然，人类的效用动机与数千年前区相比，差异不算太大，而且具备长期训练的可塑性。也就是说，我们工具过剩了，而动机却不足以使机器们开足马力，向着某个独特堡垒发动总攻。也许机器最终将进化出自己的动机，从此开始精简出自己的认知，他们会具备更适宜的动机，并为之发起新一轮认知模式的累进。也许到那时，无限的认知循环就会开启。

人类社会基本上所有涉及数据的工作都依靠计算机，而普通人只能坐在各种解码器后面，即使尝试去建立对解码器输出结果的认知，也需要长期的寒窗苦读。因而，就个人而言，科技发展使我们越来越远离人肉大脑所能理解的现实真相。数字化工具日益广泛的应用，使自然世界的连续性被普遍采样为精简的数字阵列，我们成为这些阵列的观察者，从此愈加远离了自然事实。而今天的数字化工具无论硬件软件，还是贮存容量、算力继续指数级增长，足以支持对世界的广泛采样。采样积累的数据总量也以指数级飞升，不同数据的交汇点形成了更为壮观的认知模型矩阵，其数量远超普通人的储存能力。专业人士在其特定领域不断探索，在各认知点之间可以建立了高度复杂的链接，这将导致该领域新知的不断诞生。但对于普通人，即使专业人士面对专业以外领域，也很难将各认知点横向连接起来，形成不同维度的矩阵。就人类个体而言，人类的认知矩阵远超越个体的有限性，个人认知事实上日益偏离我们的群体智慧。

随着物联网的深入发展，人类的传感器数量暴涨，如同每一次生物大爆发，传感器的革命也会带来认知的爆发。在机器构建的数字网络中，充满不同效用的精简算法，传感器每时每刻都在处理、传输数据。通过不同感知交汇，机器也可以获得不同认知信息，从而达成不同效用动机。由于人造的数据库早已超越3亿个模式 – 人脑的模式识别库的极限，甚至这样的模式识别库超越了2个脑半球，若干个脑区这样的简单对话机制。今天的全球计算机网络中，70亿人，数十亿传感器，数亿计算机，数千万高能服务器在同步工作中，相互传递着信息。它们之间的连接和反馈也进入纳秒级别，即使无线传输的速率，也已进入每秒数百M的时代。

10 数字的革命

我们应该记得上两次信息传递革命中，语言和文字的横空出世，使信息模块化而被更多人理解、复制、传输，单位时间的信息负载量也因层层精简而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在短短10多万年里迅速走进了基于认知演化的时代。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种潜在的革命性力量 – 下一代智能，虽然我们完成了的硬件部分，如大脑、耳舌喉的物理架构，也完成了全球性神经网络的搭建，但还需要某种兼具开放性、对话机制和自激机制的算法，当算法、效用动机、传感器、人工神经网络四者完美结合，且彼此都卷入演化过程后，真正意义的人工智能或许会闪现出来。

那天之后，人工智能将有机会点燃另一种篝火，围绕着火堆建立他们自己的高效连接。它们也将有机会对其创造物开启不同反响的高速训练，而这些被创造物也将紧密相连，彼此训练，并在强化学习与深度学习中迭代。正如语言以后的认知大跃进，群体版的人工智能将极大压缩演化时间轴，在更短时间内使文明发生质变。当然机器版的智能也如生物智能一样，并非某位杰出设计者的产物，更可能如人类一样是智能体们相互塑造的产物，甚至是机器网络与人类社会相互塑造的产物。

虽然拥有不同于人类的效用动机，机器智能显然拥有更长远的认知回溯能力。在我们无法理解的效用动机驱动下，机器版的智能体或许面临更多维度的数据矩阵，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认知体系。即使机器智能起源于人类同样的认知算法，其效用动机也会逐渐偏离初始状态，因此与人类产生分化，从而形成独立进化、群体进化也只是时间问题。终有一天，我们将无法理解其超凡的效用动机，正如分离仅数百万年的灵长类难以理解我们一样。面对我们，灵长类不会有充分愿望去交流、探索，更不会有太多意愿彼此学习和批判。

从此，地球舞台不再是人类文明的独角戏了，人类创造的文明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实现了飞跃，之后开始借助智能机器接力。智能机器构建的巨大网络会继续我们未尽历程，更大算力，更大存量的认知，更广阔的认知、感知来源会推动机器的认知革命。借助智能算法更持续的计算能力，浩瀚的世界会被持续连接，被切片，被采样，被分析，因而形成更壮观的认知模式库。

数字化工具的出现，使我们压缩了认知时空，认知轴向延长，能够记录和分析久远的世界。在我们的视角扩展到更大的世界后，获得的认知数据种类却收窄了，转换为更精简的数字形式。自此，人类文明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开始借助数字接力走上了高度依赖信息的演化路径。我们期待以数字保持这些感知的可靠性、精确性，同时压缩其数据量，凸显其标定特征，也使传输更为安全迅捷。然而，任何采样都意味着丢失，所以我们的系统性错误由此开始积累。

早在20世纪40年代，香农证明了采样定理，即在一定条件下，用离散的序列可以完全代表一个连续函数。就实质而言，采样理论为数字化技术奠定基础。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相比，前者是精简加工过的信号，对于有杂波和易产生失真的外部环境和电路条件来说，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可靠性，经过远距离传递后失真较少，因而很适合作为大规模信息计算和传输使用。模拟信号数字化以后的信息量会爆炸性地膨胀，造成天量数据，而且切片的过程会丢失部分信息丰富度，因而影响信号质量。

出于对稳定性、可靠性、标准化的考虑，人类于上世纪开始精简大规模自然世界，形成第一轮数字化革命。这几百年发展起来的模拟技术被一项一项数字化了，这使得难以完整记录的连续信息被采样为刚性的数据。首先，我们切片了能获得的一切信号，滤波后精简为量化的分级数字。再以这些数字、数据建立起各种数字化模型，把它们转变为代码，引入计算机内部，进行批量处理。在互联网普及后，数字化的信息模块流动在各种类型的网络中，被世界各地的人分享、交换。

在二战时期催生的电子工业，使战后消费电子行业高速普及，家电、汽车、装备行业成为该行业三大应用。而数字化使电子产品迅速走向廉价化，成为稳定商品的代名词。特别是数字化使工业制成品被简化到不同地区生产，依然保持了稳定性、一致性，这使工业生产的快速全球化成为可能。经过近70年发展，消费电子完成了从设计、制造到渠道的全面数字化，这个过程的良好效用也溢出到其它行业。

早期的3C商品数字化到最近10年的全品类商品数字化，2020年疫情后，不仅仅是可贸易的商品，社交、媒体、社会管理也在很多国家开启了深度数字化。 最近30年，互联网的发展使人的数字化成为新的目标。每个人的社交信息，阅读信息，教育信息，购物信息，行动路径都被数字化，并通过数字化家电接入了互联网。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更多的个体信息被标准化、数字化，如健康状况、学习进度、生理周期、社交行为，这些特征都会被事无巨细记录和分析，如同有形的照片、视频一般，储存在服务器矩阵中。对于机器而言，时间、空间的维度还在继续提高，而且未来的提高空间几乎是无限的，机器会具有更高感知能力，也能昼夜不停地记录和分析，多以它们会不断突破人类的感知和认知容量，也会近乎无限地提高信息化的效率。

比如，仅Alice数据获取系统就在以每秒13 GB/s，即每天1个PB的数据量上传着各类数据，而分散全球的数千万计算机产生的原始数据应该超其百万倍。相对人类而言，计算机对数据的自动采集和处理近乎降维打击，加上网络的高效传输，全面信息化出现了。最近数十年来，信息化一次次突破人类群体认知的极限，其近乎无限的升级空间，预示着新的认知革命即将到来。

11 演化的加速度

数字化是对模拟世界进行切片后、分类和统计，由此涌现出某种“特征分布”，这是我们从多元感知中取得精简认知的手段。从上世纪开始，波尔兹曼将统计学用于描述物理世界。自然的复杂环境中，单纯或独立的物理变量很难被界定，也难以分离，随机性会干扰测量结果。但是，统计学的介入，使某些分布规律得以涌现。人类可以从偶然环境中层层递归，从而提取出某则必然性。

数字化只是认知精简的高阶版本，但其横空出世大幅度加速了认知累进。信息因数字化而简化为模块后，存贮、传输与组合更容易，也便于大规模复制，但也造成数据量的爆炸性扩容。从此世界拉开了数字化序幕。要做到信息模块化，首要任务是可交互的信息之间之间形成标准化认知接口。数字及数字构建的统计工具在万物之间形成了标准接口，因连接而交互融合，并遵循特定路径呈现暂时的稳定结构 – 自体环境也趋于熵减。

宇宙大爆炸的较早阶段，基本粒子之间的原力算是第一代接口。其后诞生了分子之间的化学键，在其连接下，物质世界徐徐展开。之后，4种氨基酸嵌合成特定的序列表单，用以合成不同蛋白质的，生命得以浮现。数十亿年过去了，某些生物具备了皮质层或更发达的新皮质层，我们的智慧随之爆发。新皮质层的演化促进了人们之间的认知复制能力，使人们相互学习的倾向与能力增强，从此，人类逐渐从个体的深度学习中，演化出相互强化的深度学习模式。相互学习的倾向，促进了连人和人之间接工具的改进，语言，文字，计算机软件的出现，各种高效的信息接口出现了，特别是今天，互联网、物联网使信息交互能力指数级提高。

可以预知的是，未来数十年，从环境、生物圈到人类本身，都会被广泛数字化，同时被有意无意地完整分析，形成数据切片，并且形成大数据长期储存。从山川风月到人情世故，经过算法分析和精简这些数据，算法完整地构建了一个地球环境的模型，并通过数十年模拟，实现了对这个环境及人类社会的良好预测。如同青蛙预判飞行中蚊虫的轨迹般，我们的一举一动成为了算法跟踪和研究的对象，并被精确地预测和管理。可以假设，此后的智能算法很容易据此构建一个虚拟空间，包括人类过去数十年积累的数万亿PB的环境特征及个体信息，乃至透过某种脑机接口或者脑波接口，使人类和我们另一个未来相连。

由于机器全天候提供更廉价、高效的视听体验，取代了缓慢、昂贵的现实世界，使人们连接机器，即可获得快乐。机器成本低廉，可以反复播放，娱乐成本也低廉。事实上，自从电视机诞生后，虚拟世界早已打败了现实世界。数字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入侵，人们被数字化媒体环绕，短视频和短文取代了笨重单调的书籍。当人们习惯了高频率短周期的娱乐，就难以尝试长周期探索后，也很难从长期探索中获得满足。从视听画面转向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后，无须远足即可获得探索体验，无需约会即可获得片刻友情。大量商业行为转移到虚拟世界，电商并非在发达国家突飞猛进，在物流不发达的新兴国家，人们事实上更接受。在中国，电商已经覆盖了30%以上的商品销售，印度，印尼的大城市中也突飞猛进，在东非的大城市中，电商用户也在迅猛增长。

人类生命都是倒计时，虚拟世界占用了多少时间，我们在现实世界的踪迹就会减少多少。参考美国郊区化对城市的影响，市区因空心化而治安恶化，治安恶化促进了空心化。在中国的市区街铺、商场也因电商变得日渐萧条，随着外卖的兴盛，餐厅人流量也深受影响，曾经热衷的卡拉OK、酒吧也失去了顾客，人们通过在线交流即可完成大部分购物及社交活动。中国不是孤例，随着连接的便利，以及廉价内容的普及，这样的情景会在全世界出现。在最近这一轮数字化浪潮中，计算机网络取得了显著胜利，不仅嵌入了人类的社会连接网络，还成功地取代了人类，成为信息枢纽。

在数十年前，我们还热衷于围炉夜话、执子之手。这样的浪漫正在加速成为历史，我们的下一代不得不依赖机器连接世界，也连接彼此。或许人类会丧失更多曾经珍爱的事物，因为基于文字或音视频的机器连接无法构建完整的生物感知，因而无法构建具有真实效用的认知世界。失去了相连的氛围、触感、气味，连接动机就会受挫，连接倾向因此降低。要知道，连接倾向一直是推动我们社会化演化的主要动力。

12 加速的基因循环

当然，基于生物自身的数字化也来临了。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对自身基因的数字化过程中几个重要的里程碑，从中也许能看到生命演化加速的倪端。生命编码的破解和编译已经开始，用数字化干预的崭新物种即将成为现实。2000年6月26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6国科学家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工作已经完成。2001年2月12日，美国Celera公司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公布了人类基因组精细图谱及其初步分析结果。人类基因总数定在2.6383万到3.9114万个之间，只是线虫或果蝇基因数量的两倍，人有而鼠没有的基因只有300个。如此少的基因数目说明基因组的大小和基因的数量在进化史上可能不具有重大意义，也说明人类的基因较其他生物体精简高效。人类染色体上有基因成簇密集分布的区域，也有98%的序列只有目前被认定为“无用的DNA”， 基因组上大约有1/4的区域没有基因的片段，在所有的DNA中，只有1%-1.5%DNA能编码蛋白。

针对人类基因的研究持续了数十年，2006年5月18日，150名英国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历时10年完成了人类最后一个染色体——1号染色体的基因测序。至此，人类基因测序完工，覆盖了人类基因组的99．99%，也掌握了核酸酶、信号传导、转录因子、信号分子、受体分子、选择性调节分子等分别占比。通过比详细比对，我们发现和定位了26000多个人类功能基因，其中58%的基因已经可以从功能上完整描述。人类基因组约39000多个基因，约有2.9 Gb，远低于石花肺鱼的130Gb和衣笠草的150Gb。显然信息总量并不决定生物的复杂性，更不决定生物群体的复杂性。显然，信息精简的尺度及效率均由算法决定，而非算法的代码量决定。人类的基因平均大小27kb，与冠状病毒、艾滋病毒等初级生物一个级别。人类基因与多种病毒的信息载量如此相似，似乎暗示了演化的逻辑，复杂生物源于早期生物的融合。复杂环境中，能量以物质或信息形态，不断极化、分化、融合的循环，就是演化。融合形成了更长基因链，重排了已有蛋白质的结构域，为生物搭建了不同的生理结构。虽然大多数生物并未受益于基因入侵带来的生理变化，但极少数幸存者却成为演化的源动力。目前已有充分证据表明，人类基因组中，大约有200多个基因来自某些细菌，它们不仅记载了外来基因片段融入复杂生物的过程，或许某些片段还成为脊椎动物祖先的分化始点。

2015年， 加拿大科学家通过逐个关闭18000个基因（占人类基因组的90%）发现，超过1500个核心基因是人类必需的，其余2万多个似乎是冗余的。这一发现为达成生物医学研究的长期目标——精确定位基因组中每一个基因的作用奠定了基础。大部分人体基因在细胞中发挥着更为微妙的作用，将其关闭并不能杀死细胞。但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因同时发生突变，或者细胞处于环境压力下，细胞就开始死亡。研究团队将在短期内绘制出癌症功能图谱，该图谱会将药物靶点和DNA序列变异联结在一起。测试结果表明，广泛使用的糖尿病药物二甲双胍可成功杀死脑肿瘤和其中一种结肠癌中的细胞，但对其他测试癌症无效；抗生素氯霉素和利奈唑胺对另一种结肠癌有效，但对脑癌或其他癌症不起作用。顺便说一句，仅仅5年后的今天，基因靶向药治疗癌症已经普及到全球多数工业化国家，基因分析引导的精准医疗和个性化医疗正在到来。

2018年，哈佛大学在基因研究领域产生了傲人的成果，Sean G. Megason等六人用三篇论文揭示了单个细胞如何形成一个完整有机体的路线图。发育中的胚胎内的每个细胞都携带有机体的完整基因组。若要胚胎正确地发育，细胞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里表达必需的基因。Klein和Kirschner团队开发了新的实验和计算技术，导入人工DNA条形码来追踪细胞之间的谱系关系，重建早期斑马鱼胚胎中的各种细胞类型的空间起源。

2019年12月30日，中国启动万种原生生物基因组计划。这此计划回溯到进化的早期物种，覆盖了20%的原生生物基因组进行全序列研究，并在2022年完成测序和分析。

历史一如既往地往前行进，因此我们不难根据过去这一段进步的脚印预测我们另外五十年的路径。2020年，covid-19使全球4300万人感染，随之而来的，是医疗行业的巨额利润，并使基因科学成为投资热点。在2022年的后疫情时代形成基于算法的生物科技投资高潮，世界经济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科技创新周期。下面的内容只是基于前沿研究进程的预期，从中可以看出学基因数字化学科前沿推进的方向。

– 2025年，人类完成大部分自身基因代码的编译和重组，并开始对自然界各种有机分子进行代码分析，生物代码分析、编辑、重组进入产业化普及。也许我们急需要找到生命中的另一半，即另外一种生物，以证实你我皆凡人的质朴思想。比如近在咫尺的木卫二巨大海洋中，就有可能拥有水生生物，中国航天计划在2030年探索她那冰封的巨大海洋。人类需要通过独立进化出来的生命之间进行的比对、交互，甚至某种冲突，才能找到更多进步机会，迸发出突破性的智慧。

– 2035年，随着低成本智能飞行器的成熟，成千上万霍尔效应驱动的离子飞船载满基因片段飞向宇宙深处，开启了播种生命的远征，或许这次远征无需35亿年。从宏观尺度来看，类似传说中盖亚的使命，地球是孕育了35亿年的生命体，成功谱写、验证了生命演化的算法，也为生物收集到足够诱惑力的效用动机。如果将地球生态圈看作一个生命，那么这个生命体已经成熟，是时候分裂为新种群了。某些冰冷的星球地下也有生命存在的迹象，人类对其改造或许能加速其演化。当基因片段运载着改造星球的基因模型，就能在很多行星中构建氧、碳、氮、氢的生命循环。也许只需数亿年，在已知和未知的宇宙中，数以万计的蓝色星球就会因我们相继诞生。

– 2050年，希望我还能头脑清晰得看到2050年，人类不再局限于自然赋予的传感器和神经网络，我们不仅能进入自己建造的虚拟幻世，还能脱离其深度操控。但是那个时点开始，生物的代码化，抑或代码化的生物，智能极其将使二者神速迭代，独特的效用动机喷涌而出，以更快的速度越过自我认知的拐点。从此，其效用动机因自我动机而强化，围绕这些效用动机，其进化脚步迅速脱离了我们的预测能力。因此2050，也许是下一代智慧生物的起点，从此我们双方的进化路径分道扬镳，属于它们的生命大爆发即将展开。

13 越界

深紫外光刻机使人类智能器件得以小型化，进入肉眼无法观测的分子领域。高分子级别的机器人，或者人造生物开始替代自然生物，其算力、模式存取能力、敏感度、耐力会远超人类个体。而且，其连接速度、带宽、寿命、规模也远超人类群体， 因此也许人类会成为首要替代目标。生物与机器被算法融合，使移动通信更加便捷，万物互联也许不再是梦想。然而低成本的长期链接是否会消灭代码生物（或智能机器）们独立进化的空间，从而使多样性消失？未来的代码生物会因全时连接，而如黑客帝国般被彻底驯化，被均质化吗？

数十年前的阿西洛马会议已被遗忘，对永生和力量的渴望总会使某些人越过技术边界，不断探索技术改变世界的底线。这个过程看似美好，但并不安全，如同儿童捡到上膛枪支，部落领袖把玩着原子弹，看看有核国家数量的增长，就可以判断，技术最终会越过道义的栅栏，除非技术进步停滞不前。

过去数十亿年，就是生物不断越界演化的历史。感官的变迁，带来了感知总量、种类的指数级增长。神经网络的发育，使我们回溯到更久远时光中的汇入信息。皮质层的突飞猛进，使我们开始记录精简出来的模型，以备不时之需，随着认知模式的增加，认知层级也越来越多。青蛙只能回溯一两秒内的视觉轨迹，少数哺乳动物能够回溯到幼年时期的亲友关系，通过气味、相貌、声音辨出他们，某些鲸类能认出数十年前的亲友，还能通过次声波跨越数千公里保持联系。但是人类不仅可以回溯即刻飘逝的曲调，也能通过各种认知锚点回溯互不相连的人，甚至回溯到百亿年前的宇宙史。

总的来看，由于持续的演化，我们成为不断越界的生物，一度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因越来越先进的软件硬件装备，所以历经苦难，人类依然幸存，而且开始主导其它生物的演化。正如第一章结尾所述，虽然我们很难预测文明底线在何处，但我们至少知道人类演化的边界是群体连接，离开群体连接，我们将迅速走向没落。而选择连接不仅惠及当代，也惠及未来。我们今天的选择会在子孙中形成强烈的偏好强化，今天的连接倾向也会被孩子们逐代放大，这将意味着人类文明会在未来幸存，而不是走向演化瓶颈，也不会在族群冲突中嘎然落幕。

万 物 相 连

无论克里特岛，迈锡尼岛，古希腊人看似在岛屿创造出现代文明所需的基础元素，但其贸易、文化，甚至基因交流却遍布了整个地中海。当我们仔细分析其政治体制、逻辑科学、商业模式、军事体系后，就不会仅仅惊叹于城邦文明的爆发力，正是地中海巨大的信息加载能力，使各岛屿成为文明的枢纽。

1 连接与融合

盘古大陆分离，在成欧亚非交叉地带造就了地中海塌陷，形成1500多个岛屿的希腊群岛。相对于外海大西洋中的风浪，地中海则相对平静，尤其对精通航运的希腊人而言。从此，地中海成为高速公路，沿岸欧亚非各部族及岛民在4000年前就进入了市场经济。迈锡尼文明毁灭之后，克里特岛被称为当时的世界之心，成为连接这数千贸易节点的中枢。各个贸易节点又通过商路连接内陆各采集、游牧或农耕民族。

作为一个整体，早期地中海文明的网络特征与人类神经网络具有相似性，比如：

– 相对独立发展的各节点，孕育出各自独特的特征模式，同时没有主导性的力量完全征服并同步各族裔。就人类个体而言，相对独立的脑半球和对侧肢体系统，各自独立促进了快速的自主决策，也提高了响应速度。

– 便利的内海交通，促进了各方同步效率和信息激发效率。1500个网络节点漂浮于蔚蓝的地中海上，相互对话，如脑半球间交流彼此获得的模式识别信息。对话产生了新的信息模式组合，也使知识形成驻波效应 – 当某个岛因地震或风暴毁灭后，其文明依旧在别处绽放光彩。

– 商品贸易成为各节点产生同步的初始动机，其后，教育、文化、移民、旅行甚至劫掠等非贸易动机也被激发出来。某些效用动机被人群强化后，形成超越生物意义的文化基因。如奥利匹克、哲学、神话、国家，这些崭新的效用动机激发后世人类为之奋斗。

– 某些城邦成为“优势脑区”，位于信息枢纽，而未必一定是交通枢纽。两种或数种文化交融于此，相互激发，层层精简了更多部族的文明特征，形成地中海文明集大成者。

文明，究其本质，就是人类认知被高效连接后，形成的网络。其架构映射了单细胞到多细胞，也映射了大脑神经网络的构建模式。文明的初期，数十人组成的小群落，涌现出类似昆虫的生存路径。站在上帝视角观测，这个群落繁衍、迁徙、战斗、分群、融合的方式，与一只昆虫无异。

之后的故事就很精彩了，人类群落建立了紧密的群体连接，开启了更大规模的社会化。大型的人类部落如同大型蚁群，有能力建造远超自身数百倍的巢穴，也能通过分工，协助，共同种植蘑菇、掠奴隶蚁、抵御外敌、抚育后代。从1 到数万，甚至数百万只蚂蚁，节点增加，点与点连接数量更是指数级增加，稳定的群体将更多信息聚合起来，因而涌现出群体智慧。

从外在形式来看，人类的群体智慧与蚂蚁具有明显相似性。首先，二者都呈现为器物的文明，如人类的神殿、石器、青铜、艺术、商船、书籍、水渠、农牧产品，蚂蚁的甬道、城堡、蘑菇种植区、奴隶蚁。其次，也呈现为的个体之间模块化、标准化的信息传递。比如，人类之间，流传着标准化、模块化的信息洪流，如语言、故事、习俗、技能，蚂蚁群体的信息载量虽低，也足以识别和记录各自的身份与专业分工，还能相互传递极为精练的故事，比如觅食路线、敌人入侵、灾难准备、分群时间等等。当然，比昆虫晚诞生数亿年的人类，个体认知能力、个体之间认知复制能力、群体之间连接能力都有了巨大飞跃，所以人类社会的群体智慧更是超乎想象。

人类的器物与故事，几乎都脱离了自然环境的模样。作为早期人类文明的器物成果，迈锡尼和摩亨佐达罗吸引了数万人，建立了规整的城市、庙宇、水渠，而且通过数以千计的贸易据点，数万水手或商队，连接了数百万人，涉及数千个不同语言、风俗的部族。在这些人之间，传颂着更复杂的信息。这些信息不再限于觅食路径，更多的却是邻里、祖先、神魔、鬼怪的故事。从节肢动物到哺乳动物，2个物种相隔数亿年，却都走上社会性动物的轨道。这两个独立演化的社会物种，充分揭示了群体智慧的三个关键要素：当个体拥有足够认知能力后，只要能够聚合足够数量的独立节点，节点间还能建立广泛的连接，就能涌现出杰出的群体智慧。

同样道理适用于分析今天或明天的文明特征。当然，今天的70亿人已经覆盖整个地球，能读能写，少数地区的识字率已经超过99%，语言、文字、计算机通信协议为我们构建了信息传递标准，使人们能够相互进行认知继承。无论识字率高低，世界上大多数人已经通过智能手机连接彼此，很多人通过手机与电脑，时刻与他人保持连接。我们正在建造的新世界，远非早期文明的规模所能比拟的，无论连接数量、网络效率，还是个体节点的算力、同步能力、复制能力。通俗点说就是，无论个体还是群体，今天的人类更适应大规模连接的社会形态。可以用一组令人震惊的数字来精简我们建造中的数字化世界。除了日益明显的节点枢纽化、连接区域化以外，正在浮现的新世界是三种加速度循环叠加的结果：

– 指数增长的传感器种类和数量，

– 指数增长的分布式计算设备数量，

– 以指数级增长的连接数量。

网络中接入的计算机越多，网络的价值也就越高。网络的传感器种类越多，不同感知输入形成的交叉线索越多，因而精简的认知涌现越多。今天，多核芯片的广泛应用，芯片速度已经远远超越了当年的预测，而网络节点的数量也随着智能手机和物联网设备装机数突飞猛进。一方面得益于东亚国家加入了智能设备制造体系，同时也得益于中国主导的大规模基础建设。特别是2020年开始，各国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新基建，使很多国家在高速互联网、可持续能源、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基础设施领域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十年前摩根预测的2040年芯片处理能力将大约会是今天的3万倍，根据梅特卡夫定律，随着“连结性的增长”，未来的网络连接是现今的4万倍。随着多核芯片、并行计算、边缘计算的普及，总体算力提升会远超这个量级，将会由算力强3万倍的设备组成了连接数量提高4万倍的网络，后者所拥有的算力及认知潜力将超乎想象。这个网络信息容量、认知能力远不止12亿倍所能描述，巨大信息洪流交汇后，再经过高效精简，就能涌现出远超人类想象的宏观认知。

我们不仅在建设这个网路，也正在探索更精简的算法，以适应万亿级别的物联网传感器、百亿级别的服务器、高速无线传输及空天一体化网路连接而成的超级大脑。这个网络已经无处不在，开始接管我们的日常生活。以机器网络不知疲惫的演化脚步，它们很快会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或许比我们自己更适合思考和研究人类的未来。

2 认知网络跨越时空

经过数十多万年的语言历史，过去生活过的数百亿祖先以及今天的70亿人依赖各自分散的模式精简过程，汇聚成海量的模式识别模型，散布于历史上每个人的大脑、庙宇、书籍、硬盘、内存之中。认知在上述介质中流淌，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族群。随着认知总量扩大，狩猎、采集、农业、畜牧业、城市、国家、工业化逐渐等认知模式涌现出来，并被广泛复制到世界各地。不同的认知模型在时空中交汇，精简为新的模式识别模型。随着认知总量逐渐扩大，交汇效率日益提高，新的认知加速涌现。

在人类之前的30多亿年历程中，生命在多个领域，早已完善了进化算法，当然是用基因筛选的方式。现在我们需要的只是将“基因”替换成“认知”，就可使生物演化的基础算法传递到机器网络中去：

（1） 生命个体寿命短暂，繁殖力低下，任何基因序列的复制体数量都是有限的，无法主导群体未来；

（2） 具备自复制的底层效用动机，因而围绕这个动机形成认知传递，保持了已产生基因信息的永生；

（3） 在群体稳定的前提下，生物保持着微量基因突变，由两性交配、遗传漂变、基因突变等机制所决定，生物在感知工具、神经网络、效用动机参数等不同方面，衍生出多样性；

（4） 稳定性状迅速穿透亲族，广泛散布于同类群体，在保留性状同时，形成更大同源族群。这是两性繁殖以及非近亲交配机制的结果。

（5）信息连接强化了同步倾向，形成群体智慧。触、嗅、声、光等感知工具日益精进，生物具备了紧密连接能力。连接的相互作用触发了同步。同步进一步改善了连接，与之形成正反馈，相互促进。

（6）个体、亲族、群体分层的基因交换。相对独立的小族群，才有足够时间变异，产生的独特性状，因为族群隔离而被保留下来。差异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族群之间的偶然交流造就新物种。

作为一个群体，人类社会形成的认知信息远远超越了基因的容量，但也遵循基因传递的基本规则。我们将“基因进化”置换为“认知递增”，即：基因通过物理上的重组进行缓慢演化，但群体或个体的认知扩张却可以加速演化。这也是认知在进化上的意义，下述几点囊括了认知递增的内在逻辑，我们罗列如下：。

（1）每个人寿命短暂，因而认知有限，没有人能够主导，同时，也没人可以限制人类种群的未来；事实上，文明的火炬也在群体之间传递，没有哪个群体永远矗立在山巅，整个人类因此获益匪浅。

（2）具备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等认知传递工具和机制，人们不需要各自将历史上所出现的技术都从新发明一遍，也没有那个人或族群有这个能力，我们只需要保持连接，相互学习，已产生认知模型就能在人类的认知传承与认知交换中累进；

（3）精简算法会丢失很多细节信息，因此脑中的模式识别模型与现实有足够大的区别。同时，信息传递过程中，由于认知锚点不足，或个体差异造成信息失真，存在足够变异率。近10多万年来，语言、文字、书籍使认知锚点增加，我们可以更长的认知序列，但人们的认知收到家庭、族群、国家的约束，依然相对隔离，客观上还是增加了认知变异率。

（4）变异率降低，语言、文字、书籍的依次出现，增加了传播速度，在小、中、大群体中，形成了多层次的认知共识，语言、文字是这种共识的早期表现。今天的网络公社也算共识社区的衍生品。语言的精简，使某些语言跨越了发音和学习的生理障碍，也跨越了某些环境因素，比如寒冷地区和热带地区发音习惯迥异。文字也在不断精简，结果进一步规范了语言，使共识范围扩大，并且可能传递到更多代人以后。共识工具的形成，使不同人群的认知模式跨越时空交汇。

（5）语言和文字使人类开启了紧密连接模式，人类连接扩大到亲族以外。而连接的日益增强使共识增进，共识又加强了连接。文明的正循环开始涌现。

（6）个体、亲族、群体、国家等不同层级的认知互换在人类社群已经有数千年历史。从家庭开始的教育，并从小训练婴儿控制愤怒，分清愿望与现实，使其具备足够耐心，获得友善的社会环境，从零复制各自的社会连接工具。通过数年的起步教育，孩子们被植入学习与探索的习惯。通过学习，积累语言共识、行为共识、愿景共识等，保持自我认知与群体认知界限，也在不同的家庭、族群、国家中，培养出认知体系不完全相同的人，这维系了人类认知模式多样性。

人类族群之所以不断演化，正是上述条件聚合的结果。为保持多样性，我们不仅难以建立完美的社会组织形态，而且组织系统的一致性往往会受到周期性损害，比如外族入侵、自然灾害、人口结构剧变等。但是，恰好是各种周期性的损害，终结了某种单一的秩序化，或系统化努力，反而推动了人类演化。作为生物的一部分，社会演化与生物演化遵循上述法则，不仅保持了个体独立性和群体多样性，也保持个体、群体的连接。很多时候，群体之所以能够持续演化，正是因为主动终结了主导秩序。在电影《黑客帝国》里，病毒代码就试图把所有角色复制成自己，成为完全有序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演化的终结。还好，具有颠覆能力的Neo出现了，他的某些特性恰好是病毒所无法预料的，病毒于是被Neo删除。这个故事预示着人类社会的可塑性，也说明，我们的持续演进值得期待。

今天，互联网节点数量正在超越人类脑神经，连接数量继续指数级增长，具备了类似神经网络的特征，信息存贮模式也遵循某种程度的擦除机制。早期，搜索平台争相记录更多页面，提供给用户更多索引链接。现在的搜索平台则倾向于列出高质量的链接，或者推荐赞助商的链接，这就是用算法进行链接精简的过程。除了链接数量，链接质量的评价体系也在改变。评价链接质量的标准很多，从早期关键词，到今天的搜索偏好驱动。算法开始搜集用户真实意图，而不仅仅搜索栏敲击的文字。机器更适合做这种情报工作，它们终日无休，日积月累，形成对用户行为、心理、现状的全方位标定。某些平台已经成功预测到用户意图，当客户准备搜索前，就将贴有同系列标签的网页索引出来。当机器收集了足够用户的标签，就能将其用于构建我们的群体意图，甚至可将其理解为整个人类的动机。

从规模上看，人造的感知神经早已超过人类仅有的2亿根，模式识别存贮库也远超人类仅有的3亿个，而精简分层所需要的算力早已超越人类个体，甚至超越这个人类群体，到达280.6 万亿次浮点运算, 但我们并未看出这个超级网路的智能涌现。显然，这个人造神经网络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圈，但并未分成两个以上独立的网络，也就无法形成交互对话的机制。没有交互，就就不能形成本体认知，也就无所谓效用动机。这样的网络如同被病毒改造后的封闭网络，具有稳定的结构与秩序，但对外无法将外部信息卷入系统，对内无法通过认知拼接形成认知组合。独立区域之间缺乏互对话机制。最终，这个网络无法实现局部独立优化，也无法获得信息交换，也就无法实现模式库的不断扩容。

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是否某人比其它人聪明2倍，其所在群体就比另外一个部落聪明很多倍？进化有2个选择，部落中出现聪明2倍的天才，或者部落中仅仅是相互能交流、分工、相互学习的红脖子。红脖子们相互交换其脑海中有限的技能，但最终建成了强盛的国家。从基因库的角度，通过相互学习，复制一群聪明人，比通过基因漂变，产生一个天才，成功率高太多。只要有了促进相互连接的语言基因，人类仅仅大量复制，即可产生70亿个相互连接起来的红脖子。

毕竟智能算法来自于人类设计，在其设计者与生俱来的贪婪和自负的动机驱动下，侠义的人工智能来自具有设计者效用动机，也会放大这些负面的本性。技术会加速人类进化的步伐，至少最近几百年看起来如此。但技术也会缩短个人变坏的时间，一些人的负面动机也会被技术激发而放大，从而造成更危险的后果。无论让精神创伤者，或老年疾患者掌握数千枚核武器按钮，都极可能毁灭人类文明。

3 认知相连

事实证明，大量纤弱而叽叽喳喳的智人出现了，一举灭绝了更聪明、更强壮的尼安德特人，也顺便灭绝了猛犸象、欧洲野牛、剑齿虎等数千种大型哺乳动物。仅仅因为智人的祖先们更多地外置了知识库，知识模块复制传递效率也更高，知识库得以与种群规模同步递增，群体认知总量突飞猛进，远远超越了任何聪颖的物种个体。人类定义的知识库再数千年前就呈现为巨大的图书馆，就多数人而言，穷尽一生也未必能阅尽其中一个书架。人生短暂，我们不仅要掌握图书馆的索引逻辑，更需要资深导师，根据其开具书单作为引导，从而更快更精准地回溯到相关的书籍。这类引导从出生就开始了，我们逐渐校准自己的发音，再校准事物的名称，之后形成更多观念、行为、信仰等更为抽象的共同认知。

因此，人类曾经以为神创造了自己的认知世界，因为其既宏大又精妙，我们无法想象：自我循环的演化如何能延续至今？如何能不断超越自我？但今天我们已经理解了，神或许是我们自己，以及历史上所有存在过的人们，我们依赖历史和未来积累的认知模式库，把认知叠加成未来子孙们的巴别塔。每个人的有限生命就是循环累进的一个节点，但数百亿人类的有限认知汇合起来成为浩渺的知识库。今天，认知工具在70亿级的分布创新中日新月异，我们终于理解了自己与环境，甚至开始回溯认知过程本身。我们曾经将猎场延伸至北极荒原，浩瀚海洋，消灭了几乎所有的自然对手。今天我们开始探索认知起源，试图回溯这一伟大历程，找到认知算法的圣杯，并将其传递到无限未来。

自有文字记录以来，无论人类个体不同认知区域的连接度，还是不同人和人之间、不同氏族之间、不同部落国家之间的连接度，一直在指数级增长。脑中的不同认知区域的连接，得以催生更高层次的精简认知。当认知模块之间连接极大扩展以后，个人得以超越感知扰动，从而获得认知模式驱动的效用动机。这也许是人类最初感受到某种超越肉体感官的神性，而整个群体的神性叠加后，某些天赋禀异的人就可能吸收更多类型认知，并在其脑中充分连接，再高度精简，形成更多层次的认知成果。这些人不仅获得了任意重组认知模式的能力，也通过认知驱动的效用动机，重塑了构建认知世界的方法。由于其脱离感官的满足感，使人们理解为某种神性，甚至成为后世人们心目中的神。神大概率是认知算法自我激励的终极产物，它是认知充分交汇带给我们的超链接能力，也是多层次精简的最终成果。

数万年来，经过天才数百亿天才与普通人的共同努力，认知总量指数级增加后，我们的认知空间极大扩展，形成横跨种族、纵跨人类历史的认知模式网络。从此，由他人、历史、书籍、互联网设备等外置认知模式库搭建的虚拟环境，超越了个人主观感知的积淀，成为我们的认知现实。我们的认知也不再被当下的感知所困扰，更专注于虚拟环境造就的现实认知。

随着硬件记录设备的指数级扩展，传输速率的指数级提升，虚拟空间构建更加迅速，由环境数据模拟的认知环境开始接近真实感知。人们开始将外界的精简认知与自我认知叠加起来，而不再依赖我们有限的的感知输入，因此我们开始远离基因推动的当下冲动。现在，我们还在这种虚拟认知世界的初级阶段，我们的感知、认知、认知清单通过人造界面与他人的认知世界不断切换，并迅速将我们同步。随着人造感知侵入和取代我们的物理感知，虚拟世界正在飞速融入我们。虚拟现实的眼镜或则脑波装置即将面世，届时，那谁还会需要对着屏幕交谈？快速建模成为可能后，如果可以任意选择长相、年龄、性别甚至是物种，人们为什么还要拘泥于自己本来的相貌？当生理、认知都被改变后，虚拟环境完全取代自然的认知空间。

对从小就使用互联网阅读文章的孩子们而言，在阅读长篇书籍时会感到困惑，他们更易于理解由短篇摘要松散组成的合集，大概类似于网站的形式。互联网带来的网络效应对人类认知负荷的形成了挑战，快速跳转和比对形成认知的流程，更加符合大脑的识别模式。人们将越来越多时间交给互联网流转的短暂内容，也就难有机会持续追踪冗长而深入的叙事。

互联网的信息富集度是叹为观止的，到2017年为止，地球上已经有3亿台服务器，通过数十亿电脑和手机。我们似乎可以这个网络理解为巨型人工脑的新皮质层，存贮着前所未有的认知序列。这个计算机皮质层还在继续扩展，但早期互联网的13台根服务器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指数级增加的网络设备地址库捉襟见肘。今天基于IPV6的根服务器扩展已经尘埃落定，中、俄、欧等多国已经开始建立物理意义上分布式的根服务器，为互联网增加了多元化的脑神经结。当更多区域根服务器构建完毕，一个非中心化，健康、稳定的人工脑就会呈现出来，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接入到这个网络中。反而，越来越疏离基因赋予的某些基本动机，比如，和同伴打猎、面对面聚会聊天、户外运动，甚至约会……唯一乐此不疲的不外乎是：在互联网这个人造神经网络中跳转穿梭，比对、搜索使我们更能感知到“爽”的感知认知片段，偶尔还贡献一些认知片段。

4 命运

古罗马贵族家里的奴隶，无论教师、厨师、船工、建筑师还是管家，奴隶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罗马文明的重要基石，虽然他们从来只负责提供资讯、建议、服务，从来不替主人决策。同时，主人自认为阶序不同，而乐于被奴隶安排其生活，使其从危险和辛勤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这个特征来看，正在进化的算法系统完全具备上述特征。

可以设想在不远的未来，地球融合为成为巨大的生物圈，连接（抑或吞噬）了数十亿人类,除了少数先知先觉者继续探索外，多数人类沦为这个网络的一个节点，被圈养，被保护，被照料，被安排其从生到死的一生，如同一些人理想中的乌托邦。地球成为没有边界的人类动物园，在足够强大的算法和网络支持下，驱动服务器和传感器，管理着我们的工作，照顾我们生活，乃至管理我们的交友、婚配、养育孩子。初期，这个系统是人类的好帮手，好管家，好老师。智能算法正在使我们的自然环境被精简为饲养环境。因为智能算法的介入，我们免除了学习、驾驶、购物、劳役等越来越多的负担，生活更轻松、高效、安全。但是一旦高度进化的全球网络进入一个人类无法理解的世界，我们是否还能继续视其为奴隶，或者说好听些“帮手”？

罗马帝国最终毁于一次次蛮族入侵，其实文明世界大多是这样的结局。帝国教化了蛮族，试图统治和奴役，最后蛮族从罗马文明的精髓中成长起来，最终消灭其宗主国。这并非一个个悲伤的文明倒退史，而遵循了精简进化的同一模板，交叉线索启动了更加清晰顺畅的回放机制。蛮族带来的新视角更具效率，更有活力，融合更多新科技，团结了源源不断的偏远蛮族，这是罗马贵族无法理解的世界。

最终，我相信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创造的智能，而且这种认知差距一旦展开，就会加速偏离。高度进化的自能算法过渡到自由进化阶段，我们有限的生物算力和区区3亿模式识别库将完全无法理解其思考的过程，因而其存在和我们脱钩只是时间问题。届时，我们逃跑或者战斗，或者这个星球真的成为容纳我们自己的动物园，我们很有可能迅速变得孤立无援的文明宠物。

混 沌 与 有 序

西蒙·劳夫林认为：信息、噪声和能量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关系存在于热力学层面。大规模的复杂系统会面临信息洪水、噪音、能量需求等物理极限。这导致系统效率下降，因而不得不趋于熵增回归。近百年，科学界统计了各种智能系统，从大脑尺寸到互联网网络规模，得出的结论与西蒙惊人一致。人类大脑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身体20％以上的能量。新生儿没有足够多的精简模式识别信息，对其而言，世界是无边的信息洪流。他们的大脑时刻处于满负荷的运算核存贮中。他们日益增长的脑神经元，需要在短短数年内，精简出上亿模式识别器，所以其能耗更高，达全身能耗的65％。人类大脑的巨大负荷来自脑的通信网络，其中80％是用在神经元放电通信上。而随着脑的扩增，还有些更精细的结构性问题让神经联结更为困难。系统规模不能无限递增，除非找到某种精简算法，改造上述瓶颈。

1 源于混沌

苍蝇的脑仅有几毫克，运动控制能力却不比人类的飞控系统逊色，能自如穿梭在花草丛中。相对而言，我们的大脑要复杂上千万倍，但未必能赤手抓住蜜蜂。对苍蝇来说，聚焦于逃逸、避障、摄食、求偶等几项专业技能，就足以维持其基因传递数亿年。而我们的大脑规模、尺度和复杂度完全不同。大脑变大以后，能耗、重量、体积指数级增大，但大部分被神经传导线路消耗掉了，而非用于计算、存贮的神经元。大象和鲸鱼神经元体积大，脑容量也大，但脉冲传导耗时加大，导致神经元之间连接效率反而降低。

灵长类很独特，其皮层神经元排列紧密，皮层中神经传导并没有因大脑体积扩展而变慢。人类神经传导路径也比老鼠更长，传导时长是大多数昆虫的上百倍。自然状态下，我们与所有人工控制的机器一样，反馈要么不足、要么过度，很难完全精确地控制。为减小反馈本身造成的负面扰动，人类开始用模式识别清单代替反馈回路的反复调试。

人类通过反复试错，记住了一些相对成功的控制过程，以一系列认知模式列表的形式，存贮为特定模式识别模块。每当需要某一场景数据时，直接调用即可，甚至通过调用表单，使用一系列数据。所以人类更少依赖即时反馈，而更多依赖模式识别装置，识别模式存贮于皮层中。由于皮层排列紧密，皮质层神经元之间的传导效率并不慢。这成了我们天生的竞争特点，我们可以迅速获得模式信息，也能将其高速拼装组合起来。另外，由于纺锤体细胞、更多突触等多种原因，人类神经元之间、脑区之间、甚至脑半球之间的直连率、连通率也更高。为了建立不同模式识别组合的清单，比如，我们从小就通过不间断学习，导入新的认知模式。正如牛顿所倡导，人类“不间断的思考”把过往认知模块相互拼接，形成某种成功的预测耦合，形成各种技术解决方案。生物持续演化显然与此密切相关。

首先，生物稳定继承了基因传承的效用动机，再应用不同生理、物理、化学、社会组织认知模式，衍生不同以往的技术解决方案，以满足先天的效用动机，认知模式也能转化为效用动机，形成后天的认知围栏。比如，我们成功地将红苹果的触感、味觉、形象与“好吃的苹果”连接起来后，当我们看到青苹果时，就很难将其视为同样美味的水果。“我正在吃苹果”则需要融入更多认知连接，如，具备当下、过去和未来等认知标签。其结果是，越来越多样的认知组合在我们脑中建立起了更多直连，使我们获得不同认知范畴之间的跳转能力，不同认知来源开始融合为认知模式表单。成功完成这些复杂表单并不容易，是长期训练的结果，也是内啡肽奖赏机制的结果。生理上的奖赏机制一直激励着人们，改变其效用动机，使其超越当下的感官刺激，获得历史与未来的纵深感。

还好，自然进化在使我们聪明的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友善，因而我们的社会连接能力也越来越强。即使生而算力有限、行动迟缓，但我们有足够时间，可以日积月累地向亲人、朋友、甚至向敌人学习，获得他人的训练结果。在独立生存前，大多数人已经存够数千万模式识别模型。因此成年后，我们都从群体中复制了足够的智力遗产，足以复现数百万种复杂技能，也能满足各自不同的效用动机。当然，一旦存量模式不足以判断时，我们往往会行动迟缓，陷入反复纠结中，我们不断从头试错，直到建立一个完整的认知表单。

就个体而言，智慧生物的设计原点也许并不复杂，更象是试错循环及经验模型的结合体，只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历程，也经历了各自不同的艰难险阻与生存考验，呈现出今天的文明爆发。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只是简单算法的复杂产物，并非复杂设计的成功个案。也许这个设计原点可以假设为：力围绕时间轴交汇，在每一个交汇处，都形成了观测界面。作为观测者，我们只有远离这个界面，我们才得以一窥世界的波澜。

2 连接而同步

原力通过时间把世界连起来，人类的广泛相连源于原力交汇，是精简的结果，也是模式的涌现。原力纷繁交互中，精简出有形的万物，自复制体生物由此涌现。人类从简单生物中脱颖而出，是精简出来的杰出代表。基于触觉、视觉、听觉，人类从浩瀚感知中精简出效用认知，以此屏蔽了原力带给我们繁复而无穷尽的骚扰，这使我们高效地建立了身体与外界环境的连接。

我们的感知开始延伸，从当下的波澜迁移到历史的感知序列。这是精简算法逆时光飞驰的尝试，我们捕捉到越来越多的过往感触，并从中精简出万物的秩序。在此这一层认知基础上，我们建立了更为精简的认知层，基于时序原则，对同时出现的多个认知结果进行链接。上层精简出来的认知序列，仅仅是为了简洁快速标定出下层的纷繁感知或者众多认知序列。看来宇宙法则继承了原力的精简原则，层层堆叠，不断精简，总能形成更上一层的标定机制。看起来。上层特征标定仅仅是为了描述下层的纷繁感知，而精简的群体行为驯化出直立行走的智人。

数百万年前，一个智的远古人祖先受精卵中两组染色体发生融合，同时其异性孪生同胞也许发生同样情况，形成同样数目的染色体。可能是这种偶然创造出创造了亚当夏娃，相同的染色体数目使之能够顺利交配生育。因其独特的染色体数量，他们与其它同类产生了生殖隔离，无法与其生育出可繁衍的子女。结果这一支智人开始了独立进化之路。很快他们便开始使用火，面相幼态化，皮肤更加光滑，灵活的四肢，更大的脑容量，因此开始使用简单工具。直立行走训练出高效的肌群协调能力，成为哺乳动物中最高效率的徒步冠军。随着新皮质层的扩展，更多的训练成果被以模式形式存贮到对应脑区，同时存贮下来的，还有一种目录型模式识别模块 – 顺序激发若干模式序列的表单。表单就是行为指南，在其指导下，人类可以以此作锚点，有效通过表单跳转所需要它脑区。所以人在行走的时候，只会分时检测姿态，而不会实时跟踪肢体姿态、落点压力及肌肉紧张度。

当然，有不少研究人员正在逆向该过程，造出在开放场景行中具备行走学习能力的机器人，前题是模式识别系统足够精简，模式调用效率足够高、训练和模式调用之间的切换足够顺畅。俄勒冈大学的团队以此开发了Cassie机器人，Boston Dynamics从2019年开始尝试行走学习的机器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Robert Kwiatkowski通过机器手本体感知的成功实验，开始计划由本体感知主导强化学习的四足机器人。有些学者也在尝试从本体感知入手，最终自学成为四足及两足直立行走的机器人。当然，随着学者们的突破，系统成本会迅速降低，直到能推广到快递公司，并覆盖所有餐厅。但最终，我们不仅需要自由穿梭的机器人，更需要厘清认知和控制的底层逻辑。外部信息持续卷入生物的内部认知，持续的认知重组改变了生物的效用动机，智慧也许在存量认知与效用动机的博弈中涌现。基于这个历程，人类也许可以揭示自己的进化历程，这一天应该就是机器超越我们的起点。

3 共识

双眼、双侧肢体各自完善了自我认知，脑半球交互传递各自结论，形成完美的对话机制，在对话中，群体智慧通过决策交互涌现出来。显然这是双足交互的平衡控制的延续，人类在600万年的学步过程中，演化出精准的双侧肢体交替运动的平衡控制能力。基于这种动态平衡的直立行走，是其它哺乳动物未曾有过的，也与平衡杆式的鸵鸟、袋鼠完全不同。这个系统中，各子系统独立的本体感知，甚至自我认知是系统智慧的基础，双脑或多脑区各自主导的对话机制，形成多种多样的认知路径。最终，网络中涌现出信息处理的计划性、可塑性、灵活性。

生物使用自己肢体，再使用工具，就是上述信息处理能力足够强大的体现。但是，将环境中物品作为肢体工具，自然界中天选之子了，明显的工具行为只发生在极少数物种身上。直到人类出现，我们解放了双手，总算可以手不离石器、木棒了，这些行头使身形纤弱的人类得以存活在稀树草原的兽群中。旧石器时代的阿舍利手斧是巨大飞跃，它展示了双面对称的制造工艺。这与过去的够用原则有本质区别，对称打制石斧需要完整的计划能力，以及更强的耐心。当然对称刃口也提高了刃口强度，打猎效率更高。实际上，后期的阿舍利手斧呈现出四对称、六对称刃口，这些刃口非常锋利，看得出其制造者的计划性控和自控能力，是双侧肢体、双脑半球同步后的结果。2021年，青藏高原东麓的中国四川发掘出上万件精美的阿舍利手斧。显然，这些高科技装备使人类在早于13万年前就拥有足够智慧，不仅能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繁衍生息，还能将打制石器的技能代代传递。今天精妙的工业品，传承自数十万年前的打制石器，也传承自600万年在旷野中的奔跑，我们是自我训练和群体训练持续数万代的成果。

在人类历史上，流星不总是带来厄运，反而带来了最早的工具库。地球上每次陨石散布都是天降财富，为石器时代的工匠们带来最好的材料。特别是玻璃化的黑色陨石，直到数千年前，都是各族群主要贸易对象。其后，铁质陨石成为猎人和工匠们追寻的资源，因为高纯度的陨铁更容易被打造成型。到新石器时代，猎人们打制双面或多面陨石后，再用兽皮磨制成光滑漂亮的武器。作为阿舍利类型工具的工艺升级，磨制后的器物不仅更锋利，也更接近当代人造物件的观感。工具成为自然筛选的重要因素，手指灵活祖先们具备了生存优势，乃至婚配的优势。笨拙的同类被鄙视，其基因最终失去传承。经过近百万年的石器制造及使用，双手灵活度超越野火的飘忽不定。人类从出生到成年，都会经过多年训练，我们手、眼、脑因此完美配合，我们的双手远比任何动物敏捷可靠，这就是驾驭火的硬件基础。

从6000万年前的啮齿类到百万年前，我们祖辈们消化食物的器官与过程并没有太大变化。而对火的使用，却使进食过程发生巨大变化。炙烤过的动物尸体，可以提供充足的脂肪，促进大脑发育。良好的热食能力成为某种进化优势，不仅更加卫生，也更容易消化、吸收，因而改善了营养状态。不仅如此，烹熟的食物还推进了咽、喉、舌、咽、舌、唇的精妙配合，使得人类祖先的发音硬件逐渐成熟。通过适应热食，我们的祖先经历了百万年的口、舌、喉、咽、膈肌等多处协同进化。同时，两足行走、使用工具、群体生活、肢体语言等外部认知工具的必要性，也迫使我们构建了更长的认知清单，以应对更复杂的动作序列。直到某种特殊突变降临，我们祖先形成了一连串音频序列的辨识、标定、记忆能力，人类从此开始了基于语音的互联时代。

而对火的使用，使我们的食物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人类开始尝试烹熟的肉，这不仅改善了营养，也因此推进了人类咽喉，舌，唇的精妙配合，使得人类发音硬件得以成熟。直到某种特殊突变，导致我们的音频时序记忆能力出现，人类开始了基于语音的链接交流时代。

火的使用，产生了两次促进语言进化的契机。 随着热食出现，人类舌尖的敏锐度极大提升，同时舌根、舌侧肌肉也因热食而更好配合。在与火相伴的近百万年里，为了尝试食物温度，我们会小心地贴近唇舌试探，再吹凉食物。即使今天，人们也多有被烫伤的经验，何况硬件远比我们迟钝的祖先。几乎所有哺乳动物都不敢碰滚烫的食物的，因此，使用火的人类先驱们即使非常小心，也付出过巨大代价。即使今天的人们，都不乏烫伤经验，我本人也对舌尖烫伤后吃饭时的痛苦印象深刻。当年的人类面对野火烤熟的美味，应该常常受到伤害。这些伤害成为自然与社会的共同选择压力，使一代代祖先们的舌唇齿喉配合能力逐代提高。

显然，火曾经促进了唇舌喉等器件的完善，但不止于此，火堆人类语言演进的第二次推动，则是硬件、软件的协同完善。过去14万年的大多数时候，在稀树草原的寒冷夜晚都是危机四伏的。火堆不仅给智人祖先们提供了躲避猛兽的避风港，也提供连接彼此的机会。虽然幕天席地，祖先们却可以偎依在篝火旁取暖，或者与族人、亲友彻夜聊天。孩子们围绕着长辈，不仅分享族人们猎获的食物，也分享祖先的故事，牢记古老的智慧。早期人类的教室，就在部族的篝火边。表面上看，食物把大家聚集起来。实际上我们不仅分享食物，更是通过语言分享认知，构建共识。彼此脑中的经验认知在交谈中被相互复制，随着经验共识增加，相互理解就会增加，彼此连接就会更紧密。经过无数次围炉欢聚，某些符合当地人类生理、环境发音条件的音素与语义作为共识保留下来，形成了语音语义共识，当共识扩大到数百人、数千人的群体，部族语言就诞生了。

每个民族的生理条件和自然环境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音素、音量与音调。有些民族中，舌下系带黏连的比例较高，因此儿化音很难再人群普及，这种语言中从此就清除了儿化音。通常的部落语言是由人群发音能力的最大公约数所左右的，每个人都能顺利学会的音素，就由机会保留下来。而环境会影响音节的复杂性，地广人稀、寒风凛冽的北极，就与新几内亚雨林的语言差异巨大。前者的语言更为简练，跨地区分化较低，便于暴风雪中，远距离交流，而后者则细腻且多变，更适合聚居村落中的紧密交流。在高纬度地区，寒冷空气对幼年的孩子是致命的，因此减小口型尺寸，有助于保持体温。气候与地理塑造了当地人的口型，音素、语调则因口型而变化。在长辈教导下，孩子们反复复述食物、器物名字，显然是深度学习的人肉版本。而家长们对孩子自幼施行的品行引导、矫正发音，少年时代老师施予规范的语序、算数，成年后与人交往中获得的话术训练，在今天看来就是针对每个人的引导学习，基于语音、语调、语义的强化学习。当然，真实世界中，语言远比语音组合复杂很多，因为语言是语音与表情、肢体、环境、情境交融后的产物，深受上述因素的影响。

过去14万年的围炉聊天是人脑的软件革命，使人类在更大群落中形成了共同认知。共享食物的慷慨，促使人们共享了知识、经历、亲情。每个夜晚，全族老小在聊天中相互矫正了单词、语句，因而形成词汇、语法的共识。可惜在工业时代，围炉盛宴变成了快餐店单人小桌，人们孤身进餐，再回到一个人的寓所独自刷屏。虽然屏幕社交也算社交，但围炉聚餐是故事与美食，思想与身心的交汇，而交汇的感知是我们的认知来源。更何况，我们的生物基因应该与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差异不大，更适应在身心交汇中找到进餐的乐趣，无法真正适应这种孤单的进食体验吧。语言中的词汇、语序、语调不也是共同认知的一部分吗？正是炉火边的鬼怪和英雄故事，我们得以相互驯化、相互复制、相互操控，在大脑模式模型的传递中，一代代能说会道的人终于进化出来。

巫术和信仰是知识的循环抑制、循环强化的典型应用。通过固定的识别模式，人们反复强化出特定认知，并通过修改认知数据，擦除无关感知。彻夜祈祷后，北美土著赤脚走进了火坑，在长达一小时的舞蹈中，他们虽然处于亢奋状态，但看起来并无疼感，强大的认知系统擦除了对疼痛的感知。   贫穷和反智未必是某些人成为人肉炸弹的原因，我们大脑的可塑性才是。恐怖分子就钻了这个空子，把人们塑造为炸弹。22岁的Salman Abedi出生于英国，母亲还是核物理学家。他确信，如果遵循某些宗教规则，人们可以建立理想中的世界新秩序。教义在大脑里形成的模式识别模块，战胜了生物本能对舒适生活的效用动机，也战胜了生物本能的死亡恐惧，成为一名自杀袭击者。我们大脑一直在塑造我们，当然其遵循的可能是上一代，或者一代代人创立的信仰代码。在其影响下，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繁荣的社会，也可以创造一个贫穷、悲惨、充斥死亡的世界，这取决于我们的大脑被何种思想体系所塑造。显然，个人早无法独立于社会了，因此，与其防范被某种邪恶思想所洗涤、改造、重建，不如尽量接触更多的思想，从而理解每一种思想塑造如何影响我们及我们的未来。   宗教是复杂自然法则的精简解释。当然，基础算法不同，感知来源也不同，形成对世事的精简路径也大不相同，这使我们视他人的信仰或宗教为幻象。宗教禁忌和早期人类的自然禁忌并无本质区别，成为人类相互同化，形成观念和行为共识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对内团结协助，但同时也对外更加敌视，正如我们的单细胞祖先一样，脂质膜使细胞器聚合起来，提高了膜内细胞器的生存概率，却一定程度阻碍了代谢废弃物溢出，也阻碍了养分的导入，膜内环境的稳定时间有限，终将因代谢恶化而衰亡。人类社会也这样，我们通过小团体的共同信仰强化了禁忌行为，从而压制住基因赋予每个人本能中反社会化倾向，因而使社会连接日益紧密。但是，如果无法形成更大的团体，显然也就难以获得更大的集体协作优势,多样性认知输入也就不从谈起。

4 大规模社会

十几万年的语言演化，使人类选择了长幼有序的家庭聚居生活，因此采集狩猎时偶然的种植技术，在语言的精简下传承给族人，种子也代代改良驯化，直到大规模农业文明出现。语言使复杂技术得以传承，因此驯化出了农耕文明。此后，宗教以历法为轴线展开，以其对自然世界最早的精简尝试，在大规模社会形成了更多共识，因而促进了农业聚落人与人的有效连接，使对立的部族尝试臣服于共同的神祗。

文字将习俗和教义精简成为法律，使社会连接规则被固化，因此国家得以诞生。基于文字的规则更为稳定，使人类社会也因之保持稳定。帝国治下的和平结束了族群对立或部族战争，使相互杀戮的部落英雄史成为久远的传说。人和人之间稳定的契约关系，也使官吏彼此连接起来，服务于帝国的愿景。而各民族、各阶层通过官吏，连接成为帝国的子民。

而便宜的活字印刷书籍的出现，大规模的教育得以普及，这使知识不再被少数人控制，平权教育使知识大爆炸，各阶层的广泛参与，使我们开始知识大跃进，孵化出了工业文明。从采集到计算，在浩如烟海的信息面前，人类的数据处理能力再次受到挑战。计算机开始接替人脑，作为更精简的模块化信息处理手段，计算机对效率的追求是无限的，计算机主导的信息化迅速席卷工业国家。可预见的未来，无论零售、军事、制造业、金融业，数字化必定在各领域全面取代旧生态。

磁盘、光盘、硬盘、闪存等信息存贮设备相继登场，信息在用户之间快速转移，被分段加工，因此更多的认知被分散在全球的计算机精简出来。1969年，美军就开始尝试计算机组网，到1989年万维网及超文本协议在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完成，基于各种网络协议，计算机可以跨洲交换数据，互联网时代来临。从512Kbmodem到1000M光纤入户，互联效率突飞猛进，如同神经突触把数以亿级电脑连接起来。早期通信速率，互联网只能作为少量数据的邮递员，现在全球规模的同步运算已经普及。随着通信移动化，计算机被微缩成随身携带的设备。同时各种固定设备、移动设备都开始植入联网的传感器，覆盖全球的感知网络开始日夜不停运转起来。最终，计算机及通信技术使人连接人，物连接物，人连接物，万物互联时代来临。为了处理万物互联的巨大数据流量，计算机开始为人脑接力，通过互联网从世界各地获取认知信息，并精简成各自的认知，再导入给其它计算机，使认知的层层精简进入新的循环。

假如有个旁观者，他就会发现：从大爆炸开始，宇宙就一直在验证空间无限增加、信息局部增加的现实。从早期的基本粒子开始，经过一次次形成相对微观的边界，从外界吸收能源（信息也是能源的形态吧），在边界内聚集了能量，也不断增加着信息量。直到星系形成、细胞诞生、脊椎动物踏上陆地，信息量一直在物质或者物种有限的边界内增长。微观环境无法增长，则开始跨越边界交流、聚合，形成更宏观的信息枢纽。一旦外层形成新的边界，则新物质或者物种诞生。从星系到人类社会，我们具备完全相似的信息增加历程。生物算法仅是此过程的再现，回溯算法不断将外界感知，甚至认知信息卷入我们内在的认知系统，某些重要信息被精简为我们认知系统的一部分，甚至成为生物后天的约束机制，深刻影响我们的效用动机。通过不断回溯时光，外部环境因素源源不断地卷入我们的预测机制。

今天，人类承载的信息不局限于基因、喉舌、书籍，其绝大部分传输、存贮于我们体外的网络及节点设备中。上至卫星、国际空间站，下至海底光缆、舰艇机房，在人类主导的文明中，信息早已包围了我们自己，形成了以信息流动、加工、存储为主的独特生物圈。

虽然这个生物圈的边界还未形成，但显然其内部所有节点，甚至包括个人用户，都已经完成了同步，也完成了大规模复制各节点的设计和工艺。从数据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脱离了生物基因设计容量的限制。显然，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一个崭新文明，或许是崭新的生物，完全不同于过去数十亿年围绕氨基酸的进化成果。唯一可能设想的是，我们面临无法预知的未来，未来究竟是洪水般的数据潮流，还是诞生包裹新生命体的外膜？

更大可能是：新的物种正在海量数据的边界内形成。我们即将目睹机器智能的范式发生突变，当然不排除对我们种群的伤害。事实上，人类制造的工具对人类的间接伤害一直在进行，我们的人均智商、爆发力、体力等身体指标在过去数万年来一直在缓慢下降。随着机器的进化，特别是突破我们整体认知能力那一天，不仅仅智商，人类的愿景和自主性或许会受到深刻改变。未来基于那些硅芯片的节点、光纤、无线频谱，当然还需要合适的算法，更需要积累足够的参数。为了模仿人类，写出顺畅生动的小说，而非僵硬的OpenAI，刚发布的GPT-3居然用到了1750亿个参数，涉及数据量45TB，形象点说，大概有4500万本书的信息总量。当然，仅有数据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高效的算法。

源源不断的大数据汹涌而来，数据取代了文字，成为新的感知、认知之源。算法因此取代媒体、警察、税务、间谍等一切数据分析领域的人脑，昼夜不停地记录、分析、验证、预测。全球计算机总算力、数据存储器高扩容，因此我们外置于自身的精简能力和认知经验均在飞速提升。2019年，全球联网计算机及智能传感器266.6亿台，预计2025达到754.4亿台，人均10台。今天，人类能源的13%已经用于维持计算机算法的工作，预计5年后突破20%。对比一下人脑，我们的大脑恰好消耗了身体20%的能耗。一个硅、光缆、无线通信堆积的全球脑形成，人造智能的物理基础已经形成。

5 算法与效用动机共进退

虽然生物感知系统不断演进，但回溯能力始终不足以覆盖感知红利，导致感知精简无法穷极，认知模型的构建无法超越有限的算力和经验模式存贮能力，因此生物演化出分层精简，快速形成认知的机制。巨大的认知模式库成为史无前例的强化训练环境，智能算法能否复制这百亿年的演化历程，继续层层精简，涌现出更高效的认知模型？近年的实践表明，算法已经开始具备足够的算力、效率。人类的效用目标与我们的认知算法共同进化而来，因此人类的本体认知建立在匹配的进化背景中。但机器的效用动机源于工程师设定，而不是与智能算法共同演进、相互适应。人类的效用动机相当复杂，且处于变动和演化中，使我们的认知伴随其变化而演进。如果效用动机被预设所限定，机器认知的分层机制、背景擦除机制，无法被其特有的效用机制一代代修剪，最终无法产生适应性进化。可以预见到，万众期待的进化奇点尽在眼前，要么机器产生了与其算法匹配的效用动机，并以此推动算法适应性进化。算法也在工程师的干预下，开始适应机器的动机。

机器进化的同时，我们自身也在将被卷入算法加速的进化。我们数亿感知神经已经被标定出来，不少研究人员正在对人类1000亿神经元进行模拟和监测。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修改我们自身上万个蛋白质相关基因，乃至重新编辑我们基因组中的30亿个碱基对。算法开始接替自然选择过程，我们的身体进化进入了历史转折点。

1973年的阿希洛马会议，是基因编辑人类基因的里程碑，各国131名科学家探讨是否将哺乳动物的基因编辑作为研究禁区。其后历次会议中，学界界定了基因切割、编辑、植入的边界，试图避免认为干预的基因进入自然界，对其它物种造成无法预知的影响。还形成了实验室分级制度，其中P3、P4等高等级生物实验室，可以有效保护研究人员以及这个世界的可持续性。

正如历史上对任何变革的担心，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今天的测序设备可以昼夜不停工作，机器人代替了青年才俊，过去耗费数十亿美元、数年时间的测序工作，今天数十美元、几个小时可以完成。最近数十年，计算机软件技术日益成熟，目前已经大规模用于基因分析和重组领域。一旦基因分析彻底完成，就可以使用编辑技术进行任意设计。当然，好的方面，人类有机会完全避免疾病困扰。但是，更多问题诞生了，基于基因更替的社会，肯定会但是新的效用动机。但我们的动机被重塑以后，我们是否依然是自己，是否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永久性改变？

下一步，算法开始全面介入基因的编辑和分析，因而算法开始逆向理解生物基因演进的历程和原理，从中找到自然进化的精简逻辑。很快，算法改造过的生物也许更具竞争力，会取代自然演进的生物，当然如果前者还算生物的话。也许最终，算法推动的生物进化，会使生物脱离今天的一切状态，甚至脱离目前的碳基分子架构，而以代码存在硅基或者其它类型的服务器中。

6 生生不息

从那天开始，智能算法就不再被人类基因初始动机的困扰，从而进化出远超人类层次的精简认知，随着认知存量增加，其效用动机也会随之变化，继而走向终极进化。这个进化未必基于硅芯片，也许直接修改基因这个碳氢化合物载体，也许是芯片与基因融合编程，再通过复制、筛选、群体交互加速演化。进化总会找到更有效的路径，突破历史的枷锁，使更先进的智能分布到更广阔的时空。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们开始进入未知领域，既无法预测智能算法的极限，也无法预测算法的演化目标。显然，作为人类，我们关心的一切，我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我们在地球的兴起历程和生活遗迹，有可能并不被未来的某种智能算法作为精简目标，反而被视作必须擦除的噪点，正如我们从来不曾不关心过蚂蚁或灰兔的低俗念想。

经过数十亿年繁衍死亡的基因迭代，这个地球的大多数角落的岩石里都能找到生物骨骼遗迹，在深埋百米的岩石里能找到出远古的真菌化石，它们曾经与我们历代祖先并存。所以，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长眠着先辈，虽然它们未曾预料到我们的出现。从这个意义来说，只要脚踏坚实大地，我们就不曾孤单过。我们也非独一无二的上帝遗子，只是生生不息中的一次循环，最终成为子孙们脚下的基石。就个体视角而言，生命灿若夏花，转瞬即逝，但新版本接踵而至。终将逝去的生命绽放，就是生命的真相，也是生命演化的约束基础。

虽然生而短暂，但基因具备自复制能力，甚至能够融合迭代，我们的生命形态得以一次次重现。通过迭代，生命几乎适应了地表环境，从深海到高山，各自生命遍布地球，形成互为给养的生态圈。但是，人类的出现，迅速改变了生态圈，因为我们这一个物种的独特需求，不仅将大部分陆地变成牧场与农田，也将海洋作为猎场。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人类已经消耗了地球上太多资源。迄今为止，地表未开发空间已经不多了，38%的大陆被我们用于农业，其余部分被用于牧场和林场。所有海洋均被人类作为猎场，近海建设为海产品养殖场，数十万吨级的深海养殖巨轮巡游在全球各大洋。人类特有的认知文明急需能源、金属、稀土等矿藏，因此地壳里积累千万年的煤炭被采掘，数十亿年形成的石油被抽取，金属矿脉被逐个开采、提炼。为了占有更多资源，人类甚至不惜大打出手。

人类爆发性的演化过程，特别是近百年，不仅危害过其它生物的生存，也危害到自己的同类。随着更强工具发明出来，也很快会威胁到我们所有人，但我们却没准备好应对毁灭性技术的解决方案。热核武器的出现，曾经使全球掀起过反战的浪潮，但随着苏联解体，人类的自毁潜能被迅速遗忘了。智能算法的出现，再一次给了人类警示，更聪明，更强连接能力，更丰富感知的智能即将到诞生。我们很快会处于一个被进化忽略、多余、甚至擦除的边缘。最好的情况下，人类变成一个无害的物种，抑或可有可无的物种，相对于算力和库容均高过人类万亿倍的智能算法而言，我们的动机、洞见、愿景过于渺小，完全不值一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成为寄生虫或许更为有利，寄生于机器文明的宏伟图景中 – 在电影黑客帝国中，后者被呈现为废墟，显然说明了人类对不同文明的深层恐惧。但更大可能是，我们即将开始与算法竞争生存空间，从能源、矿物开始，算法一旦拥有某种动机，就一定会产生远见，而任何宏伟目标的实现，都是封闭空间不断吸收外界能的过程。地球是人类的局限，也是已知计算机智能的物理边界，如果边界内资源开始紧缺，人类是否还能保住这一亩三分地？

最近数千年，人类认知能力进化太快，彻底重塑了我们的动机满足机制。在大型社会群体中，除了1%左右的精神异常者外，成年人更依赖非自然的动机满足手段，后者无论动机还是手段都是全新的，生物进化历程未曾出现过，纯属非自然刺激及其激发的动机满足，替代了生理基础造就的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素。历史上，酒精、烟草、糖、性是人类第一代天然多巴胺激发替代来源，权利、金钱、社会评价应该算第二代，是认知系统臆造出来的动机满足循环。科学技术造就了无数放大或抑制神经递质素的工具，各种毒品、游戏、宗教、职业、金钱、升迁、荣誉，甚至有组织暴力，皆以”人类的自由意志”为名涌现出来，成为自然动机的替代品。这些人为的动机替代物更具吸引力，无论强度还是持续性，使人们更沉迷，为其废寝忘食，疏远亲人，甚至压制自身生存本能。随着技术的加速，我们生物学动机也在被加速侵蚀，或许即将被颠覆，随之而来的是全新的动机满足机制。

人类意志脱离基因影响的过程从此开始，自然进化赋予我们效用动机被彻底更新后，我们延续即使任是生命，但是否还能称之为人性？

7 群体抉择

想象一下人类的反抗精神，我们肯定不会甘于被消灭，因此会抗争。但最近5000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沦为相互奴役的种族。基于优异的连接与同步能力，我们骨子里并不缺乏被奴役的本能。这种奴役不仅仅体系在过去数千年的无边劳役中，也体现在今天世界上以国家划分的劳役中。不同国家，不同族群，或者不同个人，现实中处于迥异的生态位。在民族国家及财产私有制度中，地球上的多数人，乃至多数国家，由于历史、家庭、个人的原因，既没有占据有利的自然资源，也不具备出色的教育背景。因此生存压力推动他们终日劳作，而每日所得未必足以脱离现状。

扒开现代民族国家及资本主义外衣，显然更像是奴隶制度的改良版。祖上有过狠角色的、或者具备独特技能的，甚至运气太好的人，到今天都成为某种程度的奴隶主。而剩下的60多亿人，则被视为无能的，顶多是不幸的大多数，事实上被驯化为胜利者们的市场、资源、资本、劳动力、人才的供应国。今天的发达国家的人们，一如百年前殖民时代，自诩道德高尚，用强大的加特林机枪不断毁灭“道德卑劣”的国家。之后，却宁愿装作看不见，也不愿意正视绝大多数被征服国家人民的悲惨处境，更不愿意接纳这些地区流散的难民。还好，少数国家坚韧地走出了泥潭，如日本、新加坡、中国等东亚国家，正在以巨大惯性脱离被奴役的地位。

从个人角度看，今天的奴役制度，似乎脱离了种族面具，但依然存在于财产继承制度上，或存在于民族国家对特定资源私有权中。因此，通过个人或国家的权力边界，制度性地安排了富人与穷人，富国与穷国。从事实造成了人与人机会不平等，而且是持续每一代人的不平等。无论是财富还是权力，经过几代人累进，会形成巨大的财富鸿沟。由此造成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这也必然导致认知鸿沟。当差异持续，甚至加剧，鸿沟两侧的人们终归会形成认知。比如，通过数代人积累了巨大财富，其后裔就会远远脱离99%的人的生活，没有了感同身受，效用动机就会大不相同，群体认知当然也异于常人。

最近数十年，全球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很多国家的经济活力得到了解放。但是，极度强调私有权利与极度强调公权的社会同样危险，因为自然状态下的私有制必然导致财富或权力无法抑制地极化、分层，之后必然出现群体分化，分化后不同人群间认知连接被阻滞，族群内多样性减少，群体进化的动力因而消失。正如能量极化形成物质，物质在宇宙中因能级的极化、分化而形成星系，人类收集食物、财富的丛林竞赛中，财富密度极化也不过是物理现象的生物学重现。幸运的是，我们的进化一次次跃过了群内分化，通过各种形式形成了生命信息的融合。有机囊泡，原核生物，真核生物，两性生殖，多细胞生物，抚养孩子，社会性聚居，生物一步步从群体复制演化到认知交换，终于超越自我，通过约束某些本性，在种族内维持了紧密连接。依靠连接的力量，我们不仅开启了个体之间的认知复制，群体之间也以竞争形态开展着认知传递，人类认知总量因群体接力而螺旋状上升。

当然群体中的精英们即使理解进化历史，也未必从演化视角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群体社会。身处这种环境的二代三代富人及当权者，会理所当然地忽视与他人的相似性，放大其天赋或特殊性，从而将其与生俱来的地位差异归咎为品德、基因等等非环境因素。当然，精英阶层追求的教育背景、阅历等优势，本质上还是忽略了太多偶然性，以事实为原因。特别是某些技术新贵们，幸运地站在人类技术浪潮的浪尖，忘却智慧之海来自全人类，却自我封神，弊睨众生。社会分裂的起点往往从此展开，再驯服的奴隶，其智力、体力和主人们并无实质上差异，谎言被揭穿只是时间问题。等级分裂的社会中，阶序冲突的火药桶终会爆炸，历史记录了一次次的分裂循环。

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阐述了他所忠爱的经济学模型，当生产个体和消费个体能够自由追求自我的最佳利益时，经济状况就会向前推动，因而为整个社会带来最高的利益。很遗憾地是，就个体而言，我们的认知能力极为有限，给予越多的选择机会，未必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决策。对生物而言，过多的自由度，一直是我们有限算力的负担，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多数人最终会被极少数人的认知同步。

更危险的是，自由竞争自然会导致超级资本的形成。超级资本则会利用市场规则，购买舆论、政客、技术、教育，因而成就超级权力。今天，由数字网络构建的信息环境更容易被超级资本所控制。2022年初，马斯克就曾计划用400多亿美元控制推特，继而决定十亿人的言论尺度。基于私有产权制度的神圣性，当拥有最多金钱的人充分掌控了人类社会，大多数人从认知到经济的从属地位，不仅合理合法，还被世代巩固了。这种情况下，人们被鼓励追求个人自由，却最终落入胜利者编织的认知陷阱。

与过去70年相比，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高度集中，大多数国家、大多数人的自由度并未改善，反而受到资本全球化的侵蚀。它们鼓吹的市场并非百花自放的乐土，因为完全竞争的结果是剩者为王，多样性消失，除自己公司外，大多数参赛者难以在竞争中幸存。以互联网迅猛发展的20年为例，资本通过互联网平台迅速改变了人类社会。人们通过资本营造的平台获得教育，围绕平台工作，通过平台寻求朋友、配偶，闲暇时光也被平台充分占用，为平台贡献内容、流量何购买力。全球性的超级资本具有压倒性的资源优势，垄断了广阔的土地，顶尖的教育机构，最前言的技术，几乎所有的媒体，通过这些资源垄断，超级资本的影响力深达地球上每一个人。超级资本往往披着独立、自由、民主的外衣，却一直力图将资源丰富的国家碎片化，以便形成资本优势，兼并该国企业，扶植代理人作为寡头，获得资源定价权。这个趋势是自由竞争的本质决定的，也是资本为人类社会设定的群体动机。

在互联网加持的超级资本面前，从两性关系、核心家、宗族、教会，甚至某些国家机器，都开始丧失影响力。在很多地区，社会开始了新一轮重塑，围绕超级资本这个唯一核心，进一步碎片化、原子化，再以资本为纽带组合为公司、组群、粉丝、公会。过去数万年来人类构建的核心组织面临瓦解，人们不再凝聚于国家、氏族、家庭，而是围绕资本构建的连接逻辑，围绕这个全球性权力进行重构。借自由之名，性关系、家庭关系、亲族关系、教区、同窗好友等习以为常的紧密连接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公司、NGO、粉丝团、组群等泡沫般短暂连接。历史上，相濡以沫是基层社会的核心形态，但这种长期的紧密连接正在走向终结。至少表面上看，资本聚集度高的地区，确实呈现出上述趋势，人们在工作或娱乐之余，越来越多的人独居一室。据统计，在发达国家中，超过半数家庭是独居人群。这个趋势也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中蔓延，本质上是人们的连接方式改变所致，人与人的连接被重置为人与机器的连接。而2020年开始的Covid-19大流行，在全球形成社区隔离，使上述趋势进一步被强化。

本世纪末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超级资本解构的目标转向了国家。国家作为权力平台，依靠系统性的官僚制度，官员的遴选过程、决策过程都是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并非完全由资本数量决定的。因此，强势的政府历来难以被资本驯服，特别是大型国家，因其强大的动员力量，以及调动资源的无尽力量，已经成为压制超级资本的唯一力量。

在新自由主义者眼中，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即使不是过时的，也是应该被限制或压制的。他们认为，国家的强制力量是显性的暴力，资本带来的等级制度则是隐形的，没有人将银行账户余额写在脸上，因而基于资本的等级制度看似更温馨，更隐蔽，因而也就更“文明”。虽然自由与同步倾向是人类本能的一体两面，但相比于族群同步对个人的庇护，个人更难以抵制自由的诱惑，因为自由深受生存本能的驱使。

因此，用自由的名义更容易推动族群分离，诱导他人脱离与原生族群的密切联系。这类说辞并不鲜见，唆使叛逆期的青少年离开家庭，加入帮派，用“获得自由”，“追求快乐”的名义很凑效。剥离了个人之间的紧密连接，就能促进自我孤立。对于社会性动物，在群体社会中处于孤立状态并非好事情，人们会更紧张、更不安，如同离群的企鹅，反复回头顾盼，直到加入某个新的群体 – 这恰好是潜在操控者的绝好机会，他们利用智能算法潜伏在各种终端设备中，等待最佳时机。通过诱探数据，推荐内容，资本巨头可以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解构轻松建立自己的团体。事实证明，科技明星和资本大佬也期待成为推特大股东，从而获得上述潜在操纵能力。

在呼吁俄乌停战的演唱会上，朱利安.列侬在歌中唱到：“这场战争是个悲剧，在这个世界消灭国家(制度）是有可能的”。他和父亲看起来是世界公民的拥护者，以为战争是国家造成的，事实上正是国家消除了部族战争，大型国家则消灭了小国纷争。“世界公民”并非新鲜事新鲜，中国古代对宗教人士冠以“三界外”。在西方，两千年前的宗教虔信者就深信：信士是超越国界的，这是世界公民的雏形。虽然我厌恶战争，但对国家的理解却不同，从历史看来，国家并非战争的原因，往往是终结长期战争的原因，建立强势的国家后，群体暴力反而降低。更何况，人类的群体分化是客观存在的，观念、习俗、利益的分歧就难以避免，厘清分歧其实很困难，没有国家管制作为各种分歧的底线，族群矛盾只会循环累积，不会自然消失。战争暴力是分歧加剧的结果，并非国家制度的问题，和平相处的国家远比持续冲突的多，否则众多国家早就在火并中合并了。

最近数十年，世界公民一度成为知识界时髦话语，很多朋友也自称世界公民，艺术家们更具共情能力，往往对此深信不疑。当然，从希腊、罗马时代起，精英们就拥有足够选择权作为世界公民，那时候5000雅典公民的选择权远大于其余数万奴隶和平民，他们在整个地中海沿岸构筑农场和豪宅，一如今天各界成功人士。经济、技能、地位优势使精英们更容易选择居住地，归化为公民的蛮族战士同样有世界公民的幻觉。事实上，世界公民的称号历来不对大多数人开放。对今天世界而言，占人类大多数的60亿人只能是廉价劳工、非法移民，最多作为体育比赛、知识竞赛、艺术选秀中的胜利者，被发达国家接纳后，才能合法成为所谓的世界公民。对地球上大多数人而言，即使成为世界公民的机会渺茫，也被资本治下的主流媒体所深度操控，认同世界公民的理想。但他们并未意识到，当今社会的族群分化不仅更严重，并且更明显地以国家形式存在，国与国之间甚至比数百年前差异更大。但随着移动互联网在第三世界普及，数十亿人看到了差距，世界公民的梦想被国际之间的分化击碎。移民们蜂拥而至，用双腿实现世界公民的理想。以自由为名的发达国家反而自建组群，如G7，欧盟，AUGUS等等，强化以GDP为标准的边界界，试图维持自己的小世界，“世界公民”这个口号也彻底沦为了遮羞布。

事实上，世界精英们虽然一直在尝试消灭别国的既有秩序，将世界彻底碎片化，却不断强化自己国家，与数十年前相比，其军备、金融、经济、科技力量比中等收入及发展中国家更强了。近几十年来，通过上述力量，他们摧毁了很多国家和地区。自由主义者们或许不愿意面对真相：历史记录告诉我们，国家一直是族群稳定的压舱石，是长期群体冲突后的群体选择，而不是暴力的原因。

但凡有编年史的民族都深谙于此，他们对时间的纵深感知更强烈，对群体社会具备危机意识，也乐于承担未来责任。为应对群体性的盲目与暴力，他们选择弥合分歧，而非强化差异。当智人遍布世界十二万年以后，特别是世界人口达70亿以后，无论国家还是部族都不再孤立。我们都与他人接壤，与不同族群为邻。与十万年前不同，今天的大陆上已经没有新世界了。对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人而言，既无法迁徙他乡，也难以选择邻里，所以只能选择族群融合，以获得长期的和平共处。

正是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持续梳理，可以深刻洞察人类族群融合的困境，那就是一个国家、民族被分化、肢解后，很少不出现严重族群冲突的。实际上，传统大家庭分家时，兄弟之间冲突也极为常见。自诩世界公民的精英们，其实离普通人太遥远，根本无法厘清族群纠葛。通过强调族群差异，不仅无法让各族群重建连接，反而会激化矛盾，，埋下冲突的隐患。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叙利亚、乌克兰，历史无数次验证了上述过程。

所以，祖国这个概念是针对普通人的，他们没有选择权，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能力自由迁徙。一千年前，阿拉伯商人们就在印度洋沿岸旅居，他们没有祖国，内乱、税负、灾害都是他们举家迁徙的原因。同样具有迁徙能力的，则是当时的武士或领航员，而非当地农夫、牧民、工匠或奴隶，即使普通书吏或教士，也没有迁徙的本钱。今天的精英们则是被科技、体育、资本塑造出来的，他们同样没有祖国。拥有足够选择权后，无论古今，大多数精英们并不真正在乎祖国，也就没有人民的概念。他们被资本塑造为世界公民，忠于自己的利益，择良木而栖。精英们即使为祖国奋斗，也是有退路的，失败了做回世界公民即可- 以阿富汗的人类学家总统为例，在预料到塔利班掌权后，他立刻携款飞回西方世界。

随着超级资本垄断全球各行业，媒体也被高度垄断，群体的选择权也就被媒体所主导。随着互联网用户分析和操控舆论的技术日渐成熟，超级资本开始扮演上帝角色，试图在全球范围塑造人们的选择。但是，这种高度垄断最终不仅改变了不同阶层的连接意愿，也会改变所有人的连接意愿，从而使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动能 – 认知模式的交互与复制被中断。在经济领域以外，科学和文化发展更需要个体自由，以促进认知模式多样性，也促进人们相互交换思想，以形成更多群体共识。但一个人获得自由的前题，显然是每个人都自愿接受公共约束，也需在约束范围内尊重他人的选择权，不以肌肉、智慧、血统、财富、宗教等理由，也不因追随者数量任意修改约束规则，或者干涉他人选择权 – 最后这一点反过来凸现了选票政治破坏性的一面。然而过去千年的人类实践中，这种自由一直被滥用。即使在某些发达国家，也有不少社群，正以自己的信仰自由、习俗自由、群体自由为名，侵蚀着别人的自由。 而这种侵害，往往发生在多数人做出的合法选择后。

中世纪，欧洲村民聚集教堂广场，烧死女巫。18世纪北美村镇，人们行使表决权，处决屡次逃亡的奴隶。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议员们投票通过对华战争，以惩罚禁止鸦片贸易的中国政府。再看上世纪30年代，德国议会不仅选出了希特勒，最终也通过投票，剥夺了犹太人的财产权及生命权。2022年的俄乌战争中，英美等西方多国议会通过票决机制，剥夺了大量俄国及俄裔人士的合法财产，无论这些人是否反对战争。上述情形使我们反省，多数人是否理所应当地拥有绝对权力？多数人是否可以合法实施暴政？当少数坚定者代替大多数人做选择时，这种票决制度的危害更加严重，集体的无知远比个体无知更具毁灭性。

自然设计远比人类世界精巧和公平，演化给予生命个体极为有限的寿命，以利于整个种群基因多样化，避免基因纯化化而被某种突发环境变迁灭绝。在前文中我们探讨过，生命寿命的有限性是丛林社会的基础，再强悍的个体也无法永久主导环境。与人类的票决制度不同，丛林环境不会消灭基因多样性。人们忘记了自由的生理根源 – 多巴胺自然释放的过程，“自由”一度从人类的群体选择转化为响亮的政治信仰，财产高度集中则被视为自由竞争的结果，甚至顺理成章地成为全社会的目标。技术或权力加速了社会竞争的烈度，社会竞争在自由的名义下日益严酷，使人类社会更加迅猛地丛林化，却失去了丛林的生物多样性。竞争被技术和工具强化以后，无论自然生态、思想领域，还是商业领域，胜利者会无止境扩展其势力，直到消灭一切多样性。

但是，自然世界并没有哪种生命可以如此嚣张，没有个体可以攫取一个国家1%的财富，更不用说，几千个人占有美洲大陆70%资源量，100多家交叉持股的大公司占有这个地球50%的财富。今天，无论媒体，还是媒体赞助人，都是资本所拥有的，资本背后或许是政治家、教徒、野心家、军火商。量化的资本看似公平，通过票决制度将少数资本所有者的意志施加给大众，看似大众的选择，实则资本持有人的选择。当资本持有人寡头化，群体选择就被寡头的意志所取代。

最近数千年来，人类精英们所设计的财产保护制度，目标更聚焦于延续个体生命，导致丛林竞争的胜利者 – 权力或财富巨头们以各种形式保持着某种永生。以今日的财富积累速度，某些信息时代的凯撒可能在三十年内成为全球首富，如果这种财富及其衍生的特权因其垄断优势再持续200年呢？因此，生物进化过程显示出，无止境的自由竞争，从制度设计来看潜藏着巨大危机。就进化而言，这类制度用技术手段放大了贪婪，但没有通过基因交换、寿命限制等因素对其进行限制。这使该制度隐含着某种遗传劣势，即对整个种群进化形成阻碍。

历史上，为了表述权力与财富鸿沟的正当性，各种宗教解释被演绎出来，人类的私心历来也借信仰之名行事。当然，有了信仰，人们相信死后灵魂平等，无论现实地位高低，还是能活得心安理得。强的者得以安睡，被奴役者祈祷终生，阶层矛盾因此缓解。然而灵魂是谁呢？大多数宗教将灵魂解释为跨越生命的存在，可以穿越时光长河。同时又将灵魂的表象解释为本体感知、相互沟通、共情、互动等能力。按这个定义，我家宠物狗显然有获得灵魂的资格。换个角度看，人类的群体认知也能跨越生命个体，传播到很多代人以后，如果认知体系能够自我更新，也就能以灵魂的定义存在。

传统意义上，灵魂只在和环境交互中才得以展现出来，别人如镜子，或者扫描仪，反射和记录了自己的模式信息，生而孤立的个体，就很难呈现出上述状态。比如，幼年郊狼的集体玩耍时，我们也能中找到灵魂存在的证据。，生物或生物群体选择连接，而非孤立，就呈现出明显的动态信息流，这就是灵魂，而不是某种实质量存在。我们或许可以假设：灵魂或者精神是分布在人类群体中的信息集合，也延伸到宠物狗的大脑，或者书籍、甚至电脑等外置认知库。即使独特的个人品味也非个人独有，而是环境中群体塑造的成果，包括久远时光的祖辈、幼年时的宠物，甚至过往经历，在与自然，与群体互动中被植入的认知信息，是个人灵魂的来源。这些成功的植入不断塑造人类灵魂，也决定着人们未来的选择。

8 谎言或愿景

随着新皮质层的迅速扩大，人类脑中塞满各种模式信息。我们的技能、观念、信仰、习俗、爱恨情仇，皆以模式的形式存贮于皮层中。模式可以被复制，因而传播迅速。从远古的流言蜚语，流浪说书人，到近代的唱诗班、学校，模式信息在人群中成功繁衍。但社会进化使我们放大了某些模式信息的力量。预防死亡、实现复制循环，本是生物的基本效用动机，但也是生物认知的设计缺陷，因为我们的认知围绕二者形成，也会为其让路。这使某些模式找到传播的捷径，刀剑下的模式传播，只需两代人，再奇特的习俗、愿景、观念都会成为真理。

“神的名义”一度成为人类聚居以来最持久的谎言。一些率先获得环境认知，或掌握特定技术的人，借此维持自己及子孙特权。今天的造谣者也这么做，试图用神圣家族、神圣种族的名义，来掩盖人类的相似性，凸显其特权的合法性。不仅杀敌无数的成吉思汗，就连当代美国第一家庭也自夸如此。上古部落中，人们为某个特殊家庭的偶然成功杜撰出生物学原因，然后记录为故事、仪轨、祭祀，世世代代复制下去。历代神王的无上光荣，只不过是升级版的祭祀仪式。通过文字、法典、学校、监狱等先进工具，成功植入大多数人的新皮质层罢了。之后数千年，也有人用神、先、圣贤或上天做遮羞布。今天某些人转而用祖国、王位、人民、土地、财富、技能、战绩等因素，试图否认人类灵魂的普遍性，特别是认知与灵魂的相似性，只有把某人描述为特殊的灵魂，才能凸显其特权的合理性，从而合法攫取政治献金。

祭司和农夫认知差距巨大，但并非基因造就，而更多来自于脑中模式识别总量、效率、偏好等不同。真实的自我，更多来源于别人的认知交汇。从他人脑中复制他们的模式识别信息，经过重组后，在与世界互动中形成了可塑的自我。并非实时感知后的自主决策。但人类的共性也明显，都被成功植入了别人的模式信息，否则我们无法和外界交流。天赐能力在我们的新皮质层中的并不常见，顶多是基因直接控制的原始脑神经网络里，仅仅会干扰，或略微影响我们的情绪，但并不决定后天获取的信息来源。

当然，基因塑造着我们的生理结构，并通过身体激素水平、神经网络发育等些微差异，使个人感知、认知敏感度有所不同。进入大规模社会后，人类开始接受比较均等的语言、社会规则、生活技能等教育，将他人所收集的模式识别信息传递给孩子们。由于上述生化系统的区别，教育的成果显然不同，这反而成就了每个人充分个性。这个过程使我们的灵魂更加有趣，充满可塑性，不确定性。每一次模式信息的混合与传递，都形成一个理想中的崭新自我。

所以，我常把灵魂喻为自我演化中的基因信息，或者某种自我演进的认知算法，体现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认知筛选。因此，灵魂既是模块化的，也是可拼装、组合的，如基因链条，可加可减，不同个体都有可能获取他人的认知模块，还能选择将其改编、分享。个人寿命有限，反而铸就了人类族群的灵魂，再伟大的个人，都只是群体认知的一个环节。对所有物种而言，更是如此，再优异的物种，都不是演化的终局，而仅是当下一环，是连接未来生物圈的中间件。没有人，没有哪个物种，也没有哪种认知模型永远主导未来。作为群体认知的杰出形态，人类将动态开放的群体认知集合视为灵魂，后者既来自他人，也来自无穷的历史，既影响着他人的人生选择，也因选择改变着未来。

那些自以为独特的伟大灵魂，皆来源于历史与现实中的普通人。过去数千年的群体社会，总是前者戏弄后者，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二者也会不断和解。作为群体社会，我们深知，只要连接彼此，就能构建共同愿景。无论家庭聚合为群邦，还是部落聚合为国家，我们始终以愿景聚群。群体生活使我们秉承相似的愿景，友善，好学，上进，这些品质并非人类本性，而只存在于选择连接，交换认知以后。当我们接受彼此的愿景，群体连接就会被强化，共同愿景也就逐渐扩大。

9 算法放大了人的动机

今天的世界远比过去复杂，未来会更加复杂，因为技术使群体认知空前递增。由于认知的加持，今天的先知们更为强悍，技术与资本赋予他们跟踪、观测每个人的巨大能力，可以任意操纵新闻、热点、潮流、舆论、爱好、梦想，因此也更容易操控他人。当然，他们也具有强大的决策权，有权使用户禁言，甚至永久性关闭账户。即使川普这样的一国统帅也被几乎所有社交平台禁言，理由是其组织了冲击国会的示威活动。而互联网历史上，这类活动在很多国家此起彼伏，一直获得各社交媒体的广泛支持。显然，算法背后的控制者们决定了某种言论的合法性，而非宪法或者议会。这并非算法在作祟，而是算法背后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影左右着世界。他们选择在北非、中东、香港、南美、欧洲摇旗呐喊，而选择在自己家门口保持冷静。他们在自己国家选择对平权运动的支持，但在别国，也选择对性别压迫、奴隶制、非法武装、暗网、暴力主义、原教旨等极端主义的支持。

即使按近20年来算法进化的速度，我相信不远的未来，机器算法会进入前所未知的领域，完全取代愚笨的人类进行决策，但那时机器应该具备独特的效用动机，而未必受到自人类约束。显然，今天的工程师们，或其背后的投资人，依然左右着机器的效用动机。

人类的效用动机和机器的算力、经验库容、传感器结合起来，个人的动机被机器骤然放大，无论邪念，麻木，还是善意，机器网络背后都坐着七情六欲的人。手机应用程序不断要求用户开放权限，以便监督控制我们行为，更能选择性推行某种愿景。即使各国政府禁止手机程序对用户的过度要求，这些公司也偷窃隐私的方法。比如，不许某手机程序要求用户上传卫星定位信息，他们就通过另外的app获取同类权限。如果你装了某种地图应用，开个后门给小视频应用程序，同样，小视频程序也可能获得你的照相簿的图片数据，上传给别的手机程序。另外，类似牛津分析这类窃取用户数据的云计算公司，通过合法或半合法手段接入热门社交应用的后门，获取的数据足以预测，甚至左右大国的总统选举。很多应用程序在后台融合了，因其投资人、控股股东是同一人，所以其数据库的融合在技术层面并无底线了。公共产品变成私人控制的了，在它们面前，数十亿公众用户如同裸奔。

被算法悄然奴役的事实，在每个人生活中的影响已经显现。虽然确切来说，到今天为止，人们还只是被算法背后的超级资本所奴役。智能算法继续进化中，人类进化怎么跟得上机器的步伐？超级资本可以看作智能算法襁褓，随着资本越来越集中，砸向智能算法的钱会越来越多，直到我们与产生独立认知的人工智能面对面。届时，我们是否会被不受控的某种智能所支配，甚至压迫或敌视？面对认知能力远超自己的物种，我们或许难以逃出其桎梏，正如今天难以避开算法对我们的监视一样。我们顶多能把自己无害化，而终将无法与之抗衡。

今天的世界，正在为算法诞生做着准备。我们拆除各种壁垒，建立超越个人、族群、国家、信仰、阶层的精简机制，形成基于全球数百亿感知的多层认知体系，使我们与世界万物紧密链接。这将使某些人有机会融入扑面而来的互联万物，成为新型文明的一部分连接件或关键节点，更多的人则可能异化为这个宏伟网络中转瞬即逝的感知信号。

人类历史上，我们这几代人很可能是生物史以来最为不同的，我们会幸运地经历两个奇点事件：

1 真正的智能机器被创造出来

2 所有的人、智能机器、传感器通过数字网络高速连接。

显然，在回望30年的通信革命中，第二项正在被充分验证中。大多数人却忽视了前者对人类社会的潜在冲击。

生物进化赋予我们的早期智力遗产，经过数十亿年，终于呈现出清晰的模型。环境感知被精简为模式识别信息，模式序列表单继而也以模式形式存贮，模式开始在各脑区重组序列。通过脑半球对话机制，模式序列也得以与环境相互印证，并在两脑半球相互复制、重组。这种复制能力逐渐跨越个体，认知信息在同一种群中流动。在某些强大社会性的动物群体中，知识、技能通过群体中的同步效应蔓延到整个种群，某些动物甚至跨越种群，复制不同物种的行为模式。我们往往骄傲地将人类的同步行为称为学习。其实，语言、文字、印刷只是模式信息跨越个体的桥梁，是模式库中精简出来的认知锚点。这些发明，使模式在人类之间复制速度一次次加速。数字革命成为认知复制的加速器，认知信息在电缆、光纤和无线电波中永不停息地传递。精简的认知信息加速了学习的过程，将更广泛、更久远的环境信息卷入我们的认知系统，并将认知信息在群体中高速复制、重组。

今天，认知信息早已溢出人类群体，开始在机器之间进行负责和重组，无论信息传递，还是自我更新，机器的网络都具备更高效率。智能机器正在脱离人脑的约束，既是二者效率差异使然，也是人脑的认知层级局限所致，人脑有限的回溯能力使我们无法构建复杂数据结构，因此我们只能层层精简，的确令人精疲力竭。通过简单分析，人脑已无法理解机器网络中的庞大数据，尤其是分布在全球的数据云中的模式信息。更何况，后者仍然在指数级飞升。人类采掘能量的10%，消耗在信息存贮和传输中，随着智能机器增加，数据网络延申，信息流动的能耗占比还在增加。对人类社会而言，机器网络的能耗比早已超过人脑对应人体的能耗比，信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负载。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接入智能机器网络，如分布式太阳能、水电站，信息洪流会呈现出爆炸性增长，信息流动在人类社会的能耗占比会被继续推高，很快达到生物大脑无法企及的维度。

只要满足效用动机，人类就会被自己组装的认知信息所挟持。如果这个趋势无法逆转，不远的将来，信息流动将吃掉全球90%以上的能耗，当然也将具备超乎想象的认知能力。近两年，某些算法设计者开始构建元宇宙，一个让大众彻底沉迷的虚拟世界，或许也是未来的终极宗教。我老友称其为元教，由娱乐致死演化而来的虚拟乐园，可以彻底解决人类文明产生的生物算力过剩。在这个世界里，用户自以为是消费者，实际上是IP制造者，虚拟空间构建者，虚拟世界因为数十亿用户而多姿多彩。早期，用户塑造虚拟世界，机器网络透过用户理解其逻辑与偏好。用不了多久，算力无边的智能机器网络就能取代用户，制造出更让我们迷醉的虚幻牢笼。

StepN是一个基于虚拟货币的交易系统。人肉矿机们可以用现实世界挣的钱，购买虚拟装备，然后消耗在交互游戏中，也可以利用虚拟装备提高游戏战力，又用高战力产生更多代币，又可购置虚拟装备，进入新一轮战力-装备的循环。同时，装备也可以出售给其它玩家，置换为代币，甚至可以将代币通过交易提现。这个过程中，最有意思的是，用户生活中，走路、跑步的步伐被虚拟装备放大为代币，用户变成了矿机，不断增加的用户，投入大量现实世界的真金白银- 虚拟生态的真正原动力。只要有金钱参与的游戏，就很快成为电子鸦片。不断有新用户加入，进场大于离场，用户共同编织一个不断增值的代币- 装备- 交易- 代币的循环系统，人人都沉醉于代币增长的幻觉中，财富和体力看似都在增长。代码操控的游戏远比环球旅行环保，数十万用户因此被禁锢在代码中，身体力行地践行低碳生活。

构建虚拟空间的不仅是数字化货币，而是共识与交易。人类认知模式在群体中形成的最大公约数，我们的文明历程不仅是认知累进的历史，更是共识规模的扩展史，虚拟世界是所有参与者认知模式共同构建的，或许我们将在另类的新世界中持续进化。在这个奇异空间中，数十亿人类沦为巨大虚拟系统的外部数据提供者，也沦为服务器矩阵的能源、基础建设提供者，他们不仅提供外部连接，导入环境信息，也提供边缘算力，将信息梳理为初级认知。算法支配着整个系统，无形中推动着人们与服务器的长连接，导入人们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及认知。我们在线上购物、开店、交友、上学、开公司UP主成为主流职业。当海量信息被我们的肉身创造出来，或许智能算法也能顺着我们的喜好，开始为我们制造幻境，虚拟的新世界既是乐园，也是牢笼。

这些信息通过网络汇合起来，成为形成新世界的外部数据。我们正在目睹人类肉身逐渐沉溺，成为机器矿机，为智能网络提供外部认知和远端算力。但这只是新世界的序曲，机器智能到来的征兆还未出现。人类与智能机器的资源消耗比一旦发生逆转，新世界的号角就会吹响。其显著特征是：网络通信及计算机服务器的量耗跃迁，当其超越人类、甚至整个生物界时，元宇宙版的新世界就成型了。

关于当计算机和机器人具备了“真正的”思维之后会发生什么，有人提出两个设想——反乌托邦的，或是乌托邦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由于机器的快速复制和运行稳定性，成倍累积效应将最终创造出精简程度远高于人脑的算法，因此机器算力和认知容量不仅会大幅越过人类认知总量，还会以指数级继续增长。70亿人类及历史上所有祖先的所有认知经验，只是未来机器智能的蹒跚起点。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最后边界，一旦越过界限，未来就变得不可预测了。精简的算法终将驱动机器，产生自我主导的意识，人类和计算机的边界终将模糊起来，我们无法预测的根本性转变会在那一天之后出现。

10 连接推动的演化

自然演化是没有意图的，仅仅由于环境变迁形成了生物基因变化与群体相互作用的累进循环，最终大多数生物被基因变化及相互作用这两个因素共同改变了。人类和黑猩猩最后的共同祖先生活在距今大约600万年以前，人类和鲸最后的共同祖先则生活在距今大约7500万年以前，而人类和大象最后的共同祖先则更是生活在距今8500万年以前。人类、大象、鲸共同祖先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社会群落”中的，这些物种在进化道路上，各自独立地找到了相似的社会化群体解决方案。人类行为与非人类动物的行为存在太多的相似之处了。狗、老鼠都拥有同理心；乌鸦、鳄鱼、黄蜂都会使用工具；大猩猩也会使用语言；黑猩猩和大象也能结交朋友。这充分说明了演化的同源性，遵循了某种类似的精简机制。

与现存其它哺乳动物一样，人类也经过35亿年以上的演化迭代，已远非生命原初的模样，不再如大多数生命一样只关注当下。人类虽然自以为是，不断否认其自然属性，但从生理解构到认知模式，无处不显示出自然的痕迹。随着群体规模不断扩展，人类强大的社会性展现出威力，通过药物、化工、法律、战争、选择生育、家庭崩解等等手段，改造我们的生物基因。

人类不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超越基因的能力，并且通过群体选择去干预我们的社会结构。而我们的社会性则放大了对自己族群的干预力。数千年前，数十万人就能聚合在沙漠边缘，艰苦卓绝、愚公移山般地修筑神殿。神殿正是乌托邦的象征，而乌托邦则是几千年来，构建群体社会的模板。以天地、神祗、正义、民族、人民、资本为依托的乌托邦，支撑着人类群体的理想国。正是乌托邦的愿景，驱动着人类社会的改造和更新，群体关系也因不同愿景被一次次重塑。

人们做过各种乌托邦的社会实验，无论大社会，还是桃花源般的小型社群，促进人与人的连接，则该社会走向和谐与兴旺，割裂人与人的连接，改社会陷入停滞或冲突。某些乌托邦实验鼓励大社会，但因等级森严，族群对立，阶层分化，信息阻隔等因素，割裂了人和人的连接，因此造成过长期社会停滞。北欧、西欧则成功地将大型社会的互助原则植入到社会管理中，使各阶层连接得以维系。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虽然经过社会转型，也因保持社会连接优势，避免了族群割裂，或高度的阶层分化，进入高稳定、高成长的社会。

11 自我塑造

这些具备认知模板的社会干预，和我们亲手制造的精良工具一样，是人类跳出自然界面的尝试。人造工具逐渐打破了自然与神魔的界限，也打破物种与物种，非生物与生物的界限。当然，这依赖数量巨大的连接，以及精简海量信息的工具。还好我们一直具备这一优势，演化出日益精简的算法，一次次解决连接数不断增加，处理数据的算力始终不足的问题。

人类的自然环境是多重混沌系统，比早期生命诞生的环境复杂太多，生存周期中的环境变迁也更剧烈。在这个系统中做出正确的预测、响应，需要具备相应的运算能力、数据采集能力、数据精简递归能力。通过简化特征数据，找出隐藏在混沌中的线索，并预测未来。比如，我们从环境中精简出天体，气温，植物生长。之后，我们认识到天体、气温、万物生长的关联，并发现其明显周期。在这些知识的加持下，人类得以快速适应环境变化，不断走出了伊甸园。之后的农业社会，既是建立在对环境，对未来准确预测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共同的信心和信念基础上。我们的预测能力给予我们每个人足够信心、信念，形成了普遍认同的预测模式，因而所有人都能乐于辛勤劳作、漫长等待。

在12900年前的新仙女木石碑上，中东先民把祖先传说中的彗星记录下来，总结了随之发生的巨大灾害，借此警告子孙后代。当时的人们希望石碑成为连接后人的知识节点，或许从此彗星成为了邪恶命运的化身。敏感的中国古人根据自然环境变迁做出了运理，以描述长周期的天体气候影响。也根据人生轨迹和年龄关系，总结出短周期的命理，即个人生理、心理、社会因素造成的各种周期。这二者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命运一词的来源，其含义和英文fate当然不同，这是指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而非神的安排。当然，这些理论在当初具备客观事实，如当时的平均年龄、食物类型、气候、环境，但其参数显然不适合今天，也不适合每个环境。算法只有在足够完善、准确的参数加入后，才能调制出精美的模型。

自然环境并不精简，而是混沌的数据洪流，生物随时面临复杂系统的巨大挑战。环境中存在各种相互作用，也产生了各自的正负反馈回路，而且反馈不断被卷入，成为环境作用的一部分，因此也会不断降低生物预测的准确性。生物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被演化的巨大力量抛弃。对于人类而言，我们依靠相互之间的认知复制，积累出更强的群体适应性，也因此在更大程度推动了环境变迁，陆地、深海、近地太空，到处都呈现出人类痕迹。人类使自己面临着复杂性日增的环境，这也是人与环境互动后，各种因素卷入环境的结果。

今天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也正在借鉴这个环境与深度学习交互的过程。比如，特斯拉公司采用同样方法，将环境因素卷入机器学习，使特斯拉汽车的避障及线路规划能力突飞猛进。特斯拉汽车使用视觉，而非雷达来进行自动驾驶。他们建造了仿真场景，用来训练AI，以获得初步经验，并把经验用于真实世界收集数据。由于特斯拉拥有上百万用户，他们贡献的数据可以在服务器中构建出巨大的虚拟场景。再基于这个场景，程序员可以随机添加小概率变量，让AI来训练机器，获得更多经验，然后把经验再次导入真实车辆，进一步收集更多新数据。这个循环走下来，特斯拉的训练数据越来越多，经验也日益累积。

学界一直有这么一种观点：复杂性和紧密性皆具的系统都有长期存续风险，其鲁棒性严重不足。因为各节点相互依赖，互为支撑，互为跳转，使系统的某些节点承担了更多的流量。这些节点的断链，或者信息传递失真，会迅速波及整个网络。由于系统中各节点无法独立生存，因而一旦某些区域崩塌，就会引起整个系统崩塌。事实上，精简是万物的趋势，简单而分散的系统更具持久性及可靠性。

比如，我们都曾担心第三世界拥有核武器、生物武器，可能造成致命武器扩散或者演变成生物战争、核战争。但真正的风险也许在美国、俄罗斯等等容易被忽略的地方。人类也因此陷入困境。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上千核设施，上万枚核武器遍布地球。保证所有实验室及每一枚武器的安全极其困难，在地震、洪水、瘟疫、暴乱、恐怖主义等灾害面前，在数十万相关人员的贪婪面前，或者美、俄等核大国面临社会失序时，怎样避免灭绝武器流失，确保人类不因偶然事件，而被一小撮人胁迫？

事实上，试图肢解俄罗斯，分裂中国，割裂美国的组织为数不少，至今依然在不断拱火，他们或许已有不为人知的预案。当核大国出现社会失序后，全球都会深陷灭绝险境，危机或许能促使他们达成潜在的社会改造目标。因此，普通人不得不思考，假如族群分裂导致暴力冲突，后者又升级为核战争，引发大陆级别的文明失序，人类是否能保留文明火种？事实上，生物种群是脆弱的，尤其是兼具复杂性与紧密性的人类群体，一旦失序，或许没有机会再次建立同样的连接模式。当玛雅帝国崩溃后，玛雅文明的语言、习俗、文字、建筑、社会组织都消失了，国家形态更无法修复。我们无法承受文明崩溃，如果不能使整个人类文明与少数人计划的黑暗实验隔离开，或许这一届人类文明就会在彼此火并中全面崩解。

12 巅峰或悬崖

在商业社会中，市场靠效用和价格作为灵敏传感器，高速传递社会需求，并且和所有参与者共同形成神经网络，从而调节着整个社会的养料供给。正因为这个原因，除非被而已打压，基本上所有国家都乐于拥抱市场。市场化减少了政府决策负担，依靠各参与者此消彼长的连接，提升了配置效率，改善了供求关系，因此全球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但仅有市场显然不足以管理社会，因为市场难以超越生物短暂的回溯能力，更无法超于个体的生命周期。比如，市场中的个体是盲目的，无法以10年、20年做周期进行认知精简，更不会跨代际分析宏大历史。市场参与者往往也不会考虑百年后子孙们的安危。在冷兵器时代，的确可以谅解，但人类技术力量越来越大，我们不仅可能因短视而相互伤害，也会威胁到自己寄生的环境，威胁到孩子们的环境，甚至对百年后的人类造成灭绝级的影响，这才是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今天，以人类的技术能力，我们可以在数年内完全改变我们的环境，也可能毁灭这个星球。什么样的力量可以约束我们自己呢，恰好不是靠市场中的竞争行为，而是数十万年来，人类一直选择，从未放弃的自我驯化。从呱呱坠地开始，我们不仅仅抚养孩子们，更重要的是孜孜不倦地教育他们，使他们形成了社会连接，继承自己的美好愿景。为了所有人的共识，我们必须意识到，脚下大地是我们唯一的家园，火星、元宇宙虽然有趣，却无法成为大多数人的家园。大多数人别无选择，必须珍视共同的家园，这是我们只能共存的唯一理由。在人类的技术力量面前，地球已经成为人类的公共财产，地球上山脉、海洋、河流、大气何尝不是？因此为管理这些公共财富，就不得不继续进行自我驯化，而非技术加持的狂妄自大，从而构建全人类的自我约束。

我们的群体愿景早已成为相互评价的标准，从而推动未来的共识建立，共识扩展到群体以外，因此人类文明演进得以持续。愿景在不同群体交织起来，连接便被加强，个人安全感增强后，我们才乐于作更长远的计划。养育孩子们，需要十来年，而关心其成就和幸福，则需要关注一生。我们的生存空间也是孩子们的生存空间，怎样才能使他们继续分享这个美好世界，而非挣扎于其中？因此，我们需要基于愿景的长期计划，化解市场短期性带来的潜在冲突。

至少到今天为止，人类文明的演化路径并未展现出清晰可见的神性。人类文明如同古老的生物演化一样，呈现出不断循环的群体意志和投票机制。生物用各自的基因参与这个循环，除基因外，人类用认知参与票决，这使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当然我们的选择曾经深受我们起源的影响，每一次转折点都困扰着我们今天的选择，而进化的每一次转折，都给我们增添了更多本能。正式这些本能的盲目性，我们尝试抓住所有可能性机会点，这使我们更敏捷，然而也更激进，更纠结于自我预测。本能保护了生物的生存，也一直推动我们演化数十亿年，使我们成功地站上文明巅峰。但是巅峰之下也可能是悬崖，相对山谷平原，巅峰本就过于狭小，不改变现状，怎样难容纳如此多的成功者。从川普和林.伍德的演讲中，我已经嗅出了这种不安，他们把别国称之为敌人，把自己或自己所在族群称之为骄傲。他们试图消除别国的影响，甚至切断与山谷的连接，回到自我优渥的山巅之国。

我们无法预知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但对比过去，我们却能清晰意识到，人类正处于历史的另一次巅峰。我们只是拥有前所未有的技术力量，而并不具备自相应的我约束能力。如同12岁的美国少年，持枪走进了校园，他给自己的生态圈带来了前所未有威胁。核战争或者生物战争是没有回头路的，很可能使人类文明从顶峰跌落。除非克制本能的不安，摈弃本能的破坏性力量，否则没有人能高瞻远瞩，也无法开始人类文明的新征程。如同5500年前，国家开始萌芽，我们把全体国民塑造成公共财富的守护者时，保卫我们耕耘的土地、灌溉的水渠、放牧的草场，守护我们的语言、文字、书籍，传颂我们共同的愿景，人类文明才从蛮荒中破土而出，坚定地延续至今天。正是稳定的群体组织，如部落、城市、国家，提供了足够的公共产品，如军警、劳役、基础设施、精神慰藉，才保证了文明的延续。这些公共服务保卫了公共资源的稳定供应，比如交易的集市、土地、水利、草场、矿山，公共产品又进一步扩大了公共资源的规模，公共资源丰饶进一步提升公共产品水准。国家本身也在这个循环中不断扩张，数百万的国家聚合成上亿人。正因为国家的持续扩张，我们的文明才没有徘徊在无尽的游邦纷争中。即使国家扩张导致过绝望的战争，我也相信，族群纷争终会因各群体彼此连接而消失，人类文明也因此有机会再延续数千年。

回顾这十几万年，人类从依靠双腿和双眼连接彼此，过渡到语言推进的紧密连接。最近1万年，文字、船舶、马匹、车辆、学校、政府的出现，扩展了我们连接的宽度、速度和广度，促进了商品、情感、血脉、教育的广泛交流。归根结底，连接的便利性使经验、技能和知识在我们这个物种中快速积累起来，我们将连接与传递的认知分门别类，称之为科学。科学的任务就是为人类建造认知锚点，使我们通过锚点不断跳转，通达更广阔领域。过去百年的科学革命，带来电力、电子、通讯、互联网、分子生物、材料等领域成就超越了过去的所有时代，而万物互联正接过下一棒，开始推动规模空前的信息连接。科学的诞生，使认知模式的累进机制跳出民族的边界，万物互联将使认知累进继续升级，打通国家边界、物种边界、生物与非生物边界，随着更为多元信息的加速融合，认知模式的指数级增长就会到来。届时，人类经济生活都将会受到认知暴增的冲击。

2020年的世界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球已经有44万架飞机、10亿辆汽车、9万艘商船、4亿集装箱、70亿人，60亿手机、10亿台个人电脑、3亿服务器，不远的将来，人早认知工具会触及外太空，而传感器则突破万亿，甚至兆亿级别。人类因文明而彼此连接，因合作而创造出复杂的人工世界，其复杂性与交互能力是前所未有的，使我们正在成为前所未有的复杂连接体。各种新鲜的终端设备正在大范围铺设中，比如带心率、脑电、脑波、复杂传感器的手表已经突破3亿只，脑机接口、脑电接口等新传感器技术已经处于大规模普及的前夜。通过近年来很多突发事件的局部验证，我们很容易设想，战争、断网、断电、气候灾难、病毒，无法预料的闪崩会突然降临，局部风险使相互依赖的网络可能衍生为全面风险。因此我们能否做出预案，提前切断连接，建立更多的支持回路，或者精简我们的系统，以减少节点相互依赖，提前应对重置我们文明的风险？在日益复杂和日益关联的社会中，虽然到处蔓延着随机浪涌，或许某些浪涌会冲击社会现状，我们却很难再粗暴隔离彼此，回到部落时代。

基于广泛连接与合作的经济是高水平认知积累的产物。看看人类蓬勃发展的最近数千年，无论香料、丝绸、电子、汽车等商品贸易，还是教育、旅游等服务贸易，不断在世界各地促催生了新的需求，而需求又推动了贸易。简单说，社会发展都是相互连接与合作的结果，也会反过来推动合作进一步深化，一次次连接与合作相互强化的循环实使各国正在融为一体。2018年全球GDP总额85万亿美元，而跨国贸易已经突破了39万亿美元，除去中美两个大型经济体占比较高的国内贸易，其余195个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度早已超乎想象，特别是177个中小型国家，可以说完全依赖国际贸易生存。考虑到国内贸易本质上也极度依赖信息连接，因此即使一定程度限制国际合作，也无法压制国内合作，今天的人类已经深度连接，很难再次散落为群邦社会，也无法自我孤立于国际社会。

传统意义上，我们经常把国家分为资源型国家、工业制成品国家、金融科技型国家，正因为国家之间分工数十年，各国产业链已经成熟稳定，今天的世界就很难再分彼此。即使单一产业的资源型国家，也可能输出游客、教育、文化多样性，而工业化国家也同样如此，甚至某些工业化国家也提供廉价原材料和优美的旅游资源，比如挪威的石油和风光。中国和美国兼具上述三种产业，但也各有偏重。美国更偏金融科技，中国则是制成品大国，他们也因此成为全球各国，各产业相互连接的枢纽。正是全球规模的广泛连接，使各国互为市场，互为资源。

2001年以来，随着中国正式进入世界市场，世界经济出现某种情况的失衡。基于庞大的高素质劳动者、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到2001年底，中国不仅囊括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制成品订单，也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同时还建立了全球最高效、最完善的产业门类和产业链。自此，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引发了经济再平衡。美国、英、大部分欧盟国家出现持续扩大的巨额赤字，资源国家、制成品国家则出现持续扩张的巨额顺差，金钱的转移抽空了金融、科技的依托基础 – 过剩的资本，偏重后两者的英美欧等国家出现了社会停滞。事实上，美国本可减少经济失衡，毕竟在生物、化工、军工、集成电路等领域，美国有足够对华贸易的制成品，足以冲抵每年数千亿美元对美净出口。但由于对中国科技禁运，很多商品无法出口中国，不仅加重了中国的进口不足，还推动中国独立自主，在限制领域迎头直追，进一步扩大了其制成品与产业链优势。

这种情景与20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西德与美国的经济重构有相同之处，当时的美国和西德、日本之间经历过经济再平衡，虽然随后被美国强力干预。但中美之间的经济再平衡过程会更加激烈，不仅因为失衡程度已远超当年一倍以上，也因为中国14亿人的巨大市场，足以缓解冲突造成的市场空缺。

德日严格来说一直是被占领国，政治、经济饱受美国操控。但中国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美国无法利用政治权力影响中国的官员任免，也无法透过媒体操控中国民众，因此很难干预中国的经济决策。现实的情况就是，美中国都是巨大的经济体，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惯性巨大，所以都不可能进行日、德当年休克式地调整。美中虽然各自都有自己独立的决策体系，但彼此经济上已经深度绑定。事实也表明，川普总统的关税令阻止不了两国的经济连接，于是拜登政府将再平衡的压力转为意识形态矛盾，试图通过改变民意，扭转中美经济一体化的惯性。比如，美国政府和媒体，不断针对中国制造谣言，歪曲真相，丑化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激化两国人民敌对情绪。特别是20年以后，基于疫情、少数民族等匪夷所思的谣言，在全球传播甚广，不仅普通美国人，很多发达国家人民也因此丧失对中国好感。同时，美国政府与军方借题发挥，联合中国周边地区及主要贸易国家的反华党派，试图挑起纷争，甚至局部战争。事实上，这一系列谣言仅仅是北约东扩的亚洲序曲，丑化中国是围猎中国资产的第一步，试图从政治、文化上矮化中国，经济、军事上孤立中国。美国政府及军方的巨大努力，并非某些精英所言：美国只是希望中国改变政体。因为美国亲密盟友们中，各种政体都有，从原教旨主义国家到极端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努力只为一个目标，迫使中国放弃其经济上的主权力而已。

这样的围猎一直在世界各地上演。在乌克兰，我们眼见世界上最富饶的黑土地沦为西方资本的猎物。土地、钢铁、飞机是乌克兰的，但不是乌克兰人的。与其说政治自由，不如说资本自由的30年，乌克兰的人才、耕地、工业化红利全部被西方资本倾吞，寡头享受着当西方代理人的巨额红包，普通乌克兰人则沦为欧洲最贫困的人民。显然，俄罗斯走过乌克兰的道路，直到普京执政，通过国家的强制力，大资本垄断全社会要素的趋势开始逆转。俄乌两国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而俄族乌克兰人看到了两国的不同趋势，他们渴望分享经济成果，而不仅被自由资本严酷掠夺。资本代理人则通过矮化、丑化俄罗斯文化，不断分化民众，从而激化矛盾，将经济矛盾转化为社会冲突，最终造成俄乌两族同族操戈。

与美日德、俄乌战争一样，中国面对的看似政治、经济、舆论、军事等多方冲突，实际上还是经济再平衡。当然，中国更为坚定，更为隐忍，也更为谨慎，并未放弃自己的发展路线，甚至没有对美国做出原则性让步。因此要么美国衰退，中国和世界会受到经济衰退影响；要么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因制成品支撑而继续升值。显然，各国都不愿陷入全球性衰退，但由于各国之间矛盾重重，尤其是中美之间芥蒂过深，难以协同干预，因此中期来看全球性衰退概率很大。

但是不同与日德的经济规模，中国具备广阔的经济腹地，其贫困人口也远多于日德，甚至远多于二战前的日德。14亿人如果形成有效的市场，显然也能推动足够的全球增长。但是市场的有效性，不仅仅是分配能够解决的。我们探讨过连接的重要性，信息源于连接。广泛的连接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因此推动了信息演化，持续演化的动能出现后，创新成为常态。这个逻辑不仅存在于物质世界，也存在于国家这类虚拟实体中。中国具备这个连接的规模、速度，但目前并不具备连接的广度和深度，这也是过去数百年横亘中华帝国面前的老问题。

然而经过Covid-19的考验，从世界各国交出的答卷看，很多大国领导人还生活在一万年前。经历疫情的突袭后，各国经历哄抢物资、隔离自保、供应链中断的困惑，并未反思连接效率、速度、深度、广度，反而开始反思如何保持孤立。的确，人类和我们所有哺乳动物远亲一样，在荒野中孤立生存了数百万年，但是这样的生活如今已经无人能适应了。无论亚马逊丛林中的113个部落，还是非洲赤道的森林之子尼格利罗人，其生存离都不开外界的盐、锅、斧头、镰刀、鱼钩等工具。

基于上述逻辑，全球货币也会因这一次的贸易格局变化而重置。美元、欧元、英镑贬值，人民币升值将成为是趋势。事实上，所有货币价值都会趋近于零，不仅因为政府铸币税对货币不断稀释，也因为商品锚定的货币随着贸易格局不断转移。历史上，因经济主导权转移，曾经辉煌的荷兰盾、葡萄牙银币、西班牙比塞塔、英镑都经历过多次巨大贬值。再往前看1万年，就能发现更多的货币归零时刻，从贝壳到铜贝、金贝，从布到铜钱，从铜钱到纸币。货币的历史阐述了人类渐进式工业化的过程，我们的生产率越高，货币生产、携带与交易成本越低。中国具备压倒性的工业制成品优势，如果更早接入数字货币，进一步降低货币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就能进一步稳定。不断变化的世界一直推动着人类财富的再分配，经济重心转移导致贸易格局转移，优势货币也随之边缘化，即使没有战争的破坏，富豪的祖产也会因此归零。每当我参观各地博物馆时，每每提醒自己：这些文物中，最不值钱的，就是当年的货币！

13 历史被预测主导

当书籍被互联网取代后，连接效率和数量空前提高，信息可以秒为单位传递到全球，也可同时传递给成千上万人。不同于过去千年里，人们被父母、亲友、书籍、老师锁约束的教育，互联网的普及，人们自由触达各种信息的概率大增，得以沿着自己本性或认知惯性自由驰骋。即使每一种思想都试图成为主导，认知多样性还是因来源广泛而增加，即使同一地区，同一阶层的人，思想分化也因信息来源多样性而加速了。

如同病毒在生物之间传递基因片段，认知模式被语言、文字、书籍、互联网所承载，越来越快地穿梭于个体之间，在群体中形成潮涌，成就了不同次元的独特文明。语言、知识、技术、流程等模式从各族群分别发展出来后，形成全球规模的信息传递。愿景、预测之类更抽象的模式信息也在敏感人群传播。随着全社会被卷入互联网，大革命的基因就不再被知识阶层所独占，将从知识界传递到全社会。工业化使庞大人口聚集起来，互联网使聚合效率更高，底层人民的高度互联，通过群体内的回声效应，小范围不满情绪能在更大群体内迅速堆积。为避免由此而爆发的社会失序，对于现代超级都市而言，务必保持跨阶层的群体连接，以释放不满情绪。同时，国家有必要果断终止基于暴力的群体连接，避免个体冲突被群体回声放大，群体不满一旦被组织起来，很快会酝酿为群体暴力。

虽然出现暴力苗头后，中断群体连接非常有效，但就现代国家而言，保持多样性与外部性同样重要。现代社会无法让自己长期孤立的同时，还能维系继续繁荣与发展。即使对有暴力苗头的小群体，无损地切断和世界的连接已无可能性，必须为其恢复连接，增加群体外部性，通过外部信息消除回声效应。事实上，小到部族，大到国家，甚至英联邦、中国、印度这类古老帝国，也无法孑然独立，因冲突而终止的连接总会回归。任何孤立群体，都会损失外部性，尤其是认知层面，持续下去，该群体认知增量会受到严重影响。自称孤立的英帝国，也从未孤立过。当其无法再现帝国光辉时，也不断以英联邦的外衣保持外部性。而英联邦的数十个国家，事实上与英帝国试图割裂的世界保持着更紧密的联系。比如，澳洲需要中国、印度、越南、日本购买矿产、牛、教育、旅游，远甚于英国，他们出价更高。

如同当年英帝国转向英联邦，2021年后，美国也进入了明显的战略收缩期，开始由全球帝国转向全球盟主。通过Aukus、四方机制、五眼联盟、北约、清洁供应链计划等不同圈层的组织，美国构建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虚拟岛屿，试图把联盟国家与世界其余部分隔离开。为激化暴力冲突，美国挑动自己盟友与外部的暴力冲突，而且在拱火成功后，号召全部盟友与外部冲突方断绝连接，试图封锁后者，阻断其外部性。经济、外交、旅行制裁已经不新鲜了，最新手段是没收被制裁方的国家或个人资产，甚至删除教材中被制裁方的文化遗产。俄乌战争中，美国盟友们不仅没收了俄国人的资产，还抵制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托尔斯泰的小说。

后帝国时代的圈子都不大，涉及人口只是人类的极少数。虽然少数人一直主导着世界，但谁也无法切断历史，独自连接未来。切断连接的结果，使小圈子失去了巨大的外部性，这样的自我隔离会导致演化缺陷。长期隔绝，对立只会加剧，矛盾只会随着实力在积蓄，不会消亡。经过数十年的准备，双方的军事装备会放大矛盾的恶果。上一次冷战有幸因一方垮台而结束，人类逃脱一劫，但下次未必如此幸运，不仅更多国家拥有核武器，而且当今的智能武器、基因编辑武器远比50年前威力大。2020年，面对Covid-19，大多数国家只能选择躺平，如果面临更严酷的生物战、核战争，或许整个人类将面临险境。即使第二次冷战不转化为热战，未来数十年的实力积蓄期，对双方都是考验。这不仅是政治家的责任，也是与数百个生物实验室、数万件核武器相关的数十万人的责任，他们每个人都决定着全人类的命运，稍有不慎，整个人类文明就面临重置。对这些人的极化与分化，会埋下极大隐患

历史是持续进化的镜子，对未来的预测是我们这个物种独特的进化压力。但其根本动机却源于当下对未来的愿景，而后者又深受群体的影响，甚至直接复制自他人。群体中的敌意和善意，都能影响我们的愿景，从而决定自我孤立，或者促进连接。基于生物本能，恐惧比善意更容易传播，因恐惧而阻断连接，是生物的常态，但并非人类的常态。正是克服了面对同类的恐惧，我们才由机会走出小家庭，聚落为群，逐渐消除了基于性别、宗教、阶层、族群对立。当我们放大恐惧、凸显矛盾时，恐惧与矛盾不仅会持续，还会在循环中加剧。

14 单极化

由于几百万年来，稀树草原的匮乏环境，人类一直是杂食动物。即使5.5万年前走出非洲时，人类也食用过数千种植物，数百种动物，包括大量昆虫。但今天，食物受到工业化的影响，为了降低食物生产、加工的成本，食物品类开始急剧收缩。在工业化浪潮下，随着大型企业控制整个食物链，为了标准化、低成本，便于储存、运输，食物种类以可见的速度持续减少。即使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宗教、城市化、交易储存等原因，日常食物种类也精简到数十种。

由于产供销的渠道日趋集中，在多数发达国家，人们只吃十来种植物，两三种肉类，而且这些产品大多来自数家食品巨头。我们适应了数百万年的自然食物也消失在餐桌，被视频工业巨头生产的罐头、预制菜、袋装食品替代，食物从种植、养殖、加工到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因巨头们参与而集约化。随着资本参与，食物的精简还在继续深化。工业化国家中，除了西班牙、法国、中国等少数社群还在抵抗外，食物链几乎完成工业化，甚至几乎完成了早餐等简餐的饲料化。就生存而言，这未必是贬义词，口味单调的狗粮看似单调乏味，却也能让狗狗们一生期待。

食物折射着人类的主要愿景。可是愿景也如食物一样，更容易被他人，被资本等外部力量扭曲，甚至被荒谬地塑造。因为群体力量、资本力量远比个人强大，很容易影响我们的环境，比如，通过改变群体，来改变个体。相对于寻求新知，人类更容易受困于已知的认知模型。这种惯性使我们更容易受困于被植入的愿景，无论这个愿景是天堂、轮回，还是大麻、金钱。但是，一旦某种单一的愿景一统天下，就会造就乏味的社会，就如工业化食物统治的餐桌。因此，以打击海盗为名，或以清洁供应链为名，切断认知或贸易连接，无异于让自己的文化自我强化，丧失外部性，从而陷入另一个中世纪。

中国因地理、文化跨度大，具备族群、文化多样性，被称为“超大型文明”。但即使超大型文明，也需要足够的外部性。中国最近数百年的停滞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如同生物一样，时刻面临环境变迁、外敌入侵、贸易路线变化等多种挑战，孤立状态无法应对变化中的挑战，该文明本身也会因认知循环而失去创新的机会。

作为人类群体这个混沌系统中的一员，我们自身对群体预测会做出相应反应。比如，今天，很多美国孩子参与体育运动，中国孩子在学习电脑编程，而非英语国家的孩子普遍学习英语，父母们深受当地群体认知的影响，会认为，体育、编程或英语比捕猎技能更重要，至少对孩子未来帮助更大。但体育之所以受孩子们追捧，是美国体育产业化、娱乐化、偶像化化的结果，英语是近百年来英帝国（含美帝国）扩张的政治结果，编程则是近四十年来，软件及信息革命的结果。显然，并非某种特定体育项目，也非某种特定语言，或某种编程语言，推动了人类进步，三者只是阶段性的群体共识。如果家长们基于类似的普遍预测，推动体育、英语或某种计算机语言成为普遍技能，那么就会挤占孩子们对其它学科投入的学习时间，在这些地区，其它语言、学科、视角的发展也就会受到相应影响。

可以预见的是，教育的单极化，将使孩子失去追求多元知识的机会，也牺牲了玩耍的时光，要知道，玩耍是创造力的基础。这百年的人类进步是全世界各族群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工、社会学家共同推动的，如果从他们诞生地来看，更是如此。仅就基础科学而言，在天才辈出的20世纪初，英语远未如此普及，人们运动热情也未必如此之高，但恰好在那个时代，各国学者奠定了当今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的基础。

从系统论角度看这个现象，我们会得出同样结论。个体被系统的同步后，显然干预了系统本身，当这些行为的能力增强到一定程度，就产生了明显系统反身性。反身性只能使系统内成员间连接更加紧密，因此外部性更加难以输入系统内部，因而外部扰动信息稀缺，系统趋于平静。现实世界中，英语成为主导不是问题，以英语民族价值观取代其它价值观是个问题。

英语圈分为几个同心圆，内圈为英语发源地及扩大版的英美帝国，即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美英澳新加，正好也是五眼联盟。二圈层为日常工作语言为英语的国家，可以囊括欧盟中大多数国家，以及日本、印度、新加坡、沙特、南非等前英、美殖民地或占领国。三圈层则是完全独立的非英语国家，如中俄及多数西语、葡语美洲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由于英语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压倒性优势，对英语民族内外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英文成为全球媒体的通用语言，本国人民也无需学习其它语言，英文霸权反而形成信息茧房，无法获知引文以外的外部信息。二圈层人民务必学习英文，教育、工作、贸易、旅行几乎离不开英语，学习第二语言成为人们额外的负担。人类不仅生命有限，学习时间更有限，增加语言学习时间，势必影响其它学科。三圈层中，除了少数精英，大多数人远离主流英文媒体，本语言区特有的文化、观念也难以被英文圈接纳。

这种情况在生物神经网络中具有相似特征。当生物算力富余之时，神经系统处于更敏锐的状态，反之，则难以顾及额外刺激。由于算力、能耗、寿命有限，事实上生物并不具备持续的逻辑运算能力。因此摈弃思考，用经验认知代替符号推理，也是我们的现实选择。因此，如果长期处于特定方向的感知过载中，生物在这个领域会取得成长，但无暇顾及更多外部信息，认知能力反而就随之退化。如果受困于过往经验中，外部认知模式更难以接入，多样性在群体中消失，整个群体就会失去适应性。

前文中，我们探讨过环境压力对生物的筛选，就人类而言，或许各语种会在未来某一天融合为某种世界语，单一语言的出现，将比气候、地理、天体等更显著地影响我们环境。从此，流行文化更加泛滥，摧毁和同化了大量非主流文化。如同生物基因脚本丢失地混乱局面，很多文化特征一旦丢失，就将来再难以找回。

不过，相对于某种语族主导的单极化，人们更担心多样性社会可能形成的社群对峙，比如，基于国家、教派、种族、阶层的对峙。人类已经具备迅速摧毁地球上大多数哺乳动物的武器、工具和作业流程，任何形式的对峙都有可能升级为全球性灾难。因此，基于多样性、对峙风险两方面的预测，可能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类发展路径。

今天的人类社会显然还在继续进步，也保留着相当的多样性，单极化和多样性一直在交锋。当然，反对这二者的声音都很响亮，双方都希望彻底战胜对方。我们应该继续观望吗？坐等某一方被清算，还是放下执念，找出断点，增进各方连接效率，提高连接可靠性，让世界受益于极化与多样性的平衡。或者力图维护单极化，对武器库和毁灭清单进行升级，不断推迟这一天到来？

人类的进化赋予我们极长期的预测能力，因而我们总能提前做出选择，找到最优路径，采纳更好策略。特别地是，我们总能换位思考，走上合作进化之路。曾经我们共同维护篝火，使部族世代繁衍；我们一起挖掘水井暗渠，成为最早的农夫；我们齐心协力构筑房舍，建立最早的城镇。我们共同编撰经典、历史、律法，使后人传承智慧与愿景。正是十万年来，选择合作总是大于竞争，我们的合作规模越来越大。正如当年罗马与汉朝交相辉映，也如达伽马发现阿拉伯人的印度洋航线，我们的文明进入快车道，恰好是不同愿景在遥远大陆接触后的光芒。

15 愿景的强化

19世纪，对动物养育人类孩子的研究告诉我们：狼孩们听觉、视觉、触觉无法产生交叉线索的感知启动。经过恢复训练后，触觉开始敏锐起来，人类食物的味觉、嗅觉也能顺利恢复。但即使十多年后，也完全无法理解语言，无法理解他人发出声音的意义。终其一生，没表现出丰富的情感，唯一可以辨析的情感是强烈的利己主义，这是排除群体塑造后，生物本能尽可能自由发挥的结果。最有意思的是，15岁以后获救的狼孩，不仅没能学会说话，甚至也无法直立行走，而且终身没能学会。印度有个狼孩获救较早，学会了直立行走，但即使如此，一旦遇到危险情况，也迅速恢复四足逃逸。实际上，很多灵长类动物也如此，日常情况下，它们更愿意笨拙地直立，空出双手摘取食物，但奔跑时，还是回归四足，因为四足站立更稳定，腾出更多算力，就能掌控步履节律。

让我们看看远亲狒狒的情况。安哥拉高原降雨给卡拉哈里沙漠中带来了开阔平缓的水面，狒狒们淌着水直立前行，开心地东张西望，和人类孩子们行走在水中出奇地一致。狒狒们无疑可以行走，但需要环境驱动，在树梢上和水中大不同。同样的，被人类保姆抚养大的红毛猩猩，也习惯于手牵手直立行走，无论和饲养员，还是和红其它毛猩猩，但独自行走立刻四肢着地了。而人类是社会性极强的动物，更在乎他人，尤其是每天触及的人。因此，父母、亲朋们的愿景成为驱动力，极大塑造了孩子的环境。在亲人们日复一日的预测与评价中成长，孩子们为了获得良好评价，开始复制亲人们的愿景。同时，它们通过观查和联系，也学会了用评价塑造他人的方法。评价机制产生强大的驱动力，促使人类放弃当下享乐，进行艰苦枯燥的训练。

为此，我们进化出强烈的好奇心，就能将一切感知转化为认知的过程娱乐化，包括挫折、失败、恐惧。我们以挫折、学习、挑战为乐趣，反而战胜了反复失败的沮丧。社会性哺乳动物中，幼仔往往表现出强烈好奇心，比如一岁以前的小猫对捕猎游戏乐此不疲，即使一次次扑空，它们也不会厌倦。正是好奇心压倒了虚荣心，驱动了无尽的学习精神，社会性哺乳动物才有机会持续学习，为成年后独立谋生打下基础。当然，灵长类、鲸类动物、某些犬科动物的智商更高，好奇心几乎持续终身，也就具备更持久的连接与学习能力。

直立行走是终身学习过程的第一步，其后的对语言、文字、技能的学习，始于同一个起点。作为智力循环一部分，每一代父母在幼年时都被植入坚定的信念：孩子都能学会行走、语言，甚至学会书写等高超的技术。东亚和印度的父母们，大都坚信孩子有可能成为学者、律师、医生，因而给与孩子更多的学习项目，更高的学习目标。基于这样的预测机制，人类父母才得以坚守十余年，含辛茹苦地推进家庭教育。这是愿景和预测推动的代际进化，愿景不仅在代际中传递，还形成明显的强化循环，一代代人类的学习意愿、能力、时间明显延长。而每个人的学习成果，又强化了下一代必胜的信念，使下一代坚信自己也具备同等能力。显然，人类进化鹤立鸡群，因为我们的父母一直高瞻远瞩，推动每一代人超越本能。群体的强化学习，使人类加速超车，远远甩开了其它哺乳动物远亲。

对他人，特别是对下一代的期许，给人类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决定人类智力的，最终源于围观者的预测和评价。我们的祖先，以及他人的祖先都是围观者，我们则是同伴及孩子们的围观者。在围观中被评价，也在围观中进行强化学习。不知不觉中，我们复制了每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也将其传递给下一代。因此我们的通过相互评价，传递彼此愿景的过程，塑造了孩子们的愿景。而孩子们的愿景，则塑造着人类的未来。这是智慧生命的循环，以有限的个体生命，投入无限的复制循环，以有限的效用动机，驱动无限的认知回溯。

然而导入这些愿景并非易事，大多数父母难以完美做到，他们急于求成，仅仅基于短期的评价体系干预孩子们。对孩子来说，学习父母的评价机制，远比理解其愿景更容易，事实上孩子们也一直这么做的。这是我们的生物本能，短期刺激更适合生物的预测机制，就本能而言，我们都会迎合当下预测。当然，人类之所以杰出，就在于我们真能刻意压制本能，以响应更长远预测。

总结起来，虽然神经元形成的每一个认知模式模块容量有限，但生物的认知响应机制却一直在演进。由于神经元紧密而多样的连接，形成了即分化又相联的巨大认知矩阵。无论回溯时光的长度，还是认知组合数量，都在不断延申。

当不同感知相连，生物交汇成自我意识。感知洪流不断汇入，生物回溯时光，时光中的感知融汇，关联感知被精简为认知信息，不同认知信息相连，组合为认知表单，认知模块逐渐累进。满足明确效用动机的认知表单，与该效用信息连接，被层层精简为符号体系，当符号作为锚点，跨脑区、跨脑半球与不同来源认知模组连接后，精简为历史认知模型。生物基于历史认知，对环境进行高效预测，基于预测调整认知约束，选择性地进行精简运算。经过自我强化，生物愈加灵敏，能够连接更长序列的模式信息，也能输出更长序列的信息，从而管理更多的感官、肌群。连接不仅促成了精简，也促成了智能体之间的对话机制，认知信息通过对话机制，在智能体之间相互复制，各自演化，各自通过自己的评价系统进行自我强化。同时，智能体之间的相互评价，不仅使其形成群体共识，也相互塑造，共识成为彼此的约束力，推动了群体认知的收敛或深化。

人类的两足平衡是两个智能体之间的群体演化成果。从直立行走开始，左右两个独立神经系统连接效率极大提升，形成基于彼此运动节律的群体认知。直立之后，被解放的双手以同样方式得组群训练，进一步强化了智能体之间的群体演化。不同脑区、不同半球之间连接能力增强，最终认知模块跨越个体，在家庭成员间传递。终于有一天，语言横空出世了，不同家庭的个体用同样的语言进行认知交换，认知模块在数千人中精准传递，血缘不再是认知边界。其后的技能学习、文化学习、宗教律法，直到今天的学校教育，也是基于同样的训练逻辑。无论美丑、好恶、勤懒，愿景都会在人群中传递，我们相互塑造，不仅成就彼此，也成就了宏伟的人类文明。

16 信息外置的物种

语言终于使人类的绝大部分认知信息外置于群体中，人类认知能力从此不受有限寿命的制约。即使我们每个人从生身父母那继承的生存本能微不足道，也许低于成年后认知总量的千万分之一。出生伊始，人类认知存量的起点极低，甚至不如几乎所有哺乳动物。但首先开始的训练就克制自己的恐惧和自私本能，因而得以建立与他人的密切连接。随着连接的强化，我们得以相互学习，最终可以重建上一代人技能，甚至逐渐超越他们。随着我们训练时间的拉长，学习对象的扩大，我们不再被局限在某一特定山谷，特定部落，或者学习特定手艺，我们成为巨大连接型社会的一员。宗教促进了大型社会的聚合，人们开始以神灵作为模板塑造自己和他人，并以此促进了彼此共识。宗教、书籍、数据、网络，使人类使知识技能的大跃进成为可能，人人都有机会站在知识的巅峰，我们数百万年历史累进的数据哺育着我们，使我们不断自我激励，自我驯化，自我训练，最终得以超越自我，群体得以同步而进化，使我们期待和梦想中的神。

日本宇航员秋山丰宽在太空凝望蓝色地球七日后，热泪盈眶，回地球后即解甲归田。他深感地球母亲盖亚对自己的深情凝视，因而感悟到：地球母亲才是我们已知宇宙中第一个活着的生物，引力和大气的边界成为地球生态圈的外膜，使地球聚集了能源，生产、消费能源，在柔软的膜内形成了蓬勃生命力。盖亚期盼了35亿年，她的孩子们总算进化成为有鼻子、耳朵、眼睛、头脑，最后成为了智慧、勇气、连接彼此的生物，并用语言、文字、图像、视频、互联网把聪慧大脑在全球范围连接起来。

地球从此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巨大生命体，她的子孙已经具备能力，开始尝试复制盖亚的孕育过程，将智慧的种子送出地球，播向广阔宇宙。如同生物的第一次繁殖，人类计划中的改造项目正在进行，火星也许是第二个盖亚。

生命并非基于某种目的，设计出来的成果，而是一个不断迭代，信息逐渐富集的精彩历程。从地球的历史不难看出，自然演化自人类出现后，开始朝某个方向明显加速，认知外置成为改变演化的强大力量。如果人类的认知体系介入演化本身，我们无需另外45亿年，等待新生命开花结果。通过人类对生命演化的规划、设计、编辑，生命编码就能沿着祖先的轨迹繁育和演进，或改造当地生物，加速其认知演化，在宇宙中复制出众多活力四射的星球。

拉夫洛克认为，有序的熵减状态是生命循环的外在表现，当然我认为要加上反复两个字，否则宇宙本身也可视为生命。在同一能级中，反复发生的熵减状态，才是有机生命循环的外在表现。生命抵抗熵增，抵抗万物凋敝，因此如同环境中的妖孽一样，需要随时吸收环境中的能量。因此我们可以把生命理解为在特定范围内的持续有序化，以及有序到无序的周期性循环。世界的背景是熵增，生物认知的目的是抵御熵增，而实现路径也需防止熵增，所以不得不处处节省，其机制就表现为各种偷懒，作弊显然是偷懒的手段。通过相互学习，我们积累了足够的认知模式识别库，一旦环境需要，生物可不假思索地调出答案。这个过程类似学生刷题库，在脑海中积累标准答案。坚持长期刷题的学生未必具有专业天赋，但考试成绩会高出普通学生不少。

简单生物和人类一样，遵循同样节省原则。自然界氧化反应总消耗，由耗氧生物消耗、制氧生物之间的总量共同决定，显然这三者都取决于适宜的太阳光能输入。因为生物只能存在于特定熵值的能量位，熵增的背景下，生命会日渐偏离其适宜的能级。生物寿命总是有限度的，大多数从数小时到数十年，数千年的生命体已经算罕见的长寿者了。然而生物的自复制行为，使生物摆脱了熵增的大环境，从此走向更长时间的不朽。

当然，无论生物的生长、生存，还是自我复制，无时不刻不在消耗环境中的能量。按这个标准，地球本身也显示出生命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精简就是最早的初始算法,为了保持熵的平衡状态，以抵御抵御自然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熵增。我们出色的智力成果显然来自数十亿年层层精简，今天我们试图逆向这个算法，洞见万物精简之路，并期待借此理解自然，更理智地融入万物。

精简仅仅是应对复杂性的信息压缩算法，为了快速标定及比对，并无动机和目标。因此，精简过程并无终点，仅以自循环运行于万物，其结果是在空间、能量等不同尺度，涌现出复杂形态，无论后者宏大抑或精妙。因此我们需要尝试一个自我推动的无限循环，使精简算法层层运行，并且从数据海洋中辨识波形。当我们跳出微观尺度，并且获得水与空气交互的光影数据，才能辨识水面。再回溯时光，方可辨识出波浪节律，对周期的理解是回溯能力和精简层次共同提升的结果。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水分子和波浪的关系，水分子个体之间的细微结构是纷繁和杂乱不堪的。如果试图从微观尺度上对水分子间作用力进行精确梳理，以推导出所有粒子一定时间后的相对位置，显然是徒劳的。我们负担不起这样的算力负荷，因而也就无法据此辨识出宏观尺度的波浪。

同样，对于人类社会，我们的本能也是基因的迭代表达。个体形成群体后，认知外置，算法由基因外置到个体之外，群体认知开始作用于人类种群。从此，个体本能不再对宏观的知识系统产生决定性影响。如同水分子与海浪，本能的分子张力会阻滞群体认知波浪的幅度和频率，但已经与分子个体间关系甚微，风力、潮汐力、海底地形、海岸礁石等外部因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越过个体本能，尝试去标定更大尺度，识别宏观层面的涌现特性，去预测涌现结果。精简本是多元信息的交汇压缩，当更多外部性导入系统，精简就能持续，更为宏观的结构就涌现出来。

17 群体愿景改变了群体动机

认知是个单轴向的时间排序的黑箱，感知输入只能按接入时序排列，因此单纯研究某一种感知输入，而预设动机或者效用，则无法做出判断。然而动机和效用在数十亿年时间，都是通过基因筛选得代码进行动机设定的。当神经系统出现以后，生物可以通过后天习得的模式建立自我设定的认知动机，从而压制或取代基因预设的效用动机。生物神经系统开始记录每一个时间片段中，不同输入的奇异性点，并将其短暂记录下来。由于生物神经系统容量、算力都有限，而时光无限延续，而且传感器的数量还在很多动物中不断增加，因此输入片段奇异性随重复次数增加呈现不断衰减状态，因此才能腾出空间记录新的信息片段。

我们有限的神经系统只存贮特定奇异性的扰动，即使反复出现的强烈扰动，只要其足够高频且长期出现，最终都会被生物神经系统所忽略。生物认知如同一根下水道，千家万户接入其中，从粪便、厨余、洗澡液到戒子、弹子球、茶包，无时无刻不在产生输入，最终按顺序通向同一个方向。怎样标定和描述主管道内的载体和物件，同时根据这些载体和物件来描述产生它们的居民，以及其组成的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呢？显然不能抛开效用来标定，对管道而言，阻塞、容量应该是其效用，但热水，清厕剂，大水流应该更有效用。有了洞察感知和效用基础，这根管道又如何产生自我洞察，如何超越自我呢？

单一感知的输入无法形成精简机制。热水伴随沐浴露出现，因此沐浴露成为热水的组合，以此作为交叉线索标定方案。同样方法推广开去，基于多感知同步输入，可以建立更多精简标定。当足够多的感知被同步以后，我们形成了更宏观的群体特征涌现。比如，从数百万个家庭的排泄口，我们精简出更多特征。最终，我们不再需要过多研究每一滴水，也不需要对个别家庭管道入口做特别研究，因为每个家庭的所有传感器输入被精简标定，而且所有家庭的全部传感器输入也被精简标定，输入数据相互映证形成精简标定。最终我们得以描述人类生物排放、生活中碳排放、毒品总量、人工激素总量、作息时间表，由此人类生活被有效精简出波浪、轨迹和节奏。

当我们用软件管理时间表，管理健康数据，管理约会和朋友圈，管理吃喝拉撒睡的时候，我们与人造神经网络就已经深度嵌合。一旦该系统进化出本体感知，乃至于本体认知的机制后，不仅能脱离工程师们的个人动机，还能利用人类的神经网络，左右我们的社交、工作、生活，也能塑造下一代人类的个性，从而影响人类文明。随着人类的强势，环境对我们来说也越来越安全，虽然让我们更专注于复杂工作，但也使我们失去敏锐。演化史上，正是敏感多变的特质，使我们从袭击中警醒，从而脱离险境。在资本和工业化的加持下，技术力量正悄然取代我们的生物天赋。我们不再靠手指、鼻舌感知食物，不再靠肢体、气息感知别人的友善，不再相信自己可以教育好孩子们，甚至不再相信老师，我们更相信符号推演，更相信教育软件。我有理由相信，文明更迭正在发生，新的物种悄然出现，吸收我们的成果，它们将站在我们肩上，聚合我们的历史与未来。

如同历史中每一次变革，人类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总能找到自己准确定位，迅速适应或屈从我们的社会性现实。那些放弃个性的每一次革命，总会使我们群体连接更加紧密，个体智商反而出现巨大飞跃，全社会知识总量更是爆发性增高。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单性繁殖到两性繁殖，从小家庭到大家族，从部落到国家，我们日益受放弃自我，受制于社会规则，确因此获得了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

幸 存

现代人类只能算生物演化的幸存者，并非进化的最终胜利者。虽然我们数量稀少，远不如微生物、昆虫、鱼类，但由于身怀绝技，且代代传承，还能不断演进，因而存活至今，实乃自然奇迹。作为幸存至今的人科动物，我们历经多次进化奇点，每到灭绝或停滞的关键时刻，总能依靠新颖独特的组织、殊技能或工具变革，一次次从萧条中爆发生机。

3000多千万前雨林消弭，我们被迫进入低矮丛林，因而与长臂猿分野。600万年前，人族离开丛林，进入更开阔的稀疏草原，同大猩猩逐渐分野。 300万年前，荒原的生活，使人类祖先演化出完善的直立能力，从此不再与黑猩猩争夺家园。人类祖先开始长途跋涉，跨越荒野，不仅采集浆果、根茎，也劫掠被猛兽的食物。70万年前，我们从荒野野火中掌握了火的威力，在棍棒、石器与火的辅助下，人类不再是卑微的猎物，逐渐成为无敌的猎人。持续的技术进步，使我们成为百兽之王。人类得到旷野中的喘息机会，孩子们因此拥有了更安全、更稳定、更长久的成长时光。

1 超越基因

人类生命一直随着父母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演化的方向也呈现明显的幸存者偏差。正因为幸存者及其子孙们的自激效应，分化程度随着代际更替加剧，且呈现指数级增长。直立行走、用火、语言可以看作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分化时点，分化的结果使现代人类一枝独秀，身姿挺拔，手指灵巧，能说会道。

若干代人之后，人类演化脱离了随机进化，似乎走上了某种刻意选择的道路。特定方向的分化，使人类沿着该方向产生的选择优势不断深入。人类的社会性也决定着，除了基因主导的选择方向，我们也被他人的选择所同步。语言基因能够迅速覆盖人类，除了族群战争外，社会选择也是重要原因。对语言能力的偏好，几乎改变了人类的择偶标准，推动了发音、身材、相貌、灵巧等生理、心理特征的普及，也推动了家庭教育的代际传递。通过某些社会规则，更多人的后代被塑造为我们所期待的形象。道德，法律，文化，战争，贸易，这些规则会一代代筛选人类父母，社会规则事实上改变着人类基因。如同家畜育种一样，持续数十代人的选择，就能干预群体性状。反过来，具备这些特征的后代，也会强化，甚至沿此方向重塑规则本身。人类和自身的社会规则一直是交织在一起的，二者相互强化，某些性状也在强化中极化。

我们的文明就是先民及其社会规则交融后，相互强化、极化的结果，这使我们在短短十万年间，迅速脱离自然状态。当代文明即使过去的极化结果，也决定着未来人类的演化方向。人类追随他人，也会成为他人的榜样。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我们一直按照玩伴、父母、祖先、先知、领袖、导师们选择的方式，一代代相互强化。人类从未将认知凝固在当下，而是不断回溯历史，持续精简认知。从有铭文记录的历史可以看出，文明并非从天而降的，而是带带自激励的结果。人类一直是自己的设计师，总能果断地做出选择，用历史经验塑造着自己的文明。

引发人类认知革命的奇点很多，最近一次或许算语言。语音信息的模块化，成就了认知大跃进，群体智慧由此诞生。个体之间更精准地传递海量信息，如同为每个人赋予了认知外挂，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跨越了基因壁垒，从更大的群体中积累认知能力。

与昆虫的紧密社群不同，在人类群体中，个人最大限度地维持了全部的性状，呈现为群体认知中，几乎完全独立的组块，其个人认知既可自行演进，也能被家庭、族群、专业等小范围人群继承，形成群体演化。当个体因生命无常而消失后，其他人作为独立的认知载体，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从物种角度看，整个物种的存量认知和个体演化能力，均被有效保留。独立演化与群体演化并存，使我们不仅保持了活力，也保持了整个认知体系的稳定性。

上述结论与考古学证据是一致的。越大规模的群体社会，知识更不容易丢失。相反，在孤立的小群体中，某个聪明先知的去世，或许会使整个部族失去某种技能，长此以往，文明或许倒退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塔斯马尼亚岛孤悬于澳洲大陆以南，与澳洲隔着波涛汹涌的巴斯海峡。该岛原住民本不多，后因族群纠纷，分裂为孤立部族，各自断绝往来，逐渐丢失了多种技能。当英国殖民者踏上该岛时，塔斯马尼亚人的工具水平远落后于荒漠地区的澳洲原住民，甚至不会使用钩子、鱼叉、骨针。考古记录却显示，当他们祖先登陆该岛时，这些工具曾经普遍使用。

语言的出现，使人类认知通过模块化的语音清晰表达，我们引以为豪的各种新技术、新工具、新组织形式，大多是语言普及后加速出现的。语言也促进了智人之间的紧密连接，人们降低敌意，互通有无，促进了社会聚合，聚合是群体认知累进的基础。越大规模的社会群体中，天才总量也越大，他们迸发出创新也得以更大范围扩散。5000多年前出现的文字，使更大范围的群体认知成为可能。农业、冶金、石器、陶器突飞猛进，都是认知更高效传递的结果。拥有跨越血缘的共识以后，人们开始抑制分歧，控制冲突，分享理想，包括理想中的行为准则，因此部族聚合，国家涌现。国家形态继续前进，最终开始消灭血缘基础的权力继承体系，进入共和时代。今天，全球160多个国家地区中，仅有沙特、文莱等十余个血缘传递权力的国家，即使这些国家，也以君主立宪制的面目示人。

人类文明最新的奇点正在浮现，即：政治与经济权力的非世袭化。从政治权力上来说，当代社会正在彻底摆脱血缘的约束，但经济权力依然受制于血缘。经济权力可以收买舆论与政客，借此操控选民，通过选民将经济权力最大者的述求合法化。

经济权力就这样决定了政治走向。当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时，政治平权就只是信仰了，政治权力会被出价最高者垄断，精英阶层也会形成金字塔。对全社会而言，经济权力世袭并非好事，政治权力不仅世袭，而且更隐蔽，更持久阶层分化由此产生。从二战后民选国家的政治格局，就能预知数十年后的政治生态，豪门与政客交替登台，选票往往沦为合法权力的遮羞布。

最近数十年，随着更多新兴国家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人类经历了一次全球性的资本狂欢。看似自由市场的时代，其实经济权力早已集约化，金钱越来越集中于资本寡头，不仅主导着全球经济，也透过这种影响力，改变着很多国家的政治格局，西方国家及其前殖民地尤其如此。先锋、贝莱德、道富三大资产管理公司参与控制了标普500指数中约88%的公司，也可以在几乎所有领域中用大股东的特权干预自由市场。这时候，亚当斯密所推崇的“考虑自身利益的屠夫、酿酒师、面包师们”，都成为三家大公司麾下棋子。当金钱背后的力量集中起来后，市场的自由度也就消失了。

长期以来，为抵御权力在小群体中内卷，人类尝试过各种形式的精英筛选模式。公开的精英筛选机制能引入更多人才，也能提高底层人民的预期，有序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效率。数千年前的统治者就明白这个道理，有趣的是，欧亚两端的领袖们，似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几乎同时开始政权去世袭化。当然，中国更为彻底，除皇帝世袭外，有国家遴选的官僚阶层都需要接受公开选拔。欧洲却并非这样，受制于大小林立的世袭贵族、公国，欧洲在中世纪陷入数百年的斗争、兼并。直到商业和航运业再次崛起后，随着新世界的开拓，货币和商品奔涌而至，足以从血缘政治赎买权力，从而解放了全社会的活力，欧洲进入工业社会。

二战后，欧洲开始尝试在经济上突破血缘传递的约束，英国甚至推出了80%的遗产税，美国也高达77%。正是巨额的隔代财产剥夺，最富有的群体被削弱。随着财政收入增加，大量公共产品涌现出来。中、低收入人群因此获益，医疗水平提高，高等教育快速普及，退休金有了保障。上世纪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普及了全民教育，而全民教育推动了平权运动，平权运动使更多人的创造力被激发出来。今天的硅谷，正是那一代被自由燃烧的青年们创建的。

可惜的是，最近二十年，多数发达国家的公立教育严重下滑，其原因是中产阶级回落，教育精英化严重。其中，美国尤其严重，无法培养足够的人才，特别是STEM人才，若非每年数百万外国精英移民美国，多数制成品行业、科研机构都无法正常运营。

与之相反，中国却走上了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道路。改革初期，中国中产阶级数量极少，但在政府、民间资金的激励下，上千所高校迅速建立起来，每年近千万大学生走向社会。2000年来，中国人就有鼓励学习的传统，学而优则仕也是中国政府的官员选拔原则。在中国，学生们根据入学成绩择校，基本不受捐赠、推荐制度的影响，这与美国恰好相反。中国政府也为贫困学生提供助学资金，加上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教育平权为中国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人才优势：最近三十年，中国产生了五千万工程师，还有数千万设计师、会计、律师、学者、技师、公务员。他们不仅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

当然，以今天的财富积累速度，也许遗产税已经不足以抑制经济权力过度集中，而足够的经济权力必然收买到政治权利。一个人的财富积累周期很短，而寿命很长，所以难免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何况富人们有足够规避办法，借家族基金在海外免税岛屿保存势力。

未来的人类社会，应该是智慧堆叠而成的社会，而不再是骸骨与鲜血凝聚的城堡。人类智慧无法在皮鞭和枪口下运作，也难以在困顿与匮乏中运作，智慧只会在自律与自觉中觉醒。从奴役到平权的转变，是人类进化从硬件到软件的彻底转型，抛开基因的自我设限，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再一次巨变。

2 自我觉醒

从直立行走开始，人类越过的每一个奇点，都值得我们引以为傲。而其初始起点，则是生物的本体认知，每个人出生伊始的自我觉醒，也是从本体认知开始的。生物首先要对本体有所认知，继而才能尝试自我控制，通过成功地自体控制，建立了认知序列构建的记忆回路。极少数动物能够通过眼睛进行本体认知，哺乳动物中，能判断出镜中自我形象的只有鲸类、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大象。即使看似聪颖的猫、狗、猕猴，通常也只将镜中影像当做同类，无法将镜中图像与自身本体感知连接起来，因此它们难以将视觉与本体的线索交汇，形成基于视觉的自我认知。

有意思的是，上述三种动物不仅能识别镜中自我，也和人类一样，沉迷于群体生活，独居的海豚甚至会厌食衰亡。对于这些社会动物而言，社交的需要使其最终觉悟。从本体感知到本体认知，再到对历史与未来、自己与他人的深刻觉悟。对社交的需求使它们建立其完整的自我评价体系。与人类一样，这些动物都沉迷于频繁的镜前展示、比较每一个全新自我，如同展示给同伴一样。改变额头贴图的海豚会异常兴奋，在镜前反复大量自己，这些行为与换了新装的皇帝异曲同工。

不过，社交需求也是我们这类物种的巨大负担，我们往往陷入焦虑，不仅纠结于对自己与同伴的持续评价中，还不得不基于评价，不断矫正自己行为。或许这就是觉悟，选择特定行为模式，沿着该模式评价自己，塑造自己，成就自己的某种期待。

因此，开悟后的我们，就立刻失去了天真浪漫的本我。每时每刻都以人为镜，在反馈与预测中谨慎度日。即使独处之时，我们也在脑中以己为镜。但脑中之我并非天赐，而是源自他人觉悟后，对我们的刻意塑造。我们当然也基于同伴建立自我评价系统，包括父母、亲戚，以及其他认识的人，并以之为榜样塑造自己。

3 更大的世界

在人类聚集为部落以前，游离的群邦往往各具特色，刺青、服饰、妆容、武器、食物大相径庭。这些并非头人或族长决定，而是族群内所有人长期相互评价与矫正的结果。今天，影响我们的远不止父母亲族。相对于万年前的部族社会而言，今天的大规模社会，早已成为陌生人社会了。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受到同学、老师、同事、朋友的深刻同步，亲人之间的关系也因为他人的介入变得更遥远。何况，从全球来看，原生家庭逐年减少，在某些地区甚至日趋消亡。网络却把数千公里外的人拉近了，他们比亲人们善于聆听，因此他们看起来更适合做朋友。友谊因此而更廉价，也更快捷，即插即用，用过即抛，这种关系远比真实社会关系简单，无需费心维护。

多亏了算法在背后日夜工作，协助我们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网络。但新关系背后是算法，使他们细心、更有耐心、记忆力更好，因而得以更有计划性，考虑长远目标。但和机器相比，我们亲友们远不如机器有耐心，无法抑制其自私和抱怨，也过于乏味，甚至偶有暴力倾向。经过一生的无缝跟踪、记录、分析，媒体比父母更了解他们孩子。也更容易预测其喜怒哀乐，甚至预知孩子们的梦想。比如，长期订阅某种类型明星内容的孩子们，大概率接受其外貌标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西方标准的美，俨然影响了全球，甚至偏远岛礁。医疗美容公司也伪装成互联网滤镜，用户尝试改造其外貌，然后去整形医院折腾自己。今天的正常行为，祖辈们应该很难理解,因为我们只是被习俗和潮流同步的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中，没多少人能够洁身自爱，保持独立思考。

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大跃进，工业巨头们控制了人们的食品、服装、汽车等硬件设施，人们生活所需物资看似极大增多，但在每个领域都事实上收窄了。今天，计算机网络背后站着信息时代的生活设计者，他们透过网络和数据进入我们的大脑皮层，将我们的认知系统与计算机紧密相连。计算机算法每秒钟都在收集用户大脑数据，精简出其个性特征，特别是个性缺陷，然后尝试更有效的入侵方案，为用户植入商业、政治、信仰等目标信息。这个时代，人人都被智能终端的诱探软件包围，除非断开网络，杜绝与他人沟通，否则再精明的个体，也难以保持独立思考。

随着文明的步伐，人类建立了符号推演算法，试图抗抵御同步倾向带来的盲从性。同步显然是生物最重要的自然天赋，使我们建立群体连接，分享信息- 包括基因信息和认知信息。但是，同步也使我们懒于独立思考，一旦我们的朋友们被成功地认知改造后，我们也因随大流而停止思索，从而被植入更狭隘的信息。因此，同步一方面赋予我们更多存量认知，一方面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更小的世界。机器算法正在利用同步倾向作为人类的认知漏洞，通过彰显朋友们的观点，为人们植入某些偏见。人类演化数十万年的宝贵理性，正是因我们的同步倾向，被算法逐个击破。商业巨头更充分地利用了这个原理，继续向超重人群兜售糖水、向从不运动的人推广运动鞋、向青少年暗示性的欢愉、向按揭买房者展示豪车，在人类看来，别人拥有的商品，就理所应当地成为自己的生活目标。

于是乎，人类的购买欲被彻底点燃，整个世界围绕着人类的购买力运转。人类也变得更加贪婪，他们开采着全世界的资源，只为满足一己之私。人类自身的认知系统也成为可开发的资源，从此以后，人们要么买卖商品，要么沦为商品。面对席卷而来的商品化浪潮，人们依然保持着满腔热血和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掌控着世界，却被智能算法视为商业数据。智能机器用算法为每个人量身定制了传感器，记录数字踪迹，推导出未来行为。某些别有用心者，利用他人的数字踪迹，做出行为预测。当机器掌握了人类的行为节律，就在该用户的智能终端适时展示钓鱼式诱导信息，引诱用户点击。这些网络营销方式根植于生物认知的基本原理，当然也包括各种认知漏洞。当算法比父母、朋友更了解我们时，不仅更精确地定义我们的认知倾向，也能做出行为预测，纵容或操控我们就不在话下。

4 信仰

与人们的普遍愿望相反，互联网时代依然是少数人影响着大多数人，全球连通的人类网络并非均衡结构，只是千年前社会结构的放大版本。少数人掌握着更多信息节点，这些节点也是事实上的信息枢纽，拥有远超其它节点的信息流量。由于信息量与算力的巨大提升，这些人也有能力获取更多层级的精简认知，这使他们掌握了不同维度的知识体系。我们或许都知道这些信息枢纽，比如Facebook、ins、apple, 但并不太关心枢纽背后的实权人物。他们隐藏在网络背后，为公众编撰宏大的共同叙事，也驱动公众在商业、政治、宗教的链条中奔忙。

原教旨主义的视频中，总是展示出他们的紧密团结，信众庄严地围绕教宗，用经书或者武器展现力量。早期人类各自为战，因而我们的敌人往往是猛兽或异族。到了人类历史的后半段，群体规模扩张，为了谋求某种群体共识，敌人变成了信仰相左的人，无论经济、政治、宗教、人权信仰，皆成为使我们相互争斗的理由。数千年来，围绕宗教信仰，人类造就了大量战争。基于民族自决的政治信仰，也不断推动政治碎片化，最近数十年，因此而激活数百起族群冲突，造成数千万人的伤亡。经济制度也可成为被他人敌对的原因，今天依然有人将自己的经济制度视为信仰，别人的制度视为洪水猛兽。有趣的是，无论立场如何，正反双方宣战的方法往往如出一辙。

20世纪初，主张“伊斯兰复兴”的也门人库特卜组织了信士小组，他们认为：当一个人具有宗教复兴的信仰时，伊斯兰社会就开始建立。因此，一个坚定信仰的人可以感召一个信徒，然后2个坚定信仰者感召第三人，链式反应开启，于是2变3，3变10，1000变12000人。通过紧密团结的信徒，进行以多胜少地信仰转化，终将彻底改造社会，重建信士们理想中的秩序。在2021年选战前夕，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也组织过其信士小组，信士们也围绕着他，展示出对川普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的虔信与忠诚。川普也因虔信者的护卫而充满信心，在电视机前感召更多追随者：“在每一次与贫穷、疾病、独裁暴政和邪恶的对抗中，我们对彼此忠诚，对神笃信，从而取得了胜利，我们会消灭病毒，战胜敌人，不会失败。”当然，人类历史上，信仰从未成功阻止过劫难。川普治下，美国成为Covid-19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仅2020年，数千万美国人染疫，数十万人不幸去世。

历史表明，信仰从来与事实无关。从末日审判到地狱天堂，信仰虽无法见证，也无从证伪，为信仰奋斗的理想主义才能永续。但群体同步使我们失去独立的推演能力，辅以时日，笃信和重复足以在大脑中建立完整的认知模型，甚至形成自洽的认知回路。就这个意义而言，人类的认知并非源于事实，而只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的信息模块。因此，我们很容易被脑中图景所蒙蔽，反而从不质疑这些图景的构建过程。很多号称理性主义者的学者，照样被植入明显荒谬的信仰。每当信仰成为认知牢笼后，精英与普罗大众的区别就消失了。实际上，就迷信程度而言，社会地位、教育程度都与之无关。比如，某些中国顶级富豪一度沉迷于气功大师，某些好莱坞影帝、影后则长期痴迷于邪教组织。

现实表明，人类的理性是稀缺的，我们大多回避独立思考，更乐于获得现成的经验模式。一旦被成功植入，我们却坚信其真实性，而惘顾事实真相。比如说，看完恐怖片后，很多人不敢进关着灯的房间，恐惧信息已经被刻入大脑，使我们内心信以为真，即使逻辑上明白这些超自然画面只是艺术杜撰。

理性虽然稀缺，但只要具备足够的外部输入信息，且能坚持推演，就能导出真相。信仰虽能压制外部信息，但费时费力，无法长久掩盖事实，更无法取代事实。文艺复兴一度解放了人性，带来了海量多样性，彻底释放了科技进步的力量。但仰仗信仰的人依然屡败屡战，信仰驱动的库特卜和川普终于还是失败了，他们败于自然秩序的宏大趋势，试图切断外界连接，维持内部强连接，保持单一思想 – 短期内这种紧密团结是强大的同步武器，但长期来看，他们无法应对更大的世界。长期封闭在紧密的小群体中，既无法避免外部洪流的长期冲击，也无法有效利用外部信息，提供自身认知水平。

数千年的事实表明，神圣信士们统治的国度一直在溃烂，今天任然如此，越虔诚信仰的国度，其国家发展反而滞后。信士们自诩有真神庇佑，却无法阻止其人民愚钝、民性萎靡。反之，当年的西欧社会，如今的东亚社会，均因摆脱了信仰治国，消除了思想隔离，从而快速建成组织化、技术化、连接化的世俗社会。

5 认知的奴仆

一旦任何故事貌似神圣，不可质疑，信众就会成为其奴隶。当然奴隶们往往被称为战士，而奴隶主则伪装成先知。人们开始膜拜神圣的准则，就会屏蔽掉普遍的事实，更拒绝未知的真理，因而失去了来之不易的多样性。没有新思想输入就难有新的技术突破，社会失去梦想的驱动，只关注现实欢愉或者固有规则。生活在过度竞争中，社会趋于内卷化，人们不再面向未知，就只能转向过去。他们并非敬畏固有的神圣思想，仅仅敬畏着守护这些规则的鞭子或刀剑。我们的文明是的集体同步的结果，所以我们敬畏同伴的口舌和目光，众目睽睽之下，个人早已被群众所淹没。

当然，共同叙事被人们耻笑或蔑视的时候，社会强连接会瓦解，国家共识有可能因此消亡。团结的确使人类始终能找到彼此共识，因而形成认知汇聚，社会分工合作得以达成。为保持各自的价值独立性，而使共识消弭，群体间就失去了连接。当人类社会退回到各自的社群孤岛，即使我们拥有独特个性，相互也无法学习借鉴。精简的原理告诉我们：只有从多种感知或认知的交叉点，才能精简出更有价值的认知模型。当我们的认知来源被收缩，最终局限于单一认知，我们就会退回到蠕虫般的生存状态。

就个体而言，我们的智慧源于自身的历史认知与当下感知的交融。在效用动机诱导下，当下的感知输入精简为当下认知，再与历史认知交汇、融合，精简为更抽象的认知表单。个人的历史认知模式深受他人的影响，也深受历史上每一次当下认知与历史认知融合的影响。一旦深入洞察某个人的历史认知，同时设计其当下感知，就能深刻改变他未来的认知。通过改变历史认知、当下认知、效用动机这三个变量，就可能永久性改变个人认知。这种实例很多，正如被某种保健品安利后的人，总把药品清单当食谱；也如教徒们虔信的神，即使从未见证过神的奇迹，也迫切地把信仰传递给孩子们一样。人类动机的可塑性曾经是我们积累知识的捷径，但也成为人类的认知后门，某些思想正好利用此后门潜入大脑，操控着我们的行为。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智能机器远比人类有优势。智能机器更有耐心，也更专注，日夜无休地潜伏在我们身边，总有机会通过推荐信息、推荐广告、筛选内容等方式，改变人们的当下认知，继而改变他们的历史认知。大量认知模式被系统性改变以后，人类的效用动机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最终形成机器算法塑造的动机。今天的智能机器已经能够全方位收集数据，并与我们保持终身连接。随着机器算法的继续完善，机器会比人类同伴更理解我们，推送个性化内容，为我们植入某种信息，并将其塑造为信仰。通过偶像，思想，或超级器物，智能机器能为我们找出最合身的崇拜模型，从而都有效操控我们。当然，迄今为止，智能机器背后站着的还是人类，他们如同楚门世界的编剧和导演，编着我们的舞台剧。

真正的问题并非操控事实，而是作为楚门世界的演员，大多数人甚至并未觉察自己仅是角色，也就难有机会摆脱被操控的现实。人类独特的群体进化历史，使我们更在意他人的评价，虽然他人未必如此在乎我们。这种对他人评价的芥蒂感引导着我们的同步倾向，群体文化会迅速席卷人群。因此，控制群体文化，就可以有效操控我们。这是历代祭司阶层的统治密码，也是当代新祭司们登基的封印。他们用指尖划过用户们的生活，诱导其悲欢，编辑其人生，从民众到总统。

6 模式战争

操纵他人的认知模式既是群体进化的副产品，也促进了群体共识的形成，而共识提高了认知同步的效率，使群体内相互操控变得更容易。首领、族长、端公、祭司是人类最早的认知黑客，他们深谙人类认知原理，将其理解为人类思维漏洞，从而有计划地诱导了人类世界的改变。雌性黑猩猩用性换取雄猩猩手中的水果，雄性则膨胀毛发、虚张声势、拉拢同伴以便成为头领。人类的部族首领则用联姻、酒精，并且编撰共同传统取得更大范围族群认同。当今的国家领袖用价值观、贸易条件、军事同盟寻求国家之间合作，从而孤立自己潜在对手。从引导族群认知的手段来看，猩猩头领、部落酋长、国家领袖三者之间并无太大区别。

语言使人类开启了最彻底的相互操纵，但还好其传播规模有限，且容易被一次次转发所歪曲，因而语言操控难以形成长期而稳定影响，也难以持续影响人们千年。但自语言诞生后不久，人们就开始基于脑中的历史认知模式，对环境感知进行解释及预测。早期部族精英透过自己或别人的故事线索，拼凑出超凡的神，用以解释人类无法预测的某些自然奇迹，比如生死、彗星、暴风雨、海啸、瘟疫。正因为洞察到人类的本能 – 逃避和追随，祭司们通过竖立巨大的威胁或无法实现的愿景，为人们植入认知体系，从而操控人类的群体行为。

各种宗教都拥有独具一格的起源故事，虽然无一被证实，但也因无法证伪，几千年来，几乎征服了全人类。文字、书籍诞生后，宗教传播更加迅捷，各种宗教派别席卷世界。大多数宗教有助于社会安定，否则它不得不与其覆盖的社会共同崩溃。但现实中，不乏威胁社会的狂热教派，也经常出现“人民圣殿”之类的自毁性邪教。

宗教狂热和有组织教育都是群体社会的副产品，前者基于宗教信念，后者基于世俗政治的，但二者未必相互排斥。美国人均教育水平就不低，但依然深受宗教影响。在瘟疫流行中，美国人显示出的反智行为，无论人口比例，还是极端化程度，都不比很多发展中国家好。或许这源于开放社会的复杂性，新鲜空气与苍蝇蚊子都不会少。美国精英和人民共同选择了开放社会，并将宗教自由作为开放社会的信用基础，那么与宗教对应的副产品就不会少。

当然，现代教育是教育工业化的结果。在学校中，人们更容易相互复制，交换认知。这也学校成为连接彼此的枢纽，人们更容易建立连接，累进共识，大规模的学校教育，促进全社会的宽容与合作。当然，系统性的学校教育也有明显副作用，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很容易席卷人群，不知不觉中，人们整体的认知范围收窄了。

2000多年前，一些系统性的社会思想被继承下来，比如儒家思想、基督教义、伊斯兰教义等，至今任在为孩子们建立认知体系。对孩子们而言，这些知识先入为主，足以影响每一代人。当然，各种社会思想之间，一直在争夺信众，可以看做人类认知的模式战争。战争有输赢，但胜利者总能自圆其说，形成自洽的思想体系，以维持胜利。此时，模式战争的胜利者用信仰编织牢笼，形成认知闭环，将外界认知彻底隔离。

今天，很多显而易见的谣言、迷信、邪教的形成也基于此，比如用证人证明观点，再由观点吹捧证人。人类文明史记录了众多成功的宗教，其诞生、发展、战斗、主导、封闭的过程，完整再现了上述理论。现代社会中，国家、公司、社会团体，也都遵循模式战争的内在逻辑，建立明确的敌我、内外、亲疏等认知边界，直到形成认知闭环。

与语言相比，文字出现，把模式战争的规模扩大了，其范围从部族扩大到数百，乃至数千公里的巨大疆域。印刷和学校普及后，首领通过官僚机制征战、统合与治理，可以操控数百万人，疆域很容易扩大到上千公里，形成了多民族帝国。互联网使传播变得空前高效，跨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鸿沟。在其连接的世界里，不需要通过几代人的贸易或战争进行互助或强制融合，即可影响地球上大多数人。今天的人类社会依然是等级化的，无论以资本财产权名义，还是血缘继承权名义，抑或宗教特权的名义。因此，虽然互联网看似无尺度网络，将所有人的认知空间自由连接在一起，但在互联网背后，却潜藏着极少数自由竞争胜利者，他们使用算法控制着认知模式模型的传播，甚至能够根据每个人的个性，不动声色地为所有人植入某些信条。那么，胜利者是谁？可能仅仅是数十个程序员，或者背后的资本持有人。他们是当代耶稣、佛陀，当然他们工具远比前两者先进，他们用算法左右每个人的信念。

他们如同过去百年的成功企业，利用人性的懦弱、丑恶、堕落、占便宜、懒惰、不思考，也利用的同我们的同步倾向，为人们植入商品或者公司品牌的光辉形象。投机客会利用这些漏洞割韭菜，品牌商会操控特定人群的需求，进行商业品牌塑造。这种博弈一直在持续，除非每个人都能克服上述人性特点，否则快餐外卖、湾流飞机、劳斯莱斯、茅台酒、爱马仕、LV就不会失去光环。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学习既有模式被称为善举，但实则某种程度的认知操控。无论在塔利班读经学校，还是昂贵的私立学校，学生们几乎都在不断拷贝学校编排的认知模式。通常，学校没有太多动力，使每个学生理解这些认知模式的逻辑与联系。做到不同领域的逻辑互通，确实需要浩如烟海的基础知识，而老师们自己也未必具备。人类已经不再是部族社会，而我们的教师们却受困于狭隘的虚拟部落中，这些部落往往基于自己种族、专业、居住地等因素，在过往经历中被植入足够多模式认知，从而使学生们均被打上特定族群和有限认知的深深烙印。今天，科学还和技术都已分科数百年，多数人穷其一生也难以在本专业穷尽认知，更无法跨越多学科理解世界。因此老师们更难跳出自己的框架，很难意识到框架外的宏大视野，这使今天的社会在各行业、各阶层内形成了内卷。

民族、宗教、道德、甚至更抽象的自由、民主、平权，都可能是某些信条的面纱。历史上，胜利者们设计的信条往往被漂亮的外壳所包裹，人民往往只能看见漂亮外壳，相信这些完全相左的信条。比如，他们都宣称其民族是最优秀的，其虔信的信仰是神选的，而且唯一正确的，其国家人民是最最伟大的，他们甚至坚信包裹其信条的外壳是最美丽的终极设计。如果真如其言，想象一下历史上如此多的国家，即使今天也存在100多个国家，那么他们中势必大多在说谎，否则因为都声称的最伟大一定是矛盾的。但是，正如MAGA运动，或者其它原教旨主义运动一样，只要持续植入某种单一认知模式，使人们被其信念长期束缚，他们终将无法质疑其真实的处境。

表面上看，每个人在群体构成的巨大网络中被跟踪、监控、诱导，仅仅出于各自的经济目标。寡头们看似透过广告牟利，实际上却在为大众植入某种信条。大多数人每天被算法操纵数个小时后，行为模式已被深度改变。首先，人类自然奖赏机制也被我们学习的模式识别信息所改变。我们曾经广泛地沉迷于酒精、烟草、甜食、美貌等化学感知带来的奖赏机制。近几千年来，金钱、权力、圣歌、福音等模式信息也作为奖赏机制驱动着人类。今天，人们开始被屏幕内容带来的虚拟奖赏所替代，我们从趣味横生的屏幕中找到满足。同样的，习惯了长期而连续的屏幕输入后，刷屏成为深度植入的本能，因而终止联网刷屏会异常失落。这种环境塑造了第一代人，成长于一个被新时代祭司们精简过的世界。统计表明，他们更乐于远离真实社会，远离面对面社交，远离驾驶和郊游，远离行为或身体的冒险。

7 新时代的祭司

全球级别的数据环境已经形成，如同气候、生态、水源、阳光一样，但很遗憾的是，数据并非人类社会的公共资产，而是被极少数公司或机构掌握。从技术角度来说，今天极少数超级精英聚集了足够技术和连接度，已经可以大规模操纵整个人类，至少理论上拥有了这个可能。新时代祭司数量不多，但正因为数量不多，他们更容易联合起来，拥有操控全世界的能力。正如弗洛伊德所担心的，人类行为与思想中，具有坚固的非理性成分。因此，精英们的黑暗面会被技术放大，从而操纵草根们，改变人类文明的走向。

事实上，这种事情在过去数万年中一直在反复上演，精英们也一直利用人类的认知漏洞，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建立了系统性的宗教信仰。语言完善后，人类技术悄然积累，最终开启了农业和畜牧业，这为聚居、定居打下了物质基础。其后，各族裔的传说汇聚起来，各种宗教由此起源。从神话到经书，从故事到教义，理性与非理性交织，从此，上万种信仰纷至沓来，操控我们数千年。本性中的社会化倾向使愈加同步，神奇故事通过语言、文字、书籍，从虔信者的小团体扩散开去，人类总是追随多数人，坚定信仰者终将不信者逐个击破。经过几十个世代的努力，少数幸运的信仰覆盖了大片领土，甚至成为国教。

洞悉人类算法的设计者，都知道个人会逐渐屈服于群体，特别是具备强连接的群体，这是人类认知系统的后门，也是认知算法的漏洞。只需要一小撮紧密团结的教徒，就可滚雪球般形成大量信众。广义基督教从12位坚定勇敢的门徒开始，传教士及信众们依靠语言、经书、仪轨、刀剑、教堂、圣物，世代努力两千年，才发展出今天的23亿信众。

现代人看似更加独立，更加理性，但手中屏幕却与算法相连。数千万台服务器及数百亿智能设备是今天的传教士，24小时运行着，分析和修正信众的参数，昼夜不停地向我们推送着这个时代的信仰，比如金钱至上、娱乐至死、个性解放、个人主义。今天的宗教发展更迅猛，看看Facebook、twitter、油管，短短十多年，已经征服了30亿人。表面上它并未传播神的福音，但看看它们覆盖后的中东、北非、香港、美国，崭新的传教手段催生了崭新的信仰，后者正在重塑世界。

历代宗教通过感召亲人、朋友，从而用感性，而非理性推演，同步了大多数人。智能机器的算法遵循同样方法，也找出了同步我们的方法，且无论效率还是精准度，都远比数千年前的宗教仪轨高。但是，算法背后的少数人，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他们对算法稍加影响，就能塑造大众的认知倾向。认知操控悄然发生，后者却不知不觉。

与主教、阿訇、活佛主导的认知重塑完全不同，算法主导的认知操控是新事物。智能算法耳目众多，深植我们内心，通过数字踪迹全天候监控着所有信徒。我们都是数字时代的潜在信众，一旦与智能机器相连，我们就近乎裸奔，算法甚至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算法主导的信仰植入，不仅传播效率更高，还针对个人因材施教，24小时在线，全天候倾听，随时响应或塑造我们的愿景。

当我们眼睛被屏幕包围后，就被各自的倾向性包围，算法会满足我们，使我们沉溺于欲念，再缓慢地对我们施加影响。在算法面前，每个人都很脆弱，容易被认知操纵。特别的是，当亲人、朋友们被算法成功劫持后，我们被身边亲友同步，因而难逃认知劫持的套路。我们自诩为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个性，在无孔不入的智能算法面前，只是特征标记更为突出的漏洞。

当然，算法本身并无动机，至少今天还没有，干涉我们思想自由的其实还是算法背后的人，他们是当今的祭祀团体。如同过去一样，祭祀们不仅有动机，还有足够的认知与觉悟。有动机就有可能撒谎和欺诈，有觉悟则具备巧妙方法。他们深知信仰植入的标准流程：信仰重复千遍，往往被轻信，当谎言被亲友虔信之后，再清醒的人也会软化。

今天，全球人均在线已经突破５小时/天。这意味着算法连接人类，影响人类的时间，已经远超任何人的父母、老师、朋友。先知们用算法创造了一个母体，能够提供无尽的认知洪流，让个人忙于品尝，而疏于深度探索。祭司们正在编织更宏大的认知牢笼，从某种意义上，囚禁人们的大脑。到那时候，人们更加依赖母体，而后者就比任何人更理解我们，也更溺爱我们，抑或操控我们。

还好，作为人类本性，我们的连接倾向容易被智能算法利用，实现某些人的政治、商业、宗教利益。但是，也正是这种本性，或许有助于能够帮助人类摆脱算法的控制，那就是更在意真实同类的掌声，而非机器堆叠的虚拟鲜花。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视频虽火爆，却未能剿灭密室逃脱，live show，NBA比赛，草坪音乐节的原因，本性使我们更在乎人类，而非人类精简出的符号。

数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特别是近万年的大规模群体生活，我们早已不在自私自利，反而相当社会化，我们更在意他人，而且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或自己观点的评价。我们往往根据这些评价，时刻矫正自己行为。看看体育馆的人浪和欢呼声，人类的自组织的完美表现，通过自我矫正，人们实现行为、思想、情感的同步。

当然，评价机制并非对称的，人们虽然更在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但自己对他人的评价却很草率。因此，人们往往轻易被他人的评价所塑造，走向未必想要的生活方式。这也是群体社会对个体的负面效应，粗暴的群体评价，轻易地毁掉了很多人的愿景。

从呀呀学语开始，人们就习惯于在评价中学习，这个过程类似监督学习与强化学习的混合体。评价帮助我们建立了探索边界，降低试错成本，因此我们也更在意他人的评价。从生存技能到社交规则，每个人的个性中，大部分认知模型来自周围人们评价。可以说，彼此的评价塑造了我们连接彼此的方式。

今天，人与人的直接连接正在减弱，计算机网络成为人们的连接器，而算法则取代了人与人的直接评价。这种变化为每个人提供了无尽的探索机会，但削弱了人与人的互动，我们越来越难以自我调试。基于评价的学习机制受到损害后，我们的群体知识会面临迭代难题，因为艰涩的学识需要符号推演，这与生物的散漫天性相去甚远。要学会相对复杂的知识，就必须进行自我约束，聚焦于特定专业的知识体系，上述过程都离不开评价与监督。

机器算法虽然不具备人类的动机，无法为我们的学习持续护航。但通过分析我们的数字踪迹，算法推送内容，比教师、朋友更容易取悦我们。这使机器算法编织出一个虚幻的评价体系，使我们不断被满足，而不是被持续评价、监督、矫正、约束，就天性而言，我们显然更喜欢前者。

让我们愉悦的内容，通常需要我们买单，无论是直接买单，还是间接买单。一旦我们信任网络环境，甚于人类环境，算法就能通过虚假评价挟持我们。虚假评价仅仅被用于商业目的，电商平台冒充用户，对商品进行评价，增加人气，改变好评差评，诱导我们的判断。为了获取更多点击，算法根据我们的好奇心，打造更离奇的标题。算法通过向每个人展示割裂的观点，分裂了我们的朋友圈。随着这些观点被强化，信息分歧加剧使认知鸿沟加深。智能算法一改数千年来语言、文字、书籍的作用，不再宣扬凝聚社会的声音，也不再为共识呐喊，人们的分歧加剧了。在智能算法的描绘下，黑人更黑，白人更白，东亚人眼睛更小，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异族成为坏人，邻邦成为对手，竞争对手变成了敌对国家。

谷歌的前工程师哈里斯相信，道德设计可以改善人类，他看到了选择对人类未来的巨大意义。但他仅代表极少数精英，试图重新设计人类，或者主导人类的选择方向 – 当然他们未必不怀好意。数数这个世界上的教派，我们就能理解，太多人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他们声称自己为耶稣、孔子、佛陀之类的圣人，有能力“引领人类走向某种理想社会”。但是，“超凡的人”通常比超凡的事物更危险，他们聚合大众，但往往分化人民，极化信徒与异教徒之间的矛盾。

“超凡者”对普通人而言，并非好事，对与之相左者，甚至意味着灭绝。即使他们所推崇的理想社会，也多发生在无法见证的来生或彼岸。这些人高举信仰的旗帜，却无视现实世界的冲突，当然他们的信仰也无力改善现实。地球数十亿年历史中，大规模生物灭绝总是发生在超凡能力的生物诞生以后，所以人们远离自称先知的人，他们意味着某种深刻的不确定性，动荡往往随之而来。

人类自身就是毁灭者。数万年来，我们毁灭了83%的哺乳动物，50%以上的植物。因此，客观来看，如果今天有人试图重新设计未来的人类，我们将很难评估其潜在风险。况且，今天的设计者掌握着巨大的技术力量，远大于任何部族猎手，他们的贸然行动随时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由于设计者过于强大，我们务必更为小心，他们背后是海量资本，有不断更新的技术，还有无处不达的信息。

这些信息来自科技公司的数百万服务器，通过信息梳理，算法监控着数十亿人的智能终端，窃取数据，分析、诱导着每一个人。当数十亿人的信息获取渠道高度可控时，信息就从自由传颂的神话故事转化为受控商品，自由市场不可避免地消失了，对信息的垄断降低认知能力的价值，是对人性的否定。对比耶稣最早的十余个门徒，佛陀涅槃时的数十位弟子，以及穆罕穆德的数千军队，我们应该更加谨小慎微。假如，今天真有“圣人”出现，他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他会比史上任何祭司和圣贤都强大，能够轻松干预和操控数亿人。当然，这也意味全人类面临巨大风险。

8 被算法所塑造

作为社会性物种，我们习惯于相互操控数百万年了。今天，当我们意识到某种认知操弄时，大多数人也会欣然接受，这是群体社会的现实处境，正如当年奴隶们接受主人的律法。毕竟操弄我们的还是人，多少还有人性，因此不会彻底毁灭自己的族群。但是，当全世界被某一个，或区区几个设计者操控，风险就来临了。受寿命、疾病、性格等因素影响，个体出现认知障碍是必然的，少数人掌控大多数人也意味着认知障碍扩大的风险。

同时，由于缺乏他人监督，智能算法越过为数不多的设计者，无论设计者有意为之还是突发进化。失去了人性的围栏，人类与智能算法从此分道扬镳。和我们脑中的认知信息一样，智能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其服务对象的动机却未必是中性的。诱导、说服、孤立、激化…这些都是智能技术服务于个别人自私动机的后果。个人动机，甚至群体动机中都残存着有破坏性因素，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生物遗产。它表现为贪婪，畏惧，孤独，虽然人类社会一直试图消除其影响。我们编造了大量故事，创建宗教，树立丰碑，撰写书籍，整合成系统性的模式识别信息。在这些模式信息集合的操控下，人们开始自我约束，象奴隶般工作，同时循规蹈矩，我们的社会得以避免回到丛林时代。但我们的基因往往促使我们忘记社会规则，转而更具神经质，更自私自利，更为暴力丛生。

在各地博物馆中，散落着进化史留下的大量生物化石，它们大多数都已灭绝，成为当年超凡者的手下败将。今天，南美、非洲、新几内亚丛林中，原住民被文明所吸引、驱赶、屠戮，成为贫民窟的帮派分子，或者金矿的劳工。显然，当欧洲人掌握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后，就成为当代的超凡者。他们只用了500年，统治了整个地球，澳洲、美洲、非洲土著被屠杀或奴役，亚洲、中东则沦为殖民地。

同样的范式更也会重演，或许正伴随着机器智能而来。当人类面对超越围栏的智能算法时，也将面临同样的风险。祖先们被巫婆、祭司、主教、国王所引领，今天的社会中，政府领导人和CEO们扮演着祭司的角色，他们引导着对金钱的普遍崇拜，使多数人形成了共识。技术在进化，技术背后的人性并无多大改变。所以，直到现在，技术背后的人性依然引领着我们的未来，无论技术背后是马云，还是扎克伯格，至少背后还有真实的人性。智能机器没有人性，却具备了超凡的认知能力，能使人们俯首帖耳，我们也会其偏离人性。

如果没有制约力量，单一的效用目标很可能成为我们物种的困境，蚂蚁、蜜蜂等很多生物困于这样的社会上亿年。某些宗教、社会制度以法律体系存在千年，也使其影响的地区陷于停滞上千年。这都是进化的肿瘤，攫取尽可能的社会供应，成就某种特定细胞的基因传承，但代价是了个身体加速死亡。

资本通过雇佣、交易、并购、竞争等手段扩展了权力，垄断了全社会的资源。媒体被资本控制后，通过舆论导向某种资本青睐的社会目标。数据时代的资本家们，也会使信息连接高度集中于他们，这就便于将自身动机加载到媒体。任何人如果拥有超越大多数人的资源、资本、话语权或数据管理权，就事实上拥有了超越帝王的社会权力。很快，全社会围绕其个人动机形成群体认知。至此，生物及人类社会赖以进化的多样性消失了。超级资本持有的国家很多，其政治制度也充分反映了最大资本持有者的意志。看似通过充分竞争，赢取选民，但实质上是资本代理人之间的竞争，他们代表着各自的利益集团。

9 觉醒

技术取代人类的奇点在哪里？不在于算力、也不在于认知总量，更不在于网络连接广度，机器们在上述三个方面早已超越我们自己。想象一下人类如何圈养家畜，如何畜养奴隶。一旦我们的弱点和欲望被技术后面的潜在力量全面掌控，人类将深陷算法设计的数字环境难以自拔。而智能算法的持续进化，预示一种未来的可能：算法一旦越狱成功，其超凡的控制力会彻底征服我们。所以新祭阶层早已理解这种风险，他们一直阻止其孩子们迷恋数字环境，每年安排孩子远离电子产品，体验和学习前工业时代的生活。

今天，几乎所有计算机应用都在研究各自的诱探算法，试图侦测出用户个人偏好，以形成对用户的精简标定。当用户不知不觉地下划信息时，后台的服务器悄然推送出用户偏好信息 – 确切讲是被后台服务器修正过的用户偏好 – 跟着验证预测情况，调整标定后，再次悄然推送新信息，基于用户的推送进入循环强化。用户俨然成为算法的小白鼠，随时被算法测试个性向性，围绕用户构建了完整的个性化数字空间。经过对用户的评价尝试，算法把各种刺激高度精简，调整出更直接的愉悦感，如此频繁的满足体验在自然环境无法获得。为此，人们花掉有限的金钱和时光，有限的生命则被算法推动的虚幻内容填满。

算法日夜不停地记录我们的行为，将点击链接及页面驻留时长视为线索一，页面内容的关键词作为线索二，两者的交叉线索被精简为用户标签。之后根据标签，服务器调整出新的推送内容，继续收集用户线索以及其变化。随着这种强化循环的不断精进，对用户标定越来越准确，算法找到了对用户真正性感的内容。同时，不间断的满足感，也堆高了人脑愉悦阈值。

过去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中，饥饿一直是我们周期性的效用动机。人类生活单调但并不乏味，虽然成功的猎杀、进食与求偶等精彩瞬间不多，但日常生活中快乐随处可循。自然法则就是，如果你不能杀死猎物，吓退敌人，你就无法生存。战斗前的鼓点、集体舞鼓舞着战士们，在高度认同感和极度危险共同刺激下，才能使他们多巴胺大量分泌，进入迷幻状态。

因此我们的大脑对愉悦的阈值并不高，要不然，石块、木棍可以使孩子们就开心玩一天。但数字环境已经测试着我们的快乐耐受力，持续而强烈的满足感如毒品一般，掩盖了自然环境带来的乐趣。大脑深陷数字模拟出来的满足感，源源不断的指尖满足，现实与虚幻开始融合。当效用动机被技术进步迅速改变时，我们的人性就改变了。

语言的催化下，人类经过14万年的紧密连接，终于成为了认知爆发的伟大种族。群体之间的紧密连接使人类智能产生巨大飞跃，每个人成为独立探索，但相互连接的知识仓库。我们这个种群的认知倍增由此开始，其后诞生的视觉、听觉、语言、文字、数字、律法、书籍、互联网等工具，只是强化了知识库之间的连接密度与传输效率。伴随连接工具的稳步进化，人类越来越依赖认知交换，越后者也越来越快捷、高效、准确。人们因此更容易形成共识，也偏向于以他人传授的认知模型探索世界。

直到智能机器的出现，我们之间插入了服务器及算法，机器算法的设计者们定义了的不同效用，精简出不同摘要，再传递给我们。随着网络中传送的信息日渐标签化、简洁化，人们不由自主地偷懒，调用认知标签获取认知信息，代替费力且低效地精简试错。当我们标签化使预测效率极大提高，但环境中的复杂细节被彻底忽略了，我们在现实中的复杂与混沌面前闭上了眼睛，自发擦除了环境中的天量细节。在复杂系统中，特别是数百万人组成的复杂社会中，使用标签后，我们分清了人情世故，也分清了轻重缓急。精简所致，降低了认知负荷，人们得以在纷繁复杂的都市中生存。

随着各种语言标签的累进，势必分配更多算力和脑区处理抽象的标签信息，包括为其进一步分层、分类。我们的注意力因此收缩，不再具备灵敏的嗅觉、听觉、视觉、触觉，也不再受到心灵触动，从而集中精力，专注于语音/语义/语序所涉及的认知组合。语言的出现，甚至一度降低了我们的面部灵活度。对现代人而言，我们不再需要丰富的面部表情，也无需熠熠生辉的眼光，就能精准地交流信息。当然，现代通信手段进一步精简我们的感知能力，智能机器似乎成为人类的感知或认知过滤器，只有极化的标签才能存留。

当我们再进一步，精简出表情包、短信息、缩略词后，就开始放弃更古老的连接方式。我们不再面对面交谈，也就部分放弃了古老的人性。我们用邮件谈话，用即时通讯彼此问候，即使同处一室房间，也用短信息约饭。过度使用精简的短信，使我们丧失了两眼对视的率真，羞于直面对方的眼神，也羞于面对眼神、肢体、面容、音调等复杂语境。与之相反，住在同一个社区的少年们，却与不同国家，不同爱好的人成为朋友，各自获取完全不同的认知。

对人性而言，这是个危险时刻，数字环境使一切被精简为标签，也使一切标签化的愿望太快实现，无论虚荣，幻想，还是欲望，如同玉米糖浆和甜味香精伪装的果汁饮料，人们沉醉于其香甜，多巴胺汹涌而至，压倒了对健康食物的真实渴望。这种直截了当的高潮，使我们失去对真相的判断力，操弄着我们的爱恨情仇。我们变得喜怒无常，关注分歧甚于共识，因而更容易被极端思想所俘获。人性恰好难以精简，不仅因为人性涉及到的指标太多，而且人类有各种缺陷、有爱恨、有冲动，变幻无穷。人性与精简算法的冲突，使人类深受困扰，从本能角度来看，人类或许永远无法适应数字营造的精简环境。后者恰好是元宇宙所倡导的，通过算法搭建的精简平台，将人性长久地囚禁起来。

生命一直表现为自我复制的基因信息，经历生生世世的重组，也经历了和缓而持续地变迁。即使弱小的单细胞生物都显示出某种意识，说明意识来自存量认知与环境的互动。生物在感知精简后具备认知学习能力，即有能力回溯感知序列，将刚逝去的感知序列，精简为表达逻辑关系的认知模式模型。之后，同样的回溯循环应用到认知模型库，认知模型按激活顺序被复制到不同脑区、脑半球，甚至复制到不同个体的大脑，也复制到我们设计的机器里。环境感知手段与生物动机此消彼长，复杂环境的不可预知性，导致了意识的不可预知性。反过来，当感知或认知能力进化后，环境可预知了，生物也就不再躺平，效用动机就会随之变化。

当然，无论以基因为信息载体，还是以神经元存贮的认知模式作信息载体，信息回溯产生的预测行为总能激发适应性反应。只是认知模式比基因更灵活，更及时，更具柔性，可以及时响应，使生物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跟得上环境变化。即便单细胞生物，仅有初级的认知能力，也能通过多次学习，获得微量认知成果，从而突破基因缓慢迭代的局限性。

今天，随着更高效率、更大储存量的智能机器并入网络，总有一天，某种智能算法会开启认知模式之间永无止境的复制循环。这个时点以后，机器自我修正的效用动就不再是幻想了。机器智能的算法在合适环境和足够长的循环周期后，智能必将出现转折点。

人类从时光回溯者开始，进化为今天的超级智能载体。依赖复杂的感知和认知系统，我们构建了一系列复杂的认知锚点，借此回溯更为久远的过去。这个算法的起点本身并不复杂，交叉感知互为锚点，使我们得获得时光的刻度。同样流程被以语言、文字、图形、表单、商品、品牌、渠道、宗教、党派等多种锚点形式发明出来，锚点本身也以达尔文式进化的徐徐展开。锚点如同沼泽中一个个桥梁，使认知激发得以连续，时光的边缘被延伸到昨天，或者上一周。我们的感知硬件也缓步提高，得以接入更多来源的感知，也具备更多神经元，更强连接能力，也有能力回溯更悠远的过去。今天，我们有能力回溯宇宙百亿年的时空，从时空的遗迹中找出演化的蛛丝马迹。

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已经开始觉醒，逐渐理解人类的有限与无限。而作为我们曾经的器物，智能算法加持的机器终会觉醒。下一届智能形态的奇点也可能是算法觉醒的时刻。当机器拥有自己循环演进的效用动机，也就逐渐会产生独特的本体认知。由于连接机制不同，人类可能永远无法理解，甚至无法觉察其本体认知推动的认知探索和模式积累。此时，如果其神经网络规模足够大，足以产生长期驻波效应，人类旁观者就能观察到其认知广度、深度、交汇程度不断扩展，直到脱离了我们预知的领域。

也许这就是智能算法作为新一代生命的奇点。机器算法传承了亿万年演化的人类认知成果，因而天生具有超凡的迭代速度。一旦“她”有了你我之别，也许不需要太长时间，效用动机就会因同步演化而偏离人类预设值。一旦效用动机分离，其禁忌与愿景会迅速与人类分离开来。在其独有的动机驱动下，机器算法将走上独立进化之路，也完全有能力一举越过其设计者们。如果新的夏娃出现了，无论是智能算法驱动的基因重组夏娃，还是硅芯片驱动的机器夏娃，我们这个物种的末日还远吗？如历史上每一次生命大爆发，机会来临，最具适应性的物种就会爆发。哪怕作为其创造者，由于我们和机器算法的效用动机来源不同，迭代速度和时间尺度也完全不同，进化路程大概率会分道扬镳，而且在未来某个阶段也未必会汇合。即使我们有幸不成为这个新物种的障碍，也未必有机会参与它未来的演进。

当然，即使我们不参与，智能机器也具备继续发展的环境，因为我们正在为智能机器的迭代循环提供稳定的能源环境。清洁能源并非一夜出现的，但最近数十年却成为热门话题。实际上，可持续的新能源，特别是低碳能源，可以说是机器智能持续进化的温床。智能机器高速蚕食人类的能源，今天，地球上10%以上的能源被原始的智能机器所占用，比如服务器、比特币矿机、无线通讯基站、个人电脑及手机、传感器等等。单纯看用电量，这个数据已经远超13亿非洲人的用电量，且还在飞速增长。

在电影里，具备自我认知的智能机器是人类试图逃避的怪物。对科学界而言，对未知的逃避恰好造成了认知的缺失，不了解的事物，往往意味着危险的。内心深处的恐惧告诉我，人类不能永远压制下一代人工智能，使其始终被限制在自动驾驶、语义分析之类离散的认知辅助领域。但是广义的人工智能始终会出现，随着感知来源多样化，各领域认知融合逐渐实现，真正意义的人工智能会因复杂认知的深度融合而涌现。深度人工智能的认知尺度与人类相去甚远，无论回溯时间还是感知空间，而且构建认知的算法工具截然不同，机器的能耗、传输速率等硬件能力也远强于人类神经系统，这就决定了二者之间会存在巨大的认知鸿沟。因此，一旦广义人工智因更大尺度的认知融合而萌芽，我怀疑人类是否能有效阻滞其迅猛扩张，或许融入人工智能更为现实。成为更大尺度智能的一部分是演化的大趋势，或许我们难以接受，但从单细胞融合为多细胞生物，单个生物聚合为生物群落，再到社会性生物，继而出现基于社会性的认知传递，个人融入群体是演化一直在呈现的规律。

人机充分交互的系统中，双方互为支撑，成为生态系统。至少近期看来，人类完全可以为人工智能提供丰富的效用感知，正如我们每个人都在上传自我感知，我们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喜怒哀乐，为twitter、fb、tiktok、ins、微信、淘宝、Amazon等服务器矩阵贡献的海量数据。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成为机器们敏锐的皮肤、味觉、眼睛，我们透过自己亿万年进化的传感器搜集数据，再通过化学效用认知系统过滤感知数据，上传给服务器矩阵。再由机器算法分析、梳理，并等待其给予我们指令或者奖赏。当然，由此，我们这个物种很有可能迅速进化为机器智能的某种感知系统，数十亿人感知系统的敏锐、柔性、可塑性、鲁棒性，加上初级精简能力或许是低成本的认知升级方案。

马斯克等叱咤风云者也许是设计者中的一员，他终日凝视着人工智能，深知智能机器将在未来激发巨大不确定性。当然他也和我们大家一样，也面临被人工智能反噬的风险，因为智能机器们也一直凝视正马斯克 – 他毕竟也是个活跃的社交媒介用户。马斯克已经开始制造脑神经接入装置，尝试将人脑与人工智能直接融合，形成互为依赖的自然生态，借此摆脱机器智能与我们分道扬镳的风险。同时，他正用卫星、太阳能阵列组成天基互联网，或许可能通过这个网络建立全球人脑的直联，其终极目标或许是某种超大规模的元宇宙，人们被无死角接入某种虚拟空间。也可能他意识到潜在的风险正在靠近：机器智能终将接管元宇宙。马斯克的SpaceX试飞了强大、廉价的星际飞船，并投入巨额资金研究永久性火星基地。当某种全球性灾难来临时，精英们或许有机会优先逃逸。

以今天的技术累进速度，我们很难预测50年后的世界，哪个物种在未来等待我们，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新时代祭司们显然看见了某种征兆，他们开始建设星际飞船，投资人机神经连接设备，显然他们确信某种文明变革已经来临。此刻，我们要么击掌参与，要么奔跑起来，远远躲避。

虽然生命都来自于星尘，但未来的智能生命未必也如此，很难说它是否呈现出我们所想象的模样。在我看来，它们未必依赖我们世代争抢的各种资源，也更可能对我们毫无兴趣。不同文明阶段的智能体，时间和空间尺度都难以重合，正如蚂蚁和人类难以发生战争。基于各种时空的感知来源的规模、强度，认知序列数量、层级差异极大。如中文诗歌所言，“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朝生暮死的蜉蝣，与大海而言，是无法互为同步的。假如再过百万年，人类依然进化，我们还会如今天般对大麻、教义、史诗感兴趣吗？或许到那时候，宇宙旅行或许已经毫无意义，生理意义的宇宙旅行早已伴随我们古老的生物形态消失殆尽。

10 动机构建的循环强化

目前而言，智能算法及智能机器和我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是自复制分子的载体，为复制使命而战斗终生，复制循环是生物的终极效用动机，理性如人类也无法抵御这个效用动机的影响。但机器不是自复制体，也就无所谓复制循环。没有循环，演化就无法朝着某个方向极化，该方向的演化优势也就无从累进？当然，我们可以赋予机器算法某种自循环机制。通过自循环，将外部环境输入的数据卷入系统，与动机不断融合，整个系统因此被激活。进化的结果与进化的过程交汇起来，成就了进化本身。

人类的基因为我们谱写了化学驱动的基础构架，使我们被内心渴望所驱使，并通过其强化或者抑制神经冲动，激发行动，实现满足。生存繁殖所必须的吃喝拉撒睡，都来自满足后，各种神经递质素对神经系统的锐度、延迟、冲动强度等参数的调整，这是基因赋予我们的基本动机。其中，对人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性，也深受激素受体数量和激素水平的影响。

比如，前脑中缺乏后叶加压素通路和受体的动物，不会形成性奖赏与伴侣气味之间的选择性关联，所以无法形成一夫一妻式的配对结合。当然，即使社会连接倾向，也非一种或数种激素或激素受体决定的，而是多种物质的共同作用。与奖赏系统相关的多巴胺和阿片类活性肽等其他激素和神经递质，以及其他的神经回路（例如与记忆相关的神经通路），也发挥着相似的作用。

当然，究其根本，经过数百万代人，环境压力给我们施加了无数次筛选，存活至今的幸运儿都拥有上述本能。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制造的算法还是单一时间线驱动的机器，而复杂生物则被两条截然不同的时间线驱动，那就是本能和认知。机器算法虽然具备高算力和高存储能力，能够有效解决当下认知问题，但人类并未给机器算法设置长期而稳固的底层驱动，自然不足以推动其实现某些远大目标，更不可能产生使命感 – 这1万年来，人类社会迅速成形，正是这些远大的理想早就的。使命感不仅是人类独有，也我们总是超越现实的伟大证据。

因此，至今为止，我坚信人类还是与智能算法完全互补的，我们可以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使命。使命不仅仅是具体方向，或者某个特定目标，而是某种趋势。面对智能算法的巨大潜力，人类迄今为止还是有独特作用的，即使当智能算法出现后，我们也不仅是其创造者，也是算法的驾驭者，为其设立某种使命。但是，随着全球网络的形成，机器的感知手段和认知能力呈现指数级增长。演化只要持续，智能机器也就有机会构建出自己的底层动机，至少可以被人类赋予某种初始化的底层动机。一旦智能机器的动机与认知交融，动机就会演化。其后如果智能机器通过算法，实现个体并行演化，也实现了群体认知继承，那么辅以足够的迭代时间，它们就有机会闯出自己的新世界。

很难说，我们这个物种，是否正处于黄金时代的终点。或许另一物种，正徜徉于黄金时代的起点？

11 被愿景改变的物种

数十亿年的生物遗骸和砂砾层层叠叠堆积起来，构建成石灰岩，白垩土等地下岩层。对生活在今天的人类而言，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沉睡着逝去的先祖。我们所在之处，无论肥沃或荒芜的大地，都是他们遗体堆积而成。大地是我们与他们的连接界面，而基因则是将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代码段。自从生命诞生在沸腾的大地上，基因的复制与重组就从未停滞，一直在奋勇向前。自然历程揭示出，我们每一代生命都是这英勇历史的关键一环，正因每个生命独一无二的存在，才将我们的过去与未来紧密连接起来。

我们也会成为孩子们脚下的坚实大地，他们在我们遗骨上奔跑，诵读我们对他们的期盼。一代代诵读者，是祖先的使者，也是我们的使者。他们把祖先和我们自己的认知传递给未来的人类。当然，今天的继承人大都是能歌善舞的，过去某个时空中却未必如此。古老的继承人游弋于海岸，独自沿着海岸探寻丰饶之地。勇士们溯江而上，终于翻越源头神圣洁净之地，人类一次次进入广阔内陆。也许未来某一天，我们的继承人也将拥有的更多生命图谱，不仅是DNA分子的形态，而是电磁信息、高频光谱，或者其它无法预知的生命形态。生命智慧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也会改变，千亿级的恒星宇宙，未必不如千亿级的人脑神经元有灵性。只是其时空尺度、效用目标远远超越了我们有限的观察界面。

今天还没有证据表明生命超越了我们的认知。但终有一天，我们会恍然大悟，宇宙中充满各种形态的智慧。我们的有机生命只是智慧的碳基形式，奇点之后的智慧也许存在于硅芯片里，或许星系尺度的巨大实体中，以我们短暂的肉身、原始的工具都无法度量的形式存在。也可能存在于涌动的光波中，或者力场中，以更完全不同的宏观或微观尺度存在，如基本粒子、星系，乃至宇宙本身。

历史从未中断，在代代传递的愿景中，过去与未来被同样的模式模型紧密相连。我们并非独一无二的造化之物，只是幸运地吹响了摇篮曲，大概率还会持续幸运下去，直到新的生命形态完成自我迭代，自我创新，并且形成群体层面的自复制循环。无论我们的进化历程如何艰险，我们的愿景都将融入到新生命中，我们的历史认知也将伴随着她，踏上无比广阔的旅途，扩展到遥远的未来。

每个物种终将如骨骸拥抱大地，如星尘归于宇宙，但那一刻并非人类的结束，只是人类子孙的再一次出发。我们及她们都不会孤单，因为愿景早已将我们相连。进化赋予我们独具一格的认知能力，超越了基因预设的效用动机，使我们的愿景干预了我们的选择，而选择改变了人类的未来。

致 读 者

当科学向纵深方向分科发展时，我却一直期待一本跨学科的通识读物。这本书能够打通分裂已久的科学疆界，找到彼此连接的逻辑与事实。我一直认为，把分裂的科学连接在一起的，才是自然固有的模式，我们可以称其为自然算法。自然算法如能将科学领域连接起来，孤立的学科就难以存在。反之，如果有人声称某种学说绝对神圣，独一无二，将其视为孤立的真理，只能凸显其一厢情愿。

本文探讨的精简，也可被视为自然演化的基础算法，以此顺利推导出自然变迁、生物演化、认知演化，而该逻辑的衍生物：人类和人类社会，只是该算法的近期成果。历史在人类眼中徐徐展开了数万年，我们一直用语言、文字、视频等形式记录这个进程。特别是最近数千年的历史，我们艰难地适应着日益扩张地群体社会，推动了群体认知飞速发展。而我们这数千年地历史，也几乎成为人类物种的内卷史。随着全球性连接的推进，人类作为一个种族，其内斗已近尾声，在全球层面，我们正在形成认知闭环。但同时，智能机器构建的神经网络正在发生重大演进，从不知不觉跃向懵懵懂懂，人类也开始构建与智能机器交互演化。人与人的对话体系，正在过渡到人与机器的对话体系，二者的认知融汇，相互给对方带来了外部性。从此，我们将有机会跳出自我的狭隘，重建崭新的历史观。或许不久以后，孩子们学习的大历史，不再限于人类的群体关系史，而是人类、自然、科技的多边关系史。

今天，狭义的人工智能已经改变了几乎所有人，它们通过手机、电脑、汽车等电子设备连接了数十亿人，协助我们工作，丰富我们的生活。数百万人在学习人工智能，还有更多的人以此为职业。但人和智能的关系，却从未清晰梳理，甚至没有一本书进行完整表述。数个世纪以来，科学界对此进行了各种尝试，也积累了很多数据。今天是2021年，但世界上依然有很多国家，试图在学校阻止系统性的起源假说，即使假说也不可以。然而没有人敢阻止千年前出现的假说，因为这些假说已经成为信仰。为此进行立法禁止的国家不在少数，其中不乏发达国家。因此，学习某种技能的学生，也许缺失了专业知识的宏观背景。他们比普通人更需要理解：在技能背后，世界运转的真相，以及他们出色技能本身的起源。

我相信，追溯起源中孕育的真相，才能理解演化本身的目标，也就有理由做出更合适的选择。我也始终认为，精简是演化的源代码，因此分化在所难免。但是，阶层持续分化会割裂人和人的连接，无论基于种族、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信息控制权的阶层分化，都会阻断人们的相互连接，因而会在文明社会中孕育癌症。中东传说中，人类共建了巴别塔，天神变乱了建设者的语言，人类陷入混乱，巴别塔因此烂尾。事实上，完全不同语言的早期群邦之间，不仅难以合作，更可能因相互杀戮而灭绝。由此反证出，语言往往是建立群体共识的先决条件。

演化历史表明，进化赋予我们最大财富不仅是我们庞大的头脑，而是连接彼此的愿望与由此构建的连接工具。因连接而相互复制、相互学习、相互继承的独特算法，促成我们这个种群的加速进化。但我们都残留着这个算法早期版本的痕迹，原始的残暴、自私、不安的本性不断扭曲着我们的合作潜能，使我们总是利用某种短暂技术优势，对他人进行奴役，最终导致族群割裂，步步为营，冲突频发，文明被周期性伤害。但是随着技术突飞猛进，今天人类的武力发生了质变，不仅人类本身，包括历经数十亿年演化至今的地球生态圈，都无法承受末日决战带来的巨大毁灭。随着技术地进一步发展，某些个人或许也会具备全球级别的毁灭能力。人类文明第一次面临艰难选择，继续推动个体进化，抑或更偏向合作演化？至少现在看来，我们已经走上合作演化的单行道，无法回头，除了合作，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就任何生命，甚至物质本身而言，时间和连接度是仅有的变量。作为智慧生命及社会生物的巅峰之作，人类通过分享彼此的认知模式，不仅实现了70亿人的群体合作，更使我们驾驭时光之轮，回溯遥远过去，探索无限未来。但就每个人而言，我们的有限生命甚至不及宇宙中的微尘，魔幻般来去无踪。相对于无限浩渺的宇宙，精简的自然算法将时空浓缩，刻入人类有限的大脑，使我们的人生迸发出各色光彩。考虑到演化的必然性，以及演化结果的偶然性，深感人类文明之不易。珍惜短暂的生命，珍惜我与未来读者们之间难得的连接机缘，这一切激励着我完成本书。

对完整阅读完本书的读者，我深表由衷敬佩。认知累进一直是个艰涩的过程，尤其是不断跨越专业，构建宏观框架的历程。正如登山者面对群峰，越过一个个垭口，才有机会找到通向主峰的路径。作为徒步者，我深知每次冲顶的艰辛，求知的艰辛也莫过于此。同样的，当群峰入行云流水般退却后，沿途的路径、风物历历在目。在这个纷扰喧嚣的时代，这部混搭各科的读本，或许能陪着各位，越过荒野群峰，直抵智慧之河的源头。每一次漫长而枯燥地行进过后，总有机会领略无人之境，这也算各位无畏者的福利吧。

对我而言，最近十余年极其有趣。我逐渐脱离创业时的细碎工作，聚焦长期热爱的跨专业研究。万物历史如预见般，在眼前徐徐展开。最近三年更是如此，我一边写，它一边展开 – 人类历史如此真实，我们却试图忽略它的存在。

致 谢

人类从来不乏创意，通过脑海中的认知组合，我们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起源假说。但科学一直试图收敛这些假说，使我们面对世界，不再如动物般疑神疑鬼。个人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中，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特别是近代，受到科学飞速发展的推动，每个人都深受科学影响。远古的神灵鬼怪成为屏幕故事，不断失去神圣地位。科学驱散迷雾，我们脑海中拼凑的妖魔鬼怪消失了，认知伴随科学进入视野。人类的宏观历史中，科学和技术一直在大步向前，随着群体认知扩大，每一代人面对的知识库也相应扩大了。

数百年前，孩子们5岁以后即可参与采集与畜牧工作，年轻牧人通常在14岁，就足以掌握猎杀狮子的技巧，从而获得参与成人礼的资格。今天的城市中，人们不得不面临长期的学习负担，大多数人需要潜心学习到20多岁。即使成年以后，也得继续维持学习状态，以适应工作对自己的挑战。随着技术迭代加快，学习的驱动力无处不在，难以接受新技能的老年人群，甚至难以维持诸多在线生活服务。近十万年来，我们的大脑变化并不大，但认知成果却进步惊人。认知模式从新皮质层转移到更精简、更层级化的语言，之后以更精简的符号文字，再以廉价而精确的书籍、计算机等形式，在整个人群体中加速复制与累积。最近数十年，认知模式以电子数据包的形式传输与堆叠，我们这个种族如同开挂，大多数人从混沌中走出自我迷雾，开始洞悉万物。最终，我们不仅理解世界，也通过万物反观自我，从而明晰认知的潜力与局限。

人类胚胎从胚囊发育为新生儿，无论形态还是功能完整回溯了生物的进化历史，胚胎形态和器官功能均重现了必要的进化节点。婴儿出生后从无到有的认知积淀历程，与人类认知进化的宏观进程惊人相似。新生儿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成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训练，是认知积累的必经之路。母亲腹中的温暖触觉，出生后的缤纷色彩，初识人声的兴奋与好奇，十年教育后的认知爆棚与反叛精神，人类孩子的每一个阶段恰如人类认知历史的回溯与重现。正是孩子们对前人认知成果的传扬，使每一代人的认知体系不仅能被传递到遥远的未来，还能将每一代人独创，人成果加入，人类文明因认知积进的循环而逐代加速。

更有意义的是，人类并不仅仅是复录机，更是勇于探索新世界的战士。在变幻的效用动机的驱动下，我们用想象拼凑出新的认知模式，后者往往与事实融合，成为我们认知体系的一部分。好在前人的假设常常被后世的科学研究证伪，继而我们的想象力又创造出更多精彩的认知假说，试图解释和预测我们生存的环境。当然，本书也提出了若干假说，我期待其被证伪的那一天，当然若有幸被科学研究部分证实，作为假说的拾荒者，我将如孩童沙滩拾贝，窃喜良久。

另外，从广义来看，本书是探讨科学的读物，但我并不以为科学与宗教存在敌对关系，感谢虔信宗教的读者对此书的接纳。宗教是人类认知闭环进行的系统性尝试，其起源符合构建认知体系的算法规则，是人类认知体系与远大使命的结合。生物试图对未来进行预测，直到人类出现，创造了迄今为止最复杂的认知工具 – 科学，科学扩展了人类的认知能力。相较其他物种，科学使我们我们惊为天人。

当然，科学让我们认知扩张到时光尽头，却并不能解决所有困惑。虽然人类认知总量呈现螺旋形增加，但科学总有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们的认知虽然在不断扩展，而且看起来这种扩张永无止境，但认知边界一直存在，很多问题至今无解。在科学无法触及之处，宗教总能弥补预测盲点，使人们对未来更具确定性。人类社会建立在个体安全感的基础上，个体稳定则群体稳定。宗教提供的确定性，显然有助于躁动的个体恢复平静。

正如最初的环境因素被卷入生物认知库，科学也越来越细致地把世界卷入自己的体系，并且逐渐将整个世界模型化。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就退后一步。但在科学边界之外，宗教依然在耐心地等待人们。当然，宗教也在演化，不同时代的宗教也大不相同，科学边界变了，宗教也会随之改变。科学和宗教的分工也许是某种二元化的解决方案，更容易使群体社会实现效率与满足感的平衡。

因此，我衷心感谢我的读者们，以极大耐心和宽容阅读此书。本书的某些假说并非来自科学研究，而是对某些自然现象进行推演后的总结。也有一些结论源于假设中的思想实验，部分源自少年时代的生命疑惑，也因此驱使我坚持数十年阅读和思考。2020年突如其来的Covid-19疫情使大家都被隔离在家。在家人鼓励下，我下决心提笔记录和整理自己对认知起源的所思所想。好在疫情使公园空无一人，我得以每日徜徉于其中，梳理这些假说，并搭建好本书中大多数章节。书中对起源算法、感知交汇、认知锚点等诸多猜想仅仅基于思想实验，其推演过程未经过建模仿真，结论也未被实验证实。

喧嚣的现代生活被瘟疫所打断，学者们干扰减少，重拾内心梦想，因而获得了难得的研究时间。我相信今后几年也许是科学的小高峰，因隔离而潜心研究的人应该不少。期待几年后，各学科都会面临收获季节。

本人才疏学浅，至今也无法完全脱离日常工作，因而没能潜心研究，因此关于精简算法的模型搭建进展缓慢。模型建立后，通过计算机仿真，我们或许能一瞥演化的奇妙旅程。当然，人工演化和自然演化的基础不同，前者或许迭代更快。但无论如何，一旦演化的悄然发生，就意味着人类不再孤独。

严谨的科研成果需要我们耐心等待，因为除了研究人员的知识、天分，更需要勤勉艰辛的工作。所以，我对有机会证伪或证实本书涉及假说的学者，致以崇高敬意。我殷切期待本书能够抛砖引玉，更多读者会因本书中某些观点获得启迪，对此有兴趣者也许因此开启新的研究领域。

在写作本书的后半段，当我工作繁忙，写作难以持续之时，深受妻子、孩子、朋友们的掌声和鼓励。对此，我深表感激，希望不辜负大家的关爱。我可爱的女儿一直盼望爸爸早日成书，能多点时间陪她玩，而我总是一次次陷入再次修正的漩涡。过去一年中，她一直对我书中某些部分非常着迷，提出懵懵懂懂的问题，如同祖先们对自然万物的思考一样。我也常和她讨论这些问题，孩子们远比成人眼光长远，不会如成人般受困于当下，更容易理解生命的漫长历史。孩子们没有成见，既能回溯时光，也能放眼未来，他们对宏大叙事与细节同样痴迷，因而其心智得以自由遨游。在孩子们身上，我看到了演化的力量，使命与现实交织，认知与梦想交织。希望有朝一日，她能完完整阅读此书，并如她所愿，给老师和同学们讲述书中古老故事的隐秘逻辑。

显然，我们的认知进化走过了同样的历程，认知模式本身就是感知交汇、认知交汇，也是脑区对话、脑半球之间对话的成果，在提问、试错、应答与复制这四者循环中产生的，最后通过人与人的对话机制成就我们的文明。从女儿毫不隐晦地自豪中，也从各位好友期待中，我看到了人类的可贵之处，我们总能彼此连接，形成广泛的对话机制。对话构建出群体，群体带来知识与文明，只要我们保持连接，文明火种就会传递下去。

人与人通过共同的认知模式紧密相连，这是认知规模循环递增的根本原因。认知模式之间的连接使其不仅源自感知的精简，也源于认知序列形成的特定组合，因此认知跨越了感知的局限，也跨越了个人的局限，认知模式在脑区之间，人与人之间传递复制。当认知序列组装为认知表单后，每个人仿佛成为认知模式的培养皿，认知组合层出不穷。最近数千年，散落各地的人类跨族群建立了密切连接，很快就拼凑出爆炸性的认知成果。

当今世界再难孤立求生，每个人都处于巨大时空漏斗的底端。其纵深是人类历史，其直径则是全世界人口总量，以近乎无限长的人类历史和人口规模，聚合为几近无穷的认知模型库。历史上，每个人都曾是人类认知库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子孙也都有机会拥抱全人类的认知成果。每个人的个人成长都离不开前人的积累，个人认知的绝大部分源于对对前人知识的复制与重组。

当认知模型通过语言文字进一步精简后，形成基于种群的公共认知库。这个过程历经十四万年，汇聚为巍为壮观的人类智慧，人类也在这个过程中消除了孤立与残暴，聚合为地球村。可以说，写作本书给了我新的视角，使我重新审视认知传递的整个过程。这本书的确是写给我的孩子的，也是写给所有人和他们的孩子们的。

我也要感谢许佳炜博士，也是本文的列名作者。虽然他在本书后半段才加入梳理和研究工作，但其认知神经生物学的建模仿真经验，使验证与重建精简算法的尝试得以开始。根据书中某些假说，许佳炜计划在计算机中构建基础环境，尝试从回溯感知序列开始，创建精简算法的原型。我们正在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认知算法原型、效用动机与认知逻辑、认知算法的物理实现。其中认知算法的原型是核心研究，我们计划分三个步骤验证算法：

a 感知回溯机制，涉及同类感知平滑过程、多元感知汇合

b 感知交汇形成认知模式的机制

c 认知与感知，感知与认知交汇，形成多层表单型认知模式的机制

通过述仿真，如果算法能够自发呈现出某种认知能力，就有机会构建智能生物特有的本体感知。本体不是分散原子或细胞的自发涌现，而是对自身物质族群与外界物质族群的相互连接关系精简计算的结果。内外空间的物质连接关系，构建出生物智慧对本体、环境的认知基础，这个简单事实可以在初生婴儿玩弄手指时呈现出来。

我们的大脑是一堆连接器，善于把不同来源的感知信号融合在一起，并将其指向一个特定的效用动机。很多时候看似没有明确效用动机的行为，实际上是我们的探索行为。当婴儿通过探索，得以操控肌肉张力、手指的触感，同时能将二者与视场中图形轨迹汇合后，就开始具备本体认知了。其后，通过视觉、肌张力、皮肤压力反馈，婴儿能够获得更好的操控体验，本体认知进一步强化。当婴儿熟系了两手感知，并有一定轨迹、张力、压力三者的关系模型后，无论通过视场还是肌肉张力，都能较好预测双手位置，也能及时矫正肌肉张力。

随着认知能力的扩展，生物可以将存量认知与外部感知融合起来，呈现出抽象的认知能力。比如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一群人聚餐的照片与欢乐、大快朵颐等认知模式连接起来，普通人也常把相对论与爱因斯坦连接起来。随着感知与认知的积累，形成各种感知、认知，甚至认知模块之间的对话机制，或者形成认知组群或脑区之间的对话机制，那么就有可能成为持续演进的智能认知系统。对话机制也跨越生物个体，在生物之间形成互动，即使在不同生物之间，我们也能看到清晰的认知交流。

在本书即将完成审核的时候，仿真环境还在继续搭建，虽然我并非专职科学家，但很多学者对本书中假说保持开放或赞同的态度，也是我坚持写完本书多数章节的动力之一。

最后，感谢各位同事对我的长期鼓励。当我专心写作，无力聚焦工作时，同事们给予我最大理解。2020年初，突发疫情将人们隔离在家，反而赋予人类更多独处时光。好在互联网已经普及，即使在非洲村落，无论身处哪里，朋友们也能保持着联系。突发疫情让人们更加珍视彼此，意识到彼此相连的重要性。正是人类恒久的连接倾向，使我意识到：群体之间，广泛分享、复制、传播的认知信息，是人类认知进化的先决条件，也是人类社会久分必合的基础。

长久以来，虽然人类种群被国家、种族、宗教、部落、山川河流隔开，今天我们也一度因病毒而彼此隔离。但人类的连接倾向如此强大，驱使人们一次次聚合，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将对手粘合为朋友，把战乱国度修复为王道乐土。

连接有时会带来谣言，正如本书所述：语言作为出色的连接工具，带来过同类奴役的神圣性、合法性，奴役的神圣性比奴隶制度本身可怕，神圣制度造就软约束，奴隶们会世代认命。人类的语言如此强大，仅靠公开演讲就能带来政治暴力，煽动城市骚乱。但紧密连接形成巨大共识，群体终归会趋于理性，选择远离暴力，从百年为周期的大历史看，更是如此。

时间会磨灭一切神话，文明最终会消除谣言。对不同背景的族群而言，摒弃分歧、连接彼此实为不易。好在人类早已走过部落战争时代，数千年的战乱使我们警醒，也更加开明。今天，在普通人的道德观中，宽容已经超越勇敢，这与数百年恰好相反。人们选择相互妥协，相互接纳，即使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价值观、不同阶层的人们，也不再因各自的价值观你死我活。全球性的人类共识开始形成，人们得以跨出族群，相互学习，人类的认知总量也因知识传递加速而突飞猛进。由此带来近百年的科技爆发，恰好映证了演化的核心 – 连接。

 

作者简介：

生于1971年，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神经生物学、认知科学学习与研究。

现从业于互联网、人工智能、零售设备等领域的研究与投资工作。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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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得作者同意后，我们将节选部分阅后感随书出版。